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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皇甫平，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1991年，他因连发以“皇甫平”为笔名的系列评论，力挺邓小平改革开放而出名
朱镕基称其“文才可用，心术尤正”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周瑞金 为当前中国改革再击一猛掌
在众目睽睽的公共领域，
周瑞金像一个按捺不住性情的江湖好汉，
该出手时就出手，
卷入意识形态的激烈论争。
笔锋所指，罕有其匹，
但像梁任公一样，“笔端常带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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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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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时代全面改革的前景如何？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心？中国的反腐会走向何处？为什么政府主导经济是危险的？为什么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现代化转型？网络时代如何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评论自由？新闻宣传如何不成为执政党的某种“负资产”？本书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全面解读中国改革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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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周瑞金，1939年生，浙江平阳人，著名报人、政论家、学者。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受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初，他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系列评论，率先冲破凡事都问姓“资”姓“社”的禁锢，振衰起弊，疾呼改革，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堪称又一次思想解放。2008年，他与季羡林、江平、李锐、王蒙等人一起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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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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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勇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上篇 不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犯历史性的错误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改革攻坚，迎难而上
中国进入常人政治时代
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终结腐败
砍树救林，除恶务尽，标本兼治
杜绝买官卖官，改革干部选拔制度
改革也要有法可依
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是危险的
我国社会管理的历史、现状和创新
关键在于政府的现代化转型
下篇 面对改革，我从不悲观
皇甫平为什么重出江湖
从皇甫平到皇甫欣平
传媒业要走向市场、走向法治
财经报道与新闻改革
解读《人民日报》“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
示读者以大信：陪伴与启蒙
网络时代的媒体激荡
网络是保障公民评论权的重要平台
意识形态工作也要改革创新
附录
周瑞金：宁做痛苦的清醒者
以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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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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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2014年12月）
我已到古稀之年，与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一样，深切地关注着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我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即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等所导致的利益阶层固化现象，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这就需要一代领导集体大智慧、大胆略、大手笔，以强烈的时代责任心、真诚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情怀，来智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治体制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照搬了苏联政治体制的许多东西，形成了“一党执政，多党合作”、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政体的体制模式。在“左”的思想和路线影响下，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从苏联搬来的政治体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这一代人都亲身经历过运动不断、整人不止、瞎指挥、浮夸风、说假话、饿死人，直到“文化大革命”大乱。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基础。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在对我国政治体制弊端的痛定思痛中，大彻大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下决心走出一条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路。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一次是198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8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代表常委会作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于是，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后来，由于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工人大罢工，领导层担心国内局势震荡，便放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时隔六年，1986年5月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发表讲话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时，中央成立了五人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形成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顺利地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没有对外公布。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党政分开、协商对话、重大事情让群众知道、推动机构改革、发展基层民主等内容。这场得到邓小平全力支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再一次失去良机。
第三次是1997年春，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官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当时主持十五大文件起草工作的温家宝同志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到中央党校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来，又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意说，十五大提这个问题已经来不了，计划在十五大到十六大之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想不到后来，又由于发生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法轮功”分子围堵中南海事件，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全会再次胎死腹中。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说是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宪治国”“以宪执政”，就是建立全面以宪治国的政治体制。事实上，所谓以宪治国，就是以宪法为根本大法，对各种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并保障公民人权、财产权和各项政治权利。这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的一条科学路径，也是中国志士仁人奋斗了上百年，抛头颅、洒热血矢志以求的救国、兴国之策。
目前，党内外许多有识之士表现出深重的忧患意识，认为腐败的泛滥，使执政党面临巨大的合法性挑战，而根除腐败最有成效的手段是对权力的制衡。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宪政的一种高度共识。我们要遵循法治文明的一般规律，学习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宪政。根据这个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循序渐进：
1. 让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基本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依法治国的决定，是个良好开端。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调整革命党的惯有思维，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和根本点，就是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制度和执政方式、制度。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传统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即以党组织执政（党政不分）、以党的政策执政、以党的领导人直接执政的方式，要得到较大改变。党的领导将主要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等途径，依法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各级党组织的执政重心，要转移到领导和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职能上来，发挥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人民团体机关更有活力、更有担当的领导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执政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的法律依据。
2. 以增强党内民主为核心，推动人民民主，不断完善社会民主制度。党应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能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如在部分县、市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以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发挥党员代表作用的新途径和新形式。同时，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委员会制度。党内将普遍实行差额选举，以保障党员自由选择的权利。建立一套民主程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保证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民主化，防止一个或少数几个主要负责人说了算。
3. 采取新举措新制度，不断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中国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许多重大腐败事件的产生，从根本上说都是由此而引起的。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纪律巡视制度，逐步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要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推行领导干部公推公选制度，建立党代会、人代会对领导干部问责和质询制度。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官员实施监督。
4.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要扩大公民有序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进一步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增加法律与社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确保依法履行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要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今后凡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人大必须公开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重视人民群众的诉求。同时，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也有决策权、监督权，尤其要对政府监督、问责。人大在财政预决算方面将起重要的决策和监督作用。政治民主是从财政民主做起的。应当加强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功能，建立起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并实行财政分权制衡体制。多党合作制度要发展，民主党派优秀人才要有职有权地进入政府、法院、文化部门、人民团体的领导岗位，也可以探索多种形式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应当也可以办报，对执政党实行舆论监督。
5.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的法治政府。要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基本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不要干预微观经济，不要站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不要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要着力干好宏观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的事，把力气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尽可能减少行政审批，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探索行政机构的改革整合新路径，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改变政府“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推进政府的决策透明、财务透明、用人透明，合法行政，诚信高效，推进行政信息公开，善纳民众诉求，探索建立一个民评政府、民评官员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建设法治政府。
6. 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公民行使民主权利。随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政治参与的诉求日益强烈，价值取向也日益多样化。所以，要改变“全能主义”模式，构建三元格局（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市场的配置资源权力）的赋予公民权利的社会，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在党历史上第一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要制度安排提到重要议程。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项引人注目的重要新制度。今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迈出新步伐，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并对基层干部、公务员实行民主监督。这样一来，必定能够活跃民间组织，如各种协会、学会、环保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真正让它们担负起社会责任。它们将更为积极地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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