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娱玉将西方理论中的中国成像划分为对象和方法两大类,并进一步细化为注脚、参照、理论这三种模式。所谓中国成像的意思,大概是指欧美理论家笔下的中国再现(representation of China),盖因再现乃后殖民理论的关键问题和概念。注脚的提法很生动(还有括弧)。在美国后殖民理论宗师萨义德、大咖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笔下,中国都是或隐或现、可有可无的注释而已。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和印度人巴巴、斯皮瓦克,对中国不了解,也无甚兴趣,在其理论建构中,中国自然是无足轻重的。德里克治中国现代史出身,詹姆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传人,对中国充满热情,两人都在杜克大学任教多年(吴书也提到了也在杜克任教的我本人)。所以,他们的左翼理论中的中国再现变为中国参照,甚而中国理论与方法。这些都是书中熠熠闪光的洞见。当然,提升到理论和方法的高度,不可避免地要回溯到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理论重构,以及阿氏对詹姆逊的决定性影响。这些在本书中都有精彩的分析,这里不赘述,请读者细细揣摩。
中国与美国的理论错位,本来就是西方理论与中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文中谈到了后殖民理论,这也是我最为熟悉的部分,我们都知道,产地美国的后殖民理论,基本没有把中国当成对象。只是中国学界在热情接受该理论时,不无一厢情愿地自己把自己当成了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对象(镜像?成像?)。我们循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思想轨迹而行,则不难理解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这个来自西方的时尚理论,跟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另两个后学同胞兄弟姐妹,多半是以西方内部的问题为对象和方法,中国既不是研究对象,更不会成为理论和方法的核心。后殖民理论的对象看似是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但殖民才是最根本的坐标系,非西方国家经过了西方殖民,自然而然就跟西方产生了密切关联,成为西方内部的问题。而中国这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始终都没有成为西方内部的问题和对象。直到1960 年代,从阿尔都塞开始,中国文化革命的理论受到世界上左翼文化的关注,大大影响了詹姆逊。但这却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在后殖民理论刚刚进入中国时,我写文章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最关心的,并非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受西方控制与反控制问题,而是在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问题,也即西方文化内部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研究中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话语。这里面最重要的趋向,就是把中国现代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局限于西方的民族 国族和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y )之中,认为中国革命的话语结构基本上陷于西方话语的圈套,没有任何突破,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本土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作为来自西方的一种思想理论,自然也被后殖民主义批评解释成为西方对非西方的知识暴力。第二,后殖民主义又指出了另一个危险,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前一种困境,而拒绝接受西方先进国家的可取之处,将本土经验本质化。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助长这种本土文化的本质化的倾向,把本土和民族文化抬高到绝对本体和本质的层面。后殖民主义的这些倾向,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这两种不同的危险。比如把对先进国家的学习,简单理解成受殖民话语的压迫,就可能导向盲目的关门主义。
20 年过去了,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对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学界有许多讨论和反思。吴娱玉在绪论中提出,又如中国后殖民理论奉为经典的民族寓言,是詹姆逊以第三世界反思西方世界的理论武器,当它进入中国语境时,原有的问题意识被更改,中国学者不加反思就拿来作为增强民族自信的灵丹妙药,变成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武器,殊不知詹姆逊的理论洞见竟然可能变成中国学者的理论盲点。在当前文化例外论与普世论之争的大氛围内,后殖民理论成为本土经验本质化的支撑,值得警惕。吴娱玉敏锐地看到了各色例外论的本质主义盲点,把握住了当下一个理论前沿的问题: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例外论,是本质主义的回光返照,还是文化相对论、多元文化论的变异?
至于我曾提到的后殖民批评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话语,这个话题在20 年前,也仅仅刚出现些苗头,所以我当时语焉不详。但现在已然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成了气候,并对中国本土的研究(学科划分叫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或许由于前面提到的学科建设与分野、论文生产线、项目导向的原因,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在中国被划归为文艺学的学科领域。现当代与文艺学虽然同属中文系(当然外文系也有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但在外文系里并无建制的归属),但相互之间的关联并不密切。就以吴娱玉为例,她原来研究的主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毛泽东延安讲话以来的红色文学》(一部非常扎实的文学史考证和文本细读的论文)。而毕业后她主要做的研究,都成了文艺学圈里的理论问题了,本书就是最好的例证。但跟她一直十分熟悉的现当代文学,好像又关联不大了。
把话题还是转回到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在美国汉学圈里,近十余年来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 )成为比较热门的话题。Sinophone Literature 本来是美国英语学术界的说法,后来则有了华语语系文学的中文概念,开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圈里流传。中国学者朱寿桐、徐志啸、李林荣等,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新潮话题作出回应。徐志啸提出,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提出了一个华语语系文学的口号,试图整体笼罩上述概念,从而解决概念混乱、困惑及矛盾。但实际上,问题依然明显地存在着。表面上看,华语语系文学能涵盖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人文学(包含台港澳文学),但仔细推敲,这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实际特指中国本土之外的华人创作的华语文学与文化,以及中国本土之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它的提出,显然是受了域外的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西班牙语语系文学等语系文学的影响。这些语系文学的形成和命名,实际并不包含语系文学的宗主国本身,即语系文学不同于国家文学,它属于由其本国语言的衍生体系派生的产物。徐文非常尖锐地指出,这种提法(或谓这个口号的含义)本身,是将西方带有殖民性质的话语模式挪用到东方话语语境之中,是西方学术话语内滋生的东西,不应该套搬挪用于东方中国。所谓的华语语系文学,不仅无法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的矛盾,还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对立,它客观上完全排除了中国本土的汉语文学。 李林荣将美国华裔学者史书美和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论点做了认真的梳理,他的结论跟徐志啸几乎一样:这两条路(史书美和王德威)的基本取向相似,都是要背离尊奉本土华语为唯一正统的文学价值体系。
总之,美国汉学圈现在这股华语语系文学潮流,跟后殖民话语如出一辙,完全挪用后殖民理论和方法,来抵抗所谓中国中心主义和更大范围的帝国间性的语言文化连锁建构为试验场,以推行反离散、反宰制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为目标,以内外并举、全面开花、多边对抗的历史批判和理论挑战为手段[1] 。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及中华大流散(Chinese Diaspora,后殖民理论的关键词之一,在中国大陆语境里称之为海外华侨)等等,跟美国人文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思潮正在合流。我二十年前就提出,后殖民批评方法对中国现当代的革命话语、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和遮蔽,可能越来越成为美国汉学小圈子里的话语霸权。现在看来,显然如此。虽然汉学这个小圈子在美国很小很小,但放大到中国,就会很大很大。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之际,种种关于中国的论述。包括华语语系文学,也就更值得关注。
吴娱玉的这部著作是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关系的认真反思,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理论自身的问题及其在中国的文艺学领域的影响。我在这里提到的后殖民理论在美国形成汉学的小气候,并影响到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个动向,在本书中并未涉及。我借写序的机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希望受到中国学界同仁的关注,尤其希望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两个圈子的同仁能够合作,共同关注这一系列的问题。文艺学注重理论思辨,现当代文学强调文本批评,两者本来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没有任何理由将他们划分两个圈子,理论与批评的相互映照和借鉴,本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相信本书会给读者很好的启发。
刘康2018 年8 月22 日于美国杜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