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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九位出色的青年学者，来自文、史、考古、美术等不同领域，共同点在于：研究时段都是中古，所以他们选择了嵩山洛阳这条代表中古时期天下之中的线路，与壮丽河山和数不清的文物古迹，来一场行走与学术的邂逅。
他们上攀嵩山，登顶峻极峰；下探古墓，亲临考古现场。从沉默的石碑中读出故事，认出看似平凡的土堆实为帝陵封土。洛阳在中古为何如此重要？太室阙上的石刻是大象吗？中原的酷热会不会是某些历史事件背后未被注意到的理由？还原历史现场，也许永远不可能100%；去与不去，却仍有本质的不同。最终成书为什么这样好看，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吧。
作者们：学术功底扎实，将纸面文献吃透了，并且极具问题意识，才能将现场和历史知识结合起来，彼此印证，互为生发。同时尚属青年，有体力有活力，经得起多日奔波，也能把文字写得活泼。
考察对象：嵩山之顶峻极峰、少林寺塔林、汉三阙、中华D一塔嵩岳寺塔、曾代表洛阳繁华与毁灭的永宁寺塔、汉魏故城考古工地、武则天所立升仙太子碑、巩义宋陵等等，各种你想得到或想不到、看得到或看不到的文物与古迹。
新技术：引入无人机，多幅航拍图提供从未有过的古迹观察角度。
为保证文物图片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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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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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一群出色的青年学者的嵩洛文化之旅为主线，串起中原大地的名胜古迹，以人文景观为主，非泛泛而谈的游记，而是真正挖掘名胜蕴含的历史意义。因是学术游，行程中多获当地考古所或相关高校院系支持，得以参观不对外开放但极珍贵的文物或考古现场，获取z新考古发现和一手材料。9篇文章或全面介绍考察过程，或就旅途中涉及之某一具体文物及现象专门论述，或就中原地区的历史地理展开讨论，涵盖文学、历史、考古、美术等多个专业，展现出跨领域联合考察的独特价值，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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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耿朔，1984年生，201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已在《考古》《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美术研究》《边疆考古研究》《南方文物》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另为《中国国家地理》《国家人文历史》《中国新闻周刊》《中华遗产》《南方周末》等多家公共媒体供稿，出版旅行随笔《总有一段时光，虚度在江南》。主要研究兴趣为汉唐考古和中国早期美术史，并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宝藏》D一期国宝守护人之一。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参与整理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并曾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
参与者除两位编者外，还有：林晓光（浙江大学）、胡鸿（武汉大学）、范兆飞（上海师范大学）、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王煜（四川大学）、唐雯（复旦大学）、毋有江（武汉大学），均为当下出色的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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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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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考察何为仇鹿鸣 耿朔
中原看遍旧山河林晓光
经行天下爱嵩洛毋有江
嵩岳留胜迹 我辈复登临耿朔
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胡鸿
惯于石上读春秋王煜
袁安碑前 巩义窟中孙正军
螭龙寂寞碑额垂范兆飞
一块石碑的生命史唐雯
今月曾经照古人仇鹿鸣
编后记耿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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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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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考察何为
仇鹿鸣 耿朔
考察，是一个语义模糊的字眼，与考古作为一门学科有清晰的指涉范围不同，考察是个日常词汇，天然地介于业余与专业之间。身边每个以学术为生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那样的考察经历，但对考察的理解却可能大相径庭。最简单来说，学术会议之后的半天参观即可称考察；也有越走越有经验的人，每次行前都会做大量准备，再上一个台阶，就接近规范的田野调查了。
所以，2016年的那个深秋之夜，当我们十人围坐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小酒馆里，酒酣耳热之际也不知是谁提出第二年暑假组织考察时，指向可谓相当不明确。我们分散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美术史等不同学科，席上有些人还是初次见面，并不熟悉，唯一的交集，是大家的研究时段都在中古。于是，烟雨的江南、云淡的雁北乃至崎岖的蜀道，都被抛上饭桌，借助酒劲，漫天闲游，最后落地的却是听上去旅游团也会走的路线：从嵩山到洛阳。乍一看或许有些平淡，但这条路线穿越中古政治版图的心脏地带，中古历史的物质载体保存的数量与质量均足以触到每个人的兴趣点，堪称一桌美味而经典的家常菜。
回到历史现场，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古代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访古之举；但古人所访之古，与今人的文物观念虽有不少重合之处，实则仍存分歧。古人访古的重点，大约包括两类，帝王前贤的陵墓坟冢及传说中的遗迹、地面上保存的石刻。特别是清代金石学大兴之后，访碑成为学者的乐趣所在，作为礼物的拓本也成为士大夫文化网络延伸的重要中介。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后，陈介祺、潘祖荫等纷纷致信，求取广武将军碑、仙人唐公房碑、沙南侯获碑等西北名碑的拓本，其中沙南侯获碑由于道光时才在新疆巴里坤县发现，拓片罕闻，吴大澂转托正在收复新疆途中的左宗棠代为罗致（参读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尽管不少金石学家已有亲身踏查古迹的自觉，少数人也曾付诸实施，比如黄易；但囿于条件，当时学者访碑，大多不能亲赴现场，只能或派遣拓工前往捶拓，或辗转罗致拓本。可以说，尽管清代金石学研究成绩卓著，但仍不脱扶手椅上学问的本色。一般人多将金石学比附为考古学的前身，我们对此颇有怀疑。现代考古学完全是一门从西方舶来的学问，并不特别看重有文字的遗物，现在学术中真正承续传统金石学余脉的，大约仍属出土文献的研究。或由于这一隐而不彰的分歧，目前在现代考古学观念下生发出的文物保护体系所看重的古城址、古建筑、石窟寺等，并不居于古人访古的中心。正因如此，1930年代梁思成夫妇在华北大地进行古建筑调查时，曾感慨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历史的现场如何抵达？在后现代的冲击挑战甚至瓦解了文本的坚固性后，走出书斋，重返现场，就能自然而然地与古人处于同一情境了吗？正如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现代学者与游客对历史现场的再临，本身就是对往昔的介入与重构，夹杂着现实与历史。
因此，当2017年7月18日，我们十人集合在郑州（居然谁也没有失约），展开行程的时候，对于考察路上能收获什么，恐怕谁也没有肯定的答案。如何在考察中有效地提出问题并思考，如何落实历史的现场感，是始终隐含于行程背后的追问。
当时，嵩山隐隐在望，洛阳师友已置酒相候。所有的答案，唯有踏上旅程，才会一一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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