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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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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卢斯特》这部和《罗马革命》比起来更能体现出塞姆文献考据功力但在篇幅上又比《塔西佗》更容易让人接受的著作，可以说更为集中地展现了塞姆本人的学术旨趣、治史方式和史学理念。相比于让塞姆蜚声学界的《罗马革命》和那部使其传记学研究方法走向成熟的《塔西佗》，《萨卢斯特》更有理由成为学术意义上塞姆研究古罗马历史的代表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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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萨卢斯特被塔西佗称为杰出的罗马历史撰述家。凭借这部经典著作，罗纳德塞姆成为20世纪*个把萨卢斯特放到其社会、政治和文学背景中进行考察的学者。以往的研究者仅仅将萨卢斯特视为雇用文人或小册子作者，但塞姆的著述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与萨卢斯特的文学成就联系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位没有党派偏见的历史撰述家。
塞姆作为20世纪*秀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明确地将历史学者比之于小说家。他的历史叙述追求小说的连贯性，并因此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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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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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 塞姆（Ronald Syme，19031989），20 世纪最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卡姆登古代史教授。著有《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1939，中文版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和《塔西佗》（Tacitus，1958）。塞姆荣誉等身，所获嘉奖不胜枚举，还在五大洲的十一个国家获得了荣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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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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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罗纳德塞姆：生平与学术（19031989）
序 言
第1 章 问题
第2 章 萨卢斯特的出身
第3 章 政治局势
第4 章 萨卢斯特的政治生涯
第5 章 从政治到撰史
第6 章 《喀提林内争》
第7 章 萨卢斯特的轻信
第8 章 恺撒与加图
第9 章 萨卢斯特的意图
第10 章 《朱古达战争》：战争
第11 章 《朱古达战争》：政治
第12 章 《历史》
第13 章 撰史的时间
第14 章 撰史与风格
第15 章 萨卢斯特的名声
附 录
附录I 萨卢斯特的风格演变
附录II 杜撰的萨卢斯特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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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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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罗纳德·塞姆的《萨卢斯特》是一部传记，确切地说是一部传记形式的历史学著作。按照本书前言作者的说法，关于罗马精英人物的传记研究法是塞姆这位被公认为20世纪英语学界杰出的罗马史专家伟大的史学方法论成就——有必要指出的是，本书前言的作者同样遵循这样的史学研究方法，为塞姆作传，进而评析塞姆的学术生平及其史学成就。而塞姆的成名之作《罗马革命》即是以奥古斯都传记的形式，通过构建相关的婚姻、家族、利益与权力的关系网络，展现和分析了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历史剧变。然而，与《罗马革命》这部给塞姆带来声誉并且在罗马史研究领域之外同样广为人知的传记学历史研究著作相比，同样属于传记史学作品但读者范围相对较少的《萨卢斯特》却有一个非常值得强调的不同之处，即《萨卢斯特》的核心传主并不是一般历史学更多关注的那种奥古斯都式的、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的精英人物，而是一位虽然有过从政经历但以撰述罗马历史而闻名后世的古罗马历史撰述家。
1964 年出版的《萨卢斯特》是在1959 年的六场萨瑟古典学讲座基础上增订成书的，这并不是塞姆以历史撰述家为传主的部历史研究论著。在此之前，塞姆曾将塔西佗这位罗马帝国的历史撰述家作为中心传主，考察追溯了塔西佗的生平经历、历史撰述以及与此相关的罗马帝国史。《塔西佗》一书篇幅庞大，两卷本总计八百余页，如果说塞姆急于在1939 年发表的那部次运用传记学方法的《罗马革命》更多具有一种警示当时历史现实的目的，因而不乏诸多充满争议的缺陷，那么1958 年出版的《塔西佗》则更为明显地展现出塞姆细致而严谨的文献考据功力和治史之才；可以说，《塔西佗》是塞姆运用传记学方法的一部更为成熟的著作。按照塞姆本人的说法，他对塔西佗怀有长期的热爱，这种热爱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期，“而且从未消退”。据本书前言的作者介绍，塞姆和塔西佗之间的紧密关联是被很多学者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所谓“塞姆已融入了塔西佗，塔西佗也融入了塞姆”，不但体现在历史叙述的态度观念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深入到了历史写作的文风方面。在早年撰写《罗马革命》时，塞姆从一开始就贯彻了塔西佗式的政治态度和文学风格，因而毫不意外的是，对塔西佗的推崇备至让塞姆选择塔西佗作为进一步践行传记学研究方法的首要传主。
不过，相较于《塔西佗》这部让人望而生畏的大部头作品，篇幅相对较小的《萨卢斯特》在塞姆的古罗马研究专著中似乎有着更为特殊的地位。塞姆在《塔西佗》中重点突出并强调了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位历史撰述家对于塔西佗“无所不在的影响”，这位历史撰述家就是本书讲述的主人公萨卢斯特。因而同样不会令人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萨瑟古典学讲座中，塞姆将萨卢斯特定为了讲座的主题，并于五年后增订成书。《萨卢斯特》这部著作通过讨论和分析“作为撰述家、政客的萨卢斯特和作为一个人的萨卢斯特”，阐述了与之相关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史，具体而言就是罗马共和国走向帝国与君主制的历史；很明显，这段历史的主体内容恰恰是《罗马革命》所呈现的历史剧变——由此回看《罗马革命》一书也并不让人意外，萨卢斯特正如本书前言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罗马革命》中和在《塔西佗》中一样，恰恰也具有同等突出的地位。因此，从萨卢斯特与《罗马革命》和《塔西佗》的密切关系来看，《萨卢斯特》这部和《罗马革命》比起来更能体现塞姆文献考据功力但在篇幅上又比《塔西佗》更容易让人接受的著作，可以说更为集中地展现了塞姆本人的学术旨趣、治史方式和史学理念。换句话说，相比于让塞姆蜚声学界的《罗马革命》和那部使其传记学研究方法走向成熟的《塔西佗》，《萨卢斯特》看起来更有理由成为学术意义上塞姆研究古罗马历史的代表性著作。
将《萨卢斯特》而不是《罗马革命》视为学术意义上塞姆研究罗马史的核心代表作需要回到这里一开始就曾指出的一个重要事实：《萨卢斯特》的传主是一位历史撰述家。也就是说，《萨卢斯特》并不是一部纯粹研究历史本身的历史研究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历史学论著，其中关于罗马共和国转向帝国的历史研究贯穿了对于萨卢斯特生平经历及其历史撰述的编史学讨论和分析。
从现代史学研究的材料选用规范来看，《萨卢斯特》一书对于相关历史时期的罗马史考察，至少在表面上主要立足和依系于萨卢斯特这位经典史家所撰述的经典史著，即史家对于历史本身的记述和看法，而不是严格意义上手的原始材料。这一点无疑指向了一个现代历史研究中时常隐含但往往又容易习焉不察的问题：史家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述与历史事件发生时期留下的非文学文献比起来，究竟哪一种文献更有分量或更为可信？关于这一问题，塞姆在《萨卢斯特》之前的《塔西佗》当中谈到希巴纳铜板（Tabula Hebana）关于纪念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的记录时即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以忠心热忱的小镇恭恭敬敬地记录在铜板上的那些临时应景的说法来质疑塔西佗这位执政官史家的记述是异想天开的”；塔西佗这位经典史家的历史著述“不会比出于公用而设立的碑文存在更多的偏颇”。碑铭之类的文献在现代史学运用的史料范畴中总体上属于手的原始材料，按照现代史学客观实证的内在原则与规范，严谨的历史学研究一般会要求尽可能多地使用这种类型的文献材料。塞姆关于希巴纳铜板和塔西佗历史著述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作为现代史家的塞姆会断然否弃碑铭性质的原始材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但他对于经典史家和经典史著的重视明显可以指向这样一个论题：相较于单纯依据原始材料来准确陈述历史事实的传统史学工作，了解经典史家和考察经典史著如何阐述与理解历史并由此认识历史本身，可能恰恰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和更为特殊的意义。
事实上，手的原始资料本身并不会说话，但问题的关键尚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这类史料本身对于历史信息的呈现并不会或者未必是出于客观实证的理念原则。另一方面，诠释和考察经典史家及其经典史著，并非意味着忽略和疏离传统史学工作所关注的准确性、真实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依系于经典史著的编史学研究必须与“建构真实”的后现代史学风气有所区分。编史学的研究可以和任何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历史研究一样，具有求取准确和区辨真实与谬误的目的，只不过，这种研究看重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未必一定是基于客观实证原则的真实与准确，因为确切而真实地了解历史，实际上不仅需要准确地再现和陈述基本的史实，若想确凿无误地呈现历史，本身还会涉及以何种理念、思路、逻辑和倾向来认识、理解和诠释历史与史实。在这个意义上，编史学研究所关注的准确、真实与谬误，实质上更多是指理解历史的方式和理念是否更有“道理”以及是否无法令人信服；换句话说，编史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了解史家和区辨史家著史之优劣的过程中考察和认识更有“道理”的逻辑和无法令人信服的逻辑，特别是史家择用、考订和理解历史材料的理念和思路，从而为确切真实地了解历史本身提供更有“道理”的言说脉络和观念基础。就此而言，史家的历史著述，特别是经典史家的经典史著，显然要比自身并不能说话的原始史料富含更多的信息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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