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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上海罢工》是一本视角新颖、资料丰富、论证缜密的学术著作,本书从社会史角度入手,从以下三个层面揭示了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的源流。作者认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作者指出了外来的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接受在他们到来之前即已存在于工人中的传统内容和观念。第三部分“产业政治”,作者对烟草、纺织和运输三大行业做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形势所做出的不同的反应。
本书展示了一幅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工人访谈录、工厂与政府档案、警方报告、干部回忆录以及其它迄今尚未公开的资料。作者驾驭资料之娴熟、高明,令人称道。本书出版后在西方学界广受赞誉,发表的英文书评有10余篇。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所白吉尔教授(Marie-Claire Bergère)评价它“不失为一部令人鼓舞的填补空白之作”。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名中国学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主任,著作有: Review: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U. Press, 1980(已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Shanghai on St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U. Press, 1995(已有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Maos Invisible Hand :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
译者简介:
刘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论文、著译作丰富。曾在我馆出版过著作《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2003年),《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2002年),译作《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2007年),《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2009年)等。
目錄 :
导论
第一部分 地缘政治(1839—1919)
第一章 移民城市
广州移民
宁波移民
江苏—华北移民
原籍、职业与工人团结
第二章 来自南方的工匠
行会与工匠群体
早期的工匠抗议
政治化
“传统”的激进主义
行业意识与阶级觉悟
第三章 来自北方的无产者
乡土源流与帮会
工厂以外的劳动者
产业无产者
大众文化
罢工模式
结语
第二部分 党派政治(1919—1949)
第四章 激进主义的全盛期(1919—1927)
五四运动
共产党的诞生
保守派的挑战
统一战线
五卅运动—脆弱的联盟
三次武装起义
第五章 保守主义时期(1927—1937)
帮会与蒋介石的崛起
国民政府时期—工人组织由盛而衰
帮会的插手
共产党“左派”
结语
第六章 激进派的复活(1937—1949)
抗日战争与工人民族主义
内战与共产党工匠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
积极反共
国民党势力的瓦解
结语
第三部分 产业政治
第七章 烟草业
劳动状况
地缘性分裂
共产党的介入
帮会因素
五卅罢工
三次武装起义
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英美烟公司
共产党的收获
内战时期的斗争
结语
第八章 纺织业
缫丝业
早期罢工及其组织
帮会的介入
共产党的收获
缫丝工人之有限的激进主义
丝织业
贵族工人的觉醒
社会构成与大众文化
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
1936—1937年的全市罢工
共产党的复活
结语
第九章 运输业
电车业
法商电车公司
人力车夫
码头工人
结语
结论
附录
內容試閱 :
一本充满魅力的书
在中国与海外学术交流日渐频繁的情况下,选择一些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或者自己特别有兴趣的英文学术名著精读一遍,择其优者翻译出来,可能的话,由出版社出版—这一思路从我1988年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实践了。三十多年来,我翻译了十几本书,出版了近十本,自己学业略有长进,与此不无关系。问题是,精读、泛读、翻译,均非难事,难在出版一途,尤其是在1990、2000年代。所幸者,国人对于西学兴趣日增,一些出版十几年、二十来年的书,开始再版问世。《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文版原来于200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再版一次,现在改由商务印书馆修订出版。
因为这些年来我对中国工人运动史也有一些研究,且在当年翻译时颇多体会,值本书再版之际,作为译者,我有必要对该书之成败得失做些评论,一方面算是与作者商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与广大中文读者进行交流。
…… ……
《上海罢工》作为一本视角新颖、资料丰富、论证缜密的学术著作,在西方学界广受赞誉。由于翻译、校阅的关系,我当时在仔细披阅数遍之后,发现该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裴宜理强调工人内部的分裂(虽然她说这种分裂有助于导致部分群体的团结),这可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共产党人夺取全国胜利与城市工人力量的配合是分不开的,中共成立以后令人激动的六年岁月固不待言,即便是1927年他们把重点放到农村以后,他们与城市的联系虽然削弱了,但并没有中断,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在在昭示了共产党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努力。
海外学者的书评中已经指出了该书的一些技术性错误,如中文名词在英译中的错误,这且不论,但个别地方的常识性错误却不得不指出,例如,书中说:“青红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政治经济中作用非凡—起源于清朝漕粮水手中的保护网络”;“尽管青红帮起源于粮船水手中的佛教互助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势力越来越大”(原著第25页)。须知,青红帮是一个合成词,青帮与红帮的起源各不相同。青帮由罗教、粮船水手行帮会社演变而来,红帮(洪帮)系哥老会的泛指(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尽管人们习惯将哥老会与天地会(洪门)混为一谈,但是两者在起源、组织结构和活动地区等方面还是有差别的。至于青红帮的合流,大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者因追求贩卖私盐和鸦片的共同利益而从运河、长江交汇之区向东推进,最终在上海完成“合流”。
书中的一些措辞及其解释尚有欠缺,例如,香港学者陈明銶博士对作者把“帮会分子”与“帮会身份”混为一谈持有异议:国共两党都有人利用帮会身份开展工作,如李启汉、李立三,如朱学范,这些人是不能与臭名昭著的帮会分子划等号的。
裴宜理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但对有些观点却未能充分展开论证。例如她认为,帮会与政府互相利用以控制工人的庇护政治,无论是在纽约、芝加哥,还是在上海,都能给工人、帮会分子以及政府官员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体制的运作,有助于工人的政治化并使他们最终摆脱这一庇护纽带(原著第107—108页)。如何运作,如何摆脱,未能尽言,不无遗憾。就全书结构而言,裴宜理从地缘、党派、产业三大部分充分展示了上海工人的政治风貌,并不能说是十全十美,如果能专门为工人团体(或组织)开辟一块领地,可能会为工人运动的内因和外因之互动架起一个支点。
《上海罢工》尽管还有上述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的魅力显然是不可抵挡的。西方有学者评价裴著观点之新颖、文笔之优美,是“近来所读过的一本最好的中国学专著”,我有幸担任翻译工作,如果读者认为基本上达到了“信、达、雅”的标准,我就感到满意了。当然,此项工作是我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完成的,时事紧迫,难免错误,现在修订再版,也可能难免挂一漏万。
裴宜理在《上海罢工》的中译本序言中说:“书中的许多观点肯定会引起中国学者的争议,我希望他们的反响能够激发出针对中国工人之社会起源和政治影响的热烈讨论。”是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刘 平
2018年9月于复旦大学光华西主楼
由于对20 世纪的工人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的不满意,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无产阶级运动的局限性,特别是关注工人的分裂特性。由于有性别、年龄、人种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在共产主义梦幻家的眼里,工人行动分散,缺乏阶级觉悟。当工人问题研究者勉强接受其研究对象的缺点时,这种论调带有很深的悲观主义色彩。当一些学者们发现工人对于激进运动——最具工人阶级特征的部分——缺乏热情,与《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不符时,他们又不免加以冷嘲热讽。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未竟事业的回应,工人问题研究者常常被“为什么不”的问题所困扰:工人为什么不能走向统一?工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惨遭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为什么不去组织一个激进的政党?工人阶级团体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团体为什么不开展马克思主义革命?此类问题促使人们去寻找工人阶级的缺点。结果,人们对欧美工人力量分裂的原因予以特别关注,许多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北欧和南欧、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人们无法表现出阶级觉悟和对党的忠诚,或是在需要他们采取革命行动时置之不理。
这种分析导致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现代工人阶级。但是,这种阶级分裂是否只起负面作用,只是实现无产阶级“真正”使命的障碍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工人的分裂能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工人阶级行动提供基础——不只是在支持这个或那个政党,而是在是否支持新成立的政权。社会的不同部分,甚至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部分,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这并不是说,各种社会集团总是各行其道,对立的方面在这种扰人心绪的关系中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是期望的结果。然而,我们的分析可以从头开始——严肃面对各分裂阶层的政治潜力,提供一种探索政府—社会互动模式的具体方法。
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然而,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