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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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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关于舞蹈学的理论著作，系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基地“中国舞蹈学科理论体系”项目丛书之一种。作者系统爬梳了中国舞蹈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吸纳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体系，涵盖了中国舞蹈史研究与舞蹈应用理论中的诸多研究领域，从学术史论述和反思的视角，对中国舞蹈史研究、舞蹈研究的人类学方法探讨、舞蹈批评实践三个方面选取几个着重点进行分析和阐释，针对的是当今舞蹈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对于中国舞蹈学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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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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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涵盖了中国舞蹈史研究与舞蹈应用理论中的诸多问题，作者在中国舞蹈学界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做了深入思考和分析。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一、重审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历程并对其局限进行反思；二、通过舞蹈个案调查，探讨舞蹈研究中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与中国治学经验的关系；三、围绕中外各类舞蹈创作的实例，阐释何谓有效的舞蹈评论活动；四、对中国古代传统戏剧进行考察，指出其对中国舞蹈史研究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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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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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真，现供职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方向为舞蹈人类学和舞蹈史。出版专著《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舞蹈人类学导论》，译著《世界舞蹈文化研究文选》《舞蹈人类学十讲》，合著《图说中国舞蹈史》《秧歌》。发表舞蹈和戏剧评论文章和学术论文五十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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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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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二 绪论
一、逻辑起点和内容主旨
二、学术参照
三、问题的形成和反思
第一章 重审中国舞蹈史研究
第一节 中国舞蹈史研究的发端
一、知识分科的思想背景
二、“乐舞诗”分家的时代背景
三、剧学研究中的中国舞蹈史书写
四、文史学者的中国舞蹈史关照
第二节 中国舞蹈史的专业研究
一、舞蹈进入学术制度
二、欧阳予倩与中国古代舞蹈史的专业修撰
三、舞蹈史观之别与学科格局
第三节 中国舞蹈史研究反思
一、史学三要素：史料、史观和史述
二、舞蹈史料解读中的空间意识
三、舞蹈史研究中的史观“去蔽”
四、舞蹈史述中的“看见”与“无视”
第二章 人类学方法反思与舞蹈个案调查
第一节 田野调查和学术整体观
一、西方学术中的田野调查
二、人类学的本土化和知识生产
三、中国学术整体观中的“田野意识”
第二节 舞蹈采风中的人类学考察
一、人的迁徙和历史文化沉淀
二、舞蹈动作变化的通则和分层
三、文化的原真和辨伪
第三节 个案调查之一：民俗舞蹈和身份认同
一、汉族礼俗中的“他者”
二、地缘关系中的文化适应 三、身份意识和舞蹈形态
第四节 个案调查之二：军队舞蹈和国家意志
一、阵营内外
二、重塑舞蹈样式
三、时代境遇
第三章 舞蹈评论及其实践
第一节 舞蹈评论的“识”与“述”
一、舞蹈评论的对象和视角
二、认识身体语言
三、对舞蹈的描述与阐释
四、文字修养和审美输出
第二节 中国传统民间舞蹈的当代创新
一、 当代民间舞蹈的传统构成
二、传统延续和思维定势
三、“新与旧的适应”
第三节 西方经典文本的舞台演绎
第一小节 群戏“一颗菜”
二、反串中的性别张力
三、“一桌两椅”和草根精神
四、唤醒身体的感受力
五、创新的内在驱动
第四节 跨文化交流中的舞蹈创作
一、误读和发现
二、动作发生和文化“转义”
三、文化镜像中的自我
附录：他山之石
附录一 明清之际文人的视听审美
一、潘之恒和李渔的审美生活
二、关于唱念的审美
三、关于戏曲身段的审美
附录二 戏曲身段艺诀与舞台表演实践
一、关于《明心宝鉴》《梨园原》的考证
二、身段艺诀与表演实践之间的流变
三、身段的内在依据与叙事追求
附录三 史料拓展、史观呈现和历史叙事
一、知识形态和史料拓展
二、史料取舍和史观呈现
三、史实沟壑和叙事可能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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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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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摭”有“采拾”“摘取”之意。本书是从学术史和知识反思的视角，就中国舞蹈史研究、舞蹈研究的人类学方法探讨、舞蹈批评实践三个方面选取几个着重点进行分析和阐释，涉及的内容均是笔者研究中碰触到的具体问题，思有所得，是为《舞蹈学摭论》。
一 逻辑起点和内容主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舞蹈在学术制度中获得一席之地，舞蹈从业者开始了系统的历史研究和教材书写，但直到1990年才有了明确以“舞蹈学”命名的著作，即《舞蹈学研究》。这本书是吴晓邦积累五十多年舞蹈艺术表演、创作、教学经验而形成的，他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指出舞蹈学科应包含四个部分：一、中国舞蹈史；二、舞蹈基本理论；三、舞蹈应用理论；四、舞蹈基础资料理论。同时，他在该书的“舞蹈学科初议”部分附有舞蹈学科研究图表，该表实际上是对舞蹈学的规划蓝图，细致呈现了四部分下设的具体研究细目。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中国舞蹈研究生教育的第一位导师，吴晓邦制定舞蹈学科研究图表的目的与当时舞蹈研究所的研究生教育息息相关，不仅奠定了以舞蹈史论研究为主导方向的培养基调，也直接塑造了舞蹈研究所在日后的学术风 格和样貌。笔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求学、工作多年，在有关舞蹈研究的学术方向和思路上受到舞蹈研究所前辈们的影响。本书其实是在吴晓邦的学科规划框架下进行的研究呈现，其逻辑起点也在于此。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一、重审中国舞蹈史研究；二、人类学方法反思和舞蹈个案调查；三、舞台评论及其实践；四、他山之石（附录）。前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了上述学科规划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部分：中国舞蹈史和应用理论。第四部分是与中国舞蹈史研究相关的戏剧研究。
以吴晓邦的设想，中国舞蹈史包含跨学科（人类学史、民俗学史和社会学史）舞蹈研究、中国舞蹈史、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舞蹈历史；应用理论包含“创作—理论—评论”和“教学理论”。他在阐述舞蹈学科图表的产生经过时指出，把中国舞蹈史分成纵向和横向的研究，纵向是根据历史时期划分进行的舞蹈史研究，横向是跨学科的舞蹈史研究，还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舞蹈历史作为专题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都牵涉如上所述的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但在逻辑上，笔者是将中国舞蹈史的书写和研究作为对象，属于史学史的范围；将人类学作为舞蹈研究的方法来看待，属于方法论探讨的范围。本书第三章属于应用理论的前半部分“创作—理论—评论”，没有涉及“教学理论”。
在第一章中，笔者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识形态转型背景中梳理出舞蹈从“小道末技”到独立学科的轨迹和依据，同时在时代语境中展现舞蹈从“乐舞诗”一体的传统表演形式中逐渐获得独立艺术地位的历程，阐明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舞蹈史研究的发端，并为20世纪下半叶专业性的舞蹈史研究提供了知识准备和观念基础。同时，笔者通过梳理剧学研究中的舞蹈史书写、文史学者的舞蹈史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专业性舞蹈史修撰三个方面的成果，勾勒出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在上述基础上，笔者从知识反思的角度指出，以艺术创作为驱动的舞蹈史研究在史料、史观和史述上均有其局限和问题。同时，笔者强调，研究者在舞蹈史的书写过程中仅仅将眼光局限在舞台艺术活动是不够的，还要在大历史观中思考和记录舞蹈作为生命史的存在。而对于舞蹈史研究对象和领域的选择和拓展则与研究方法有很大关系，这便转向第二章的内容。
第二章的内容在吴晓邦的学科框架中属于跨学科的舞蹈史研究。笔者着重论述的人类学在当代西方学术发展中也与历史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微观史和口述史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产物，并已发展成熟。在此前提和背景下，笔者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田野调查这一人类学基本方法进行了梳理和反思，指出它与中国传统治史经验的相通之处，因而舞蹈研究需要在整体学术观中来借鉴和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此外，笔者分析了具有田野调查性质的采风所具有的中国经验及其在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与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上述基础上，本章以民俗舞蹈和军队舞蹈的两个个案调查为例，呈现了舞蹈史研究所能拓展的空间，这是对第一章中国舞蹈史研究反思的呼应和补充。同时，笔者用两个实例是旨在说明人类学方法的具体运用，并进行相应学理探讨。
在第三章中，笔者从实践的角度指出，批评和创作一样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前者不是后者的副产品，并详细阐述了批评实践过程中的认识来源、描述和阐释等具体问题，指出评论者不仅要对作品拥有鉴赏力和判断力，还要具有文字表达的素养和审美。在上述基础上，本章围绕三个命题——传统和创新的关系、经典文本和舞台演绎、跨文化交流中的舞蹈创作——呈现了舞蹈批评常会遇到的问题。此外，需要强调是，具体的评论对象既有舞蹈也有戏剧，二者在舞台创作中的共性和差异可以看到被拓宽的评论维度。
附录“他山之石”意在借鉴和启发。无论是从学术研究层面还是艺术实践层面，中国舞蹈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关系是舞蹈学绕不过去的话题。附录中的三篇文章均与前三章的问题讨论有一定的呼应和参照，比如舞蹈史研究和剧学研究的观念联系，明清文人戏曲品鉴在文字修养和审美上对舞蹈批评而言的可学之处等。鉴于此，《明清之际文人的视听审美》和《戏曲身段艺诀与舞台表演实践》两篇文章试图在历史的语境中对有关舞台上身体呈现的文献进行解读和分析，以此从艺术形式下沉到文化土壤的层面，为当代学人对今日之舞蹈的历史认识打开一个新的维度。此外，《史料拓展、史观呈现和历史叙事》叙述了中国戏剧史研究的现状，从中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研究在材料、问题和方法上的积累和发展，这对于中国舞蹈史的修撰和研究无疑具有启发和参照作用。笔者也意在指出，成熟的史学研究体现于不同代际学者在不同思考维度之间所形成的张力，而非用未加辨析的史料平铺出某个“既成事实”。这也是对第一章舞蹈史研究反思的呼应。
综上所述，本书的各部分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关联都是以舞蹈学为旨归的，在跨学科、跨艺术界别的开放视野中择点而论，试图减少就舞蹈谈舞蹈的专业思维所带来的局限，强调舞蹈学背后的历史人文以及与相关艺术门类的互通性，最终丰富和深化舞蹈学的内涵。
二 学术参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对于中国特色舞蹈学科体系的建立成了舞蹈从业者重要的时代命题。很显然，从吴晓邦开始就已经有了解答这一命题的开端。他能够以人文精神和舞蹈艺术审美的内在需求为基础，尊重舞蹈的经验和规律，这使得他的学科规划对于今天的学科建设依然具有参考意义，也为舞蹈学研究打下框架基础。
舞蹈学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知识共同体的长期事业，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循序渐进地调整内容和方向是必要和必经的过程。舞蹈学的格局和样貌是在教学、科研、创作一线从业者的大量实践经验中自下而上地形成的。从当下的研究、教学成果可以看出吴晓邦的学科规划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和深化。就本书涉及的中国舞蹈史和应用理论之“创作—理论—评论”部分，笔者对舞蹈学界已有的成果简要地做以下回顾。
在中国舞蹈史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是由孙景琛、彭松、董锡玖、王克芬集体撰写的《中国舞蹈史》。这部舞蹈史最早成稿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分为5册本出版。在此基础上，刘青弋续写中国舞蹈史民国卷，发展为《中国舞蹈通史》（2010）。此外，中国舞蹈史研究中涉及古代舞蹈史的著作有王克芬的《中国舞蹈发展史》（1989）、彭松和于平主编的《中国古代舞蹈史纲》（1991）、王宁宁的《中国古代乐舞史》（2009）；有关断代史的著作有冯双白的《宋辽金西夏舞蹈史》（1999）、刘青弋的《清代舞蹈的传承与变异》（2000）、茅慧的《夏商周舞蹈》（2005）、朴永光的《中国元代舞蹈史》（2006）等；涉及现当代的舞蹈史的著作有王克芬、隆荫培、张世龄的《20世纪中国舞蹈》（1992）、王克芬和隆荫培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1840—1996》（1999）、冯双白的《百年中国舞蹈史，1900—2000》（2014）；专题史的著作有朴永光的《朝鲜族舞蹈史》（1997）、纪兰慰和邱久荣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1998）、于平的《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2004）、高椿生的《解放军舞蹈史》（1997）、刘敏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2011）、邹之瑞的《新中国芭蕾舞史》（2012）、郑永乐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舞蹈文学研究》（2021）、屠志芬的《西周雅乐》（2021）；地域史的著作有可平和王乃功的《东北舞蹈史》（1992）、阿克旺村的《西藏舞蹈通史》（1995）、石裕祖的《云南民族舞蹈史》（2006）、周大明的《河北舞蹈史》（2009）、吴露生的《浙江舞蹈史》（2014）；口述史的著作有罗斌和吴静姝的《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潘志涛的《舞蹈旅程的记忆：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教育者的口述史》（2013）、高度和黄奕华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舞口述史》（2015）、邓佑玲主编的《且回且述—中华舞人口述志实录（2010-2013）第一卷》（2015）、邓佑玲和江东主编的《中华舞人口述志实录（2010-2014）第二卷》（2020）等。除了学术作品之外，涉及口述史的项目有刘青弋主持的《中国当代舞蹈口述史研究》，该项目历时15年（2004—2019），采访舞蹈家和舞蹈工作者共计300多人，最终主体研究成果由60多卷“当代舞蹈家自述历史丛书”“中国现当代舞蹈家述评”及《中国舞蹈百年》系列历史影像专题片三部分构成。
上述内容是本书第一章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舞蹈史研究进行重审的学术参照。
运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法所做的个案研究有冯双白的《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羌姆舞蹈和民间祭礼舞蹈研究》（2003，博士论文）、朴永光的《四川凉山彝族传统舞蹈研究》（2005）、王杰文的《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西晋北的伞头秧歌研究》（2006）、韩德明的《与神共舞：毛南族傩文化考察札记》（2006）、罗斌的《假面阴阳：安徽贵池傩舞的田野考察与研究》（2007，博士论文）、车延芬的《从舞谱到舞蹈: 文化复兴中的文本、表演与身体记忆》（2012）、邓佑玲主编的《边寻边访——中国民间舞田野考察实录》（2014）等。
上述内容是本书第二章从知识反思的角度对人类学研究方法和个案调查进行论述和分析的学术参照。
在舞蹈应用理论 中，有关“创作”的著述有王枚的《舞蹈调度的王枚研究》（2014）、高度的《中国民族民间舞动作分析与编创法》（2014）、万素的《留给时间的舞蹈：舞蹈编导的学问》（2014）等；有关“理论”的著述有刘建的《无声的言说》（2001）、于平的《中外舞蹈思想概论》（2002）和《舞蹈文化与审美》（2005）、刘青弋的《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2004）、许锐的《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审美与自觉》（2014）；有关“批评”的著述有吕艺生主编的《舞蹈批评学研究》（2012）、慕羽的《中国舞蹈批评》（2020）等。
上述内容是本书第三章讨论舞蹈评论及其实践的学术参照。
这里所列的著述仅为笔者目力所及，难免有所遗漏。这些著作或者具有原创意义，或者在材料上独家所有，大体呈现了当代舞蹈学者的基础性工作，构成了本书的内在参照系，这使得本书能够在学术反思的层面展开讨论。
笔者认为，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有些学术问题会因时过境迁而渐渐失去价值，但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那些超越时代局限的思考是可以显露出来的。今日舞蹈学学者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还要具有高远的价值追求，能够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对舞蹈学科的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进行高下判断和取舍。
三 问题的形成和反思
从后世眼光来看，吴晓邦对舞蹈学科的规划带有时代印记，其中的一些术语提法、内涵指向、内容设置和分类方式与当下的学术认识和语境有一些隔阂。但是，就本书所涉及的中国舞蹈史研究和应用理论两个部分而言，吴晓邦是有远见的。首先，他将人类学史、民俗学史和社会学史纳入中国舞蹈史的跨学科研究框架。尽管其初衷是从其他学科研究中获取舞蹈史的材料，不同于本书对人类学的方法论取向，但提供了开阔的文化视野，不是就舞蹈而论舞蹈的思路。其次，在舞蹈应用理论中，他将“创作—理论—评论”视为一个整体，在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生发理论，以避免舞蹈理论和评论走向形而上学的道路。
对吴晓邦学术规划之合理性的认识并非逻辑上的推导和分析，而是来自笔者在具体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是民间舞蹈研究和舞蹈史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笔者完成舞蹈民族志《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2012）时，距离最初开展的田野调查研究已经有12年的间隔。在写作过程中，当笔者重新阅读和查验当年获得的一手材料时，总能感受到历史气息，意识到研究要手握两个工具——“放大镜”和“望远镜”。“放大镜”是在说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第一现场能够带来诸多细节，“望远镜”是在说明历史学能够使具体的研究对象有准确的时空和价值定位。这一点决定了笔者虽然用人类学做田野调查，但写书时有明确的历史学取向，即从民间舞蹈研究的视角切入现当代舞蹈史的研究。《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最终是这样完成的。很可惜，这一点在舞蹈同人中并没有什么共识，该书仍然被视作民间舞蹈研究的著作。
由此，笔者开始思考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之间是否一定存在着某种匹配关系？人类学方法在舞蹈研究中的使用就一定对应民间舞蹈研究吗？在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中，为什么民间舞蹈（“俗乐”“百戏”等）可以被纳入视野。但在现当代舞蹈史的研究中，主体总是专业舞蹈人及其作品和活动，而民间舞蹈研究就像一种类型或专题，无法进入史述？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体现在本书第一章“重审中国舞蹈史研究”中。而上述一连串的提问不只是针对民间舞蹈研究和舞蹈史研究的关系问题，也与笔者研究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相关，即作为方法的人类学在舞蹈研究中究竟解决什么问题。
在完成舞蹈民族志写作之后，笔者很想从具体的经验中脱离出来，进入理论的探寻。因此，在2015—2016年美国公派访学期间，笔者带着明确的诉求在课堂和图书馆之间穿梭，收集和梳理了大量文献，并在和美国舞蹈研究同人的交流中逐渐调整思路，厘清了一些自己的学术认知。与本书同时出版的专著《舞蹈人类学导论》（上海音乐出版社）和译著《世界舞蹈史研究文选》（中国文联出版社）、《舞蹈人类学十讲》（文化艺术出版社）就是笔者访学一年的成果和总结，而这几本书在学理上与本书有紧密的呼应关系。
笔者所厘清的认知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存在适用与否的问题，但不存在必然对应的关系。在舞蹈研究中，人类学不仅提供了可行的调查手段，更提供了一种思考角度。当研究方法被转化为研究者的主体性视角时，我们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就充满可能性。因此，将对人类学方法的借鉴和民间舞蹈研究捆绑在一起的看法是对学术本身的认识不足所致；二是人类学方法之于舞蹈研究的可取之处在于，它为探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但人类学方法有其自身形成的经验基础，舞蹈研究者不必附着于人类学的思路和话语，而是通过它的方法找到和切入自身的问题。基于对这两个层面的厘清，“作为方法的人类学在舞蹈研究中究竟解决什么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对于上述的深入思考体现在本书第二章“人类学方法反思和个案调查”中。
此外，在逐渐厘清方法论问题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不能满足于这种知识性探寻，因为身在异乡的经历让自己有了比获取知识更为迫切地想要解决的问题——文化上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在异文化环境中，处境和视角的改变更容易让人产生反身自观的意识，这使得笔者重新调整了思路去审视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文化身份。由此，笔者将对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切身认识放入了对舞蹈研究的思考中，这些思考体现在本书第一章“重审中国舞蹈史研究”。
在寻找自我文化身份的内在驱动下，笔者于2018年考取了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学博士。戏剧学不仅和舞蹈学有“血缘”关系，也是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而当笔者真正进入戏剧学内部时，文化身份问题已经变得不再迫切，新的问题浮现了。这也就是我遇到的第三问题，即舞蹈艺术和舞蹈学术的关系问题。
所谓戏剧学和舞蹈学的“血缘”关系来自于新中国成立后舞蹈艺术工作者对中国戏曲的学习和借鉴，前者将后者视为艺术舞蹈的活态传统和动作来源。研究者往往在审美层面讨论戏曲和舞蹈的关系，但笔者认为这是不够的，因此在本书第一章和附录中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发现前辈学人围绕舞蹈所展开的研究有其实用性的诉求，比如齐如山的舞蹈史研究就是为了寻找创作依据而展开的。这类为创作而进行研究的做法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以创作的思路来思考一些学术问题就导致了逻辑上的混乱。因此，如何厘清舞蹈艺术和舞蹈学术的关系就显得很重要。
舞蹈作为身体实践活动，其经验系统与文字语言的意义系统是各自独立的。舞蹈实践者对自身活动的经验思考和理论总结有其内在合理性，而在文字语言基础上形成的学术也有其内在特性，二者之间是需要接洽的。舞蹈学界往往将二者的关系简单归结为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会导致对艺术经验的过分强调而忽略了学术的经验，并且这二者也不是这种关系。以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为例。在古代文献中，经、史、子、集各部的典籍对乐舞的描述是不一样的。经部和子部典籍中的文字侧重对舞蹈性质和功能的阐发，史部典籍中的文字侧重对舞蹈相关事件和人物的记载，而集部中大量文学作品对舞蹈的描述充满了艺术性的渲染。在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中，将文学作品中的舞蹈描述作为信史材料来征用的情况比比皆是，也许是因为这类文字本身所带有的表演性在某种程度上与舞蹈所彰显的形态特质更为亲近和更容易贴合。但这是一种附会，其根源在于研究者处理艺术和学术的关系时遵循了艺术经验，而忽视史实考订所需的训诂、校勘等学术经验。由此可以看出，舞蹈艺术和舞蹈学术之间仍有值得思量和探讨的地方。
基于上述三个问题，本书围绕中国舞蹈史和应用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
在吴晓邦的学科规划中，舞蹈学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是基础资料理论中的“东西方各国的舞蹈研究”和“世界各国代表性舞蹈的研究”。这一部分看似与本书无关，实则与上述所论及的方法论、西学、中国经验、文化身份等问题都有内在的联系，是舞蹈学学科建设不容忽视的方面。国外舞蹈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提供思考的参照系。
在此，以库尔特·萨克斯著的《世界舞蹈史》为例。在这部被中国舞蹈学界奉为经典的著作中，作者将非西方舞蹈视为过去，并称赞欧洲交际舞是现代文明的缩影。针对这一点，西方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对这部写于1937年的著作进行反思，对作者的“博物馆式”研究及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提出质疑。西方学界对其进行批判的出发点就在于，萨克斯的舞蹈史书写受到了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所以才会对世界不同区域的人采用不平等的态度。很显然，导致这种舞蹈知识呈现的原因并不在于研究中只用文献资料而没用田野调查的一手材料，根源在于材料解读背后的观念。对知识呈现方式的反思和追问就成为评判《世界舞蹈史》学术价值的关键。如果缺了这一环，《世界舞蹈史》中对于许多舞蹈的看法就难免会被盲目地接纳。对于中国舞蹈学界而言，需要在学术史中来把握《世界舞蹈史》的意义，通过它来探究左右知识呈现的观念和语境，以此反身观照自己的研究。
总之，舞蹈学研究要建立在宽广的视野和参照系上，对于学术动向把握的范围愈大，就越有助于精准定位研究，并实现和学术界及国内外同人的有效对话。对于客观现实的接纳和关注，对于未知领域的探寻和分析，是学术研究分内之事，而学术的进步则有赖于对既往知识的批判性接纳，将方法转化为反思工具要比单纯强调研究方法更有意义。
最后，本书不是在舞蹈学领域另立新说，仅仅是在舞蹈学界前辈和同人已有研究成果上的继续思考，在已有的学科框架下通过具体的研究抒发一己之见。对于知识的广收博取不仅在于学人之长，也在于回归自我文化的关照、思考、整理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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