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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世界文坛☆受瞩目的非裔女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女性主义者
阿迪契被“非洲文学之父”阿契贝誉为“天纵之才”，曾入列《纽约客》“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小说家” 和《时代》杂志“世界☆有影响力的一百人”。《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称她为阿契贝“在二十一世纪的传人”。她被公认为是☆接近诺奖的70后作家。
阿迪契把自己的声音传到了国际社会的一些公共领域。她不仅是作家，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以及著名的女性主义者。
写给逝去至亲的回忆录：哀痛，是一种残酷的教育。它逼迫我们蜕壳重生。
阿迪契出版的小说题材很广，内容丰富，包括广阔的地理环境、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等，横跨几十年。但《哀痛笔记》缩小到她个人生活中的这个单一的爆炸事件，其大部分影响位于她自己体内，因为哀痛是一种感觉，而阿迪契精准地描述了它带来的伤害。
阿迪契以个人事件为切入点，呈现出“哀痛”的多重演变，书写了“哀痛”的情感方程式，深度体现哀痛回忆录这一体裁的特点。
她关照离散与迁徙引发的家庭重构、代际差异与交流困境等问题，记录了疫情给移民家庭带来的隔离、失序与伤痛。
精致、细腻、时髦的全彩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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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正用过去式记录我的父亲。
可我实在无法相信，我竟然在用过去式记录我的父亲。
《哀痛笔记》是对女儿之哀痛的动人描述。阿迪契以个人事件为切入点，细腻地记述了至亲记忆与家族生活，深度呈现哀痛回忆录这一体裁的特点，以及在此类回忆录中，悲伤如何抹去语言，并消除自我身份和时间的界限。作为当今世界文坛☆受瞩目的非裔女作家，阿迪契关照离散与迁徙引发的家庭重构、代际差异与交流困境等问题，记录了疫情给移民家庭带来的隔离、失序与伤痛。
哀痛，是一种残酷的教育。它逼迫我们蜕壳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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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 “天纵之才”（“非洲文学之父”阿契贝）
☆ “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小说家”（《纽约客》）
☆ “世界☆有影响力的一百人”（《时代》）
1977年出生于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埃努古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后留学美国，在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学习传媒学和政治学，之后分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长篇小说《紫木槿》获2004年橘子小说奖的提名，第二部长篇小说《半轮黄日》获2007年橘子小说奖。《绕颈之物》获得2009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提名。《美国佬》摘得2013年全美书评人协会小说奖。
2014年，她因 TED 演讲《我们都应该做女性主义者》蜚声世界。
【译者介绍】
蒋怡
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译有《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致命尖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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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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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哀痛是一种残酷的教育。你明白，哀悼会多么地粗暴，多么地难抑怒气。你明白，人们的慰唁听来会如此肤浅。你明白，哀痛事关语言，明知言语苍白无力，却还在拼命找寻合适的字眼。我的两侧脸庞为何如此酸痛？别人告诉我，那是因为哭得太多。我之前不知道，原来我们是用脸部肌肉哭泣的。痛苦并不让人意外，可痛苦的身体表现却会：我的舌头味苦难忍，仿佛是吃了不喜欢的食物后忘记清洁牙齿；我的胸口压着可怕的重物；我的身体里有一种永远在碎裂的感觉。我的心脏——我真实的心脏，此处不是修辞——正从我的身体里挣脱出去，变成独立的物，它快速地跳动着，有着与我的身体不一致的节奏。这不光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身体折磨，身体的疼痛与疲乏无力，皮肉、肌肉、器官，所有的都连带着疼。没有一种姿势教人舒服。几个星期来，我的胃里翻江倒海，紧紧地绷着，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一种确信感挥之不去：还有人也要离开，我会失去更多亲人。一天早晨，奥奇打给我的电话比平时早了些，我心想，快告诉我，立刻告诉我，这次是谁死了。是妈妈吗？
6
哀痛逼迫我蜕壳重生，让我认清了现实。过去我一直确信：亲人过世你当然悲痛，那就找人倾诉，直面它，战胜它。我从没有感受过此番哀痛，便自以为很容易，但现在我后悔了。过去我不是没有哀悼过亡人，但直到现在我才感受到真正的哀痛。我现在才明白，哪怕哀痛的边缘并非风丝不透，我也无路可逃。我在旋涡的中心挣扎，造出一个个坚挺牢固的盒盘，囚禁自己的心绪。我强迫大脑停止细想。我不能想太多，也不敢想太深，不然，痛苦之余，我还会被那致命的虚无论击垮：这没有意义，意义是什么，凡事都没有意义，陷入这些想法的无限循环。然而，即使我现在不知道意义何在，但我还是希望能找到活下去的意义。楚克斯说，否认是一种恩典，我不断对自己重复这句话。我们否认，我们拒绝面对，一种逃避。
当然，这般费劲，也只是哀痛的另一种方式，于是，我转过目光不去看，只是偷偷地想象，直视它将会多么地凄惨。我也时常有想逃跑的冲动，去躲起来，可我无法一直逃避下去，每回我被迫直视哀痛——读死亡证明、起草讣告时——我就感受到切切实实的恐慌。在这些时刻，我发现自己有些不寻常的生理反应：浑身发抖，手指不受控制地打着拍子，一条腿不住地抖动。我无法冷静下来，除非看向别处。人们失去敬爱的父亲后，是如何继续在世间正常生活的？生平第一次，我依赖上了安眠药。洗澡洗到一半，或正吃着饭，我突然崩溃大哭。
8
我深爱着我的父亲，强烈而温柔地爱着他，正因如此，我总是隐隐地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但是，他的身体还算康健，这又让我放松了警惕，以为来日方长。我想这一天不会这么快来临。弟弟肯恩说：“我过去那么肯定，咱爸能活到九十多。”大家都曾深信不疑。也许，我们只是天真地以为，父亲这么善良正直，会一直陪伴我们，活到九十多岁。然而，我是否察觉到一个我同时极力否认的真相？我的心是否知道？—— 一听到他说身体不适，我便如同利爪挠心般焦虑，接连两天辗转难眠，心头萦绕着难以名状又挥之不去的阴影。我是家中最杞人忧天的人，但即使于我，这样的反应也过激了些，当时我迫切地希望尼日利亚的航班能开通，那样我就能飞到拉各斯，再到阿萨巴，然后驱车一小时回到家与父亲见上一面。所以说，其实我意识到了。我跟父亲很亲，所以我是知道的，尽管我并未主动去探知，也不清楚原来自己知晓。我担忧了这么久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情绪崩溃之时，我有一丝苦涩的解脱感。这种解脱让我难以承受，它来势汹汹，携着异常好战的念头向我发起进攻。敌人要小心了：最糟糕的事已经发生了。我父亲不在了。现在，我的疯狂随时会脱鞘而出。
11
哀痛并非轻如蝉翼；它实实在在地压在人的心头，是不透明的物。早晨一睁开眼时，哀痛最为沉重：心里像灌了铅一样，现实顽固地不肯改变。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永远也见不到了。感觉我醒来，就是为了在悲伤中越陷越深。在那些日子里，我确定自己再也不想面对这个世界了。几年前有人离世，一位亲戚笃定地说：“不能让他妻子一个人待着。”我心想，要是她愿意一个人待着呢？伊博人或非洲人应对哀痛的方式自有它的价值：那种表演型的、富于表现力的显性哀悼——他们接每一通来电，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事情的经过，不喜欢偷偷躲起来独自伤心，“别哭了”是常听到的安慰话。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只跟最亲的家人交流。我的逃避是一种本能反应。一些亲戚遭遇了我的不理不睬，我不回他们的来电，不读他们的消息，我想象得出他们的困惑，甚至是不满。他们也许会以为，这种任性不可理喻，或是我出名后故作矫情，或两者皆有。事实上，起初这只是我保护自己的方式，害怕经历更多的悲痛所以逃避，因为我已哭得太多，气力耗尽，再与人谈论只会哭得更多。但后来，我想要独自面对哀痛。我想要保护——或是隐藏？还是逃避？——这些陌生的情感，这些令我迷惑的心绪的起起落落。我不顾一切地想要摆脱这一重担，但同时又矛盾地想要好好爱护它，紧紧拥抱它。对于哀痛，人会不会有独占的欲望？我想让痛苦了解我，也想让自己了解它。我与父亲之间的情感纽带弥足珍贵，我在完全摸清痛苦的全貌之前无法将它公诸于众。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浴室里，用我喜欢的昵称呼唤父亲——“原始的爸爸”——我感受到内心有一瞬间的平静。可一瞬间匆匆而逝。我不是个容易伤感的人，但我确定，那一瞬间父亲确实来到了我的身边。假如这是幻觉，那么我奢望得到更多，可这样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21
伊博文化里规定，要尽快从悲痛转向规划。就在前几天，父亲还与我们用视频通话，而此刻，在这个视频通话中，我们居然在筹划他的后事。筹划后事，就是要安抚教会和传统团体的虚荣心，让下葬日通过审批，不能在新山药节期间，不能与其他任何社区典礼撞期，必须是在星期五，因为教区神父只有在星期五才下葬长者。而最重要的事是“清算”——“清算”是个被滥用的英文单词 。清算证实了伊博文化的公有性依然根深蒂固且强大。清算意味着欠同年龄人、市镇联盟、村落、宗族，也就是“umunna”的任何大笔的应缴款都要偿清；否则，葬礼会遭人抵制。别人会故意不来参加葬礼，这种威胁相当管用。对大多数伊博人来说，至少对我父亲那一代人而言，失去一个体面的葬礼几乎是人生最恐怖的事。经常听说有悲痛欲绝的家属因为上门要钱的村团的故意操控而愤怒不已，这是那些人挥动尺寸之柄的唯一机会。父亲从不拖欠会费，于是奥奇便到处去收集所有的发票。每个团体都期待从我们这儿捞点什么，清单很长：同年龄人、“umuada”、市镇妇女传统协会、天主教团体、族长委员会、保卫我们镇的治安维持会。有多少米制冷饮，是否会赠送一只鸡或一头羊，有多少箱啤酒。我不以为然地看着清单。这又不是该死的派对。我可不在乎我们穿什么，葬礼承办人煮什么吃，或哪一个团体来还是不来，因为我还深陷在悲痛中。但是我必须在乎；这些事我父亲很看重。“想一想爸爸会要什么。”哥哥楚克斯安慰我。
我的祖父在比亚法拉战争中去世，死于难民营，葬在了没作任何标记的墓地，战后我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举办一场迟来的葬礼。因此，我不断地提醒自己，父亲会希望事情像这样体面地进行。1960 年代，父亲在伯克利时，姐姐伊乔玛和乌切出生了，他和我母亲决定只教她们说伊博语。“我们知道她们会学英语，但我们无法想象孩子们不会讲我们自己的语言。”他告诉我。我和兄弟姐妹们从小到大一直被灌输身为伊博人的强烈的归属意识，假如说这是一种自豪，那么这种自豪不可避免地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根本没有必要称为自豪。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发现伊博文化里有很多美妙的地方，也有很多我反对的地方，我厌恶的并不是伊博人葬礼的公开仪式性，而是它们很快就不得不变为仪式。我需要时间。目前，我需要保持清醒。朋友从我的小说里摘抄了一行发给我：“哀痛就是对爱情的颂扬，真正感受到悲痛的人，因为爱过而幸运。”好生奇怪，读着自己的文字，我感受到一股钻心的痛。
27
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父亲，是在3月5日，就在新冠病毒改变世界的前夕。我和奥奇从拉各斯去阿巴。“别告诉任何人我要回来。”为了不被访客打扰，我跟父母说，“我只想整个长周末都与您俩黏在一块儿。”
看着那次回家拍的照片，我不住地流泪。在我和奥奇离开前我们拍的自拍照中，父亲先是微微笑着，接着放声大笑，因为我和奥奇的行为很傻。当时我并没有察觉。我原计划五月再回去一趟，待得久一点，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录制一些这么多年来他给我讲的故事，关于他的祖母，他的父亲，他的童年。他会带我去找他祖母的圣树。我以前不知道，伊博人的宇宙观念里还有这些内容：有些人相信，有一棵叫作“ogbu chi”的特别的树里珍藏着他们的“chi”，也就是他们各自的灵魂。
我父亲的父亲年轻时曾被亲戚拐走，卖给了阿罗人的奴隶贩子，但是他们又把他送了回来，因为他的腿上有一块很大的疮痂（我父亲说，他走起路来略微有些一瘸一跛）。他回到家时，他母亲见到他回来了，又是哭又是叫，跑去她的圣树旁抚摸它，感谢她的“chi”救回了儿子。
由于那些故事讲过一遍又一遍，我对父亲的过去耳熟能详，可我总想更好地记录它们，录下他讲故事的场景。我不停地做着计划，以为还有时间。“我们下一次再录吧，爸爸。”他会说：“没问题，下次吧。”有一种流逝的感觉，有关先辈的记忆在悄悄地溜走，这种感觉真是可怕，但好在，哪怕我不再记得，至少还有那么多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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