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德国早期浪漫派（Frühromantik）是一个活跃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的文化团体。包括奥古斯特·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兄弟、诺瓦利斯（Novalis）、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蒂克(Ludwig Tieck）、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等人在内的诸多德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曾是早期浪漫派的成员，或者与早期浪漫派过从甚密。德国浪漫主义自问世之初就不是单纯的文学或美学现象，它犹如一股浩瀚的思想洪流，将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史学、法学以及宗教和政治领域的问题，全都席卷了进去。早期浪漫派对现代思想和文化的重要贡献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其现实性，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可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在我国学界一直未能得到其应有的重视和与之重要性相匹配的系统研究。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有着较长的接受史和影响史，关于浪漫主义思想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加之它在历史上与政治现实的密切关系，也为我们理解早期浪漫派的哲学思想蒙上了一层迷雾。19世纪上半叶，深受黑格尔影响的海涅将浪漫派描绘为德国自由主义最大的敌人和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在他看来，浪漫派在美学上与古典主义的对立，与其政治上的保守反动是相辅相成的。卢格对浪漫派的攻击，更加强化了海涅为浪漫派所描绘的反动形象，将他们与“基督教-日耳曼的复辟原则”等同起来。海涅和卢格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对立起来的做法，深刻影响了后世对浪漫派的理解。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海姆、胡赫、瓦尔策尔等学者试图将人们对浪漫派的各种先入之见搁置起来，依据当时所能得到的史料，着力研究浪漫主义哲学、美学和政治观念的起源，特别是对其早期形成阶段的细节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肯定了浪漫派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思想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的积极意义，突出了早期浪漫派的自由主义色彩。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欧洲的思想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的法西斯化使得对浪漫派的研究再次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卡尔·施密特认为德国浪漫主义主要是一场美学运动，浪漫主义者赋予艺术以绝对的价值，使道德、宗教、历史或政治都从属于审美的目的，仅仅将它们视为触发并表达主观感受的机缘而已，因此德国浪漫主义被施密特视为非政治性的“主观化的机缘论”。而一些纳粹主义者则试图利用浪漫主义来塑造和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将浪漫派描绘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为德国浪漫主义涂上了更加浓重的反理性主义和反启蒙的色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至今，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浪漫派的现代性批判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并且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对相关文本的整理和研究。随着施莱格尔、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等浪漫主义者的历史考证版全集逐步问世，使当代学者得以有条件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思想起源、德国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和德国观念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德国浪漫主义的形而上学、美学、自然哲学、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等各个领域进行更加客观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迪特·亨利希和他的学生曼弗雷德·弗兰克等人推动的“星群”研究范式，将早期浪漫主义的发展纳入到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语境和历史脉络中，更加充分地展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的哲学意义及其在后康德时代哲学发展中的重要位置。
在泛政治化和寻求民族认同的大背景下，浪漫主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当成了时代精神的玩偶，要么被刻意贬抑，要么被无限美化。在现代性大行其道的今天，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仍然容易被人们指责为一种反现代、反理性的复古守旧的思想，与自由、理性、科学、民主的主流不合。本书将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语境中，以早期浪漫主义的“总问题”为引导，通过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这三位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在1797—1802年这段时间的主要哲学文本进行系统性的阐释，分别就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基本特征、早期浪漫派的唯美主义与现代性批判、早期浪漫主义的宗教观念及其伦理意义、早期浪漫主义的市民社会批判和有机论国家观等四个方面，对早期浪漫主义哲学思想的起源、发展及意义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进而澄清对德国浪漫主义的种种误解，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导论部分，我们对诠释德国浪漫主义的诸进路进行一个批判性的考察，澄清了关于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各种误解，从而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回到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源初语境，从早期浪漫派所面对的“理性的异化”与“虚无主义的危机”这个“总问题”出发，在后康德时代的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揭示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形而上学、美学、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起源及其内在统一性。
拘泥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许多哲学史家常常倾向于切断德国浪漫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将其视为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甚至不承认德国浪漫主义的哲学价值。然而，像诺瓦利斯这样的早期浪漫主义者和其他大多数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共享了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意识。我们在第一章中从理性化所导致的虚无主义问题入手，阐明康德如何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性考察来澄清理性所具有的不同能力、要素、规则及其使用的范围，从而为理性的各种能力的使用确立方法论的原则并划定各自的界限，避免由于理性的误用（而不是理性本身）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后果。并且进一步表明，康德的理性批判和通过理性的实践应用为自然重新“赋魅”的方案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早期浪漫派提出的使世界浪漫化的主张是对康德的实践理性的统一的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诺瓦利斯如何借助对康德哲学的重新解读来批判和超越费希特的极端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进一步阐发康德哲学的浪漫主义意涵和早期浪漫派中的康德主义因素。
除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之外，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也与18世纪末的“泛神论之争”有着紧密的关联。这场由雅可比挑起的重要争论意在通过对斯宾诺莎主义的批判，揭示理性主义的物质主义、宿命论和无神论后果，及其所隐含的虚无主义本质。但它又同时将斯宾诺莎再次带回到主流的哲学论争当中，使得早期浪漫派有机会借助对斯宾诺莎思想的重新阐释，在后康德哲学的语境中发展出独特的浪漫主义哲学观念。在第二章中，我们从梳理泛神论之争的缘起出发，揭示这场重要的思想争论对于反思启蒙的理性主义世界观、超越正统基督教的上帝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考察由泛神论之争所推动的新斯宾诺莎主义的兴起对浪漫主义哲学核心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早期浪漫派又是如何通过创造性地阐发斯宾诺莎的思想，在后康德哲学的语境中发展出独特的浪漫主义哲学观念。与理性主义坚持有限与无限之间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不同，早期浪漫派试图通过保持有限与无限之间或者有限与有限之间的张力来表达无限，并发展出一种以对立面的动态结合为原则的内在性哲学。
第三章通过聚焦于施莱格尔的“浪漫诗”观念来考察早期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和现代性原则之间的复杂关系。施莱格尔和早期浪漫派的现代性批判是对“古今之争”的一次迟来的回应，他突破了古代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既批判现代世界的分裂和异化，高扬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同时又意识到，人类必须通过与这种原始的和谐状态的分离，才能最终在人的理性和所有其他自然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统一的状态。施莱格尔早期哲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首先，他批评现代文化坚持分析性和反思性的?性原则，导致自然的祛魅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后，他又对现代的理性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将理性反思转化为浪漫诗的反讽，既保持了理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又将这种否定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让本真的自然得以不断显现的积极的力量。因此，在以反讽为原则的浪漫诗中，自然不再是一个由量化的、分析性的理性建构出来的僵死的物质集合，而是恢复为一个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实在。
第四章以诺瓦利斯的“诗化自然”思想作为考察的中心，揭示早期浪漫派的唯美主义所具有的深刻的本体论意义。作为早期德国浪漫派的重要一员，诺瓦利斯揭示了由启蒙哲学与科学背书的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内在问题，即当人们接受那个完全按照量化和机械论的模式来解释其现象的自然，必将会导致异化和虚无主义的产生。诺瓦利斯将彼时正在逐渐形成的浪漫诗视为区别于启蒙理性的另一种理性活动，它能够建立一种全新的、对自然内在的生命和活力有更多肯定的自然观念，而事实上，这样一种自然观念已经由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支撑。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的审美经验中，人们能够通过一种非推论、非反思的方式客观地意识到作为有机体的、以自身为目的和动力的自然。诺瓦利斯和早期浪漫派试图超越根植于主体性原则的近代世界观，在自然的不可还原的感性的审美之维中看到无条件者和绝对自身依其内在合理性与规范性的自由显现。对早期浪漫派来说，这种使已经祛魅了的自然重新返魅的浪漫化或者诗化的活动，绝不是向非理性的蒙昧状态的倒退，而是传达出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理性解释所无法传达的更高的、更加本源的真理。
道德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德国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康德基于理性批判对宗教信仰所进行的道德论证，在驳斥正统的启示宗教和自然神学的同时，也为宗教信仰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辩护。而在德国早期浪漫派看来，康德的道德论证倾向于将宗教还原为道德，甚至是出于道德的理由而将宗教工具化，而这种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世界观是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在第五章中，我们在康德的“道德神学”和“泛神论之争”的大背景之下，对施莱尔马赫所阐发的早期浪漫主义的独特的宗教观念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早期浪漫派关于道德与宗教之关系的思考，揭示了浪漫主义宗教观念之所以形成的内在的哲学理由及其重要的伦理意义。施莱尔马赫和诺瓦利斯等早期浪漫派思想家将宗教视为一种更高的实在论，它是对宇宙自身之行动和表现的直观。对诺瓦利斯来说，实定性的宗教不是道德的根据，而宗教也不能还原为以理性主体的意志自律为基础的道德，道德与宗教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良知是直接在世界上起作用的神性，是实现于有限中的无限。我们能够在早期浪漫派的宗教观念那里看到一种与理性宗教的现代性方案和实定宗教的前现代方案都不同的第三条道路，它既是对神性和无限的直观，同时又证明了自由和道德的现实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浪漫派因为它的唯美主义而被认为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或者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以启蒙理性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观念和法权观念在政治实践中造成了极端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的后果，这促使早期浪漫主义者反对启蒙理性主义的人为的、破坏性的认识方式，以及基于这种认识方式所建构起来的生硬的政治原则。我们在第六章中聚焦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的主要政治哲学文本，基于早期浪漫派对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的知识观念、人性观念、国家观念和法权观念的整体性批判，来理解早期浪漫派带有浓厚唯美主义和宗教色彩的政治构想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澄清对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误解和歪曲。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表明，审美经验和作为一种更高的实在论的宗教是感官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审美和宗教经验对感官的塑造有助于实现人性教化的目标，使一个人的理性和意志能力能够在与人的现实的感性经验的和谐统一中发展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主体间性和共通感的自我意识。通过揭示审美经验和宗教在塑造人的感官和共同体意识方面所发挥的教化功能及其政治意义，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发展了以“信仰和爱”为基础的共和主义和世界主义观念，以取代启蒙理性主义以“知识和占有”为基础的政治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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