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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980年代，新见频出，沉渣泛起。各种力量纠葛在一起，激进的、保守的，相互攻讦，又在合力打开一个新时代的大门。
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代，它预示了中国将重新进入“世界体系”。1980年代的结束，也宣告了20世纪的终结。
——蔡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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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蔡翔通过文学重绘1980年代的社会转折与思想图景，提出“两个80年代”的说法：第一个80年代，围绕社会领域中的改革、启蒙、现代化等观念展开，由“伤痕文学”发端打开了诸多的写作领域，文学以现实主义手法依然拥有饱满的社会政治功能与历史使命。第二个80年代，源于对第一个80年代的反思与质疑，改革与现代化的发展主旋律既带来勃勃生机也带来问题与危机，在个体意识和内在自我日益凸显的同时，文化与文明问题也成为80年代中期之后的核心思想议题；现代主义悄然崛起，并由此诞生了“纯文学”观念，影响延续至今。
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与王朔作品轮番登场，将80年代初期中国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变成“一地鸡毛”式的庸碌日常，他们以文学的方式消解了一个大时代的理想和价值，从而终结了80年代，开启了90年代。
这是作者将文学史与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部思想文本。作者认为，1980年代不能成为80年代人的纪念馆，而应该成为历史的图书馆，以供我们反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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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蔡翔，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赴安徽固镇县杨庙公社插队务农，后历任上海三轮铸件厂工人，上海长新色织厂技校教师，《上海文学》杂志社编辑、执行副主编。2002年调入上海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批评与研究工作，兼及散文随笔写作。代表作有《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2010），《神圣回忆》（1996），《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1994），《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198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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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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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退后一步”与1980年代
第一章：小资产阶级是怎样被改写的
－－从《波动》到《晚霞消失的时候》
作者和作者背景火车和空间意象和物象人物
结语
补记
第二章：怎样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
高加林想要什么（一）高加林想要什么（二）高加林和土地高加林和村庄高加林和爱情（一）高加林和爱情（二）高加林进城《平凡的世界》好像不太平凡
结语
补记
第三章：“小日子”的政治 、经济和美学想象
－－以《芙蓉镇》为例
先从“话说《芙蓉镇》谈起”什么样的日子才算“小日子”怎样才能过好“小日子”《芙蓉镇》的“政治世界”《芙蓉镇》的结尾
补记
第四章：“小日子”和对“小日子”的反思
－－以《鲁班的子孙》为例
1 ，黄家沟的木匠铺为什么倒闭
老木匠小木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穷人该如何描写什么是理批评家在说些什么
结语
补记
第五章：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
－－现代化在1980
为什么要写工厂还是要从《乔厂长上任记》说起新工人怎么管理那么科学呢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补记
第六章：反1980年代的1980年代
释题从反思到改革现代派从形式创新开始例外的作品“知青一代”和寻根文学的崛起先锋的出场走向1990
结语
补记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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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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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节选》
1983年1月，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学评论《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这篇文章帮助我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也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1980年代，惠赐我良多，所以我总是心怀感激，但这并不妨碍我同时反思这个年代，包括我自己的思想历程。
1980年代是这样一个年代，旧体制正在动摇，新制度尚未确立，一切皆有可能，哪怕高加林的结局充满悲剧性，也阻挡不了阅读者改变自我命运的激情。这很浪漫，但正是浪漫造就了1980年代，或者说，1980年代成就了浪漫。当然，新制度终于落实，1980年代的浪漫也只是那一瞬间的事情。
后来，路遥出版了《平凡的世界》，并托出版社给我寄来一套。我读了，但没有马上发表意见。那时候，我想再慢慢思考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我的兴趣也已经转移。20002年以后，我进入大学，在每次面试研究生的时候，学生都会提到《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成了他们的圣经。这使我惊讶，我能感觉到的，是路遥的影响历久弥新。于是，我又拿起《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我想知道为什么。读了几遍，慢慢地，有了一些想法，但也只是一些想法而已。
这四十年，尤其是近年，路遥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不仅史料丰富，研究也更上层楼。那些优秀的论文，拓展了我的视界，其实，已用不着我再来饶舌。但我还是想再来说一说，更多的，是想表示对路遥的一点追思。
以下，我想用札记的方式，记录我重新阅读的一些感受。
一、高加林想要什么（一）
高加林想要什么，不是个问题，但从这里出发，也许可以展开讨论。
高加林有两个身份，这两个身份都是作者赋予他的。第一，高加林是个文学青年，文学青年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往前，有1950年代的夏可为，因为充满文学幻想，不安于学业，受到赵树理的批评[1]。一般来说，文学青年有激情，也富于幻想，但不安分，是小资产阶级的温床，而如何规训文学青年，也是1950-1970年代的主要任务。但另外一方面，文学门槛低，投入成本也少，是底层青年改变自身命运的路径之一。说1980年代是文学时代，对的，但也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能够借助文学改变命运的，毕竟是少数，但给了许多人以幻想。高加林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只是喜好，但喜好给了他梦想的条件。实际上，文学青年作为原型，影响到许多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哪怕这些人物并不“文学”。丛深《千万不要忘记》里的丁少纯如此，铁凝《哦，香雪》中的香雪也是如此。第二，高加林是个高考失败者，这就切断了他上升的道路。1977年恢复高考，是个大事。写高考成功者的多，写失败者的少，《人生》就写了失败者。高考相对平等，但高考前的准备，未必平等。路遥的叙事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写这方面的，是刘心武的《乔莎》[2]。路遥关注的，是流动，这个流动，不仅仅是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更是阶层之间的向上的可能。说阶层流动，是句废话，流动的实质，是向上，而非向下。对于1980年代的底层青年而言，高考是向上的主要通道，高考失败，就基本失去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
一开始，高加林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失败，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绝望，能够做一个民办老师，他很满足，“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最近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全是这段时间苦钻苦熬的结果。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结束的，不仅是职业，还有希望，“这个职业对他来说还是充满希望的。几年以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成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可是现在，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结束的原因，也很简单，大队书记高明楼把这个位置给了自己刚高中毕业的儿子三星。
这大概是1970年代末或者1980年代初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也刺激了高加林。
高加林心不甘情不愿地做回了农民，有一次，去城里担粪，遇见了同学张克南的妈妈，一个副食品公司的干部。张克南的妈妈“已经记不得他是谁了。”因为，“他现在穿得破破烂烂，满身大粪；脸再也不是学生时期那样白净，变得粗粗糙糙的，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张克南妈妈一脸嫌弃，话说得很难听，“这些乡巴佬，真讨厌。”“走远，一身的粪，臭烘烘的。”
这大概也是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的事情。
这并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冲突，如果张克南妈妈认出高加林，不会这样；而高明楼一直很欣赏高加林，如果可能，他也不会拿掉高加林的教师资格。那么，不说阶级，也是阶层之间的对立了。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剥夺，也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侮辱。在个人背后，总是阶层，所以，空谈个人，真是毫无意义。但是，在1980年代，对于高加林来说，除了以个人的名义加以对抗，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所以，高加林走得很决绝，发誓要混出个人样：“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使他忍不住咬牙切齿。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没有高明楼，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塌地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
这些话，很熟悉，千百年来，都这样。所以，1980年代，说的，有时候也会是些“旧话”。
但是，“自我”却在旧话中慢慢复苏，这很奇怪。
现实主义总要写环境，这个环境有社会关系，也有生产关系。路遥写环境，很精彩，也很敏感。写干部群体的变化，再度高高居上；也写村庄的变化，写高明楼和刘立本。高明楼是“大能人”，刘立本就是“二能人”了。刘立本是生意人，“挣钱快得马都撵不上。”高明楼和刘立本还是儿女亲家，“大能人和二能人一联亲，两家简直成了村里的主宰。”这就是乡村社会权力和金钱的结合，也是1980年代大历史的一个小小缩影。当理论还没有来得及概括和总结，文学已经以它敏感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肌理。
环境变化，就会带来人的变化，也会带来相应的表现形式。高加林抽烟的细节很精彩。高加林烟瘾很大，想抽烟，“纸烟却没有了－－准确地说，是他没有买纸烟的钱了。当民办教师时，每月除过工分，还有几块钱的补贴，足够他买纸烟吸的。”于是，这天早上，他醒来“接连抽了两支烟，他才感到他完全醒了。本来最好再抽一支更解馋，但烟盒里只剩了最后一支－－这要留给刷牙以后享用。”
这很别扭，别扭使他感到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所谓个人意识就在这种“别扭”中成长起来。
把个人的产生，归结为精神，归结为启蒙思想，这没有错，但不全面。对于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底层青年，这个个人，是有物质性的，也有环境压迫的因素。说的极端点，这个“个人”是被“逼”出来的。当然，这个个人，或者自我，这个时候还不自觉，需要思想的命名，不同的思想，就有不同的命名，也会把这个“个人”引向不同的人生道路。
1980年代的命名，当然来自启蒙精神，但是，这一命名一旦进入底层，就会形成一种平民化的个人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有物质性的利益要求。它并不纯粹，也不完美。当然，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纯粹或完美的个人主义。纯粹或完美，只在文艺家的臆想之中。
这是高加林的“外因”。
高加林想要什么（二）
2012年6 月，我应程光炜兄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术会议“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展开”，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知识、知识青年和高加林”的发言。在发言中，我引入了两个概念，知识和知识青年。
高加林是知识青年，这个群体有自己的谱系，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知识青年，主要是指1960--1970年代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广义的知识青年，则指1950年代以后开始陆续出现，并逐渐壮大的青年群体。这是中等教育在中国普及化的结果，是一种新的人口形态。勉强来说，这个群体应该居于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这个群体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政治和思想变化。而在1950-197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试图规训这个新兴的青年群体。而文／艺也实际承担着这一规训使命。比如话剧有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的《年轻的一代》，胡万春的小说《家庭问题》，等等。规训的效果，有，但也未必很大。
构成知识青年内涵的，当然是知识，这个知识，是现代的。现代知识，本质上属于城市，和乡村，就有些不太融合，严重的，甚至会分裂，这是根本。这个知识，塑造了高加林，也塑造了高加林的世界观。高加林有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大，高家村盛不下，所以，高加林到县城，要去看《参考消息》，那里面有欧洲，是高加林的世界。1950-1970年代，如何处理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个重要命题。个人隐匿在岗位（乡村或工厂）后面，通过岗位，确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而这个世界和个人的世界观是一致的，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图景。所以，“第三世界”的概念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巩固或者强化了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形塑。1980年代，“第三世界”的退场，使得个人直接面对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新奇的，是由城市、富裕和自由构成的，世界那么大，高加林也想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也同时唤醒了高加林习得的知识。1980年代，知识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重知识的实践性，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种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3]毛泽东对知识的概括有点简单，这个简单留下了隐患。但重实践，却是那个时代知识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在1980年代受到挑战，知识开始回到学校。这个变化是重要的，也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诉求有关。
这个知识塑造了高加林的心灵，甚至同时塑造了他的身体。小说有这样一个细节，说的就是高加林的身体：“他的裸体是很健美的。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脸上的皮肤稍有点黑；高鼻梁，大花眼，两道剑眉特别耐看。头发是乱蓬蓬的，但并不是不讲究，而是专门讲究这个样子。他是英俊的，尤其是在他沉思和皱着眉头的时候，更是显示出一种很有魅力的男性美。”叙事者在这样的讲述中透出一种自恋，但同时也传递出这样几种信号：一、美的含义变化了；二、劳动摧残美；三、美和教育有关。美的含义的变化，是美需要“讲究”，开始和自然脱钩；劳动摧残美，意味着美要求从实践中退出；美和教育有关，则暗示着美需要习得，李泽厚风靡一时的《美的历程》，多少也暗含着这一意思。1980年代是一个泛审美论的时代，即审美从私人的情感领域向社会各个层面大肆扩张的时代。美的问题下面我还会继续谈到，现在先说学校。
所谓启蒙主义，也是需要物质性支持的，这个物质性的条件之一就是学校。学校意味着知识，也意味着知识的传承，传承者就是教师，是知识分子，这和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利益诉求有关，也和启蒙主义有关。相关的一个细节是刘心武的《班主任》。《班主任》里面有一个人物叫谢慧敏，思想僵化的学生代表，这个细节说的也是身体，是谢慧敏的身体，“谢慧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有一回，她打业余体校栅栏外走过，一眼被里头的篮球教练看中。教练热情地把他请了进去，满心以为发现了个难得的培养对象。谁知这位长圆脸、大眼睛的姑娘试着跑了几次篮后，竟格外地失望－－原来，她弹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关节也显得过分僵硬，一问，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谢惠敏身体僵化，隐喻了她的思想僵化，而僵化的原因是对学习（体育）“没有兴趣”。学校意味知识，而知识还同时意味思想独立的可能。而这个知识和美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小说里的石红），身体是表征。
这个知识区隔了高加林和乡村，也区隔了他和人群的关系。高加林有点清高，也可以说他骄傲，他以为或自以为他和别人是不同的，这个不同，因了境遇的变化，就有点格格不入。格格不入正是自我意识产生的征兆。
清高或骄傲，都需要资本，知识（文化）就是高加林的资本，所以，他看不起高明楼，也看不起刘立本，有权有钱又怎样？他们没有文化，这是非常典型的1980年代。“从内心来说，高加林可不像一般庄稼人羡慕和尊重这两家人。他虽然出身寒门，但他没本事的父亲用劳动换来的钱供养他上学，已经把他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了。他已经有了一般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在他看来，高明楼和刘立本都不值得尊敬，他们的精神甚至连一些光景不好的庄稼人都不如。高明楼人不正派，仗着有点权，欺上压下，已经有点乡霸的味道；刘立本只知道攒钱，前面两个女儿连书都不让念－－他认为念书是白花钱……。这两家的子弟他也不放在眼里。高明楼把精能全占了，两个儿子脑子都很迟笨……刘立本的三个女儿都长得象花朵一样好看，人也都精精明明的，可惜有两个是文盲。”当他受到欺负时，很自然地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使他忍不住咬牙切齿。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没有高明楼，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塌地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
这个“一高二低”是什么？是个人的“出息”。寒门子弟也可以做“上等人”。这是高加林和高明楼、刘立本之间有关“上等人”的战争。而战争的内在逻辑并不冲突。如果这只局限在高加林个人，并没有什么问题，个人有选择的自由。问题在于，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它折射出1980年代知识阶层的某种普遍愿望，而在1990年代成为这个阶层的普遍共识，这就是所谓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争辩。而近些年，这个愿望被现实扑灭，知识分子不再奢望做社会的“上等人”，而满足于目前中产阶层的位置。
因此，在高加林的背后，是有运动支持的，这个运动，我称之为平民化的个人主义运动。个人主义一旦进入平民阶层，它必然产生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要求，这个要求是物质性的，并不是什么纯粹的精神自我，这个纯粹的精神自我只存在于文艺家的臆想之中。从这一点来说，路遥了不起，他率先走出了纯粹的精神自我的臆想。
高加林对未来的想象，并不是进城务工这么简单，香雪也不是（铁凝《哦，香雪》）。他要的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是要成为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在1980年代成为知识青年一种潜在的社会愿望。对于杨讯（北岛《波动》）或者李淮平（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来说，成为小资产阶级只需要完成世界观的改变。但是对于高加林，这是不够的，他首先需要进城，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还需要一个城市户口。没有物质支持，所谓个人，是非常虚幻的。能够标榜精神的，则是因为已经有了物质。
现在，高加林只需要一个进城的机会，但是对于叙事者来说，还需要完成高加林和环境的切割，这一切割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和土地的切割，这和他的农民身份有关；二是村庄的切割，这和共同体有关；三是和爱情的切割，这和阶层上升的道路有关。
八，文摘二
有没有一种新的写作可能
我们正在与某种体系性的哲学观念告别，这类观念代表了一种要发现一个一举解释所有事物的根本概念的企图，或者说是一种有关人类本性或人类实质的理论。可是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面对所要把握的现实就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不可琢磨。而辩证法也“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来自主观的原则，而是人与环境和历史的永恒变化之间的近于绝望的搏斗。在这场斗争中，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与自己的主观性决裂而去接受严酷的现实法则，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来自主观和环境的假象所包围而回到这场斗争的起点。在此，真理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为了在这个瞬间找到一个讲述历史变化和现实矛盾的叙事，人们不得不永无休止地向时间的激流、矛盾的不可穷尽的复杂性以及种种意识形态的蒙昧发起攻击”。而能够传达这一真理的过程已经不是哲学，“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文学实验”。这是迄今为止对文学最为乐观的估计。
可是文学如何才能把握这个永恒变化着的现实？如何才能再现历史境遇，再现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即使我们承认文学就像那只“密涅瓦的猫头鹰”，艺术家“ 不过是新现实的记录仪”，那么这个新的现实又是什么，我们又究竟怎样来进行“记录”？文学最后总是要诉诸一定的审美形式，而更重要的是，文学必须通过个体的存在才能再现历史境遇，因此，个体与群体的诸种复杂关系就成为文学叙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福柯在《词与物》中有过关于“知识型”的论说，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标志着一个确定其文化的潜在外形，一个使每个科学话语、每个陈述产品成为可能的知识框架，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型”，意即确定和限定一个时代所能想到的――或不能想到的东西――深层基础。每种科学都是在某个知识型的范围中求得发展，因而也就与其它同时代的科学发生联系。如果我们借用福柯的这一理论，就会发现，在八十年代的“纯文学”周围，并与之发生联系的正是现代美学、哲学和心理学这三门人文学科。应该说，“纯文学”从这三门学科中获取了相当多的思想资源，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叙述内涵乃至表现形式。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三门学科和文学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它们都共同诉诸于人的内在的观念、情绪、精神、意识乃至无意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八十年代，这几门学科实际上是在共同完成“人的现代化”。而对于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来说，更为有利的条件是，它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找到了它可以借鉴和模仿的“蓝本”，这也是八十年代文学获得辉煌成果的因素之一。
而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当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外部世界，有另外的三门学科开始引起文学的注意，这就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当文学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人文学科转向社会科学时，实际上意味着文学开始切入现实，开始关注社会和群体，以及获得另外一种思想资源的企图。的确，在反省八十年代的伟大传统当中，人们意识到，如果丧失和经济结构的联系，那么，对权力的认识和反抗就会陷入某种片面性。我们只要重新解读一下八十年代的一些小说（比如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等），就会发现，对当时发生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写作者更多注意到的，是个人主体性在这一改革中如何得到确立，而忽视了这一改革的全部复杂性，以及新的危机的产生可能，更不用说随之产生的社会分层和种种新的权力关系的确立。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科学为文学打开了另一扇思想之门，或者说，提供了另外一种认识模型。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和文学毕竟相距甚远，而且它们之间缺乏一种天然的血亲联系。如果说，社会科学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社会和群体，那么，文学则更多地围绕人的个体性存在展开自己的叙事活动。尽管近年来，社会科学成功地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但是我们仍然鲜见社会科学直接进入文学的成功可能。相反，如果文学“生搬硬套”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倒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拙劣的图解，无论在文学观念和叙事方式上，都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因此，如果我们要寻找一种新的写作可能，就必须处理好知识和知识之间的转化。
进入现实并不是文学的最终目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近年来，我们并不少见那些所谓反映现实的作品，然而我们从来不会认为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可能。不是说这些作品没有揭示社会新的矛盾，而是说它们除了缺乏一种对现实的深刻的洞见和把握，在其叙事过程中，也隐约可见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复活。因此，文学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如何通过一定的审美形式来“再现”现实。
然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人和事？那么这和我们传统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词：“语境”，的确，在一些当代的理论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个词和“现实”的并列或者交叉使用。可是语境又是什么？这个从现代语言学挪用过来的概念到底在指涉什么？是实在之物还是非实在之物？一个抽象但也只能如此的回答或许是，它既是政治、经济、社会的等等意义上的此时此刻，又不仅仅是这一此时此刻，它是实在之无物，但更多的是非实在之物，它的语义常常需要在一个时段中才能慢慢呈现。它集会了现实中的种种矛盾、种种关系以及关系之间的互动，然而它又是分散的零碎的……。可是经由这样的解释，现实也相应的变得暧昧起来，游移不定又难以琢磨，总之，这个所谓的“语境”使得文学的“再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可是，文学的叙事性在此也体现出了它的强大的力量，就象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说的：“艺术作品（包括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本身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个场合。有时在这个场合人们能比在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偶发事件中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社会语境”。而“再现”的困难性也相应地激发起艺术创新的勇气和动力。
在八十年代，我们常常把“艺术创新”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探索，而忽略了正是由于“再现”的障碍性才激发起追寻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内在动力。而当我们失去了这种内在的动力，艺术创新就会停滞不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十年来的小说，呈现的，或者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复活，或者是继续沿着内心叙事的轨迹向前滑行，但是却鲜见艺术的创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在技术上对这些作品继续进行诘难和挑剔，即使一些新人的创作，其文字也是十分的流畅。但是过于流畅的文字不正暴露出思想的独异性已经不在？而正是在近年的小说中，我们已经很难“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社会语境”。
尽管“语境”呈现出它的非实在之物的特性，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仍然在某种意义上依靠着实在之物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为文学提供了某种新的写作可能。正是在最近的一些作品中（比如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我们看到了一种“细节”的写作倾向。在这些作品中，细节不再仅仅是一种环境的装饰之物，或者展示人物性格的一种技术手段，而是有其独立的地位乃至意义。由于细节来自于生活本身，因此它具有浓郁的现实意味；由于细节总是附着于一定的民族情境，因此它所暗示的问题就带有相当明显的本土性特征……。而由这些细节构成的图像（比如路边的一家小发廊，或者一条广告），不仅形成了艺术作品中的一个生活的 “场合”，而且无不暗示着我们存在的“语境”本身。
寓言也许是另一条通向“再现”的道路，杰姆逊曾经就这个问题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至于寓言，我想这是不同的事情。这是一种再现事物的模式。尽管我们说要抓住历史变化中的环境、打破旧有的关于变化的叙事形态、并着眼于活生生的事物间的矛盾，但这一切没有一样是实物。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怎样描述这些事物，怎样为你的意识找到一个模型。寓言就在此刻出现。它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强调环境，环境却并不是一个实在之物供我们简单地‘再现’。即使我们信奉叙事，叙事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说世界自有其叙事结构不等于说你能够以一个小故事就把它说得清清楚楚，不等于说世上有现成的表现技巧可供人调遣。同样，重视矛盾并不意味着矛盾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或我们可以画出一幅矛盾的图示。强调寓言因而便是强调再现深层现实的艰巨性甚至不可能性……”，不过，在寓言问题上，杰姆逊多少持有一种悲观倾向，因而反复强调它的艰巨性和不可能性，“寓言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现论”。27可是，我们在汉语中或许能够找到这种寓言的可能性，不仅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寓言传统，而且由于汉语本身的多义性、联想性乃至模糊性，经过一定的剪辑、拼贴，也为这种寓言写作提供了某种语言上的支持，韩少功最近出版的《暗示》似乎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谁也无法事先给出一个完整的新的写作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却已依希可见，也许一个新的伟大的文学开始就酝酿在这一可能性之中，尽管它困难重重。
随着对历史和现实的不同的体验和理解，一场文学观念的分裂也会随之而来。一种最为乐观的预期是：分裂将会使文学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但是在今天，同样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一些伪“多元论”者常常会以维持“多样性”为借口，而拒绝新的写作可能性的出现。不会再有人愚蠢到企图重新一统天下，因此，伪“多元论”者的借口实质上只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文学秩序而已。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在这个多样化的文学世界中，再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可能。
任何一种写作，最终都是一种个人的写作，就其这点而言，强调写作的“个人化”并无不当这处。问题只是，如果把这种“个人化”的写作主张推向极致，并成为文学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借口，进而丧失了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批判立场，这时候，这种文学主张才会显现出它的保守性。正是在九十年代，“纯文学”开始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渐渐接受，并默认它是一种“有益无害”的写作。这种默认不正暴露出“纯文学”在今天的尴尬境遇吗？
文学不是时代精神的简单的“传声筒”，同样，它也不可能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拙劣图解，尽管在其背后仍然有着意识形态的支持。我更倾向于认为，文学是一个场合，一个矛盾和冲突的“场合”，唯其如此，文学才能成为一个“叙事者”，一个历史和现实境遇的伟大的“记录仪”。
我一直怀念八十年代，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但是时过境迁，新的问题的提出，迫使文学进行新的叙事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 “决裂”的开始，所有的选择实际上都是在传统的延续中进行。这样说并不是一种策略或者妥协，而是提醒我们在反省“纯文学”的历史化过程中，继承一切可以继承的伟大传统，也唯其如此，我们才能避开危险。在文学的小桥两边，左、右都是陷阱，稍有不慎，就会铸成大错。
[1]参见沈杏培《“夏可为事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出路”问题》，《人文杂志》2022年第5期
[2]刘心武《乔莎》，《北京文艺》1980年第9期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73-7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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