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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帕斯卡·基尼亚尔在法国被誉为“当代隐士”，擅长打破体裁或类别的传统界定方式，在随笔和寓言之间游移书写，以独特碎片化风格呈现丰富人文图景，深刻揭示欧洲古老文学传统与诗学发展，涵盖哲学、文学等多领域思考，能够让读者从多个角度了解作者的思想和观点，对欧洲文学和哲学的发展有更深入地了解。
《思辨性修辞》为法国著名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对修辞和语言进行了思辨性的探索，并以简洁的文字呈现其知识和思想。作为历史钩沉的大师，基尼亚尔以其碎片化的写作风格和古典主义的简洁文雅和内在精神，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人文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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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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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性修辞》是法国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的重要作品之一。作为历史钩沉的大师，基尼亚尔以其碎片化的写作风格和古典主义的简洁文雅和内在精神，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人文图景。通过弗龙托和马可·奥勒留的故事，基尼亚尔揭示了哲学出现之前即已存在于欧洲的一种古老的、边缘的、坚忍的、被遗忘的文学传统以及诗学的发展。通过波焦·布拉乔利尼和库萨的尼古拉的故事，基尼亚尔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哲学家和他们对文艺复兴的贡献。他还回忆了自己的老师和喜欢的作品，阐述了对文学、语言、创作、主题、情节和风格的理解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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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1948-），法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被认为是当代法国最具实力和创新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兼备，小说和随笔深受读者喜爱。代表作有《符腾堡的沙龙》《性与恐惧》《思辨性修辞》《仇恨音乐》《秘密生活》《罗马阳台》等。其中，《秘密生活》获法国文化大奖；《罗马阳台》获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2002年他凭借《游荡的影子》获龚古尔文学奖。在法国，基尼亚尔被誉为“当代隐士”，其作品因“将历史想象、文学虚构、艺术审美和哲学思辨融为一体的创造性写作”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界独树一帜，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译者简介
刘楠祺，1955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译著有波德莱尔《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耶麦《春花的葬礼》，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相似之书》《界限之书》《腋下夹着一本袖珍书的异乡人》《我构筑我的家园》《边缘之书》等。2020年获2020春风悦读榜金翻译家奖，2022年获金青藤国际诗歌奖·诗歌翻译奖、第14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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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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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龙托 001
拉丁语 077
秘密之神 091
说起歌德 117
升华之路 123
关于《短章集》的短章 183
译后记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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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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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思辨性修辞》（Rhétorique spéculative）是法国当代重要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于1995年。查找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的“帕斯卡·基尼亚尔”词条，《思辨性修辞》被置于他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文论和艺术之外的“其他”一栏，足见这部作品如埃德蒙·雅贝斯的作品一样难以归类。有论者将他这种具有“短章”（petit traité）风格的文字命名为“历史书写”，我深以为然。
基尼亚尔是历史钩沉的大师。作为碎片化写作的实践者和文学体裁的跨界者，他的作品游移于小说、传记、评论与随笔之间，上承古希腊—罗马作家的文论风格，下接法兰西的散文传统，在碎片化的文本布局中追求古典主义的简洁文雅和内在精神，构建出壮阔的人文图景。他还特别善于从历史文献中摭取若干希腊文、拉丁文的片段娓娓道来，再在后面以括号的形式将原文译成法文，既保留了原始文献的风貌，又借此阐发自己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故而“历史书写”构成了基尼亚尔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
《思辨性修辞》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弗龙托》中，基尼亚尔通过弗龙托与马可·奥勒留这对师生的动人故事，为我们发掘出哲学出现以前即存在于欧洲的一种古老的、边缘的、坚忍的、受迫害的且被遗忘的文学传统，以及以伪朗吉努斯（pseudo-Longin）《论崇高》（Traité du sublime）为重要参照的诗学。在《拉丁语》中，基尼亚尔通过一则小故事，展开了对“第一批文艺复兴人士”之一的波焦·布拉乔利尼的描述，讲述了他如何在意大利中世纪那些最血腥的年代里，“骑上骡子，再带上几辆马车，爬上倾圮的高塔去寻觅散佚的古籍”，他认为“这就叫作‘复兴’”。在《秘密之神》中，基尼亚尔讲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位色彩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的故事——严格说来，库萨的尼古拉算不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也算不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忠实传人，他和中世纪后期萌芽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关系似乎更多一些。但基尼亚尔认为，正是“库萨的尼古拉开启了库萨和罗马的文艺复兴，他以其所谓‘猜想式’的本体论，在古代世界里催生出我所说的‘思辨性’修辞。”在《升华之路》中，基尼亚尔则通过回忆自己的老师和自己喜爱的作品，阐述了他本人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语言、创作、主题、情节和风格的理解和思考。
同时，基尼亚尔还是一位东方文化的热爱者，《思辨性修辞》中不时会出现关于中国、印度、日本的诗人、艺术家或关于佛教、道教的论述，当庄子、孟子、公孙龙、王昌龄、临济禅师、清少纳言、世阿弥、兼好法师或三岛由纪夫出现在他的笔下时，我们会倍感亲切。
翻译《思辨性修辞》的过程是一次学习的过程。不足之处，诚望方家指正。同时，我要感谢我的好友、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凌越先生，感谢他拨冗为拙译作序。
译者
癸卯年立春日于京北日新斋
读《思辨性修辞》
凌越
读完《思辨性修辞》，我感觉到一种浓度很高的美在洒向我视网膜时带来的轻微的晕眩感。整个阅读过程，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文字万花筒，基尼亚尔随便抖一抖，美妙的语言连同精微的思想便纷至沓来，几乎淹没了我的感官。
这种感觉当然和《思辨性修辞》的片段式写作方式有关，这种方式规避了通常在建立宏大语言体系时难以避免的空洞和华而不实，而是直接给出思想和语言最结实的晶体。法国学者和作家有这种片段式写作的传统，有人将这种写法的源头追溯到皮埃尔·尼古拉——一位法国17世纪的神学家和辩论家，他创造了一种文论形式，叫作“小论”（楠祺师译为“短章”）。此后，法国从事片段式写作的作家可谓层出不穷，偏向于哲思层面的——如帕斯卡尔、拉罗什富科、罗兰·巴特等——被归为哲学家范畴，而偏向于经验和情感层面的——如波德莱尔、马拉美、蓬热、圣—琼·佩斯等——其作品则被认为是散文诗，而它们的作者自然也就是诗人了。
《思辨性修辞》显然属于前一个系列，这和基尼亚尔早年在巴黎第十大学读哲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教过他的老师里有著名的哲学家列维纳斯和保罗·利科，他甚至有跟着列维纳斯做博士论文的机会，但是在1968年5月（彼时，基尼亚尔正在巴黎第十大学读哲学）的红色风暴中，他认为人们的思想“披上了一件并不合适的制服”，从此放弃了“端庄”的学院派哲学研究。尽管如此，青年时代的哲学训练和沉思的习惯却一直伴随着他，甚至成为他的写作的最主要的风格。甚至在基尼亚尔后来的小说（包括2002年为他赢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游荡的影子》）中，情节本身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情节线索像一根细弱的游丝，串联起一颗颗思维的珍珠。自然，这也使他的小说披上了一层颇有新意的沉思的面纱，使读者不知不觉中放慢了阅读的速度，从而可以更加细致地品评小说的文字之美。
说回《思辨性修辞》，这是基尼亚尔1995年出版的一部片段式随笔集。书名即开宗明义，这是一部“思辨性修辞”，换句话说，它不是小说，它和叙事无关。从书名，我们即可看出，基尼亚尔将在这部书中重点对修辞和语言本身展开他所擅长的思辨。关于修辞，基尼亚尔在书中也给出了自己颇具思辨性的定义：“语言给出了它所不具备的东西，这便是修辞。”也就是说，在基尼亚尔看来，语言符号经过巧妙组合所产生的魔幻般的效果，就是修辞，而这本身就是对那种“真理在握”的哲学传统的叛逆。全书开篇第一句，基尼亚尔即亮明了自己的反哲学立场：“我将思辨性修辞称为自哲学发明以来贯穿整个西方历史的反哲学文学传统。我从理论上推定其出现的时间为公元139年的罗马。其理论家是弗龙托。”这句话立刻让我想起了罗马尼亚裔的法语作家齐奥朗——基尼亚尔和齐奥朗都是哲学系出身，但是都因为对语言（修辞）的敏感，使他们成为哲学的叛逆者，转而成为更重视语言本体的文学的信徒。
被基尼亚尔认为是反哲学文学传统的开创者的弗龙托，现在的读者想必都比较陌生了，他是古罗马文法家、修辞家和律师，被视为仅次于西塞罗的杰出演说家，公元143年曾出任罗马执政官，公元138年由哈德良皇帝指定为未来的皇帝马可·奥勒留的老师。《思辨性修辞》第一章直接就叫“弗龙托”，在这一章中，基尼亚尔引述、评论着弗龙托的诸多观点，从而引申出自己对语言和修辞的缠绕而又复杂的看法。通过基尼亚尔的引述，弗龙托仿佛变身为我们的同时代人——至少是马拉美的同时代人，他对哲学将语言工具化的陋习深恶痛绝，而他对语言自身可能性的反复强调，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位优秀的象征主义诗人。弗龙托说：“哲学家表达的观点犹如在舌尖上发出的‘咔哒’声，盖因其不懂得如何以形象去论证‘白昼自有光’的道理，而雄辩家则不然：他们从不会去论证，他们只是展示，他们展示的是打开的窗子。他们知道是语言打开了窗子。”在给学生马可·奥勒留的信中，弗龙托说得更为明了：“你要去的是哲学的源头，而不是滞留于哲学本身。在哲学中，你永远不要让自己的节奏和言说的嗓音迷失于哲学那虚伪的、残存的和情绪化的声音当中。你要拒绝哲学那种扭曲的、矫饰的、冗长的发挥。你要通过选择词语，通过灵魂冲动深处的那种旧时的、古老的新意，将自己托付给对‘形象’的研究本身。”
在后来漫长的文学演变中，弗龙托所说的“形象”逐渐被“意象”所替代，但无论如何，文学所强调的事物本身的神秘性和自足性，在基尼亚尔看来，总要比哲学概念更丰富，也更有魅力。不用说，这些观点已经是象征主义诗歌运动以来的文学常识，但在古罗马时代的弗龙托笔下看到这些，就着实让人惊讶了，难怪基尼亚尔会在弗龙托的几部重要但全篇已经失传的断简残篇中，翻找着珍贵的段落。在他看来，一种普遍被认为很晚近才“发明”出来的文学传统，其实有它自身悠久的传统，而在其源头，则是一位面目模糊、几近隐身的开创者。
随后，基尼亚尔则对弗龙托更著名的学生马可·奥勒留的传世名著《沉思录》展开分析，但和通常从哲学与伦理角度看待这部作品不同，基尼亚尔依然从他关注的语言入手：“《沉思录》分为十二卷，目标只有一个：通过独立的判断，掌握役使人类的那个东西（语言），形象的喷涌，生命能量的发酵，普世伦理的凝聚以及感恩清单：感恩根源、种子、父母、老师、形象（图像）和诸神。”基尼亚尔自然不会满足于仅仅从弗龙托和奥勒留的著作中引经据典，《思辨性修辞》整本书所采用的片段式方式，使基尼亚尔随时可以从对经典文本的凝视中抽身，进入自己遐想的世界——沿着弗龙托和奥勒留的思维轨道，“发射”他自己的看法，而后者则慢慢成为整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于全书有一个扎实的出发点，基尼亚尔随后的发挥和引申也是高水准的，随便举几例：
“文学是反伦理的，它是有效且持续的悲情，是对自身材料的提取，是语言的例外，是源头动力的重生。在崇高的语言中，历史本身可能会因骇怪而短路；所谓赤裸裸的语言，便是那种能产生无愧于任何时代之愿景的语言。”
“小说叙事一旦屈从于合理的观念，便会失去其不可预测性。一旦失去不可预测性，便会失去其自身暴力产生的冲击。一旦失去神秘性，便也失去了其自身的魅力。”
“一位作家，意味着一位被某种笔调吞噬的人。”
从基尼亚尔自己的这些观念看，他追溯西方反哲学文学传统的历史，显然有为自身的观念背书这一潜在动机。随着写作的持续进行，基尼亚尔对经典文本的引用更庞杂，也更迅捷，这些经典作家（有些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相当冷僻的作家了）包括塔西佗、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庄子、孟子、公孙龙、王昌龄、朗吉诺斯、库萨、临济禅师、埃克哈特、世阿弥、米什莱、史蒂文森、三岛由纪夫等等。基尼亚尔将这些作家的只言片语信手拈来，迅速嵌入自己的文字万花筒，不露痕迹地变成自己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基尼亚尔的语言机器已经启动，我们甚至可以听得见它轰隆隆运转的声音，而基尼亚尔在书中反复谈到的语言的欢乐和自足，也从他自己的书中升腾起来，渐渐显出《思辨性修辞》这本书自身的魅力。
从书的后半部分开始，语言片段变得越来越短小，随之基尼亚尔的思维也变得越来越跳跃。他更多地论及他喜欢的作家，论及他对文学（主要是小说）方方面面的看法——风格、主题、语言、情节等等，多数相当精彩，有的则有点老生常谈了。而当基尼亚尔写道：“自生命诞生的那一刻起，唯有语言能给予生命以款待。”我们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位值得信赖的、完全献身于文学的作家形象。是的，《思辨性修辞》是一部语言浓度极高，思维有着百转千回般缠绕魅力的著作，值得我们细细琢磨其中的每一行字。
2020年秋天，我和楠祺师在一次会议上相识，一见如故，虽然楠祺师比我年长不少，是我的长辈，但他平易近人，为人乐观豁达，在一起相处很是融洽。会议的几天，我们（后来翻译家董继平先生也参与进来）总在一起聊法国文学，聊波德莱尔、瓦雷里、克洛岱尔，聊圣—琼·佩斯在北京写作《远征》时的道观，至今难忘。去年十一月，当楠祺师命我给这本书作序，尽管有些惶然（因为之前对这位作家了解甚少），我还是应承下来，因为楠祺师是我尊重的翻译家，他完全以一己之力将杰出的法语作家埃德蒙·雅贝斯的几乎全部著作翻译成中文，总字数达数百万字，我以为，只有那些热爱文学且有文化担当的翻译家，才会以此种方式从事翻译工作。可是，《思辨性修辞》这本书引经据典，涉猎甚广，有的还是很偏僻的文献，这些都对我写作此文造成障碍。另外，去年十一月以来，疫情跌宕起伏，我自己也中招，持续咳嗽月余，造成我不能及时完成此文，在此，我要向楠祺师说一声抱歉。
2023年2月5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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