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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湘江，既是源远流长、滋养一方的不息活水，也是古往今来湖湘文化的精神原点。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与自然的共生互动并不鲜见，而在湘江之滨体现得尤为明显。从楚辞中的“临沅湘之玄渊兮”到杜甫笔下的“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从反复被描绘的《潇湘八景图》到传世古琴曲《潇湘水云》，湖湘之地人杰地灵，文明傍水而生，江水也因此留名。除此之外，湘江之滨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一方的衣食住行，也进一步造就了湖湘地区的地域性格、学派传承以及方言、民俗的形成与流变。
本书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入手勾连古今，深入浅出地将一部湖湘文化史娓娓道来，湘江既是起点，也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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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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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然，1965年生，湖南安仁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社员。主要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及相关领域。著有《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女性与亲情文化：基于湘东南“讨鼓旗”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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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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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湖南清绝地
一 三湘沦洞庭
“湘水”
三湘
“湖南”
南北孔道
“出湖”
二 湘川之奥 民丰土闲
斯民
其族
波折
本业
末作
三 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人文初开
沦为荒裔
重新启动
渐洗蛮风
云蒸霞蔚
四 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
地域性格
剽疾
劲悍尚气
呰窳偷生
终岁勤动
质直果敢
五 楚学离中原而独行
三闾大夫
欧阳父子
士多隐逸
湖湘学派
习于辞赋
船山遗老
道咸经世思潮
湖南派头
六 隔山不隔水
“方言楚俗讹”
“欸乃一声山水绿”
“箫鼓远来朝岳去”
“祖每尊盘瓠，祠皆祀伏波”
“湖南人家重端午”
婿不亲迎
湘资与沅澧
自然与人文
山川之异
七 斑竹一枝千滴泪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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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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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初开
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从考古学的意义上讲，南方的长江流域与北方的黄河流域堪称东方的两河流域，尽管长江流域为稻作文明而黄河流域为麦作文明，两者存在着类型的区别，但其文明发展的程度应该承认是不分高下的。然而，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后，两者之间陡然呈现出剧烈的反差，南方文明的发展程度与北方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最先系统而明确反映出这一地域差异的典籍是《史记·货殖列传》。其相关内容上节已经引用过，在此且征引另一部典籍《汉书·地理志》中与之相似的一个片段：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
不用说，湘江流域的情形也就完全包括在其中。如果说，“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亡积聚”等等都还只是描述一种文化的类型特点，那么“地广”（亦即人稀）、“亡千金之家”可就不折不扣地反映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其文化水准可想而知。
不仅仅是经济方面十分落后，当时湘江流域的人居环境也相当恶劣。《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中都曾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当时的“江南”与今天所讲的“江南”颇有不同。自唐以降，“江南”一般指长江下游的江南，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而在此前，“江南”之“江”多以长江中游为中心，主要指今湖南、江西一带。“卑”即地势低下，“湿”则指地表的水分。当时人显然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而这两者又共同导致了“丈夫早夭”现象的发生。
“丈夫早夭”是一句颇值得仔细玩味的话。以前人们都只注意到“早夭”，即该地人平均寿命短，不能尽享天年；但这句话中其实还包含着一种性别选择，即“早夭”的只是该地的男性（“丈夫”），女性应该没有问题，这一点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据笔者的理解，这很可能是当时该地存在着某种与环境相关的地方病，男女的社会分工、生活习惯不同，从而使得该地的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染病。
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以讹传讹。笔者认为，当时该地的“丈夫”是否“早夭”是一回事，它如何被当时人，尤其当时的中原人认识又是另一回事。这句话是通过当时中原人的手笔留下来的，完全不排除当时中原人将事实曲解、选择以至夸大的成分。
事实层面的是非不妨留给专家去探讨，在此我们可以看两个并没有“早夭”却被这一传闻吓得要死的例证。其一是汉初文帝时的贾谊。他是洛阳人，少年得志，曾被贬官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江时觉得自己正重复着屈原的命运，于是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在长沙住了三年，有只鵩鸟飞进他宿舍，鸣叫的声音很怪异，于是他想起“长沙卑湿”的传闻，感到不吉祥，惊恐不已，“自以为寿不得长”，又写了一篇《鵩鸟赋》。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贾生赋”的故事。
另一事件发生在长沙当地人身上。汉武帝时，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施“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王从自己的封地中分出一块块封给他们每个儿子，作为王子侯国（县级单位），属旁边的汉郡管理。刘买以长沙王子的身份受封于泠道的舂陵乡，地在湘江上游今宁远县境，他的后人因为该地“地势下湿”，兼之有“山林毒气”，实在受不了，竟然“上书求减邑内徙”，即宁愿减少封邑的户数而迁到北方去。后来果然迁到了今鄂北的枣阳县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指望文化出现怎样的发展当然是不现实的。倒不是说当地的经济水平落后因此文化便不能发展，世上尽有经济不甚发达而文化得到优先发展的例子。关键是当时人的那种精神状态：“偷生”虽然也是一种文化，但其技术含量毕竟是有限的。
湘江流域的文化是从东汉才起步的。这显然与当时流域内户口的大幅度增长不无关系。现在已无从知晓当时户口增长的详细过程，可在文化上，从东汉之初便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上升势头。出现了不少教化百姓、政绩显著的地方官，史称循吏。建武年间（25—56），卫飒任桂阳太守：
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
桂阳郡治今郴州市，辖境主要为湘江上游的耒水流域。卫飒之后，“茨充代飒为桂阳，亦善其政”。
不仅湘江流域，就整个今湖南省来看，西部沅澧流域在文化上也出现了同步的趋势。也在建武年间，宋均调补沅水上游的辰阳县长：
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
百余年后，又有应奉任武陵郡（治今常德）太守，“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
这么多循吏集中出现，显然不可能是偶然事件。循吏的教化包括两方面内容：兴学校、易风俗。后者作为一种文化面貌，它只有类型的差异；而前者反映着文化教育水平，可以有高下文野之别。循吏们采取这些文化措施，贯彻的当然是儒家理念。而中国在近代以前两千年的文化发展，也就是一个原先丰富多彩的各地文化源源不断地被儒家文化吸收、同化、整齐的过程。可以说，这，正是湘江流域进入华夏文明分布范围的开始。
文化的发展水平可以设定一些指标进行衡量。就历史文化而言，最简便的办法是看各个地方在正史列传中的人物及该地人著书的数量。湖南从西汉到晋代这两项指标的变化有如下表：
（表略）
尽管表中的著作数量一直维持在很低水平，但从正史列传人物数量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东汉到晋代，湖南省境的文化呈现出了稳步上升的发展轨迹。表中的数字只是简单累加，如果考虑到单位时间所出人物数量，以及在当时正史列传人物中所占比例，这一上升的趋势将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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