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20日，英国内政大臣威廉·乔恩森-希克斯爵士（Sir William Joynson-Hicks）被传唤到伦敦上流住宅区的梅菲尔区布鲁顿街17号，代表议会和政府出席王室血脉诞辰：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次子的妻子伊丽莎白·鲍斯-莱昂（Elizabeth Bowes-Lyon），即将分娩。这将是在位君主男系的第一个孙辈，这是温莎王朝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伊丽莎白的丈夫约克公爵，不是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只是推定继承人，且不是明显的继承人。第一继承权属于他的哥哥威尔士亲王，当时威尔士亲王32岁；但他尚未结婚，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于是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第二继承人——阿尔伯特·弗雷德里克·亚瑟·乔治（Albert Frederick Arthur George），他的家人称他为“伯蒂”（Bertie）——以及受爱戴的来自苏格兰的公爵夫人伊丽莎白。
该王室血脉的出生地布鲁顿街17号属于伊丽莎白的父母，即第十四世斯特拉斯莫尔和金霍恩伯爵（14. Earl of Strathmore and Kinghorn），以及他的妻子斯特拉斯莫尔伯爵夫人。虽然他们没有王室血统，但其血统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以安格斯郡的格拉米斯城堡为主宅的古苏格兰王国的乡绅阶层。在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悲剧《麦克白》（macbeth）中，曾经统治过格拉米斯的麦克白，为了让自己成为苏格兰国王而谋杀了他的领主邓肯国王。伊丽莎白是斯特拉斯莫尔伯爵的第九个孩子，出生于20世纪初，即1900年，她一直是伦敦社交圈中备受追捧的女孩，喜欢玩乐但知道节制，而且过于聪明，不会贸然地给追求者以希望。她两次拒绝了王子的示好。第三次她接受了，1923年她与伯蒂结婚。这个略带害羞的男人赢得了她的信任。与他的哥哥、王位继承人和流连“花丛”的浪子不同，他的语言障碍、明显的口吃使他在公共场合保持克制。在他害羞和口吃的背后，这位年轻的苏格兰女孩感受到了坚定、诚实、忠诚和爱。此外，和她一样，他珍视土地、狩猎、马匹——像一位乡村绅士一样谦逊、朴实，显然没有受到王室影响而变得傲慢。这对夫妇仍将在我们的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作为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2010年还凭借《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被载入电影史；她作为约克公爵夫人和后来的伊丽莎白王后站在君主身边。在 20 世纪下半叶，她成为受人爱戴的王太后或“女王的妈妈”。
公爵夫妇即将诞生的孩子的继承顺序排在威尔士亲王和自己的父亲之后，威尔士亲王以他的六个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名字大卫（David，全名为Albert Christian George Andrew Patrick David）命名。如果大卫即后来的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未婚无子，那么伯蒂的长子将排在伯伯和父亲之后，成为直接的第三顺位继承人，但只是在大卫没有结婚的假设下。如果与假设相反，大卫建立家庭并有了孩子，那么约克公爵家的后代将完全落后于他们，处于继承人中“更远顺位”的位置。王室计算继承顺位的案例，研究英国君主制时无论如何都避不开，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研究前景的案例，至少就戴上王冠的概率而言，排这个孩子之前的王位继承人，有两个年轻人和威尔士亲王可能的后代。
内政大臣在这个场合到底在做什么，是在王室游戏中扮演额外的政治角色吗？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答案，历史学家本·皮姆洛特（ben pimlott）将其描述为“如画的信念”。1688年7月，在位的詹姆斯二世（James II.）的第二任妻子、摩德纳的玛丽亚（Maria von Modena，天主教徒）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使得全国大多数新教徒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詹姆斯坚持推行扭转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和重新使国家天主教化的计划。因此，与那位虔诚的意大利妇女有联系的儿子一定会开辟一个天主教王朝，届时任何新教的苗头都将被遏制。但有人怀疑——王后不是说过在她与詹姆斯的婚姻中，所有孩子（除了一个女儿）都早早去世之后，她不能再生育孩子了吗？那个儿子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James Francis Edward Stuart）呢？一个出身卑微的婴儿，借助长柄暖床器偷运进宫从狸猫变成了太子？“暖床器阴谋”迅速蔓延，特别是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国王将其投入监狱）等合格证人在孩子出生时不在场，而在场的只有被视为可能的同谋的宫廷官员。
伦敦的权贵们一片哗然，邀请荷兰的奥兰治的威廉（Wilhelm von Oranien）从“教皇”詹姆斯二世手中拯救这个国家。奥兰治的威廉娶了国王的大女儿玛丽（Mary）。与她的父亲不同，玛丽选择成为一名新教徒。1688年秋天，威廉登陆英国，将君主和他的家人连同继承人（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赶出了这个国家，这位继承人后来宣称为天主教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斯三世（James III.），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国王[“老僭王”（the Old Pretender）]，并煽动了法国和苏格兰的反击。而在英国，奥兰治的威廉三世领导下的“光荣革命”打破了君主专制主义和君主独裁主义的束缚。
这段令人恐惧的历史足以创造一个传统——一直持续到1948年威尔士亲王即现在的国王查尔斯的出生——世俗权力机构的代表总是要确保王室直系继承人的血统是无伪的。因此，威廉·乔恩森-希克斯爵士被安排在产妇的房间旁边，成为历史性出生的公证人。
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Windsor）于1926年4月21日凌晨3点左右通过剖宫产出生，不久之后，这个总是被家人称为“莉莉贝特”（Lilibet）或“贝丝”（Bess）的孩子就征服了英国人的心，这也得益于她的母亲——极受欢迎和具有媒体意识的约克公爵夫人的宣传营销。这一点将在后面详细讨论。《每日见闻报》（Daily Sketch）的记者在伊丽莎白出生后的第二天就拿起了王室顺位表，并在理论上完全正确地写道：“一位可能的英国女王昨天在梅菲尔区布鲁顿街17号出生了。”一位“可能的”女王——记者们显然不再预判威尔士亲王的婚姻，并立即让王位继承顺位到伊丽莎白那里。但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因为伊丽莎白正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忽略的那样，她可能还会有一个兄弟，毕竟她出生时她的母亲只有25岁。一个兄弟会使她在继承顺位上更靠后，更不用说威尔士亲王可能的后代了。因此，在1926年没有人会把赌注押在伊丽莎白会继承王位的假设上，因为有太多的障碍挡在路上。
然而，《每日见闻报》早期描述的“可能”完全按照预测实现了，而且比任何人都更早。1936年她的伯伯退位；1952年她的父亲早逝，享年56岁。一系列不可预见的事件导致这位年轻女子在25岁时登上了王位。顺便说一下，她与著名的前辈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登上王位时同龄。而伊丽莎白二世的人生也将成为历史，这是一个关于她在天赋王位上任职70年的故事。
这种人生经历差点就无法出现，因为如前所述，伊丽莎白·鲍斯-莱昂两次拒绝了约克公爵的求婚。她的母亲斯特拉斯莫尔伯爵夫人像大多数苏格兰人一样对英格兰很冷淡，她反对与国王的儿子伯蒂订婚——宫廷礼仪对她来说似乎很值得怀疑，而群众在相应场合的欢呼更是如此。“在我看来，有些人必须像海狮吃鱼食一样，从王室中汲取他们的养料。”她告诉女儿。19世纪英国广为人知的宪法理论家沃尔特·巴盖特（Walter Bagehot），已经有了类似的观点。他在1863年为《经济学人》（Economist）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用平静而明智的嘲讽语气写道：“我们越是民主，就越是喜欢国家表演，而国家表演总是吸引着我们当中的庸俗者。”当然，巴盖特是君主制的无条件拥护者，他接受了君主制的“庸俗”表现，认为这是对新兴现代性的必要致敬。
自古以来，借用伊丽莎白的苏格兰外祖母的说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断变化的君主统治下，英国人一直在从王室中汲取养料，王室是他们民族基因的一部分。你可以说这是他们宪政史的总谱。在英国，人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理解主要不是面向中世纪、中世纪晚期、现代早期，而是面向国王和女王的继承——从诺曼王朝到金雀花王朝、都铎王朝，再到汉诺威王朝和温莎王朝，嵌入其中的是个别统治者的任期，从亨利五世（Heinrich V.）和亨利八世（Heinrich VIII.）到伟大的伊丽莎白，再到乔治三世（George III.）及其儿子，然后到维多利亚女王，直至现在的国王。一部无缝的国家历史，可以像一部伟大的史诗一样被重述。随着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家庭的起伏，今天的英国社会已经成长了。人们认为他们了解女王，对她习以为常。
但这只是部分事实，因为有些事即使在今天的英国人中也几乎无人知晓。例如，在伊丽莎白最年轻的时候，在她母亲的指导下，公众是如何被这个王室最年轻的后代影响的，她的公关才能又是如何让现代机构感到着迷。女王年轻时的经历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宝库，因为她已经表现出人们认为会在未来君主身上见识到的所有“典型”品质。她性格直率，富有专业素养，沉着冷静，自律，尽职尽责，朴实无华，没有架子，相当害羞。1936年12月11日，年仅10岁的她在伯伯爱德华八世退位后上升为父亲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她的妹妹玛格丽特·罗斯（生于1930年）略带兴奋地询问：“这是否意味着你最终会成为女王？”“是的，我想是的。”伊丽莎白的回答很简短。“她再也不能回头。”玛格丽特后来说。
第二章
公主的教育
和她母亲的指导
即使没有公关宣传，一个新生的公主最初也是公众普遍兴奋的焦点。很早以前，约克公爵夫妇的孩子就成了媒体狂热报道的中心——这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她母亲宣布怀孕的时候。伊丽莎白的生日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性活动，代表着她的第一个官方行为。美国有1928年出生的童星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英国有伊丽莎白公主。但因为她头脑清醒、性格坚毅，她的声望并没有使她迷失自己。1936年后，被称为“克劳菲”（Crawfie）的玛丽安·克劳福德（Marion Crawford），即伊丽莎白和她妹妹玛格丽特的家庭教师，教给孩子们对外的姿态：在国事场合向王室夫妇——他们的父母行礼，在第三方面前不要说“爸爸”和“妈妈 ”，而要称他们“国王”和“王后”。
伊丽莎白出生后的10年，只能说是王室赛璐珞生涯（摄影动画时代）的第一个现代例子。一开始，人们就对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幼儿”的母亲表示祝贺。在早期的照片中，她一头波提切利卷发，向人们微笑。摄影动画时代如火如荼，没有人比约克公爵夫妇更热衷于使用照相机和第一批业余胶片相机，伊丽莎白后来也受父母感染。摄影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一批狗仔队包围了约克公爵家的孩子，尤其是年长的孩子。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个人崇拜，由世界各地的媒体所煽动。尤其是在美国，由公爵夫人巧妙地发起，以展示她完整的家庭，与爱德华八世形成对比，后者没有完整的家庭可供人崇拜仰望。然而，伯蒂在给他母亲玛丽王后（Queen Mary）的信中说，他“几乎感到害怕，人们如此喜爱伊丽莎白”。这个少女最终将吸引几乎和对他的父母——国王和王后——一样多的好奇心。
一些知名人士对这个明显早熟的孩子做出了评价。1928年访问巴尔莫勒尔城堡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给妻子克莱门汀（Clementine）的信中谈到了这个两岁半的女孩：“她有自己的思想，展现着权威和深思熟虑，这在一个幼儿身上是令人吃惊的。”但也许在一个深受其祖父母那一代人影响的女孩身上，这也并不令人惊讶。1927年1月至6月，她的父母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世界旅行，把9个月大的女儿交给乔治五世、玛丽王后以及苏格兰外祖父母斯特拉斯莫尔伯爵和夫人轮流照顾。他们在伦敦北边的赫特福德郡的圣保罗瓦尔登村拥有一座舒适的乡村庄园。
这一代人里也包括当时的保姆克拉拉（阿拉）·奈特[Clara（Alla）Knight] ，她曾担任过1900年出生的伊丽莎白母亲的保姆。在玛丽安·克劳福德1950年的回忆录《小公主》（The Little Princesses）中，她被描述为一个“绝对的统治者”，教导伊丽莎白遵守纪律和规矩。保姆副手玛格丽特（波波）·麦克唐纳[Margaret（Bobo）MacDonald]，虽然在公主出生时只有22岁，但也跟随奈特小姐的脚步敦促孩子要节俭，应尽可能保留圣诞礼物的包装纸，并关闭屋内不必要的灯——女王在她后来的岁月中一直这样做。波波·麦克唐纳后来成为伊丽莎白的第一女仆以及她一生的朋友，是宫廷中唯一被允许称呼女王“莉莉贝特”的人，直到她在1993年去世。
伊丽莎白就这样像个小大人一样长大了，这也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她很少见到其他圈子的同龄人，更不用说平民中的同龄人，玛格丽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她唯一的玩伴。但作为一个长者，她已经在为妹妹做榜样；人们经常能听到她的斥责：“为什么，玛格丽特！”或对妹妹提出建议，如：“如果你看到有人戴着有趣的帽子，玛格丽特，你一定不要指着他笑。”10岁时，她把妹妹在圣诞节收到的所有礼物列了一张清单，这样玛格丽特就会记得要感谢谁。这也是女王的一大特质：做事准确、严谨。在1947年11月伊丽莎白的婚礼之后，她严谨、准确的处世之道又得以展现，当时必须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官方祝贺，这是英国驻外外交使团的职责。从那一天到1952年2月登基期间，她的头衔是“爱丁堡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公主”，她坚持要求预先印制的信件上要由大使们亲笔签名。
三岁时，她第一次成为《时代》（TIME）杂志的封面人物。第二年，四岁的她骑着小马进入了杜莎夫人蜡像馆。在她两岁半的时候，御马管家让她骑上她的第一匹小马。骑马成为伊丽莎白的一大爱好。她被认为是有关马匹饲养、配种和养育纯种马以及人与马之间共生关系的专家。1937年，她为波兰雕塑家齐格蒙德·斯特罗布尔（Zsigmond Strobl）的第一个半身像做了18次模特，她兴致勃勃地与之聊天，“我对马了如指掌”，正如曾参与这些会面的翻译拉约什·莱德勒（Lajos Lederer）后来描述的那样。1953年6月加冕仪式开始前不久，一位女侍对年轻的女王担心地说：“您一定很紧张，夫人。”“当然，”她回答说，“但我确实认为奥雷奥（Aureole）会赢。”奥雷奥是她的马，将参加第二天的德比马赛。然而，它只获得了第二名。女王的马匹几乎赢得了所有马赛的胜利，但从未赢得过著名的艾普森德比马赛。
1930年，四岁的女王的第一本传记出版了，由安妮·林 (Anne Ring) 撰写，“伊丽莎白公主的故事，在她父母的许可下完成”——得到她父母的许可，作为对这本传记的一个重要的说明。约克公爵夫妇鼓励这种“糖衣产品”，只要这些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尤其是公爵夫人，显然她对她母亲的评论记得很清楚：“在我看来，有些人需要从王室中汲取他们的养料。”在公爵夫人鼓励的书籍中，不能缺少动物，即柯基犬。这种威尔士犬种因王室而闻名于世，由公爵夫人引进，她将其作为一种持久的爱好传给女儿们。以约克公爵一家相册中的许多照片为内容的动物书籍很快就问世了：《我们的公主和她们的柯基犬》（Our Princesses and Their Corgis，1936年），献给“所有爱狗的孩子”。作者迈克尔·钱斯（Michael Chance）列举了在温莎大公园皇家小屋的孩子和父母身边嬉戏的八个四条腿的朋友：两条柯基犬、三条拉布拉多犬、一只金毛猎犬、一只黑色可卡犬和一只藏狮品种的长毛犬。“没有比我们的王室更公正的了，”虔诚的钱斯先生写道，“如此体贴，不矫揉造作，富有人情味——很像杜基（Dookie）和简（Jane）。柯基犬通情达理，本能地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现在，那是对狗还是对人的崇拜呢？可能都有，柯基和贝丝都像裹着糖浆一样惹人喜爱。
20世纪30年代，沉迷于王室的公众对这些动物的名字非常熟悉，对女王几代柯基犬的“祖先”杜基，对简、苏克（Soark）、闪电（Flash）、斯克鲁菲（Scruffy）、米姆西（Mimsey）和斯蒂菲（Stiffy），就像对迪士尼电影中的人物一样熟悉。妹妹玛格丽特后来更喜欢腊肠犬，并让其中一只与柯基犬交配。一个新的品种诞生了，即“多吉士”（Dorgis），它也在爱狗人士中得到了很多青睐。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cker）在1986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后，曾向笔者描述柯基犬为“皇家贪睡虫”。动物是不是因公主缺乏与其他孩子互动而寻求的替代物？这是女王的传记作者们一再提出的问题。对于“可怜的富家女孩儿”这一主题，玛丽安·克劳福德在书中也有共鸣。成长教育的简单性和作为公主的孤独感之间的关联，使伊丽莎白在与动物相处中感到特别自在。“我有一天最想嫁给一个农民，有很多马、狗和孩子”，克劳菲告诉我们这是伊丽莎白的一个早期愿望。除了农夫之外，不是都成真了吗？菲利普亲王（Prinz Philip）有时不是有像农民一样的行为举止吗？
在女王母亲授权和启发的另一本书，即辛西娅·阿斯奎斯夫人（Lady Cynthia Asquith）于1937年出版的《国王的女儿们》（The King’s Daughters）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场景：1927年6月底，伊丽莎白在她的父母结束了半年的环球旅行回来时迎接他们。作者故作天真地说：“小女孩（刚学会走路）很高兴再次见到她的母亲，好像站在她面前的不是公爵夫人，而是一大群人。她圆圆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并张开双臂。”辛西娅·阿斯奎斯显然认为这是有新闻价值的，公爵夫人认可了手稿里这一段。同时，人们在这里很早就看到公共和私人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混淆——这肯定为女王的羞涩和摸索性的谨慎奠定了基础。她从来不是一个演员，既不像她更活泼的妹妹，又不像她那有强烈戏剧感的母亲。对女王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严肃的表演，有强制性的规则。这是必须学习和忍受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她并没有反抗，她和她的伯伯大卫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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