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本土西北之行的美术实践研究,是本人于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课题,我将目光聚焦于中国西北,试图还原在1931年至1949年间文化迁徙视角下的西北地区的美术现场。主要内容包括:西北写生的缘起、方法与路径;国家与民族景观视野下西北的自然景观、历史景观和现实景观所塑造的西北视觉形象;艺术家本土西北之行美术实践之后的风格变化;美术作品与当时其他视觉材料共同解构观者对传统西北的他者想象,重塑真实的西北形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美术界兴起走进西北的热潮,艺术家们的行迹遍及新疆、甘肃、青海等地。这一现象的缘起,究其原因,19世纪末伊始,在外国探险、科学考察与考古队伍对西北的踏查与发掘之下,西北在文化视野中渐次显露,且由于大量文物流落至国外,刺激并唤醒了诸多有识之士保护西北文化遗产的决心与文化自觉。亦在当时民族危机与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中,西北的重要战略地位与因战争带来的文化焦虑之感促使艺术家们走出斋轩,深入西北。在文化自觉与内省的过程中,通过美术实践的行为缔造个人与民族、国家的联结。西北本身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多元的民族习俗吸引着艺术家们前往也是重要原因。
书中涉及赴西北美术实践的艺术家主要有吴作人、董希文、沈逸千、司徒乔、韩乐然、孙宗慰和庄学本等人。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和目的在西北进行美术实践,具体包括“画记者身份”“革命者身份”“个人旅行写生”“敦煌临摹与考察”和“民族志摄影”等多种身份,书中梳理并总结了西行艺术家美术实践的路径与方法,包括艺术家具体的实践地点,以及将写生、摄影与临摹等作为实践的方法。民族志性质的美术实践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之上,艺术家深入当地,强调亲身经历与体验,捕捉当地生活与习俗的细节,通过创作作品记录艺术与文化现象,从而揭示西北当地区域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关系,重塑由自然、历史与现实景观共同构建的西北民族景观。
本书以人文地理学和民族景观理论为视角,探讨西北写生与民族景观的构建过程。在西北自然景观方面,进行西北写生的艺术家所关注的景物成为加强民族联系的手段,天山、草原、沙漠和戈壁等西北典型景观,被赋予深厚的情感,成为民族的象征景物。其写生作品与当时其他视觉材料共同塑造天山、骆驼、沙漠与草原等典型西北形象,以图像作为媒介,论证景物与民族象征之间的紧密联系。有着家国情怀的艺术家称颂本民族和国家的山川河流、湖泊草原等自然风景的共同行为,赋予区域性的景观以中华民族精神,使其升华成为具有家国象征的整体性国家景观。艺术家通过对西北自然景物的图像化处理,生成具有代表性的西北民族景观,从而构筑整个民族的想象共同体,艺术家以民族志的方式记录西北的自然风光,将西北自然景物转化为艺术化的图像,在画面中构筑西北民族景观中的自然景观图式与观念。
历史景观方面,则由艺术家们所创作的关于西北遗址废墟、道路交通和壁画临摹等作品构建。废墟与遗迹的图像构筑西北的历史与记忆现场,激发观者对于西北的历史景观产生想象与回应。艺术家对寺庙和民居建筑的描绘,使西北的历史片段在其画布上再现。艺术家通过临摹石窟壁画的手段达到重访古迹的集体行为,再现古代石窟壁画的视觉盛宴之时,从西北的边疆地域中试图找寻文化根脉,重现汉唐及魏晋时期的风格与精神。西北写生的艺术家普遍有临摹壁画的经历,将临摹壁画作为一种特殊的写生方式,艺术家通过以临摹为创作路径的基本方式之一,实现其对传统的发现与重新认知,在艺术和历史维度与古代传统进行对话,深度剖析与重新审视古代艺术风格与经验,临摹壁画的经历对于艺术家个人创作风格的变化亦产生重要影响。
现实景观方面,艺术家深入民间,基于西北当地的现实情况,在实地观察和参与当地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构建关于现实西北图景的描绘,如对西北女性形象的塑造,艺术家以西北边地少数民族女性为创作题材,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写生与创作,尤其关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局限于家庭层面,而是多次涉及社会层面,对新西北女性形象的塑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意识在西北的觉醒与传播。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审视,西北女性形象的塑造过程从侧面折射出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艺术家体验并记录西北当地民族的生活习俗,如将真实的哈萨克毡房生活场景呈现给观众。西行艺术家描绘形态各异的集市与庙会生活等场景,如以青海塔尔寺为中心,详细描绘了庙会的生动场景,将人们在寺内及寺庙周边的灯会、祭祀、祝祷和购物等活动呈现,展示了西北民族的生活方式,为了解当时西北的现实生活提供了重要路径。
本书以图像学和视觉文化理论为主要研究方法,将艺术史研究、文化地理学研究和视觉文化研究相结合,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写生与民族景观建构为研究主体,重新认识当时中国美术的西北场域,在国家与民族的视野下探讨关于西北的视觉形象相关问题。对于具有西北典型性的图像作品,包括艺术家的西北写生和临摹的作品,以及当时报刊所刊登的照片和绘画作品,从图像学的“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和“图像学解释”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西北民族景观如何在图像中生成。以西北的多个典型意象与形象作为视觉核心,研究当时西北形象在杂志、报纸、建筑、照片和绘画等媒介中的塑造与生成过程。
文化的呈现与媒介传播关系密切,本书亦重点分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纸和杂志是如何记载、描绘与塑造西北边疆形象与民族景观的,作为重要的视觉与文字材料的期刊和杂志揭示了当时国土家园的沦陷,激起中国知识界的群体文化自觉,推动文化艺术界对边疆的关注与考察。当时国内诸多报刊,如《大公报》《中央日报》《申报》《边事研究》和《地学杂志》等均设置专栏公议西北开发相关问题,报刊的专栏既是信息传递的途径,同时也是对西北区域的社会、文化、经济、历史和艺术等多方面进行深度剖析的平台。通过文字和图像向读者展示西北的自然与人文,成为塑造读者关于西北视觉形象的重要媒介。
此外,还在南京、西安、北平和重庆等地,创立了专为详述和研究西北边疆之事务的刊物,如《新青海》《西北论衡》《拓荒》《禹贡》《边政公论》《中国边疆》《天山画报》和《天山月刊》等,其中西北之行的艺术家所创作的绘画和摄影作品的刊登,关涉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教育、民族、宗教、语言和史地等各方面的情况,譬如刊载各类照片的有《天山画报》,介绍新疆文化和现状,以沟通内地与新疆文化为宗旨,竭力为巩固民族团结而服务,图像形式的传播使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新疆。通过分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刊中关于西北的图像和文字,研究在大众读本中所构建的西北图文世界。
艺术家西北之行后,在自觉与体认的美术民族化实践与思潮中,艺术家的个人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吸收有关“西北”的元素,既包含受到石窟壁画如敦煌、克孜尔等传统艺术的影响,又融合了西北特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习俗的影响,部分艺术家将西北写生与临摹视为其个人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不仅是停留在对个人的影响上,甚至在文化结构方面,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也影响深刻。西北地区的形象在艺术家创作的绘画和摄影等艺术作品中得以呈现,大量图像逐步构筑出新的西北图景,通过由展览和报纸建立的文化媒体空间,解构观者对于西北的传统的“异域”想象,重塑西北真实图景和视觉形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北写生实践构筑出一条整合民族意识、建立民族认同的有效路径,观者通过艺术家们的作品了解与认知西北,建立起自我、集体与西北之间的联系,此时的西北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区域,更是文化与精神层面的话语空间,国家与民族的身份认同在丰富的西北图像中得以扩展与接纳。
书中部分内容曾在学术会议上公开宣读,包括:《纪实与想象认同:1936年〈大公报〉与沈逸千塞北写生的族群景观构建》和《〈新疆猎画记〉图文互证》,分别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六届文学与图像学术论坛”和“第七届文学与图像学术论坛”宣读;With the help of rivers and mountains: Reconstruction of Tianshan Mountains Imagery in Situ Qiao’s Paint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Landscape(《江山之助:国家景观视域下司徒乔绘画中的“天山意象”重构》)在中国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公开演讲;《姑苏王君甫〈万国来朝图〉的华夷秩序观》在湖北美术学院举办的“美术与传播:第四届昙华林青年学者(国际)论坛”宣读;《超常与日常:青海塔尔寺精神空间的视觉呈现(1930s—1940s)》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多重空间:民族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研讨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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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超
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