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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宋元学案》最初由黄宗羲编写，此后延续一百多年才最终完成，共一百卷。它记载了宋元两代儒学的学派源流和思想，是宋元两代学术史的佳构，到现在仍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宋元两代的儒者非常多，非常著名，如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等，学理亦很复杂，要把这许多的人物和学说交代清楚，是很不容易的，而《宋元学案》做到了。
本书以人物为中心，用白话改写了该书中的精华部分，读之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活的精神、活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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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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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汉，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香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及香港新亚研究所哲学组硕士，曾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儒学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庸义理疏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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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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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胡安定先生瑗
二、徐仲车先生积
三、孙泰山先生复
四、石徂徕先生介
五、范文正公仲淹
六、欧阳永叔先生修
七、司马温公光
八、邵康节先生雍
九、周濂溪先生敦颐
十、张横渠先生载
十一、程明道先生颢
十二、程伊川先生颐
十三、横渠门人
十四、谢上蔡先生良佐
十五、杨龟山先生时
十六、尹和靖先生焞
十七、罗豫章先生从彦
十八、李延平先生侗
十九、胡文定先生安国
二十、胡五峰先生宏
二十一、朱晦庵先生熹
二十二、张南轩先生栻
二十三、吕东莱先生祖谦
二十四、薛艮斋、陈止斋
二十五、陈龙川先生亮
二十六、叶水心先生适
二十七、陆梭山、陆复斋
二十八、陆象山先生九渊
二十九、朱子门人
三十、象山门人
三十一、魏鹤山、真西山
三十二、元代诸儒
附录 原典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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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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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学案》是一部学术史，它记载了宋元两代儒学的学派源流和学术思想。宋元两代的儒者非常多，学理也很复杂，要把这许多的人物和学说交代清楚，是很不容易的，而《宋元学案》却能做到。这书原来的篇幅很多，内容十分详备，对各儒者的师友渊源、思想行谊及学派的流衍，都能兼顾详述。因此这书是宋元两代学术史的佳构，到现在仍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细读《宋元学案》，一方面固然可使我们了解当时儒学发展的情况，各儒者的思想、行事，以及对当时的政治教化所造成的影响，因而增进我们的识见。另一方面，由于书中所载儒者的行事，大都可敬可爱，所叙述的思想学说，也大都亲切真实，警策高明。所以我们会感到从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是活的精神、活的行事，而不是已经过去了的史迹，以及和我们无关的抽象理论。只要我们一旦读进去，便自然地会开启精神，恢弘志气，而对人生有正确的观念，产生真正的理想，这当然是最重要的收获。
宋元及明代的儒学，一般都称作“宋明理学”，这是因为宋明儒者都喜欢谈“理”的缘故。但其实他们所说的理，只是儒学的理，虽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但在本质上和先秦儒学是并无二致的。
理，即是法则。法则是客观的、普遍的，是人所共认为合理的，不会因时因地或因人的好恶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法则有很多种类，如自然的法则、思想的法则，以及道德的法则等都是。宋明儒学所探讨的乃是道德的法则。
只要对自己的生命活动稍加反省，我们都一定会感到，我们这生命活动，好像是自己所不能主宰控制的。我们一时会这样想，一时又会那样想；一时会因感到自己做对了而高兴，一时又会因自己做错了而内疚不安。究竟有没有一种普遍永恒的法则，可使我们依循着去做，便不会犯错的呢？若是有的话，又存在于何处呢？这便是对道德法则的探究。有时候我们知道是对的，却不肯去做；知道是不对的，却又偏去做了，究竟我们要怎样修养自己，才能主宰自己的生命，使自己见善必为，有过必改呢？这便是对修养的功夫及方法的探究。这种对道德的法则及修养功夫的探究，便是儒学最基本的课题。其实这也是人所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你是哪一行哪一业的人，都会面对这些问题，只要你不自欺，不麻木，便都会感到那是不可逃避的、必须解答的问题。因为那是关于自己生命的问题，所以这种学问，是一切人所必要从事的人学，生命之学。宋明儒学对这生命之学讲解之详细，体会之真切，是古今中外各学派所少有的。
在《宋元学案》中所载的理论，有些是比较深奥的，或者读者在初读时会不易了解。如北宋的周濂溪、张横渠及程明道，他们说了很多关于天道天理的话，似乎是太玄了，但那些并不是空论，而是他们的实践所得。只要我们回到自己的生命上来体会，便可以了解他们所说的理论的真正含义。他们都体悟到，整个宇宙人生都是天道的生生不已的创造，一切都充满了意义和价值，都是真真实实的，没有半点虚妄，而人的道德活动，便是天道的呈现，是充满了绝对的、无限的价值的。于是从一切都是天道的生生不已的观点来看宇宙人生，人便会开拓心胸，既不受内在的生理欲望所控制，也不受外在的环境遭遇所影响，不管是成败得失、贫富贵贱，或生死寿夭，都不会改变人的实践道德以体现天道的行为。比起天道天理来，一切都不足道，就是尧舜般的丰功伟业，也不过如一点浮云过太虚，并不算什么。有这样的体悟，人便能脱出形骸生理的限制，不受任何环境遭遇所影响，而能真正主宰自己的生命，真正有刚健不息的人生。由此可见，无论他们的学说理论是多么玄远深奥，其实都是面对生命而发的，只要我们能切实反省体会，便一定会有所得。
《宋元学案》起初是由黄宗羲编纂的，后来经过好几位学者增补才完成。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人称他为“梨洲先生”。他生于明朝神宗万历三十八年，卒于清朝圣祖康熙三十四年（1610─1695年）。他父亲黄尊素是明神宗和熹宗时的名臣，忠贞刚烈，不幸被奸臣魏忠贤陷害而死。这时黄宗羲才十六岁，已博览群书，学识超卓。他遵从父亲的遗命，拜父亲的至交好友刘宗周为师。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蕺山先生”，是明末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他的生平及学术，请参阅《明儒学案》）。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入北京，思宗自缢，明福王即位于南京。这时清兵已入关。第二年，清兵破李自成，又攻陷南京，明朝亡，刘蕺山先生绝食殉国，黄宗羲则联络志士，从事反清复明的工作，可惜无功，后来便隐居家乡，专心从事著述。黄宗羲在学术上的成就很大，他和顾炎武、王夫之被后世称为“清初三先生”。后来清廷曾一再请他出来任官，他都不肯。他一生所著的书很多，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明史案》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其中的《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乃是宋元明三代最完整的学术史。
黄宗羲先写《明儒学案》，完成后再写《宋元学案》，但只写好一部分便去世了，由他的儿子黄百家继续撰写，但并未把这书完成。隔了许多年，这书的稿本为清儒全祖望得到，他便全力加以增补，费了十年的功夫，《宋元学案》才大致完稿。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生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卒于乾隆二十年（1705─1755年）。他虽未能见到黄宗羲，但对梨洲先生的学问很是景仰，可以算是黄梨洲的私淑弟子。在现在的《宋元学案》中，属于黄宗羲父子所写的部分只有十分之三四，其他大都是全祖望增补的，所以《宋元学案》可算是黄宗羲父子及全祖望合写的。全祖望在五十一岁时得病，在《宋元学案》还没有来得及付印时便去世了。稿本交由全祖望的学生卢月船保管，卢月船加以抄录誊正，又和黄梨洲的玄孙黄璋讨论商榷，但尚未抄录完毕而卢氏又卒，全氏原稿及卢氏抄本便藏在卢氏家中，子孙世代保存。另外黄璋又从卢月船处得到全祖望的底稿，黄璋和儿子黄征先后抄录誊正，补正许多缺漏。至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这书才由王梓材及冯云濠两学者根据卢氏及黄氏两稿本校刊出版，王梓材也做了许多校补工作，才成为现在的《宋元学案》一百卷，这时已是黄宗羲卒后的一百四十三年了，这书耗费了好几代人的精力才告完成，由此可见古人对学术的热爱及谨慎从事的精神。
在《宋元学案》一百卷中，属于两宋部分的有九十四卷，其中有好几卷分了上下，所以实数是八十二个学案，属于元朝部分的只有六个学案。每一个学案通常是代表一个学派，每一学案大部分以该学派的创始人或最重要的人的名号为名称，如卷一《安定学案》便以胡瑗（人称“安定先生”）为学案的名称，学案中除叙述了胡瑗的生平学术外，又叙述胡瑗的门人弟子及和他论学的朋友的生平学术。每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有传略、学说及附录三部分。传略是记载该位先生的生平及学问大概，学说是抄录他的著作中的重要部分，而附录则杂记他的遗事，以及当时的人或后人对他的评论。每学案前都有附表，用列表的方式表示出学案中各人相互间的关系，师友的渊源，非常清晰明白，也使人很容易便可以掌握当时的学术界的大概情形。这些表大部分是王梓材所补的。著录在学案的宋元儒者，共有千余人。
二
我国宋元明三代（960─1643年）六七百年间的思想学术界，是儒学在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时，因为孔子孟子的兴起，而奠定了儒家学说的义理纲维。孔子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学术，整理了《诗》《书》《礼》《乐》等经书，保存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指点出人的真生命、真精神──仁，赋予了传统学术文化新的意义，豁醒了人的内在的精神生命，使人能在实践仁义时，了解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孟子则根据孔子所说的仁而说本心，指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心是人人都有的本心，亦即仁义礼智等理，因此仁义礼智等道德的理是在人的心中的。只要人时刻保存他的本心，不断地扩充，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最完美、最理想的圣人，而世间也会有最理想的政治。于是从人的有本心便肯定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那么人性当然是善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人的可贵处，便是因为可以实践仁义礼智而成为圣人。孟子说本心、性善和保存扩充，便已将儒家学问的内容全部表明出来。人的保存涵养自己的本心善性，不断扩充，便可成为圣人，这是“内圣”（从自己的生命内部下功夫，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而成圣成贤）的学问；把本心善性推出去用于家国天下，便可以有理想的政治，那是“外王”（把理想实现在世界上，使一切人都过着合理的生活）的学问。这便是儒学的全部内容。儒家所说的学，是指示这“内圣外王”之学，并不只是读书求知识。
在孔孟之后的《易传》及《礼记·中庸》的不知名作者，顺着孔孟的义理推进一步，认为人的仁义礼智的本性，便是天理天道。所谓天理天道，即是使宇宙间的一切能存在的最高的法则。天理天道是无穷无尽的，能不断地创生一切，使一切能生生不息。《易传》及《中庸》的作者都认为，天理天道的内容便是仁义礼智。人性和天理在内容上是一样的，如果人能保存他的本心，又不断地扩充，便是把具有无限意义的天理天道实现在自己的生命中，于是自己便具有无限的意义和价值。只要人在日常生活中，本着本心本性去做，便会产生一切德行，成就种种该做的事情。人自然便会孝父母、爱兄弟、信朋友……当人在孝父母、信朋友时，内心不只是感觉到孝悌忠信是人所应做的，同时也会感到那便是天理所在，是人所绝对不能违反的，这时心中便会产生最大的快乐。而且这孝悌忠信的行为，是要不断推广的，人要用仁义之心来对一切人一切物，好像天地的包容一切、长养一切一样，人能够这样，便和天理天道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可和天地并立的有无限价值的人。于是人在实践道德的过程中，便可以体会到天理天道，而使自己的生命充满着无限的意义。
儒学这种义理、生命智慧，实在可以稳定住一切人间正常的生活，使人在伦常日用中体会到无限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必在人生之外另寻一个天国，也不必出家修行。这实在是人生的正道，大中至正之教。所以儒学后来便成了中国思想学术的主流，启发了所有中国人的道德理想，调护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
在孟子之后的荀子，也是儒学大师，很能道出礼乐教化的意义，但他并不能了解孟子的性善说，而认为人性是恶的，因而强调后天的学习教养，他对于道德心性、天理天道的了解便有了偏差，不能承接孔孟所创发的内圣学的真精神。秦代焚诗书、坑儒生，儒学的真面貌更黯然不彰。两汉四百年，大抵都以儒学作为政治教化的指导原则，但对于儒学的真精神，也是很少有人能了解的，这时期并没有一个能阐发真正的孔孟之学的纯粹儒者。这期间的儒者，大都用心在如何把儒学理想实现在政教及注释经书上，对于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本心善性，反求诸己以豁醒真生命，是没有相应的了解的。于是后来儒学便逐渐失去了活力，不能作为当时人生命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到东汉末年，一方面是道家思想盛行，另一方面是佛教教义的逐渐传入。从东汉末年起，经历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共七百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思想界都是佛道的天下，其中以佛教的力量最大，大部分的聪明才智之士，都被佛门吸收了去。
佛教及道家（后来有人根据道家的修养方法而追求长生，成立了道教）两派，都有很高深的理论，而所面对、处理的，也是人生中的真实问题，所以很能吸引人。但佛道两教都是从人生负面的烦恼、执着入手，对于儒家所指出的人生的正常面、光明面，并不能正视，对于政治教化、伦理之道，并没有积极地肯定，于是就作为人生的指导原则来说，佛道都不免是偏颇的。若是有儒家思想做主，佛道都会是很好的辅助力量、很好的教路，但若要取代儒学的主流地位，以佛道做主，便会有很大的弊病。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大乱，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则只保存在北方的一些士族中，凭着北方士族的家庭教育，保存了儒家的政教理想。隋唐两代能够重新统一中国，形成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所凭借的正是北方士族所保存的儒家政教理想。
虽然说隋唐的统一的盛运，是儒家的政教理想所致，但在隋唐三百年间的思想界，儒学还是不能抬头，还是佛学的天下。因为经过了长期的吸收消化，佛教已经中国化，中国人在这时开始以自己本身的智慧，顺着原有的印度佛学的教义而往前推进，创立了中国佛学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这些宗派的教义，都不是印度原有的。其中的禅宗，后来更是风行天下。这是佛学在中国的黄金时代，一般读书人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佛教的教义理论上。这时候代表儒学出来和佛教相抗的，只有一个韩愈，而他是一位文学家，对于儒学的理论，并没有很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只能根据常识来反对佛学，这当然是不足的。韩愈也提倡师道，希望改变当时的读书人的浮夸而不切实的风气，但韩愈本身的学问人品，并不能达到足为世人所共仰的地步，因此韩愈只能成功地发起了一次古文运动，而不能使儒学复兴。在唐代中叶以后，武人割据，中央政府命令不能通达地方，政治愈来愈混乱，民变四起，在唐朝末年以至五代十国的几十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可以说已经不像是一个人间。在这大乱的时候，人便慢慢反省到，人要真正做一个人，人间要像一个人间，乃是最重要的事。人不像人，人间不像人间，一切都不能谈。于是儒学的重要性便逐渐为人了解，就是佛教的大师，在五代时也有劝人读韩愈的文章及儒家的经典的。可见他们也反省到，只有儒学才能稳定人间，而只有人间稳定了之后，才有佛教可讲。
三
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幸而被宋太祖结束了，但中原元气已大伤，许多疆土都被侵占了，宋代的立国实在十分艰苦。宋代的读书人眼见唐末五代的大乱，以及当时中国处境的艰苦，在内心中自然便产生出无比庄严的责任感，而要以天下为己任，加上宋太祖极力提倡文教，优礼读书人，儒学的复兴运动于是便逐渐展开。
宋代儒学最早的人物，是胡安定（瑗）孙泰山（复）两位先生，他们一同在泰山苦读，学成后便用经学来教育弟子，他们所教过的弟子有几千人，大都能成才，这对当时的学术风气有极大的影响。胡安定为人沉潜笃实，而孙泰山则高明刚正。徐积是安定最出色的弟子，所以有安定的风格，而石介的疾恶如仇，力攻佛道之学，便接近泰山。石介对孙泰山严执弟子的礼数，更对当时的风俗起了很大的改良作用，师道的尊严，在这时才真正再次建立起来。除这几位外，当时的几位著名大臣，如范仲淹、司马光、吕公著、欧阳修等，都能提倡儒学，奖励后进人才，而他们的人格，更是纯粹光明，最值得人效法。他们对当时的教育、政治，有莫大的影响。但以上诸位先生都未能对儒学的义理有深刻的体会，只能算宋儒中的先驱人物。
第一个能把握先秦儒学真精神的宋儒是周敦颐。周敦颐的学问没有明显的师承，大概是他自己体悟出来的，没有经过老师的传授。由于他曾和佛道的人来往，于是后来有些人便说他的学问夹杂有佛教道教的成分，其实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言论，周敦颐的著作中所显示出的义理，纯粹是儒学的基本义理。他以《中庸》所说的诚来比配《易传》所说的乾元，体会到天理天道是最真实的，是生生不已的，而人的仁义礼智即是天道的呈现，于是人的成圣，便合于天道，这的确是地道的儒家式的智慧。从周敦颐开始，儒学的精义才重新为人所了解。周敦颐以后，大儒辈出，使当时的思想界显得极为热闹，在河南洛阳，有程颢程颐兄弟，在陕西，则有张载。程氏兄弟在少年时曾问学于周敦颐，但二程的学问并不是直接从周敦颐处承接而来，而是他们自己用了十多年的功夫研究体会而得的。程颢资性和粹，充养有道，最受当时人景仰，而他的学问更是圆融通透，境界最高。程颐性格刚严，不像程颢和粹，而学问见解和他哥哥也不太一样，但当时的程门弟子并不能觉察两位程先生学理上的不同。程颐比程颢晚死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他不断地讲学论道，使儒学达到了空前的昌盛。虽然在政治上他很不得意，晚年更被贬远方，但恶劣的环境却成了他修心养性的最佳场所，也激起当时百姓对儒者的崇敬，对儒学的重视。张载则是北宋各大儒中立说最有理论系统的一位，无论是对佛道的批评，或对儒家本身义理的阐明，都非常正确严谨。由于周、张、二程几位的努力，儒学的内容意义才真正为人所明白。当然他们也有新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墨守先秦儒家的说法，但他们的新义都是儒学的合理引申及发展。如张载便造了很多新名词，如太虚、气、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等，但名词虽新，所表示的都是儒学本有的义理。所谓儒学的本有的义理，是指前面所说的，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本心、性善，以及《易传》《中庸》所说的天理天道即是人的道德之性等。
因周敦颐号“濂溪先生”，后人便称他的学问为“濂学”：二程住在洛阳，于是被称作“洛学”；张载是关中（陕西地方又叫“关中”）人，所以被称为“关学”。当时有一位邵雍先生，和周、张、二程等同时，而年龄稍大，也是当时的著名儒者，但他的学问并不是纯粹的儒学，所以一般都不以他为北宋正统派的儒者。
濂、洛、关三派中，周敦颐没有正式的传人，张载的关学在当时和二程的洛学一样的兴盛，门人弟子很多。张载教人，以礼为先，关中风气因而变得像古代般淳厚，他的弟子吕大钧又推行“乡约”运动，教化地方，很有成效。可惜不久便是“靖康之难”，北宋亡，关中一带饱受战火的蹂躏，张载的门人弟子四散，关学便衰微不振了。
二程的洛学则是一直绵延不断，弟子散布各地，都能谨守师说。其中以谢良佐、杨时、尹焞最有成就。谢良佐气质刚毅高明，议论横厉风发，他很能把握程颢的学说要点，他说仁是觉，是生意，说得很是具体活泼，后来胡安国便由于得他的指引而了解洛学精义，胡安国的小儿子胡宏更能将北宋周、张、大程的学问消化融会，开出湖湘一派的学术。杨时的气质和平，议论平缓优游。他很得程颢的喜爱，当杨时辞别程颢而南归时，程颢目送他，说：“我的道将传到南方去了。”所以杨时这一系统，被称作“道南系”（又因杨时是南剑人，故又称“南剑系”）。杨时的寿命长，“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后，他便在南方努力传扬儒学，弟子非常多。其中最得杨时真传的，是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而李侗则是南宋大儒朱熹的老师。尹焞的年辈较少，他未见过程颢，追随程颐十多年，专心从事于持敬涵养的功夫，学问品行极为醇正，宋高宗曾说他的行为便是一部活的《论语》。
以上是北宋儒学的大概。南宋儒学并不因“靖康之难”而中断，而且更为昌盛，但当然儒者的活动范围要往南移了。胡宏是宋室南渡第一个儒学大师，他所著的《知言》，后来的吕祖谦说胜过张载的《正蒙》，虽未必是这样，但《知言》的义理的确很是精微，足以承接北宋诸儒的学统。因为当时秦桧当政，胡宏和他的兄弟都隐居在湖南衡山湘水一带，不肯出仕，于是他们便被称为“湖湘学派”。胡宏的弟子最著名的是张栻，但张栻在胡宏的门下日子不长，对胡宏的学问未能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后来当朱熹因对胡宏的说法有所怀疑，而和张栻讨论时，张栻便不能稳守胡宏的说法。胡宏的其他弟子虽多能谨守师说，但因都处在湖湘一带，稍微偏僻，不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且大都短命，于是湖湘学统便不能延续下去了。
朱子（熹）是南宋以来最受尊重的大儒，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宋代儒学的集大成的人，他一生不断讲学著书，他的理论及著作都有很大的权威性，是被南宋以后大多数的读书人所遵从的。但朱子其实只继承了小程子（程颐）的学问，主张先要以敬来涵养内心，心涵养久了，便会清明，便能明理，但明理非要通过格物（研究事事物物）不可，把心知的灵明运用在事事物物上，便能明理，能明理，人的行为便有可依循的法则，便能使行为合理而无差错。朱子这样的理论，并不同于孟子所说的本心的意义。本心本身便是仁义礼智等理，理是本来就具备在本心中的，只要人能反省自觉，便可觉察这理，所以道德实践的最切要的功夫，是反省自觉，而不是格物穷理。当然朱子所要明的理也是道德的理，而不是科学的理，我们不能混乱。朱子这说法不同于先秦的孔孟，也不同于北宋的周、张、大程，他是承继小程子的学理而发扬光大，成为另一套大系统。因此他对谢良佐的以觉说仁的说法，对胡宏的知言，都深表不满。
朱子是福建人，后来的人便称他的学问为“闽学”，而濂、洛、关、闽后被称为“宋代儒学四大派”。
和朱子同时，江西的陆九渊是南宋另一位儒学大师。他的学问并没有师承，他自己说是“读《孟子》而自得之”，他不满意朱子所说的持敬穷理的说法，认为朱子学不见道。他教人在心上作明辨义利的功夫，只要义利辨明，人的本心便自然呈现，本心一呈现，理便在其中，顺着这本心，便自然能孝悌忠信，不需要往外面格物穷理。陆九渊的学问完全是根据孟子而来的，但朱子却说他是禅学，两家的门人后来便争论不已，朱陆异同，便成为南宋最重大的学理争论。
和朱子及陆九渊同时，在浙江东部有一群重视实际的功效，而不喜欢谈高深理论的学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等，其中以陈亮和叶适较为激烈，陈亮认为有了实际上的事功，便即是有道德。叶适则认为曾子、子思、孟子以至二程的洛学，都不是道的原本传统，因他们都是不切实用的空谈理论，而没有客观面的事功上的成就。陈、叶二人这些说法，都未免有偏差，在学理上是不大说得通的。而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些说法，是因有感于那时南宋国势愈益危弱，于是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事务上，希望通经术以致用，但他们实际上并未有重要的事功表现，却以重视事功为理由来反对心性之学，这未免是本末倒置。
朱子的门人弟子是两宋儒者中最多的，但大多死守朱子的说法，能有创发性见解的人很少，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蔡沈父子、黄干及陈淳等。稍后有魏了翁及真德秀，虽未曾及于朱子之门，但都宗朱子之学，成就则比朱子的门人弟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魏了翁的学问见解更是卓越不凡，并不为朱子见解所限。
陆九渊的门人也很多，当他在象山讲学时，来问学的学者共千余人，极一时之盛，但后来卓越有成的并不多，其中以杨简、袁燮、舒璘的成就较大。杨简天资高，最得陆九渊的真传，所以陆门弟子以他最有影响力。
朱陆的门人弟子一传再传，直到宋亡元兴的时候，固有文化受到战火摧残，儒学一落千丈。其中虽然有几位儒者在艰苦支撑，竭力维持学脉道统，他们的精神固然可敬，但在学理上并没有什么发展。儒学要到明代的王守仁起来，才有另外一番新面目。
四
原本《宋元学案》的篇幅很多，所叙述的人物共有一千多人，学派亦很繁杂，我们现在只能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来叙述。比起原书来，分量实在太轻，遗漏太多。而且这些儒者所说的学理，都不是简单几句话所能够解释清楚的，所以在语译出来的各段落之后，常要详加解释，既要解释，便一定有编者的意见在，不能完全客观，亦不能完全采取原来的编著者（黄宗羲、黄百家及全祖望等）的意见。
我们现在不按照原著的以学案为主体的体例，而以人物为主，大体上每一个人物在原著中都占一个学案。其中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胡五峰、朱子、陆象山等是两宋最重要的儒学大师，所占的篇幅较多，解释亦较为详细。其中朱子及陆象山两章的材料有些是在原本《宋元学案》之外的。关于各家的学问理论的解说，主要参考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台湾正中书局）、《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湾学生书局）及蔡仁厚先生的《宋明理学·北宋篇》《宋明理学·南宋篇》各书。所用的《宋元学案》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版，又曾参考陈叔谅、李心庄《重编宋元学案》（台湾正中书局）及缪天绶《选注宋元学案》（台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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