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澜，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员。2018年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2019—2021年获得复旦大学“超级博士后”资助，并在复旦发展研究院从事社会学研究。2023年上海市“东方英才”青年项目获得者。主要从事农村发展、物质文化与家庭研究。曾在Focaal：Journal of Global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Economic Anthropology、《社会》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参与多项上海市“三农”决策咨询工作。
“就业”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价值意义上，对于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个体来说都是一个人生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既关乎每个个体的生计问题，也关乎整个社会发展的形态与方向，更关乎每个个体的存在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的开放，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急剧流动转移，不仅引起了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也引起了整个城乡社会的深刻变迁。因此，学界近二三十年来，对流动人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毫无疑问，这个群体已经成为国家人口构成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统计，2023年，全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3.76亿，由此而来的，是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农村尤甚。可以说，无论是在家庭结构还是在社会结构上，中国的农村无疑都经历了重大而剧烈的变迁。然而，2017年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开始坚定地尝试扭转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农业颓废，农村社会散乱，生态破坏，农民文化凋零这些局面。在政府各项政策的大力推行以及各类媒体的宣传之下，“乡村”一词突然充满了“希望”“乡愁”“理想”等浪漫化的寓意。一时之间，返乡创业、返乡就业也成为时髦，一些青年怀揣着建设乡村的理想，在山川田野间尝试描绘一幅关于生命和发展的新图景；一些在城市漂泊劳碌多年的中年人也试图重整老家的资源，开启一段关于“归来再启程”的人生旅途；而那些留守的老人们仿佛也得到了重新参与社会建设的机会，再次成为农村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同时，随着网络、新媒体等数字化应用在普通百姓生活与生产中的广泛普及，如今的“乡村就业”，不仅可以在行业维度上进行细分，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全职就业、兼职就业、临时就业、自由就业、远程就业，叫法众多，不一而足。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的确让整个社会对“乡村”再次燃起了改造和重建的热情，虽然现在对这一战略的整体评估还为时尚早，但在这个过程中随之而来的问题、困境、悖论，则是需要我们正视并不断进行调整的。
本书通过2021年至2023年间对上海农村就业情况的调研，试图呈现上海乡村就业的新图景。作为一个研究议题，“农村就业”事实上只是理解农村发展生态的一把钥匙，一个线索。本书以农村就业为主线，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结合宏观数据与政策分析，深入探讨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土地资源配置、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资本下乡等各种政府行为与社会行动是如何形塑乡村就业图景的。在微观层面上，本书将细致把握老年农民（尤其是低龄老年农民）、返乡创业青年、农村青年干部、新型职业农民、外来务农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不同乡村群体的就业策略、就业状态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在宏观层面上，本书则力图将经验数据材料与上海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紧密结合，比较国内外其他地区乡村发展的不同经验，全面分析上海农业农村发展的趋势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就业机制如何能实现优化。正如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所指出的，宏观层面的矛盾、关系和趋势在微观层面都有呈现，而且往往以最真实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也正如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所批评的，农政研究（agrarian studies）所采用的学术理路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往往只注重“宏观原因”和“宏观结果”之间的直接关联，严重忽视了微观层面，但大多数的宏观因素，实际上都在微观层面被行动者主动地理解、转化成一系列的行动。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基于人类学的“整全视角”，本书力图将农村就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本书所指的“就业机制优化”，其内涵不仅指劳动力资源的优化利用，生产力的优化提升，更指向在乡村“生活”的个体拥有更多的劳动乐趣、工作幸福感、人生意义等。“人生意义”维度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乡村“就业”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缘于我们在一系列调研中的发现。对于大多数在乡村工作，或者说选择在乡村工作的人而言，“生活”“家庭”“人生意义”这些议题，几乎都是最重要的择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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