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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通过哲学思维角度，揭示中国现代化独特路径、深层逻辑
全书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构建入手，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强国逻辑，系统阐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及其理论依据，展示中国如何通过自主创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全书凝练了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哲学内涵，深刻揭示了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全面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深度、实践广度。
2、融合历史与现实，展现了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现代化的回应及其实际成效，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本书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3、语言通俗易懂，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
全书正文分五章，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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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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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为切入点，挖掘并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和深层逻辑，从大的历史观、历史哲学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起源、内涵、价值和意义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阐述怎么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道理深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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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韩庆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原成员。曾兼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央组织部联系的高级专家。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出版学术专著《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发展与代价》《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强国时代》《领悟思想的力量》9部，主编《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等图书3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9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重点项目“人的全面发展研究”“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等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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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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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一、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的回应
二、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式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
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
五、作为一种学术分析框架的“中国道路”
第二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逻辑
第三章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国式现代化内生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中国式现代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独特贡献
五、“两个创造”蕴含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
六、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意义、世界意义
第四章
在“两个结合”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结合”与中国道路
二、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
三、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四、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五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指引
一、“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及内在逻辑
二、 以学理方式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四、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
五、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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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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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
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思想伟力，从根本上在于它是对历史发展规律、时代发展趋势、实践发展要求、人民美好愿望的正确反映，反过来它又指引历史、时代、实践的发展。这可以从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看出来。
古代，中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近代，由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到欧洲。由此，就兴起了“欧洲中心主义”，随后“欧洲中心主义”又进一步拓展为“西方中心主义”，产生了“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及思潮，“西方中心论”在整个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思想认识上不断清算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不断进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所以晚年马克思超越了青年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开始从思想意识上关注并强调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尤其是东方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这其中曾经有俄国民粹派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向马克思请教，同马克思讨论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事情。那时，马克思给予的谨慎回答是，俄国农村公社如果能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灾难性后果，就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显然，这种过渡是有条件的。但不管怎么说，这表明马克思已经从思想理论上开启了对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思考。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话，列宁则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这种现实，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需关注的是，俄国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列宁晚期从理论和实践上集中思考的根本问题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这种思考形成的思想，其聚焦点和根本点，一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上改变了；二是列宁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显然，是列宁开启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实践，开始走出了“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要言之，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实践真正发端于列宁，它在思想理论上为中国“走自己的路”提供了“俄国样本”。
现代化运动是西方开启的，它把整个世界卷入其中，也对中国产生强烈冲击，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命运追求。1840以后，中国开启了一波一波被动防御性的回应：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进行回应，戊戌变法从局部改革政治制度层面进行回应，辛亥革命从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层面进行回应，五四运动从文化革故鼎新层面进行回应。这四次回应不仅是被动防御性的，而且一定意义上受“西方中心论”影响，没有真正走出“自己的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们一改过去被动防御性的回应为积极主动应对，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选择正确中国道路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等三个方面，开始掌握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主动。
“启蒙现代性”呈现在启蒙运动历史时期，诞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其根基是人的主体性、理性和个人自由，其核心是理性逻辑。它以人的主体性反对“神性”，以理性反对蒙昧，以个人自由反对宗教禁锢，在摆脱“神性”并培育“人的独立性”上发挥了历史进步作用。启蒙现代性在高扬理性主义的同时，也使理性走向膨胀，使经验理性超验化，使有限理性无限化，使属人理性实体化。
“经典现代性”呈现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是对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阐释，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是其体现。它扬弃启蒙现代性的理性和自由，立足现代工业文明阐释现代性。经典现代性以理性人为起点，以合理性为目标（具有语言、认识和行为能力的人获得和使用知识，获取物质财富），它使理性日益工具化、世俗化和物化，成为工具理性和世俗理性。线性历史观、物质主义至上的单向度发展观、自由主义和工具理性是其鲜明标识，理性逻辑和物化逻辑是其内核。经典现代性强调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和普遍性，认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须遵循它所设定的现代化模式。这就为“特殊”披上“普遍”的外衣，蕴含“西方中心论”的基因。
马克思从资本批判和理性批判展开“资本现代性批判”。资本批判主要是对资本占有劳动并具有控制社会权力的资本逻辑的批判；理性批判主要是遏制理性主义膨胀，矫正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现代性基础，是资本扩张的逻辑。资本是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物，具有独立性和个性，是统治社会的力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本体”“终极实在”“最高主宰”，具有万物归一的“最高统一性”和“终极解释性”，把整个社会和人都卷入其主导逻辑之中，受资本“同一性”和“总体性”控制。资本具有投资、经营、扩张、统治、寄生的本性，具有增殖、掠夺、操纵、功利和恶的基因，这种本性和基因内生出的线性历史观、单向度发展观、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为资本主导逻辑辩护的，同时也作为资本形而上学，与注重“同一性”的理性形而上学“结盟”，是理性形而上学的“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就是从根本上瓦解资本逻辑、颠覆理性形而上学，实现社会主义和人在思想、现实中的双重解放。它的实质就是对经典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由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
“反思现代性”则注重对经典现代性及其负效应的反思、批判和修正，实质是重建西方现代社会新的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后工业社会，从哲学上关切信息社会的现代性问题，注重对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全面颠覆。后现代主义走向经典现代性的反题即多元逻辑，其哲学标志就是从整体上终结理性形而上学，颠覆机械决定论世界观，构建新的哲学范式及其逻辑，即否定理性、超验性、一元性、统一性、整体性、线性、精确性、普遍性、连续性、决定论、可控性、均衡性、永恒性和宏大叙事，注重感性、经验性、多元性、独特性、个体性、多线性、不确定性、差异性、断裂性、非决定论、批判精神、非均衡性、突变性和微观叙事。概言之，它告别启蒙运动关于人性解放、唯心主义关于精神目的论、历史主义关于意义阐释的神话，告别注重主体、本质和中心的世界观，坚持注重感性、多元论和非决定论的世界观，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时代”的概括，一定意义上开始动摇“西方中心论”的哲学根基。
现代化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潮流，把各国卷入其中，追求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命运，中国亦不例外。“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一些现代化理论以“传统—现代”为解释框架看待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关系，强调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后发国家必须依附于先发国家，其中蕴含着“西方中心论”的逻辑。西方现代化潮流对清朝末年的中国产生强烈冲击，也加速了晚清的没落。面对冲击，中国开始了一次次具有被动防御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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