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弗莱彻（Angus John Stewart Fletcher，1930—2016），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纽约城市大学莱曼学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讽喻》（1964）是其第一部专著，出版后成为20 世纪乃至21世纪文学批评的经典。此外，他还有《心灵的色彩》（Colors of the Mind，1991）、《美国诗歌新论》（A New Theory for American Poetry，2004）、《莎士比亚时代的时间、空间和运动》（Time， Space， and Motion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2007）等著作。
李茜，生于重庆，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慕尼黑大学戏剧系，曾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教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领域包括当代剧场与表演、比较文学等。
章节一： 哈罗德·布鲁姆：一则私人前言
1951年9月，我颇为阴郁地游荡在耶鲁研究生礼堂的休息室。在纽黑文度过的不愉快的几周使我不由思考，在一个似乎相当有敌意的环境中，我到底能坚持多久。在将近六十年前，一个我这样性情和背景的学生，不太可能愉快地待在耶鲁英文系。我留下来了，在这里教了五十五年书，而且始终没有归属感。
那天我走进休息室，听到了对巴托克（Bela Bartok）《钢琴奏鸣曲》的生动演绎，这使我高兴起来。我坐下来，倾听它的激越华丽，演奏的人额前有撮黄头发，正在钢琴后面上下飘飞。巴托克乐曲终了，我走过去将自己介绍给了安格斯·弗莱彻，说了些我是个二十一岁的英文系研究生之类的话。在我们一生友谊开始的时刻，孤独感减退了。
弗莱彻支撑着我在耶鲁的第一年。他毕业之后去了哈佛继续研究生学业，在那里瑞恰慈（I. A. Richards）指导了他的研究，后来就有了这部《讽喻：一种象征模式理论》。弗莱彻和我通过邮件和互访保持着交流，后来则是通过阅读彼此的作品。事后看来，我把自己视作他的学生。作为一个务实的批评家，我需要一个在诗性智慧上的宽怀向导，而在弗莱彻那里，我找到了罕有的无所不包的学识，一种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视界。
他为《讽喻》写的新后记使我原本会加在这里的观察显得冗余。我转而用这篇简短的前言表达我的感受，他在专著和论文中所不断获得的批评成就，《讽喻》正是其丰厚的基底。在他的著作《讽喻》之后，弗莱彻的作品中影响我最深的是《心灵的色彩：文学中关于思维的猜想》（Colors of the Mind: Conjectures on Thinking in Literature，1991）。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对于认知中的修辞仍然所知甚少，尤其是在诗歌中，在借助隐喻进行思考方面，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仅次于莎士比亚。许多重要的批评家帮助了我们理解认知性修辞，包括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纳托尔（A. D. Nuttall）、安·班费尔德（Ann Banfield）以及莎隆·卡梅伦（Sharon Cameron）。弗莱彻对我的工作帮助最多，因为他最为关注的是对于思想的再现及其图像学（iconography）。
章节二：
对讽喻的全面探讨——它此前还未在一个真正的理论基础上被论述过——对我来说虽然必定包含有广泛的特定主题，不过《讽喻》一书的开端只是一篇我为诗人阿奇巴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所写的三页论文，他当时在哈佛任博伊尔斯顿修辞学教授（Boylston Professor of Rhetoric）。我的方式是抽象和动态的，而非阐释式和严格遵照时间顺序的。在耶鲁时上过的约翰·蒲柏（John Pope）教授一堂从容的研讨课，让我学习了伊丽莎白时期伟大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的抒情诗和史诗，但是现有理论的种子萌芽于为研究麦克利什而对这一模式所做的一个简单理论定义。
自《讽喻》在1964年出版以来，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改变，语言这一领域获得了新的边界，而且确实，整个世界自身都卷入了这场根本性变革，它主要受到全球经济力量转变的压力影响，而这也导致了形而上信仰的危机。符号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两个世界似乎在平行轨道上运行。富裕的国家想要更多的自然资源支撑他们的生活水准，而四分五裂并因此问题丛生的较贫困的国家则经历了以混乱的内部权力斗争为特征的教派战争。并非没有先例，宗教分歧掩盖了权势集团与革新者的贪婪，他们所推行的是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短期愿景，与此相伴，电子科技塑造了一种看似（如果不是实际上）萎缩但同时又以某种方式膨胀的人际交流的空间——互联网只是其最为明显的例子。
我提到这些显著改变是因为，一种萎缩中的交流空间对于讽喻这整个问题来说正中要害。许多年之前在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现状的种子就已经撒进了土里，或者至少即将被种下，几十年来，这对我而言似乎是某种预料之中的结论：不仅在西方，在世界上的每个地方，讽喻模式将会重获它在中世纪所占据的显要地位，而它事实上也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出现了。看到讽喻持续地确认其宇宙式力量，尽管我从未对这一前景感到欣喜，但至少这是一种被确认了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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