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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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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非控股大股东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治理效力、模式开展了创新研究， 从过程论和系统论的分析逻辑出发， 以宏观层面经济“双循环”、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以及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背景， 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层面剖析影响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内因; 从非控股大股东的股东大会权力、董事会权力与关系网络权力三维视角提出我国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影响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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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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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管理学博士，甘肃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等领域的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出版教材1部；主持（参与）完成国家级项目1项，主持（参与）完成省部级、地厅级项目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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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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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章 绪 论…………………………………………………………… 001
1. 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001
1. 2 相关概念界定…………………………………………………… 008
1. 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011
1.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014
第2 章 文献综述………………………………………………………… 017
2. 1 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 017
2. 2 股价信息含量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023
2. 3 文献述评………………………………………………………… 036
第3 章 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影响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
理论框架………………………………………………………… 039
3. 1 中国上市公司代理问题的现状分析…………………………… 040
3. 2 委托代理视阈下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的动机……………… 061
3. 3 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依据……………………… 062
3. 4 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必要性的博弈分析…………………… 068
3. 5 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影响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
机理分析………………………………………………………… 071
3. 6 本章小结………………………………………………………… 080
第4 章 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
影响……………………………………………………………… 082
4. 1 假设提出………………………………………………………… 082
4. 2 实证研究设计…………………………………………………… 088
4.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093
4. 4 稳健性检验……………………………………………………… 109
4. 5 内生性检验……………………………………………………… 119
4. 6 本章小结………………………………………………………… 125
第5 章 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影响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
作用机理………………………………………………………… 127
5. 1 假设提出………………………………………………………… 128
5. 2 实证研究设计…………………………………………………… 134
5.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43
5. 4 稳健性检验……………………………………………………… 155
5. 5 本章小结………………………………………………………… 172
第6 章 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影响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
调节因素………………………………………………………… 174
6. 1 假设提出………………………………………………………… 174
6. 2 实证研究设计…………………………………………………… 178
6.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81
6. 4 稳健性检验……………………………………………………… 188
6. 5 本章小结………………………………………………………… 196
第7 章 结论与讨论……………………………………………………… 197
7. 1 主要结论………………………………………………………… 197
7. 2 研究创新点……………………………………………………… 200
7. 3 研究局限与展望………………………………………………… 202
参考文献………………………………………………………………………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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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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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经济“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 治理机制仍不完善， 且存在较严重的内部代理冲突。针对如何缓解企业内部代理冲突等问题展开理论研究仍具有必要性。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政府在综合考虑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等因素的基础上， 作出的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大战略决策。满足国内需求、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是“双循环” 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 推进“双循环” 发展模式的首要问题在于， 加速形成国内
大循环， 而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载体， 企业在促进国家经济平衡与发展，实现“国内循环” 加速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就目前而言， 中国企业股权“集中化”、控制“集团化” 等方面的特征尤为突出， 并且， 诸如创新不足、投资效率偏低、信息披露失真等尚未真正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依然制约着我国企业的发展。根据2017—2020 年的统计数据，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平均持股比例高达42. 56% ，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过度集中” 的特征尤为明显。此外， 根
据2020 年年底的相关数据， 当时沪深A 股市场中处于企业集团下金字塔控制的上市企业有1996 家， 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81. 94% ， “金字塔” 持股等增强控制权持股模式的广泛使用使得中国上市公司往往处于控股股东的“集团化” 控制状态。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与金字塔持股模式的“集团化”控制使得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处于“超额配置” 的状态， 并导致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一言堂” 的局面， 进而显著提升了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 “掏空” 上市公司侵占其他股东利益的事件多有发生。控股股东利益侵占事件的接连发生不仅创下了中国资本市场一个又一个“纪录”， 也使得上市公司内部面临非常严重的“第二类代理” 问题， 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在现实中， 由于控股股东拥有对经理人选聘的绝对权力， 加之中国并未形成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上市公司的经理
人往往呈现出对于控股股东的高“依附” 状态， 进而形成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 从“决策层面” 逐步向“经营层面” 渗透的局面。企业经理人在“关系依赖” 特征下， 其自身的“职位固守” 现象十分普遍， 实质已沦为控股股东的“代言人”。依据刘少波和马超[1] 的划分标准， 对2019 年沪深A股所有民营上市公司的经理人进行了分类统计， 结果显示: 所有民营上市公司中“一体型” 经理人占比为26. 41% 、而“依附型” 经理人占比高达35. 62% 。不难推断的是， 随着这两种类型公司数量的提升， 经理人已成为控股股东实施侵占的“执行人” 与“合谋者”， 不仅束缚了经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企业家精神， 也使得我国部分企业呈现出有悖于现代公司制度的低层次发展态势。因此， 如何进一步缓解企业中的代理冲突， 促进我国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亟须从理论层面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与探索。
(2) 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是缓解企业内部代理冲突的重要举措。然而，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会对企业产生何种影响， 是否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中的代理冲突， 进而改善公司治理环境， 对于这一问题业界尚未达成较一致的结论。仍需从理论层面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与探索。
为了扭转中国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失衡的态势， 进一步发挥非控股股东
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从2003 年起，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相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逐步加强对非控股股东“用手投票” 的治理能力: 开通中小股东网络投票平台; 颁布重大事项对持股5% 以下股东实行分类计票等制度， 为非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活动的通道疏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资本市场上随后涌现出诸如步森股份(002569) 的非控股股东联手否决控股股东的董事会、监事会改选议案， ST 生化(000403) 的非控股股东积极促成控股股东反对的要约收购议案， 大连圣亚(600593) 中小股东联合解聘总经理等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实现自身权益维护的经典案例。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发现， 非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与决策， 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2] 、提升投资效率[3-4] 以及缓解融资约束[5] 等方面均能展现出积极作用， 非控股股东能够制约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和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观点得到了证实。虽然通过参与企业决策， 非控股股东能够掌握更多的企业信息， 但是， 由于不直接参加公司日常经营， 非控股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仍会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有研究者[6] 指出， 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也会造成企业经营的混乱。更有甚者， 在因参与决策形成角色职能转变后， 非控股股东存在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 从而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7] 。可见对于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决策会给企业带来何种经济后果， 理论界并未达成较一致的结论， 因此， 进一步深入考察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给企业带来的影响， 准确对非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定位， 成为当前我国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3) 自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 与“转型升级” 以来， 资本市场继续在发挥“枢纽作用” 的航道上砥砺前行， 已成为社会各界寄予厚望的新期许。证券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公司的特质信息， 是资本市场发挥“枢纽作用”， 进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基本前提。探究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的积极因素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研究的当务之急。
资本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如何在经济发展新格局下继续保持“枢纽作用”， 进而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则成为当前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任务的重中之重。实际上， “枢纽作用” 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在于， 资本市场是否可以合理、有效地进行社会资源配置。在信息高度依赖特征下， 资本市场中的证券价格能够充分
反映公司的特质信息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功能并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前提。股价信息含量反映了公司特质信息融入股价的程度， 是衡量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 中国股票市场始终存在个股股价与大盘“同涨同跌” 的现象。这说明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较低， 公司层面的特质信息并未有效地对外传递。导致上市公司特质信息披露不足的内因是中国信息披露体系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 主要体现为: 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MD&A) 中的信息披露流于形式， 普遍存在“空洞化” 与“模板化”的现象; ②信息披露违规成本较低， 使得大股东、管理层等内部人士出于机会主义攫取私利的行为难以被有效抑制。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事件频发， 在损害上市公司声誉、打击投资者信心的同时， 也恶化了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 进一步使得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显而易见的是， 在特质信息披露不足与违规披露并存的情形下， 公司特质信息的获取成本逐步提升导致股票价格中的信息含量显著下降， 外部投资者只能依靠宏观和行业信息作出交易决策， 降低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 从而对资本市场发挥枢纽功能进而服务实体经济的最终目标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积极探究影响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积极因素成为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为目标的新一轮金融改革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国企业仍未真正摆脱低层次的发展态势， 究其本因是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失衡， 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内部相关主体机会主义动机与行为。在企业中股东权力配置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 非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究竟会给企业带来何种影响， 非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依据和主要途径等一系列问题， 尚需理论研究与企业实践共同探索。在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 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 对于资本市场发挥枢纽功能并服务实体经济至关重要。因此， 进一步明晰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的权力来源依据， 以及对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的作用机理， 是我国经济“结构性转型” 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也是本研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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