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我父亲热爱历史，也关爱女性。这是他研究厌女症这个主题的两大原因。与这一研究内容迥然不同的是，他之前的职业生涯主要围绕对北爱尔兰政治问题的研究。
2002年，父亲开始撰写这本《厌女简史：世界上最古老的偏见》。这一主题很容易引发议论和话题。当父亲告诉其他一些男士他正在写作的内容时，他们通常的反应都是，以为我父亲在写某种为厌女症辩护的书籍，他们的这一反应着实令我父亲大为惊讶。另一种常见的反应便是，人们也很惊讶，这样一本书竟然会由一个男人来执笔。对此，父亲给出的回答也很简单。“为什么不行呢？” 他会说，“厌女症本来也是由男人发明的。”
在父亲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完全沉浸在一系列针对女性的犯罪故事中，而加害人通常是她们的丈夫、父亲、邻居和上司等支配者。每当他向母亲和我转述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时，我们都会不寒而栗。例如，现代早期欧洲史上加诸疑似女巫者的骇人听闻的折磨。他剪下各类报纸上的相关新闻报道，阅读过难计其数的各国历史，还转向诗歌和戏剧，试图在那里为厌女症的存在找到文化上的解释。
我父亲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在此项工作中，父亲将他记者的敏锐目光聚焦到一个令人闻之生畏的问题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该如何解释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所遭受的来自另一半人口的压迫和暴行呢？
父亲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与他使其他更为当代的矛盾冲突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方法是一致的。这其中就包括：压缩提炼令人费解且难以考证的原始材料的能力，关于西方文化和历史的丰富知识储备，对受压迫者怀有的深切同情，以及那抒情性的散文风格。凭借这些卓越的能力和素养，他写就了这部关于厌女症的历史。尽管这一主题常常显得残暴无端，但本书读起来却是温和而愉悦的。
2004年3月，在完成《厌女简史》一个月之后，父亲被诊断出了癌症。那年5月，他死于NK/T细胞淋巴瘤，一种极其罕见却几乎百分百致命的癌症。尽管因疾病和治疗变得疲弱不堪，但父亲仍然专注于这本书的推进，在医院的病床上，他也仍然在进行最后的编辑校对工作。
父女关系在本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正是在这种最亲密的家人关系中，厌女症的有害影响才会被放大和延展开来，或者被消除。父女关系也是所有女孩生活中的核心关系。作为一名父亲，我父亲一直以一种轻松自如的态度承担他的父职角色，他赞赏我却不至于恭维，以其儒雅老练的赞许，伴我一路从女孩成长为女人。最重要的是，凡事他总会询问我的想法。他鼓励我不怕争论，敢于挑战他的父亲权威。有时候，针对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思想观念，父亲听完也会咯咯地笑出声来；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的辩论又会进展得相当激烈。父亲告诉我，他很珍视我的这份聪明才智。从他温柔的眼神中，我也能读出他对我的女性特质呵护有加。
我实在无法估量这份认可对我的人生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因为，现在它好像已经随着父亲的去世而不复存在了。当我读着父亲写的这本书，看到书中记述的横跨多个大洲、纵贯数个世纪、如此众多的女性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这种反差所形成的反讽。我庆幸自己没有受到厌女症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至少在家中，我可以不受其束缚地生活。
父亲的一生给我留下了许多温馨的记忆，而我最为珍视的亲切回忆，是他去世前的三天。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医院中，他和我单独坐在一间病人休息室里，一起整理通读本书的手稿。我大声地为父亲朗读手稿，他也很想知道我能否给他提些什么修改方面的建议。这让我很是受宠若惊，毕竟他是一名职业作家和权威专家，也是我的长辈和父亲，但他居然会征询我—这个新手记者、非专家人士、年轻女性和女儿—的个人意见。
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金色的美好时光。如今，在我写下这些时，它又在我的记忆里复苏了。那感觉就好像是，我们手头正在做的这份安静的工作比他的病情更为重要。在那间洒满阳光的病房里，我们父女俩坐着，俯瞰窗外的哈得孙河，虽然只是那么短暂的一刹那，我们也好似和癌症病房中那种令人窒息的苦痛与恐惧相隔绝了。
记得就在我们这样进行校读工作后不久，我发现父亲的医生正静静地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显然，他也备受感动。父亲的主治医生是个十分和善、说话温声细语的人。大约两周前，他告诉母亲和我，父亲的大限将至，已经时日无多。而在那一刻，医生的面部表情仿佛是在告诉我，他不常看到像这样的情景。
我的父亲杰克·霍兰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爱尔兰长大，他成年的日子正好赶上了社会剧变和政治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从早年起，他的周围就环绕着一群能力出众的女性。霍兰主要是由他的祖母凯特·墨菲·霍兰和姑妈“锡西”玛莎·霍兰一起抚养长大的。他的祖母来自唐郡一个偏远落后的乡村，是一位令人敬仰、十分有威严的家长。而他的姑妈是一位十足美丽的女人，终生未婚，一辈子都在贝尔法斯特的一家亚麻厂工作。霍兰的母亲是伊丽莎白·罗杰斯·霍兰，她自幼家贫，偶尔才能去上上学。在霍兰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一直是他的动力来源。父亲过去常常说，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目标就是让像他母亲这样没有受过教育但又不乏智慧的人能够理解复杂的思想。
他也一直都很关心女性的生命经验。在着手撰写他的第一本关于北爱尔兰问题的非虚构作品时，他就开始关注这些主题了。他从母亲和姑妈的书信与故事中汲取宝藏素材，在他于1981年出版的书《太漫长的牺牲：1969年以来北爱尔兰的生死存亡》（Too Long a Sacrifice: Life and Death in Northern Ireland Since 1969）中，他让这些素材派上了很大用场。他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是《囚徒之妻》（The Prisoner’s Wife，1982），探讨的是丈夫外出打仗时留守家中的妻子所承受的种种苦痛。
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便是我的母亲玛丽·哈德森，一个拥有非凡才智的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语言学家和教师。他们携手共度了30年，无论就个人生活，还是就职业生涯而言，这都是一段美满幸福而又富有成效的婚姻，这对他们彼此来说都弥足珍贵。在成长过程中，我见证了无数次他们在餐桌上进行的讨论，关于他当时正在写的书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这本《厌女简史》和父亲大多数的书一样，都是经由母亲的编辑才臻于完善的。
如果没有母亲过去两年以来的这份坚持，这本书也就无法付梓出版。与我父亲签订过合同，并在写作过程中有着密切合作的美国出版商，在父亲死后突然奇怪地宣称，这本书的手稿不能出版。我母亲认为这说不过去，她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出版这本书，因为这是一个必须被讲述出来的故事。正是因为有母亲的这份韧性，这本重要且能发人深思的著作，现在才能够与读者见面。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明的时代，人们终于了解到，厌女症现象不仅是压迫和不公的渊薮，同时也是人类发展和在社会及经济上取得进步的障碍。然而，总体而言，女性所得的报酬至今仍然低于她们的男性同行。在美国，人们几十年前赢得的女性生育权也正在逐步受到侵蚀。真正的两性平等，依旧道阻且长。除此以外，在世界许多地方，性别问题又因为贫困、无知、原教旨主义和疾病而更显得错综复杂。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命运几乎没怎么得到改善。
我父亲杰克·霍兰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不是单靠一本书就能解决的，事实上，即使是很多本书也无法解决。但这本书，作为父亲的最后一本书，必将成为一件用来与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偏见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
珍妮·霍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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