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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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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夏尔·拉蒙既是德里达的学生，也是研究德里达哲学的专家。本书延续了他自21世纪以来有关德里达的系列研究，书中包含了两个关键内容：第一，全书以德里达的语言主题为论述对象，讨论其作为“书写哲学”的面貌及特征，具有逻辑性与基础性。第二，作者怀有将德里达作为“经典哲学家”来介绍的愿望，因为德里达的“理性批判”一直是最“经典”哲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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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原版出自巴黎艾利普斯出版社的“爱哲学家”系列，宗旨为介绍“我们传统的经典”。作者夏尔·拉蒙既是德里达的学生，也是研究德里达哲学的专家。本书延续了他自21世纪以来有关德里达的系列研究，包括《德里达词汇》《德里达：论解构》等。
本书包含两个关键内容。第一，全书以德里达的语言主题为论述对象，讨论其作为“书写哲学”的面貌及特征，具有逻辑性与基础性。结论章也不忘向政治伦理领域敞开。第二，作者怀有将德里达作为“经典哲学家”来介绍的愿望，因为德里达的“理性批判”一直是最“经典”哲学的一部分。作者的巧妙论证还表明，德里达思想的破坏性潜能和先锋性乃是构筑这一经典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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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夏尔·拉蒙（Charles RAMOND）
1957年生于巴黎，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教授。当代哲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巴黎八大与巴黎高师合作“文学与美学研究”项目组成员，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评估委员会人文与社科学部代表。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和政治伦理学。代表作为斯宾诺莎系列研究，另有笛卡尔、德里达、基拉尔和朗西埃研究等二十余部。
译者简介：
赵靓
扬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副教授，法国巴黎笛卡尔大学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法国现当代哲学与美学、情感理论、精神分析批评和生态批评等，已出版中外文的学术专著与译著7部，主持完成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若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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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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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 001
背景 ／ 006
第一章 人性、形而上学与书写 ／ 019
书写的问题 ／ 021
原书写 ／ 027
“在场”的形而上学 ／ 032
逻各斯中心主义 ／ 039
语音中心主义和声音的争吵 ／ 044
第二章 文字学与普通语言学 ／ 055
索绪尔：符号与语言学的价值 ／ 057
文字学的“字符” ／ 072
“符号”概念的批评 ／ 074
对符号任意性的批评 ／ 078
对能指的线性特征的批评 ／ 091
第三章 书写哲学与言语行为 ／ 101
书写、引用和重复 ／ 103
对丢失的语境的追寻 ／ 110
书写的述行性 ／ 117
书写和言外行为 ／ 124
第四章 对文本的阐释 ／ 133
理性解药和毒药 ／ 135
不可确定性 ／ 140
论证 ／ 150
文学作为解构的试金石 ／ 170
结论 书写中的哀悼与残存 ／ 182
死亡、幸存与踪迹 ／ 182
坟墓与葬礼演说 ／ 187
生命之爱与生物们 ／ 191
文本概览 ／ 194
术语表 ／ 224
参考书目 ／ 259
作者著作表 ／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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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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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我很荣幸也很高兴受邀为赵靓老师的中译本《德里达：书写的哲学》写几句话作为序言。这本译著无疑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学术界对“解构”的认识。“解构”不仅在知识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也被广泛提及。在此仅举一例，现在到处都在呼吁欧洲人民“解构”他们的各种“特权”，“正视”他们的历史和哲学观点。如果说一种哲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穿透普通语言，那么德里达的“解构”一词就像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潜能”或笛卡尔的“机械论”一样，证明了它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自从我的法文版著作出版（2018年）以来，我一直在继续阅读和研究德里达，关于他的研讨会报告陆续出版，进一步充实了其已经相当可观的作品目录。在此，我想重点谈谈近期研究的几个主题，通过这些主题，德里达的哲学在我看来为当代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新的视角。这将是一种再次反思哲学著作的“翻译”问题的方式。
在过去几年中，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德里达的哲学比他自己所认为的更加接近斯宾诺莎（我致力于研究和思考的另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从这一点出发，我愿意与最普遍的观点相反，认为德里达甚至比德勒兹更像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德里达和斯宾诺莎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与犹太教和犹太社区的复杂关系：斯宾诺莎在24岁时被驱逐出他的社区，而德里达一直认为自己是犹太教的“边缘人”，就像他与任何“社群”那样。斯宾诺莎是典型的“马拉诺”哲学家，也就是“隐藏的犹太人”，而德里达有一天在路过阿尔及尔的犹太大教堂时，宣布自己是一名“马拉诺”教徒，从而明确地将自己与斯宾诺莎相提并论。
哲学上，德里达和斯宾诺莎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也很接近：他们不断批判笛卡尔，批判所有关于起源、创造和作为自由意志的自由的形而上学。正如斯宾诺莎断然拒绝构成笛卡尔哲学和道德基础的“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一样，德里达也用整部《丧钟》来驳斥索绪尔的“符号的任意性”（?l‘arbitraire）。两位作者都构建了一种内在性哲学（philosophie de l’immanence）：他们坚持认为，“内在”与“外在”是不可能明确区分的。德里达的“寄生”与“入侵”，以它们自己的方式，重新编织了斯宾诺莎主义“泛神论”的扭结，即“模式”与“实体”的相互内在性。这使得两位哲学家都拒绝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无论这是“王国中的王国”（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部分的序言），还是支持一种投机的、暴力的“人文主义”（德里达的《我所是的动物》）。
更广泛地说，两位作者都拒绝承认“生命”（vie）和“活力”（vital）的特殊性：斯宾诺莎将“生命”的规律还原为“自然”的一般规律（根据笛卡尔的“机械论”，在这一点上他是笛卡尔的继承者），从而否认“生命”或“生物”（vivants）在宇宙中有自己的位置；相反，德里达则完全将“生命”与“在场”（présence）联系起来，就像现象学家谈论“活的当下”（présent vivant）那样，从而也不区分生物学与本体论。结果都是对“死亡”问题极端的压价（minoration）：在斯宾诺莎那里，因为死亡总是一个“意外”，因此并不影响我们的本质，与我们无关；在德里达那里，“生” 与“死”的区别被否定了，生与死在我们存在的每一刻都紧密相连，这意味着我们从未停止过死亡和“生存”，因此“死亡”是我们“诸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通的事情。由于斯宾诺莎的“实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性（这意味着所有可能的物质组合都必然会实现，而且会实现无数次），以及德里达的普遍“可替代性”（借此，德里达与斯宾诺莎一样，否认“起源”的可能性，因为万事万物的前身总是自身的踪迹），两位作家还共享一种永恒回归的宇宙观，而尼采在此提供了联系。
两位作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将哲学视为博学的诠释学，而非“白板”（tabula rasa，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尔的地方）或“概念的创造”（德里达反对德勒兹的地方）。他们的共同之处还在于，拒绝将哲学变成一个“世界的图像”：在斯宾诺莎那里，是通过“平行论”的概念，或思想与广义世界的独立性；在德里达那里，是通过解构一般哲学和现象学的“现实主义” 幻想（正如我们在《声音与现象》的最后几行中所看到的）。这种拒绝，导致这两位哲学家在哲学上更倾向于耳朵／理解／音乐、口述的句子、话语和线性演示的模式，而不是视觉（从柏拉图到萨特的形而上学的标准模式）、直觉、理论、观念、图像和绘画的模式。
斯宾诺莎哲学和德里达哲学之间的这种深层结构性联系，常常使一方受到另一方的启发（就像文本和译文可以相互启发一样），使我在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之后理解了，为什么我会受到这两位思想家的吸引：斯宾诺莎是几何学和系统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é）的典范，而德里达则从未停止过“解构”这同样的几何学的和论证的合理性。但德里达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古典”、更富于论证性，而斯宾诺莎则对“荒诞”和“混沌”比一般人认为的更敏感。
如果德里达的哲学可以（也应该）被定性为“书写的哲学”，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那么它就很自然地引向了“普通语言哲学”，而这正是我的近作《普通语言哲学研究24则》（Vingt-quatre études de philosophie du langage ordinaire， Limoges:Lambert Lucas， 2022）的主题。德里达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曾与“普通语言哲学”的伟大倡导者们（约翰·奥斯汀、约翰·塞尔、斯坦利·卡维尔）进行过讨论，有时甚至是论战，还因为他是属于音乐大师的哲学家之一。女神在苏格拉底被处死的那一天，要求他把音乐当作“最高的哲学”来练习（《斐多篇》，60e-61a）。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的翻译相当于对一部音乐作品的诠释。就像音乐一样，哲学的存在离不开诠释……我祝愿《德里达：书写的哲学》中译本发行取得圆满成功。
夏尔·拉蒙 2024年5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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