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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忠奸是相对的评价，斗争才是永恒的主题！
要评判一个大臣是忠臣还是奸臣，每个人的立场和看法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不过，无论是忠臣还是奸臣，不管他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个人私欲，争夺权力和排除异己都是其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两股势力就像磁铁的两极一样相生相克，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内部矛盾斗争的重要一环。
◎忠臣是王朝内斗的牺牲者，也是中华之魂的胜利者！
忠臣的结局大多是悲惨的：他们有的血洒疆场；有的一生坎坷，备受迫害；更悲惨的是被诬以谋反，死在他所忠于的政权的屠刀之下。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支柱。
◎研究中国封建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集成之作！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从未停止，奸臣对忠臣的迫害，以及忠臣对奸臣的打压，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重复上演。本书不是讲单一的朝代，不是讲某一个人物，而是集合了十余起历史上经典的忠奸抗衡的事例，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共性和差别的研究阐述，更加直观清晰地展现中国封建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与血腥。
◎众多历史风云人物会聚，你想看的这里都有！
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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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历史上的忠臣、奸臣形形色色，他们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时常伴随着流血与牺牲。奸臣在欲望的驱使下，总是竭尽全力去迫害忠臣，以此来独揽大权，为己谋私。而嫉恶如仇的忠臣也在极力打压和拔除奸臣的势力，毫不姑息。这两股势力纠缠在一起，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发展历史的重要一环。
本书精心选取了13个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忠奸抗衡的案例，并依据相关的历史文献，以通俗化的语言和写法，客观地还原这些历史的本来面目，向读者展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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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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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魂兮归来
027 大汉之旄
047 大隋巨奸
071 烽火长安
117 北国宫变
131 天日昭昭
153 浩气丹心
181 元初奸佞
199 热血千秋
217 青天海瑞
235 辽东忠魂
273 大明孤忠
289 千秋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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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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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忠奸是父老相传代代不忘的话题，更是小说、戏曲家描写的对象，同时，其中的一些问题千百年来也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政治家和史学家。
比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芸芸众生，攘攘诸官，模样都差不多，人性又复杂多变，在盖棺之前，大多难以论定。于是奸臣们会说：我是忠臣（或君子），你是奸臣（或小人）；君主会说我用的人都是忠臣，杀掉或放逐的才是奸臣；而命相家则说可据一个人的相貌举止来判断，一般奸臣大多有个“狼顾”之相。这种说法影响最大，所以科举取士后授官之前要经目测一关。这不是选美，而是剔丑，即留下“国”字、“田”字脸形者，排斥那些脸形像“申”“甲”“由”字者。受此影响，戏曲、小说中的奸臣都被脸谱化，从而把一个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奸臣一出场便可认出，总之，谁丑谁就是奸臣。
其实，若仅就相貌而言并加以打分的话，奸臣的分数肯定会高出忠臣。试想一个让人一见就生厌的獐头鼠目者怎会轻易讨得君主的好感，从而猎取高位、得售其奸呢？据史书记载，很多奸臣都是仪表出众，相貌堂堂，举止非凡。如杨素、蔡京、耶律乙辛、阿合马、严嵩等人，当然也有个别奸臣相貌差些，王莽就是一个，但这类奸臣为数极少，并且能以其他长处来弥补这一缺陷。
奸臣们不仅相貌好，而且往往身怀“绝技”。普遍具备的就是表演才能，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口才极好，又恰到好处。捅你一刀之前能拉着你的手诚恳地为你出谋划策，捅完之后还能抹几把泪水。除此之外又各有所长，比如，秦末的赵高深通法律；北宋的蔡京名列翰林，又是大名鼎鼎的画家、书法家；南宋的秦桧曾中进士，颇有文采；明朝大奸严嵩诗文书法造诣也很高，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笔者曾经设想，假若他们生在今天，或许其中很多人会成为影视明星、书画家的。
古人云：大奸似忠，这也是奸臣的一个特点。他们以种种方式表达对国家、君主、同僚的忠诚和信义，并且往往也确有些忠信的实迹：或有功于社稷，或报德于同僚，从而得到从上到下的普遍好感，才得以占据高位，祸国害人。假若他们中途身死，未得施展其奸，其中有些人如王莽、杨素等将在历史上留下无可挑剔的忠臣、功臣形象。
奸臣们还具备一个特点，一般颇具才干。如杨素辅佐隋文帝统一天下，军功赫赫，为一代名将，而且下笔成章，文词华丽，可谓是文武全才。又如北宋神宗以后变法派与保守派互斗，双方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但不论哪派得势，都要任用蔡京，就是因为他有才干，他能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总之，奸臣办事干练，能量过人，凡奸佞之徒，没有一个是笨蛋。
由此可见，奸臣本来具备成为名臣的素质，但他们为何没有成为名臣、忠臣，反倒成了奸臣呢？
其一，从主观上来说，他们本是一些品德低下的小人。他们唯利是图，为此不仅可以出卖灵魂，甚至可以杀妻烹子，抛宗弃祖；他们不讲信念，反复无常，投机钻营；他们嫉贤妒能，心理变态，百般排斥；他们阴险狡诈，虚伪成性，不以真面目示人；他们生性狠毒，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由于有这些主观因素，一旦客观条件具备，便为所欲为，大售其奸。
其二，昏君当国是奸臣产生的客观条件，并且是关键性的条件，对此有必要深加讨论。
提起昏君，人们往往会想到刘阿斗、晋惠帝一类的白痴，这固然可以算作昏君的一种，但人数极少，并不典型。再一类就是玩物丧志，不谋其政者，如南唐后主李煜擅琴棋书画，尤长于填词，宋徽宗好书画，明世宗崇道等。按说这类帝王天资不低，所好也不算低级，但中国帝王独揽大权，国事繁重自不待言，即使全力以赴，犹恐不周，何暇及此？他们以此为专业，治国反倒成了业余的，难免有奸臣投其所好，窃取大权。这类帝王人数不是太多，但也屡见不鲜，应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昏君。
最典型的昏君是两个极端：一类是有治国之心而无治国之才，能力经验均显不足，这类君主容易为奸臣所制，并在奸臣的引导下更加昏庸；二类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一意孤行。这类君主自以为是天下最聪明者，所以听不得逆耳忠言。于是奸邪小人因之而进，先是投其所好，百依百顺，骗取信任，猎取高位，然后挟天子之威风，打击异己，祸国害民，为所欲为。这两类典型的昏君在中国昏君中比重最大，他们或是被奸臣所控制，或是被蒙蔽，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为奸臣产生负全责。因为无论奸臣势力多么强大，也超不过君主；无论君主多么软弱，只要他们起而除奸，天下自会有人起而响应。奸臣的垮台，相当多是由君主翻脸造成的，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总之，品德低下的主观因素是奸臣产生的动机，而昏君当国便为实现这种动机提供了全部条件，所以昏君奸臣是紧密联系着的概念。
那么昏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个体制问题，即君主专制体制为昏君产生提供了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不是说所有君主都是昏君，而是说只要有这种体制，就必然会有昏君。
其一，君位世袭制很容易造成昏君。一般说来，开国帝王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个优胜劣败的竞争过程，竞争的胜利者即开国皇帝往往具有一些常人不备的特殊品格，为政治国是比较贤明的，并且能影响到一个王朝的头几代皇帝。再则如果皇帝有很多儿子（可能是几十个）可供选择，并且他又善于选择的话，那么下一代皇帝也会较为贤明。但毕竟开国皇帝每朝只有一位，而其他君主又多不善于选择继承人或无法选择（儿子太少或只有一个），那么下一代君主的贤愚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加之国家承平之时，皇子长在深宫，于民生疾苦、国家大政一概没有体验，一旦登极，茫然无措，很容易被奸臣迷惑，从而成为昏君。
其二，皇权至高无上，为昏君为所欲为提供了条件。帝王与大多数人一样，在品格上往往是高尚与邪恶并存，并且年轻的帝王还有可塑性。但帝王的顾忌很少，他要为非作歹，非常容易，臣子大概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搬出“天”来吓阻帝王，日食是一种警告，地震又是一种警告，祖庙失了火表明祖先的愤怒等；再就是“直言极谏”，即直接向皇帝剖陈利害，希望获得采纳。然而一旦皇帝既不在乎上天，又拒绝臣属劝谏时，他就像一匹脱缰之马，在人民的身躯上奔腾踏跃，无人可以制止，大小官员除了关门饮泣，在纸上哀求外，别无他法。
在这种体制下，昏君奸臣两恶相济，为所欲为。值国家承平之际，奸臣导君为恶，挥霍浪费；值国家多难之际，奸臣排斥忠良，制造内讧；值国家倾覆之际，奸臣或弑君篡位，或卖国投敌；至于鱼肉人民，贪污肥私更是奸臣的普遍类型。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弄虚作假，欺上压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栽赃陷害，软硬兼施，种种手段不一而足。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只是昏君奸臣的世界，黑暗中也有光明，忠臣就是封建社会中的光明之一，是古代社会中精英的一种。
和奸臣不同，一则原则上说忠臣的产生不应有什么前提，忠于国家、恪尽职守，勤政爱民，按儒家道德规范去为人为官，就应算是忠臣。这类人数极多，但人们往往称之为“名臣”“循吏”“良吏”，而不称之为忠臣。二则忠臣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当，哪怕是太监、宫女，甚至乞丐，只要在王朝覆灭时能一死以殉，就是忠臣。但这类“忠臣”并不为人重视，加之也不太合于今天的价值观念，故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典型的忠臣的产生在事实上是需要有前提的，如昏君当国、奸臣当道、国家多难，并且往往是这三个前提同时存在。
典型的忠臣有如下品格：他们忠于国家、君主、信念，为此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们为人刚直，不媚君主，直言敢谏；他们疾恶如仇，不畏权势，不计后果，敢于斗争；他们为人诚实，不搞阴谋，不事欺骗，表里如一；他们重义轻利，爱民如子，不事聚敛。而且他们往往又是能臣、功臣，并因此而身居高位，也因此而成为昏君奸臣的迫害对象。
忠臣的结局大多是悲惨的：他们有的血洒疆场；有的一生坎坷，备受迫害；更悲惨的是被诬以谋反，死在他所忠于的政权的屠刀之下。正因如此，数千年来人们在为他们倾泻了江河般热泪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深思，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为何忠臣永远是牺牲者呢？
忠臣的对手是奸臣，而奸臣的靠山是皇帝，没有昏君，何来奸臣？而有了昏君，忠臣又怎能斗过奸臣。在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专制社会，忠臣的结局只能如此，这点很好理解。但问题是忠臣往往也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或拥有很大的势力，如岳飞就掌握着一支令敌人丧胆的数十万人的劲旅，他们为什么不奋起反击呢？这只能用今人难以理解的古代道德去解释。一则他们都有一种以身许国的献身精神，他们重视生命的价值而不重视生命的短长，失败以致牺牲性命对他们来说并不可怕，甚至他们之中会有人视此为达到不朽的途径。再则，从古代做人讲究信义的原则出发，他们不去搞阴谋，他们相信正义的力量，相信即使君主不能为其洗去冤情，那么还有千秋史评。最后，在当时的观念中，他的权力、军队甚至生命都是属于君主的，若以此对抗君主，便是乱臣贼子，这违反了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是宁死也不会去做的，所以，忠臣的信念也决定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做牺牲者。今天看来，他们因此而丧失了事业、生命、家庭，难免给人以迂腐的印象，他们的忠诚之中也确实有愚忠的成分。但不能以此来否定其忠诚的价值，因为这不仅体现着诚实、献身、舍生取义的高尚品格，而且也是忠臣征服人们心灵的主要原因。试想假若岳飞起兵相抗，固然可以保住生命，甚至还可能实现收复中原的理想，但人们会怎样看待他呢？人们会不会因此而对秦桧产生另一种印象？因为秦桧说他要谋反并未说错。
也许有人还会问：忠臣不能搞些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吗？遇事圆滑些，随和些？回答是肯定的：绝对不能。历史上确实有一类政治家，他们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由此而保住了自己并使国家免受了更大损失。这类人只可称为“名臣”而称不上忠臣，因为忠臣讲究“知行合一”，明知是错的就绝不附和，一定要起而反对。例如海瑞上疏，触怒皇帝，犯了死罪，多亏徐阶从中调和，免他不死，并委以重任，但海瑞重新上台后，立即把打击矛头指向徐阶，因为他发现徐阶家族有霸人田产、横行乡里的劣迹。应该承认，这是一种良好的品格，但在封建官场中却显得不近人情，从而也注定了忠臣坎坷、失败的命运。
忠臣不仅讲究知行合一，还讲究不可为而为之。文天祥颠沛流离，九死一生，为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可法血洒扬州，为的是向垂死的故国尽臣子的最后一份力量。这就好比父亲病危，做儿子的明知不可救也要尽力去救。体现了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可以取得人格、信念上的胜利，但在事实上却注定是失败者、牺牲者。
忠臣是牺牲者，是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不仅以高尚的人格征服了千万人的心灵，并且使自己得到了永生。他们的英灵成了中华之魂，这中华魂是激励仁人志士奋进的精神动力，是支撑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说，他们又是胜利者。
历史上的忠臣、奸臣、昏君早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言行事迹却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发人深思。我们撰写《忠奸抗衡》一书的目的，也正是在于通过抨击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庸主昏君，颂扬公忠体国的贤能忠臣，给人们以启迪。
中国古代的忠臣、奸臣形形色色，他们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本书以容易引起现代人共鸣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作为选择标准。在撰写中，我们探索着用一种较新的笔法写作，以增强趣味性、可读性和启迪的作用。
本书的写作，除了引用历代史料外，还借鉴了史学界同行专家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撰写过程中，始终得到辽宁社会科学院魏鉴勋教授、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具体指导。于此一并致以谢意。
本书是我们同心合作的结晶。其中《魂兮归来》《大汉之旌》《大隋巨奸》《烽火长安》《辽东忠魂》为杨英杰撰写；前言及《北国宫变》《天日昭昭》《浩气丹心》《元初奸佞》《热血千秋》《青天海瑞》《大明孤忠》为喻大华撰写；《千秋功业》为谢春山撰写。最后由杨英杰统稿。
本书难免有许多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魂兮归来
千古奇悲——忠君体国有罪。
万代传颂——“罪徒”的哀怨乃民族之魂。
赤县神州古俗：
五月初五日，滔滔湘江，浩浩洞庭，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万众呼唤：
“魂兮，归来，三闾大夫——”
“魂兮，归来，三闾大夫——”
时光回到2000多年前，那是秦、楚、齐、燕、赵、魏、韩七雄混战，争夺天下的战国时代。
楚怀王十一年（前318），楚国年仅22岁的兰台宫文学侍臣屈原，被楚怀王擢升为左徒。楚国的宰相称为令尹，左徒是仅次于令尹的副相。屈原与楚王同姓。他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之子，因封于“屈”地，所以以屈为氏。在楚国的贵族中，屈氏受封最早，族人最盛，绵世最久，由春秋至战国，屈氏子孙，或为将，或为相，都是显要人物。屈氏与景氏、昭氏同为楚国的“著封”。
贵族的家世，使屈原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广泛涉猎了诸子之学，而受儒家、法家思想影响尤深。他把儒家所提倡的忠君报国、爱人重民、修身正己视为自己做人的行为准则；把法家的明法度、重耕战、以法治国视为理民兴邦的途径。儒家、法家的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思想熏陶，培养了他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性格。
屈原骤升要职，年少得志，意气风发。他准备像伊尹、吕望辅佐商汤、周文王那样去辅佐怀王，干出一番大事业，以不负国家的重托、黎民的期望、君王的信重。
屈原对列国的形势、楚国的状况与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深明其中的纵横之术及治乱兴衰之道。七国之中以秦最强。秦本是僻居西陲的弱国，一向被诸侯所轻蔑。秦孝公耻于被诸侯所轻，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织；废除世卿世禄，以军功大小赐爵赏田宅；厉行法治，有法必依。变法成功，秦遂国富兵强，依恃其优于别国的实力，连年攻伐各国，欲统一天下，成为山东六国的严重威胁。齐国一直是东方大国。齐威王任邹忌为相，改革旧制，重视农桑，擅渔盐之利，经济繁荣，国力雄厚，为七国之首富。
七国之中，虽然秦最强，齐最富，但楚国的领土最大。楚国雄踞长江中下游，地广人众，物产丰富，且有雄兵百万，甲坚如金石，矛锐如蜂虿；士卒悍勇如飘风，为山东六国之冠，足可以与强秦抗衡。但屈原也清醒地看到，楚国这个立国已达七八百年之久的古国，旧制因循，积弊冗深。特别是受封食禄的世家大族太多，权势太大。他们不但侵吞大量的国家财富，而且还垄断国政，利用权势，对上威胁国君，对下压制贤能、欺凌百姓，致使国政日益腐败，造成贤才弃楚外流，百姓操戈反叛，外敌不断入侵。庞大的楚国正在日益衰落下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屈原为此感到痛心疾首。
审时度势，屈原认为楚国的当务之急是迅速调整与各国的关系，改革国内的弊政，谋图振兴，与秦国争夺天下。他要向怀王进陈富国强兵之策。
滚滚长江，激流回荡。风卷着巨浪，呼啸着扑向阻遏洪流的崖石，仿佛要把它击碎、撕裂，发出一声声雷鸣般的轰响……
江畔郢都的王宫内，刀拔弩张，唇枪舌剑。楚国的权臣显贵们正在进行一场事关楚国前途命运的大辩论。
刚刚上任的左徒屈原，头上戴着巍巍高耸的切云冠，身穿玄衣纁裳，腰系佩玉革带，英俊潇洒，正在向怀王慷慨进言：
“当今天下，七雄并立。嬴秦虎视于西，韩、赵、魏、燕窥我以北，齐雄踞以东，皆有亡我之心。楚不强则不存。楚欲富国强兵，必须内施变法革新，外行联齐而抗秦，舍此而别无它路。”
“臣、臣以为不然……”老态龙钟的司马子椒喘息着起来反对屈原，“变其故而易有常乃是逆天之道，逆天道而行必不祥。所以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祖宗之法不可变易！”子椒是王族中的前辈，朝廷中的元老，官居司马，执掌军事大权，他的话在朝中常常是一言九鼎。
大臣们纷纷交头耳语，叽叽附和。
“司马所言甚是！”怀王的爱子子兰支持子椒的意见。他接着说道：“另外，儿臣认为左徒的‘联齐抗秦’之策也是万万不可取的。秦是天下第一强国，又主动与楚交好。齐不如秦强，今背盟弃强而交弱，岂不是自招祸患吗？”
怀王点了点头。
屈原针锋相对地驳斥子椒、子兰，他又向怀王进言道：
“司马与王子之论不可取。臣以为先王之法虽然善美，但已实行数百年。时异则事异。时代不同了，事情变化了，处理事情的章法也就要随之改变。试看当今列国，魏用李悝变法，魏先称雄于诸侯；齐用邹忌变法，齐富甲天下；赵用鲁仲连变法、韩用申不害变法，赵、韩振兴；至于秦用商鞅变法，国富兵强更为天下人所知。司马所谓‘不易民而教，不变法而治’，实非圣人之言，智者之为！至于子兰王子的忧虑，是只见其表而未知其里。秦乃虎狼之国，意在吞并诸侯，一统天下。它与楚国交好，目的是联楚而灭齐、魏、韩、赵、燕诸国，一旦诸国破灭，岂能容楚一国独存？今若楚、齐联盟，魏、韩、赵、燕必从，六国联合伐秦，何愁秦国不灭？秦灭则楚强，那时，一统天下者，舍楚而谁？”
屈原早就以能言善辩而闻名于楚国，他的侃侃精论，驳得子椒、子兰哑口无言。其他大臣面面相觑，不敢置辞。
大臣中有个上官大夫叫作靳尚。他30余岁的年纪，身姿挺拔，风度翩翩，极富有男人的魅力。只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为人奸险狡诈，心黑手毒，贪婪成性。他不懂什么治国之术，只因为善于讨取怀王宠姬郑袖的欢心而爬上了大夫的高位，也深得怀王的宠信。屈原才华横溢，品性清高，平日最鄙视靳尚，从不与他交往。因此，对屈原的高升，他充满了仇恨与嫉妒。但他知道屈原是一颗正在跃起的新星，他不敢轻易得罪。在屈原与子椒、子兰激烈争辩的时候，他站在怀王座前谦恭地倾听着。子椒、子兰发言，他不时地微微点头，好像是在表示支持；屈原发言，他面带笑容，好像是赞许。他游刃左右，看风使舵，等待时机，掷出最后的赌注。如果说子椒、子兰反对屈原是出于不同的政见，那么靳尚则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奸邪小人。这类人最容易得到昏君的信重，祸国殃民。
怀王熊槐是一个头脑简单、目光短浅、毫无主见的人。他看不清列国形势，自以为楚国处于“天下第一大国”的地位，不知道秦国是楚国的主要敌人。即位之后，先后与魏国、齐国开战，并与秦国结盟于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中了秦国分化瓦解诸国、各个击破的“连横”之计。经屈原指明，才知道上了大当。对屈原提出的改革，他有点犹豫，但听说将来能够一统天下，却正中他好大喜功的心怀。怀王采纳了屈原的建议，命屈原负责起草国家的宪令，接待各国的宾客，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
屈原主政，改变了亲秦的对外政策，频频派出使者，与齐、赵、魏、韩、燕等国通好。这时的山东各国，都看清了秦国“连横”外交政策的真实目的，于是驱逐了为秦国推行连横政策的张仪，采纳公孙衍的“合纵”策略，即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打击秦国。由于楚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成了抗秦诸国之首。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楚五国会盟，共推楚怀王为纵长，联兵伐秦。这次伐秦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却大大地提高了楚国的地位。此后，楚国又与齐国结成联盟，互相支援，更加强了和秦国争雄的力量。
屈原对外政策的成功，使怀王大为高兴，加深了对屈原的信任。屈原全力进行内政改革。他促使怀王部分地取消了贵族、勋戚的特权，举贤授能，明法申令，推行德政，富国强兵。
改革实际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对财产和权力的一次再分配，是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它直接关系到各个阶级、各个集团的切身利益，因而改革是艰难的。楚国是一个旧贵族势力强大而又根深蒂固的国家，改革尤其艰难。吴起变法的悲剧，屈原知道得清清楚楚。
70年前，列国变法初兴。魏用李悝实行变法，首先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屡次兴兵犯楚。楚悼王以客卿吴起为令尹，效法李悝，也在楚国变法。吴起明法申令，宣布封君（世袭贵族）凡是已传三代的，一律取消爵禄，子孙不再继承。公族（楚王家族）传五代的也同样取消特权和俸禄，迁到边远的贫瘠地区，自食其力；整顿吏治。凡是无能无用和多余的官员，一律裁减，把省下来的财富用于养兵，奖励军功；严禁私门托请，以私害公；军事上建立一支由国君直接指挥的军队，以时争于天下。吴起变法使楚国迅速强大起来，打败魏国，夺回失地。但变法却遭到了旧贵族们的疯狂反对，他们公开咒骂吴起是“祸人”，变法违背“天道”。楚悼王一死，旧贵族们便发动叛乱，将吴起乱箭射死。变法仅一年便彻底失败。其后，各国出现变法高潮，纷纷改革旧制，国势日益强盛，唯独楚国还在旧的轨道上徘徊。庞大的楚国千疮百孔，正在一天天衰落。
吴起变法失败的悲剧，非但没有使屈原退缩，相反却使他更加坚信，楚国必须变法革新。求生存、图富强、统一天下，在此一举。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屈原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几年之间，古老的楚国出现了勃勃生机。数十年后，屈原还仍然念念不忘昔日那令人振奋的岁月：
昔往日之曾信兮，受诏命以昭时。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竢。
他受到君王的信重，奉王命以整饬时政。继承发扬先王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先王的功德教育民众。法令严明无疑可存，国家富强而纲纪缔定。忠贤在位，民心思定，君王其乐融融。
振兴起来的楚国，成为与秦国争夺统一天下的对手。“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变法初见成效，激励着屈原更加深化地推进改革。他审时度势，发出一道道政令，派出一队队使者。楚国在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奔跑。
屈原主持的改革，触犯了旧贵族们的既得利益。一颗颗阴险的心在盘算，一双双邪恶的眼睛在窥视，一张张歹毒的嘴在诅咒。老朽昏庸的司马子椒之流，怨恨屈原擅改祖宗之法，使王族、贵戚们失去了世袭的爵禄；骄纵专横的郑袖、子兰，怨恨屈原秉公执法，不别贵贱，使他们不能肆意妄为；贪鄙龉龊的上官大夫靳尚，虽然官职与屈原同列，但却被排斥于权力中枢之外。他妒火中烧，誓要取屈原而代之。
失去昔日殊荣的勋戚与无比贪婪权势的新贵勾结起来，组成了一个反对屈原的小集团。他们策划于密室：
已经不能走路，行动要由侍女搀扶的司马子椒，大概由于过度的气愤，青筋暴露，喘息得更加厉害，待侍女为他擦去嘴角上淌出的口水后艰难地说道：“如今阴阳颠倒，贵贱易位，国将不国了。老身为王室贵胄，官居司马，执掌军国，再不能容许屈原胡闹。明日我定要再谏大王，废止新政，复祖宗之法。”
子兰挪动了一下肥胖的身躯，极力表示赞成。他只是一个沉湎于酒色的王子，本无任何主见。
靳尚眨了眨眼睛，慢慢地摇了摇头，说：“不妥！屈原变法是得到大王支持的，反对变法弄不好反倒要背个违逆君王的罪名，以拙见釜底抽薪才是上策。”
子椒、子兰迷惑不解，一齐瞪大眼睛问道：“何谓釜底抽薪？”
靳尚诡秘地说道：“设法离间大王与屈原的关系。大王疏远屈原之日，就是新法废止之时。新法一旦废止，治屈原之罪何患无辞！”
子椒、子兰点头赞许。
靳尚接着说：“在下已想好一计，可如此如此……”
子椒、子兰连连称妙。
靳尚又说：“不过，这事还需王子及郑夫人在宫内相助。”
子兰拍着胸脯说：“这事包在我身上！屈原罢职之后，一定保举大夫执掌国柄。”
楚怀王十五年（前314）的一天，屈原奉怀王之命正在秘密起草一份重要法令。靳尚躬身凑到屈原身边，低声媚气地说：“左徒，可否让在下先饱饱眼福哇？”说罢，不待屈原应允，便伸手去拿。他知道，王命在颁布之前是不准泄露的。他一旦知道了内容，便诬告是屈原为了显示自己而故意透露的。有司马子椒、王子子兰作证，不怕大王不信。
不料屈原一把夺回，声色俱厉地说：“不行，我奉王命制定宪令，在没有公布之前，除非大王，其他任何人都不得阅视！”屈原正气凛然，使靳尚生畏。
靳尚一计未成，眼睛贼溜溜一转，又生出一计：“既然屈原说只有大王才能过问宪令的制定，何不把它变动一二，再做做文章呢！”
过了几天，靳尚找了一个怀王正为屈原直谏而气恼的机会，向怀王进谗：“大王，现在楚国民富国强，西令悍秦生畏，北使诸国俯首，天下无不称颂大王的英明，敬服大王的德威。”
怀王是最喜欢别人奉承的，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靳尚停了停又接着说道：“可是左徒屈原却贪天功为己有，竟然说楚国的政令、法规、国事大计，都出于他一人之手。声言楚国除了他，没有人能做这些事。他的眼中还有大王吗？”
类似的话，怀王从郑袖、子兰、子椒那里也听说过。他最容不得的就是臣子们的不恭。对屈原的屡次谏言，他早已反感。现在听靳尚这么一说，顿时大怒。下令免去屈原左徒的职务，另任为三闾大夫，让他去负责王族子弟的教育，不得再参与国家大政。
朝无昏君则无佞臣。君主昏庸，是非不辨，才使得耿介忠直之臣受害，邪佞奸险之徒肆虐横行。楚国自吴起变法失败之后，在各国纷纷改革的大潮中已被抛在后面。楚怀王罢免屈原，抛弃了历史赋予楚国的最后一次富强求存的机会。
一心为国家的富强而鞠躬尽瘁的屈原，被剥夺了执政的权力，不得不放弃正在蓬勃进行的改革事业。他的心情极为沉重。但是屈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发誓：“即使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也决不后退，决不后悔。”他尽心教诲那些王族子弟，要把他们培养成为继承改革事业、振兴楚国的人才。
屈原离开中枢，新法被废，旧制恢复。大贵族、大官僚们欣喜若狂。
秦国得知屈原被罢黜，君臣弹冠相庆，拆散齐、楚联盟的时机到来了。秦惠文王立即派大良造张仪携带珍宝财货出使楚国。张仪曾经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当过门客，因被怀疑偷了和氏之璧惨遭毒打。张仪发誓要报被打受辱之仇，带伤逃到了秦国，向秦惠文王献“连横”之策，深得信重，被任命为主持军国大政的大良造。
张仪对楚国大贵族、大官僚们的权势、政见、为人、嗜好了如指掌。入楚之后，张仪首先携着重金去拜访了新近得宠的上官大夫靳尚。
靳尚一向嗜财如命，见到张仪陈列在案上的奇珍异宝，顿时眼花缭乱，爱不释手，还没等张仪求他，便先把楚国的内情全都透露给了张仪，还满口许诺一定要说服楚王与秦交好。
一个国家，外部敌人的强大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国贼的蛀空、内奸的叛卖。在重金的收买下，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变成了秦在楚国的代理人，形成了势力强大的亲秦派。经过靳尚等人的活动，怀王热情地接见了张仪。
张仪向怀王奉献了秦惠文王赠送的厚礼。怀王问道：“先生辱临敝邑，有何见教？”
张仪说：“臣此番特为秦、楚友好而来。秦国最恨的是齐国，最崇敬的人莫过于大王您。如果大王能与齐国绝交而与秦国友好，寡君愿将昔日商君（商鞅）所取楚之商於之地六百里还楚。”
听说秦肯归还商於六百里之地，怀王大喜，连忙说道：“秦果能如此，寡人又何爱于齐呢！”
靳尚怕怀王再有反悔，立即率群臣上前道喜，祝贺楚秦交好。
被排斥在朝政之外的屈原，看出了这是张仪的骗局，他极力上疏谏阻。但被奸臣所蒙蔽的怀王哪里还会理睬他的意见呢？
屈原心急如焚，寝食俱废。周围的亲朋父老劝他不要再管朝廷的事，免得招来更大的祸患。屈原回答：“那些结党营私的谗佞小人，只知贪财受贿，苟且偷安，他们正把楚国引向一条黑暗险隘之路，我怎能惧怕自身遭祸而不言？我知道忠直诤谏会招来祸患，但我宁受苦难也不能视而不见！我对君王的赤胆忠心，苍天可以作证！”
昏君在位，权奸当道，屈原无法力挽狂澜。利令智昏的怀王，宣告与齐国绝交，派出使者随张仪去秦国接受赠地。
三个月后，使者狼狈不堪地归来。正如屈原所料，张仪玩弄了一个小小的骗局。他戏弄楚使说：“秦国怎么会把土地白白送人呢？我只是说把自己的封地献出六里给楚王，哪里是什么六百里啊！哈哈！嘿嘿！”
怀王恼羞成怒，于楚怀王十五年（前314）不顾一切地出兵攻秦。早有准备的秦军在丹阳（今河南丹水北岸）大败楚军。消灭楚军8万，主将屈匄以下70余人被俘，秦占领了楚国的汉中郡。怀王不甘心失败，再次发兵攻秦，又惨败于蓝田（今湖北钟祥西北）。韩、魏两国也乘机出兵袭楚，直接威胁楚国的后方。楚国损兵、折将、失地，惨重的失败，使怀王不得不重新起用屈原，派他出使齐国，恢复齐、楚联盟。
秦国怕齐、楚再度联合起来，便主动与楚讲和，提出愿将汉中郡的一半归还给楚国。怀王深恨张仪，声言非但不要汉中土地，还愿另给黔中之地，以换取张仪的人头。
张仪听说后自动来楚。怀王即命武士将张仪扣捕，将择日行诛。其实张仪早有安排，他遣人再次以重金贿赂靳尚，求他如此这般地去打通怀王宠姬郑袖的关节。靳尚自度齐、楚一旦修好，怀王必然还要重用屈原，那将对自己极为不利。于是他按张仪所教，对郑袖进行诱骗和威胁，说道：“夫人受宠之日就要到头了！”郑袖惊问其故。靳尚说：“今闻大王要杀张仪。秦王为救张仪，要将亲女下嫁于楚，以美人善歌者为媵。若秦女至，大王必尊而礼之，夫人虽欲专宠，还能办得到吗？以臣之见，不如以利害言于大王，使放张仪归秦，秦女必不再嫁。”
郑袖点头称是。乃寻机哭谏怀王道：“秦遣张仪本欲还汉中之地，与楚修好，今若杀张仪，秦必怒而伐楚，楚将大祸来临。以臣妾之见，大王不如厚待张仪，使他忠心事楚，岂不两全其美吗？”
靳尚也乘机进言：“杀一张仪，何损于秦？而又失黔中数百里之地，不如留他一命，与秦修好，这才是上上之策，望大王三思。”
怀王本无主见，听了郑袖、靳尚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释放张仪，以礼相待，使其归秦，修两国之好。
屈原从齐归来，听说张仪已去，责问怀王为何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速去追赶。可是张仪早已逃出楚境。
张仪临走前，还说服了怀王叛合纵之约，而与秦和亲。求怀王之女为秦太子之妃，又许以秦女为子兰之妻。秦国之计得逞，楚国在外交上又一次失信于山东诸国，屈原使齐所作的努力自然也就付诸东流了。后人有诗讽刺怀王的愚蠢：
张仪反复为嬴秦，朝作俘囚暮上宾。
堪笑怀王如木偶，不从忠计听谗人。
怀王投靠秦国，亲秦派的靳尚、子兰仍得重宠，屈原再次受到排挤。他虽然几次建议怀王继续推行变法图强的政策，但怀王始终没有再采纳他的主张。
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秦昭王即位。昭王对楚采取又打又拉的政策，怀王动摇于秦、齐之间。怀王二十四年，怀王与秦结成亲家，又一次与齐绝交。次年，怀王与秦昭王会于黄棘（今河南南阳南），秦、楚结盟。这是楚国外交政策上的再一度重大变化。
屈原竭力反对怀王亲秦背齐，一再苦谏。
靳尚、子兰怕屈原破坏了他们背齐亲秦的政策，便又在怀王面前不断诋毁屈原，并威胁怀王说：“秦国最恨亲齐的屈原，现在秦、楚已经结盟，可屈原却还在攻击秦国，万一秦国怪罪下来，那楚国不就要大祸临头了吗？以臣等之见，应该将屈原论罪，以示守信于秦。”
怀王觉得靳尚、子兰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下令将屈原治罪，定为流刑，驱出郢都，放逐到汉北（汉水上游，今湖北郧、襄一带）。
屈原虽被流放，蒙受不白之冤，但他拳拳忠君兴国之心不泯。山水阻隔，他的忠谏再无法达于君听；待罪之身，欲辅君报国而无门。他只能在梦中一次次魂归郢都，向君王陈情，希望君王能亲忠贤而远小人，成为像三王五霸那样的圣君。他不屈不挠，强烈追求，等待君王的觉悟，他要像古贤臣彭咸那样，再给楚国送去光明。
东方的齐国，见楚与秦结为姻亲，欲出兵伐楚。怀王惧齐，便又与齐修好，遣太子熊横赴齐为质。齐、楚复交，一向主张联齐的屈原被怀王召回郢，结束了五年的流放生活。
楚怀王二十九年（前300），秦昭王一面派兵伐楚，大败楚军，一面又约楚怀王到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与秦结盟复好。
怀王不敢轻易赴会，征询群臣意见。
屈原极力劝阻赴会，他说：“秦乃虎狼之国，毫无信义。楚国已多次被秦所骗，大王万万不可自投罗网！”
靳尚则说道：“不然，楚不能敌秦，因而屡次兵败将死，国土日削。今秦欲与楚复好，如果拒绝了它，秦王必震怒，定要增兵伐楚。以臣之见，大王切不可得罪于秦。”
怀王犹豫不定，问少子子兰。子兰娶秦女为妻，以为婚姻可恃，力劝怀王赴会，他说：“秦楚之女，互相嫁娶，亲莫过于此。秦以兵相加，还要求和，今欢然相会，怎可不去？上官大夫所言极是，大王不可不听。”
怀王昏聩，心本惧秦，又被子兰、靳尚二人撺掇不过，遂答应秦王赴会。起程之日，屈原拉住辔头不放，哭谏：“大王去武关，是关系楚国存亡的大事，不可不慎啊！大王如不听臣的劝告，恐怕归来无日。臣宁死于车轮之下，也决不放大王入虎狼之口！”
怀王坐在车上默不作声。子兰、靳尚怕怀王态度有变，命侍从将屈原强行拖开，喝令御者策马速行。
屈原踉跄追着西去的滚滚烟尘，啼血呼喊：“大王，去不得啊！去不得——！”
怀王一入武关，便被秦兵劫持到咸阳扣留起来。秦王要挟楚国割让黔中之地。怀王不允。他悲愤交加，哀叹道：“悔不听屈原之言，至有今日。靳尚、子兰误我！”三年后，怀王病死于秦。昏聩的怀王终于自食恶果。正如百年之后司马迁所言：“怀王不知忠奸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怀王被拘，太子熊横于前299年从齐归国即位，是为顷襄王。顷襄王以弟子兰为令尹，主持国权。顷襄王是一个比其父还昏庸的君主。贤良斥疏，奸佞居位，百姓离心，国政更加腐败黑暗。他不但不思报君父之仇，反而娶秦王之女为妻。
屈原恨子兰、靳尚误国害君，誓与内奸、国贼不两立。他不怕孤立，不怕打击，屡屡进谏，劝顷襄王近贤远佞，选将练兵，联齐抗秦，以雪怀王之恨。子兰、靳尚视屈原为心腹之患，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子兰唆使靳尚出面去诬陷屈原。靳尚对顷襄王说：“屈原以同姓不得重用而心怀怨恨，说大王忘秦仇为不孝，子兰不主张伐秦为不忠。”顷襄王大怒，下令夺屈原之职，放逐江南。
罢官、治罪，这是屈原意料中的事。顷襄王二年（前297）仲春的一天清晨，屈原沉痛地与郢都的国门告别。他想到再不能见到那宗庙、社稷之主的君王，再不能去拯救那多灾多难的楚国、那流离失所的百姓，他长叹一声，泪下如雨，一步三顾，缓缓离去……
夜茫茫，路漫漫。被流放了20年的屈原，长年漂泊，足迹遍布江南：出郢都至夏首，东下经洞庭、夏浦（今湖北汉口），栖居凌阳（今安徽青阳县南）。数年后又远迁西南，经鄂渚（湖北武昌）入洞庭，溯沅水至辰阳，达溆浦（辰阳、溆浦在今湖南沅陵一带），继而又由溆浦下沅水，最后流落到长沙东北的汨罗江畔。
20年漫长岁月的折磨，并没有使忠贞刚烈的屈原屈服。他仍然铁骨铮铮地挺立着，顽强地生活着，以诗歌为武器而勇敢地战斗着。他目睹了楚国千里河山正在沉沦，饱尝了下层民众的苦难艰辛。因此，他更加憎恨那些巧舌蔽君、祸国殃民的奸邪党人，更加担忧国家的命运：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他们已把楚国引向了黑暗的绝路，君王所驾驭的皇舆（国家）就要倾翻；他更加关切那些颠沛流离、无以聊生的人民，他为之流泪，为之呼喊：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皇天之不纯命兮，
何百姓之震愆？
他更加顾念那个同祖同宗、被群小包围的君王：
楫齐扬以容与兮，
哀见君而不再得。
思美人（君王）兮，
揽涕而竚眙。
楚王昏庸无道，不辨忠奸。奸臣群小正是通过他来迫害忠贤、祸乱国家的。但他为宗庙之主，是祖宗的代表；为社稷之首，是国家的象征。因而屈原虽然受尽迫害，仍然不改对君王的忠诚。忠君即敬祖，忠君即是爱国。忠于楚王，就是忠于以楚王为代表的祖国。屈原要改革政治，推行联齐抗秦的外交政策，只有取得楚王的信任与支持才有可能实现。而楚王的昏聩、专横、倒行逆施，又会造成国家的衰败，人民的灾难。作为忠臣的屈原，对君王的忠诚，就是要使君王觉悟，摆脱群小，明辨是非，信重贞臣，奋发有为。他希望有朝一日君王能回心转意，召他回都，使他再执国柄，富国强兵。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不避危难、不计得失，敢于冒犯君威而直谏，谴责君王之过；敢于揭露奸邪群小，坚持斗争；才能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屈原的“忠”，不是奴才的“愚忠”，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贞臣节士体国恤民的“大忠”。
他更加眷恋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
曼余目以流观兮，
冀一反之何时？
鸟飞返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
何日夜而忘之？
战国时代，策士游说求荣之风盛行。许多士人不以自己的祖国为念，“合则留，不合则去”，如果在本国不得重用，不能满足个人的愿望，就投奔他国，另谋出路，甚至不惜为敌国出谋划策而侵害故国。范雎、苏秦、张仪等皆如此之流。
屈原是一个旷世奇才，他胸怀报国之志，但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被昏君奸臣所斥逐，长期流放于蛮荒僻远之地。欲进无路，报国无门。面对楚国黑暗的现状，难卜的未来，他将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是从世俗而去楚？还是持节而守忠？屈原也曾内心矛盾重重，反复地、痛苦地做着思想斗争。
他想道：九州是那么博大，美人（楚王）也并非只他一个。远远地离去吧，不要再犹豫，哪个渴望求贤的国君能不赏识自己呢？离去吧！趁年华未老，去寻求政见一致的同道。大禹、商汤那样的圣明君主，正在等待皋陶、伊尹。傅说是个筑墙的贱人，武丁任他为相，信而不疑；吕望是个操刀的屠夫，周文王奉他为太师；宁戚是个流浪的歌手，齐桓公重用他为辅弼之臣。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眷恋这个荆棘丛生的故园？
屈原想象自己离开了楚国，去周游天下，寻求与己志契合的明君，以成功业。出游是那样美好：像飞龙一样的八匹骏马拉着华丽的车子，美玉、象牙装饰着车身。从车千乘，玉轮滚滚。銮铃叮当和鸣，云旗猎猎飘扬，金色的凤凰在车旁飞翔。朝发天津，夕止西极，途经流沙，循行赤水之滨，取道不周之山，向那目的地西海飞进。时而让车子缓缓前行，奏起《九歌》，跳起《韶》舞，乐融融消解烦闷。他乘车正要向更光明灿烂的天宇飞升，蓦然回首，鸟瞰到了可爱的故乡。车夫悲伤拭泪，御马也踟蹰不前……他悲不自胜，再也不忍离去，又回到了他生活过的楚国大地，回到了使他受尽磨难的江南。
这幻觉倾泻出了屈原对祖国的忠贞、苦恋。他对着苍天呼喊：
算了吧！算了吧！
国中没有一个相知的人，
为什么对她还是眷恋得这样深？
既然不能与君王共行美政，
就效法古贤彭咸吧——
九死也不改变这颗赤诚的心！
屈原一遍遍地诵咏他早年的诗作《橘颂》，砥砺着自己的意志：
天地间最嘉美的橘树呵，
生来就习于这里的水土。
它受命生于南国呵，
岂能迁往别处！
它根深蒂固难于迁徙呵，
意志专一决不它顾。
在屈原流放期间，秦国不断出兵伐楚，楚国更加虚弱衰落，接连惨败失地。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秦将司马错攻楚，拔黔中郡（今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楚割汉水、上庸之地给秦。次年，秦将白起率兵再次攻楚，破楚别都鄢（今湖北宜城东南）及邓（今湖北襄樊北）、西陵（今湖北宜昌西）。白起引长渠之水灌鄢，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白起再伐楚，攻破楚都郢。火烧夷陵（今宜昌），东进至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南进至洞庭湖一带。楚顷襄王兵败国破，狼狈东逃，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郢都破了，屈原的心碎了。眼看着传了七百年之久的祖国濒于灭亡，屈原痛哭哀吟：
无限的牵挂使我悲伤，
渺渺茫茫，
何处是我立足的地方？
他面容憔悴，形体枯槁，披头散发，在江边徘徊，时而独语，时而吟唱，如癫如狂。一位渔翁见了他，不禁问道：
“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弄到了这般地步？”
屈原道：“世人皆混浊而我独洁净，大家都昏醉而我独清醒，因此遭到放逐。”
渔翁说：“圣人不固执地对待事物而能与世推移。既然世人皆污浊，何不随其流而逐其波？既然大家都昏醉，何不食糟饮酒一同醉？为什么要深思清高，招来放逐之祸？”
屈原摇手答道：“不！不！不！我听说刚洗了头的人，要弹掉帽子上的灰尘；新洗了澡的人，要整理一下衣襟。我怎能将这如玉之躯，与那污泥浊水杂混？我宁可跃入江水，葬身鱼腹，也决不污染洁白之身！”
屈原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决不放弃崇高的理想，他要与奸邪小人斗争到底，永不妥协，永不同流合污。既然不能再治国平天下，也要坚守高风亮节，独善其身。这正是永不泯灭的中华之魂！
渔翁走了。
屈原还在沿江吟唱：
浩荡的沅水、湘水呵，
奔流不息。
漫长的道路呵，
黑暗迷离。
世上已无伯乐，
谁识骏马的能力？
人生的命运呵，
各有不同。
我志向坚定，
何所畏惧？
自知死亡不可躲避，
不愿对生命再珍惜。
先贤志士就是榜样——
舍生取义！
屈原是位忠贞不贰、百折不挠的斗士。为了楚国的富强，为了拯救黎民于水火，他和国外强敌及国内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由于昏君在位，奸臣弄权，他失败了。为了维护正义，坚持理想，他要选择以死殉志、以死殉国的道路。他希望以自己生命的火花，照亮人们的心灵，点燃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烈火；郢都沦陷了，楚国覆亡在即。他既不能谋事于朝廷，又不能操戈于疆场，他要选择杀身成仁的道路。生不卖国求荣，死不受亡国之辱。他希望以自己的死，激励民众，唤醒国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渴望着楚国的再生，楚国的复兴。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五月初五日，62岁的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一个平凡的身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个伟大的灵魂冉冉升腾。他回首人间：
呵！我的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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