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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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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莫扎特天赋早成的故事所有人都耳熟能详。不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大众文化中，“神童”莫扎特通常被视为仅此一例的特殊的童年类别。然而，将这位年少的作曲家视作特例有可能反而最小化了他的影响力。在本书中，阿德琳·穆勒探索了在启蒙时期的奥地利，莫扎特是如何影响了社会上和文化上对童年的重估。从标题页上印有年龄的少年奏鸣曲，到父女协奏曲，摇篮曲，音乐骰子游戏，以及为孤儿院奉献的弥撒，莫扎特的音乐和人格面貌通过种种形式，改变了人们对儿童的能动性、智力、政治和经济价值、工作、学习和业余生活，儿童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家庭和友人关系的看法。本书是一部将音乐史与儿童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著作，它通过对处于公众想象中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审视，探讨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童年的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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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阿德琳·穆勒，曼荷莲学院音乐助理教授，音乐史学家，专攻莫扎特和十八世纪歌剧、芭蕾舞和艺术歌曲。研究兴趣包括音乐与童年、边缘化作曲家、早期音乐民族志和无声电影音乐等。
译者简介：
周仁伟，男，80后，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经济学学士，现就职于上海图书馆，以整理外文旧籍为业。业余爱好学语言、学乐器，热衷国乐和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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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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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缩略语一览／１
插图与谱例一览／１
导言／１
第一章 从出版物看早慧现象／１３
第二章 音乐，慈善，与辛勤劳作的儿童／５３
第三章 儿童如何演戏／９２
第四章 儿童歌曲和关于游戏的作品／１２３
第五章 童真的律动／１６９
第六章 令人快乐的莫扎特／２０６
致谢／２３２
注释／２３６
索引／３０９
参考书目／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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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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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识字积木到婴儿襁褓，从“寓健全的头脑于健全的体魄”到“我们对童年一无所知”，对很多人来说，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１６９３年）和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１７６２年）代表了启蒙运动对儿童进行重估的全部内容。这些叙述发端于洛克，是他最先在自然理性和游戏有益成长的理论基础上开发了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个体化教育体系，并建立了一套儿童权利理论。七十年后，卢梭对洛克的思想作了扩充，对儿童与生俱来的品行进行了赋值。通过一套他精心设计的“消极教育”系统，卢梭认为，父母和教育者可以缓解甚至避免由不健全的、压迫性的社会体系导致的人的堕落。
尽管两人有很多分歧，但洛克和卢梭同样坚信知识来源于经验，坚信充满爱意的守护是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坚信教育是整个社会改革的基石。他们还同样持有一种新的看法，认为儿童是有思维、有感觉的存在，拥有合理的需求和见解。尽管如此，他们所提出的抚育儿童的观念总体上依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把儿童基本上当作学习的被动受益者———无论是所谓“一张白纸”，还是洛克的体系中所谓的“空柜子”，或是卢梭所谓一种特殊的“高尚的野蛮人”。他们的家长作风的本质也体现在他们所选择的推行他们的理论的方式上：面向父母和教师的长篇大论。洛克和卢梭的共同点，同时也是他们的作品的宗旨，就是将儿童明确为接受者。
在本章中，笔者采用了另一种看待启蒙运动时期童年问题的观念，借用玛拉·古芭对黄金时代的文学中的儿童角色的描述，将儿童视作“有技巧的搭档”而不是“只会学舌的鹦鹉”。这将推翻或至少是弱化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让成年人开始与直接面对儿童，将儿童视作读者、消费者、演出者甚至创作者———视作是自我塑造过程中的共同参与者。能实现这种重新定位的最重要的人物，笔者认为，就是莫扎特。而且他对启蒙运动时期儿童观念的影响主要不是来自他音乐家的身份，莫扎特作为一个公开发表作品的作曲家的地位产生了更显著、更持久的作用。
“作品１４号”（１７６４—１７６６年），为键盘和小提琴作的带伴奏的奏鸣曲，这部莫扎特的父亲在全家人第一次欧洲巡演，也就是他们第一次为人所知的时候就出版、销售的作品，在奥托·埃里克·德意许编著的《实录》及其各种附录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说明，而这个故事也是莫扎特传记的bibei桥段。但这几部奏鸣曲一般只被当作莫扎特的惊人才华的证据，而未被深入探究其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各式各样关于莫扎特的历史叙述而言，有些太过耳熟能详的东西反而有让专家和非专业人士都受到蒙蔽的风险，其中最显眼的一点莫过于他的早慧。莫扎特在青春期之前就已经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实在太广为人知，导致我们把这些成就视作理所当然，并开始将他的童年看作是一种他独有的类型。但是，把他当作一件反常事物来对待，其实是将他的影响力最小化了。
通过对这件证据的再考察，同时旁及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材料，笔者尝试恢复莫扎特在十八世纪晚期关于儿童和儿童问题的争论中的核心地位。就像古芭所写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学中的角色，职业化的儿童莫扎特是一个“文化适应度很高的”“完全社会化的主体”。重新评估他最早的出版作品的早期接受过程，并且将他置于常拿来和他比较的与他同样早慧的儿童之中，笔者发现，随着莫扎特的成功，统治者、教育学家、知识阶层不得不调整他们对儿童的假设。这些假设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具备理性能力的年龄下限。这条年龄线曾一度被降低，后又被提高———两次都是以莫扎特为标准———这不仅在书面文化中引起了反响，也造成了政策变化而影响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儿童。
“理性”这个词以及它语义上的近邻———知识、才智、能力、技能、才华、天赋———在早期对“作品１４号”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出现。但是这些词汇在１７６０年代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有些人认为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儿童只是验证了洛克和卢梭的那种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启蒙时期的信念，儿童获得理性思维能力（即根据信息做选择、认知真理等）的递增过程可以通过刻意安排的多接触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得到加速。但是，笔者希望阐明的是，也有很多人觉得莫扎特的幼年作品显示了儿童具备独立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而且能够创造出值得成年人认真赏析的艺术或知识成果。这两种看法是有实质性区别的，儿童能够汲取知识或将理性思维的原理内在化，并不足以说明他们能更自主地使用自身智力和想象力。换句话说，洛克和卢梭将童年大致定义为一个理性不充分（或者说不受理性拘束）的时期———按历史学家安东尼·克虏伯的表述：“一个贴着‘未完成’标签的年龄段”———然而莫扎特代表了一种标为“已就绪”的童年。
将儿童视作“已就绪”的观点通过出版物的媒介作用进入人们的认知，但并不是通过《爱弥儿》那一类的出版物———不是通过专门论述，而是通过流行音乐这种受众面更广，而且是为家庭内部演出而作的作品。莫扎特本人是一个孩子，呈现出早慧的特质，而他的音乐作品让消费者能再度感受这种早慧。但这种早慧是不可以从浪漫主义的立场回过头去解读的，虽然很多研究神童时期的莫扎特的学者就是这么做的。彼得·基维、梅纳德·所罗门、格洛丽亚·弗莱厄蒂、彼得·佩希奇等评论家，都倾向于遵奉十九世纪那种“不朽的儿童”或“半神”的莫扎特构建，将莫扎特早年那种对非常传统的风格的熟稔误解为一种极其伟大的独创或是带有神性的“经验不足”。如果研读一下较早的在莫扎特儿童作曲家时期的资料，分析一下他在１７６０年代刚出名时的一些社会反响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不同的画面。十九世纪，甚至许多二十世纪的评论家都将莫扎特的天赋归结为缺乏理性但有创造力，而与他同时代的尝试解释莫扎特的人则倾向于认为他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合常理地具备了成熟的理性。
为了找到这个把莫扎特视作会思考、有理性的儿童的观念的根源，笔者首先重估了“作品１４号”在文化上的传播。跟所有的印刷发行的音乐作品一样，它们是商品。但作为音乐作品，它们引发了一种持续的、近距离的、可重复的对作曲家的认知，意味着一种与一般流通的图像、图书、期刊不同的阅读概念。作为文本，它们的功能是使作品被接受、被保存、被流传后世。想象它们的演出这个“行动”则会产生一系列不同的意义，虽然这种感觉并不持久，但会带来对那个年幼作者的同情感以及对儿童的理性力量的认同感。莫扎特对于启蒙运动时期儿童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是一个反常的特例，而是在于他是一个范例———这一点常常因为莫扎特关联物总被视作仅仅是传记性质的证据而被人们忽略。
与洛克和卢梭不同，莫扎特并没有主动去尝试改变启蒙运动时期对儿童理性能力的观念。他的影响也不是永久性的。然而，他的早慧引发的社会反响，反映在了自上而下的教育学、哲学和政策的理论之中，这些理论直到今天依然构成了关于童年的历史叙述的主题。本章接下来要讨论的皇家法庭案例中，莫扎特成了一场关于儿童的理性能力的辩论中的“示例犃”，这个案例不仅对天才儿童，也对成千上万“平均水平”的儿童具有真正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有必要对他的早期职业生涯进行重估，从历史的范畴之内，到因他的早慧而引发争议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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