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隋文帝何如主也？曰：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其于四夷，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治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
l 帝之荒纵，适与高祖相反，而其猜忌，则相类而又过之。《本纪》云：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所至惟与后宫，留连沉湎，惟日不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其余事君尽礼，睿謇匪躬，无罪无辜，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
l 汉、唐并称中国盛世。贞观、永徽之治，论者以比汉之文、景，武功尤远过之。然非其时之君臣，实有过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文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若高祖与高宗，则尤不足道。其能致三十余年之治平强盛；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也。
l 两晋、南北朝政治之坏，一由贵人之淫侈，一则胡俗之粗犷。唐高祖之怠荒，何异于晋武帝？使元吉而得志，亦何异于齐文宣哉？故知五代之敝风，至唐初而犹未殄也。幸其末年风气稍变，右文者渐多，而太宗即其人，故获致一时之治焉。太宗之为太子，断决庶务，即纵禁苑鹰犬，停诸官所进珍异；即位后，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贞观二年（628年），又简出隋末宫人；颇能干父之蛊。御宇之初，亦能勤于听政，容受直言。
l 开元、天宝，世皆以为有唐盛衰治乱之界，其实非也。传曰：拨乱世，反之正，欲言拨乱，则必举致乱之原而尽去之，玄宗则安能？彼其放纵淫乱之习，一切无异于前人，特即位之初，承极乱之后，不得不稍事整顿耳。积习既深，终难自拔，则阅时不久，复蹈前人之覆辙矣。
l 蛮夷起朔垂者，虽歆羡中原子女玉帛之富，初无荐居上国之心，是以中国无如之何。元魏之居平城，势尚如此。逮其入居中国，而又不知持之之方，则其亡不旋踵矣。若禄山得东京而亟思僭号，得西京而徒知辇运珍宝，是以中国自累也。此所谓“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者邪？其败也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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