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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万象》杂志首任主编、海派文人陈蝶衣的首次作品汇编。
2.陈子善作序推荐。
3.陈蝶衣不仅是现代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当代香港通俗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集收录了1934-1951年间，陈蝶衣在新闻、文化、电影、诗词、音乐等领域的作品，不仅可以一览其恣肆纵横的文字，还可以从中管窥当时上海的风土人情，对于研究上海历史文化等颇具一定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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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陈蝶衣（1909-2007），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著名报人、诗人、剧作家、词作家，是20世纪海派作家中颇具代表的一位。曾创办《万象》《春秋》《西点》《明星日报》等刊物，并兼任《铁报》《东方日报》《小说日报》《海报》《香海画报》《力报》《金钢钻》等刊物编辑。1952年，陈蝶衣赴港，在邵氏影城任职，创作电影剧本50余部，流行歌曲3000多首，被誉为“词三千”，不少歌曲已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曲目，如《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我有一段情》《香格里拉》等，在香港被誉为“流行乐坛教父”。
《陈蝶衣文集》（第一辑）共四册，分别为《低眉散记》《茗边手记》《炉边谈话》《闲情偶寄》，主要收录其1934年至1951年间在上海报刊上所发表之文，包括诗词、小说、随笔、剧本、歌词等，字数为一百万字左右。此为陈蝶衣第一部搜集较为完整的文集，可充分领略陈蝶衣文字的汪洋恣肆，绚烂多彩，打开了解当时上海文坛和社会百态的一扇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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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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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莺，文学硕士，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从事海派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逾十年。出版有《咖啡文录》《近代上海咖啡地图》《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忆旧》《影人文墨》《旧时书肆》《名家书单》《旧时上海》《旧时北平》《旧时广州》《闵行诗存》《近代巡礼》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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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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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陈蝶衣先生（1909—2007）的大名，还在整整四十年以前。1983年8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补白大王”郑逸梅的新著《书报话旧》。书中有一篇《小型报中的〈大报〉》，介绍了1924年在上海创办的小型报《大报》的变迁史，文章末尾这样写道：
在一九四九年春，又有命名《大报》的小型报出版，馆址设在河南中路三百六十八号。编辑者陈蝶衣，直到解放后，尚出版了相当时期，结果并入《新民报》。
郑逸梅的忆述与史实略有出入。1949年7月7日，也即上海解放后一个月又十天，新的《大报》创刊，主编是陈蝶衣。《大报》与另一位海派作家唐大郎主编的《亦报》成为上海解放后经过批准新办的两家民营小报，各以丰富多彩的副刊吸引了当时广大的上海市民读者。直到1952年，《大报》和《亦报》相续停刊，陈蝶衣去了香港为止。
但我因此记住了陈蝶衣的大名。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的文学史视野不断拓展，对陈蝶衣的了解越来越多，对陈蝶衣众多方面的文学和文化成就也越来越感兴趣。我逐渐知道了陈蝶衣是著名报人、出版人，大名鼎鼎的《万象》杂志，他是首任主编，他还创办过《明星日报》和主编过《铁报》《春秋》《宇宙》等报刊。同时，他也是上海滩有名的小报作家，曾先后为数十种小报副刊撰稿，收入这部文集中的大量题材多样、文笔活泼、短小精练的专栏文字，就是再有力不过的证明。不仅如此，他还是独树一帜的歌词作家，包括流行歌曲和电影插曲，他都是作词高手，曾创下一口气为1945年上映的电影《凤凰于飞》创作八首插曲的记录。他到香港后创作的《香格里拉》《南屏晚钟》等歌曲，更是传播海内外，脍炙人口，久唱不衰。
确实，在20世纪50年代初赴港的海派作家中，陈蝶衣又与包天笑、沈苇窗两位一起，三足鼎立，各擅胜场。《香港文学作家传略》（刘以鬯主编，1996年8月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初版）中的陈蝶衣条目，就开列了他在新闻、文化、电影、教育、播音、诗词六个方面的贡献，可见他也是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文学和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综上所述，在我看来，在20世纪海派作家的谱系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陈蝶衣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颇为杰出、颇具代表性的一位。对这样一位连结海上与香岛的特色鲜明的海派作家，至今还没有一部搜集较为完备的文集行世，这在海派文化的多样性、先锋性和独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陈蝶衣文集》涵盖陈蝶衣1923年至1995年长达七十余年间的文学创作。编者孙莺在详细查考陈蝶衣笔名、穷搜广集陈蝶衣文字的基础上，遵循“以文学体裁分类，以年代先后为序”的编选原则，将之分为两大辑陆续推出。第一辑所编为《低眉散记》《茗边手记》《炉边谈话》《闲情偶寄》四种，系陈蝶衣发表于海上小报和杂志上的各类文字，既有多种多样的专栏文，也有所编杂志的编辑手记；第二辑亦收四种，以陈蝶衣创作的诗词、小说、散文为主，包括香港时期的作品，如《大人》《大成》《万象》杂志上发表的随笔和《香港影坛秘史》《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两部专集。一部文集在手，自可较为充分地领略陈蝶衣文字的汪洋恣肆，绚烂多彩。
应该特别说一说陈蝶衣的专栏文字。海上小报的专栏文字，是海派文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是在短小的、数百字乃至只有一二百字的有限篇幅里，往往能跌宕起伏，自有天地。当然，内容五花八门，甚至道听途说者，也屡见不鲜。陈蝶衣交游广阔，与文坛、影界、梨园、剧坛、艺苑，以至政界和帮会都有来往，笔耕又特别勤奋，因此他的专栏文字独具个人风格，上至都市社会大事，下至市民日常生活，均信手拈来，尤以文坛艺苑信息灵通，状写及时吸引人。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听一出戏曲，他都能写得有声有色。而左翼作家、海派文人和艺术家，更是素描连连，即便只是片断，也写得生动逼真，活灵活现。若说阅读陈蝶衣这些丰富多彩的专栏文字，就能对20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文坛和社会生态有更具体全面的体认，更真切入微的把握，那决不是夸张之辞。
我一直致力于张爱玲研究，早已知道陈蝶衣在1944年12月23日、24日上海《力报》上连载《〈倾城之恋〉赞》，对张爱玲根据自己小说《倾城之恋》改编的同名话剧，评价甚高。后来陈蝶衣又在1950年7月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上因分在同一小组而与张爱玲有一面之缘。这次又从《文集》中见到了陈蝶衣数篇关于或提及张爱玲的专栏文字，不能不令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其中发表于1943年11月14日《繁华报》的《张爱玲熟读〈红楼梦〉》，更值得注意：
张爱玲继《倾城之恋》后，又有一新作发表于十一月号之《杂志》，曰《金锁记》，此为程玉霜之名剧，张爱玲以之为小说标题，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金锁记》以大户人家妯娌叔嫂间钩心斗角之迹为脉络，情调与《倾城之恋》无多大差别。予尝谓张爱玲殆熟读《红楼梦》者，故其所作，受《红楼梦》之影响亦甚深，其写每一人物，必详言服饰之名色。例如，“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袴子。”“穿一件竹根青窄袖长袍，酱紫芝麻地一字襟珠扣小坎肩。”之类，《红楼》气息盖甚重。又文中写几个小丫鬟，厥名曰凤箫，曰小双，则宛然《红楼梦》中袭人、平儿之俦也。
《金锁记》所刊犹上篇，未能窥全豹，以意度之，则下文殆着重在一副金锁片上，既无羊肚汤，又无六月雪，此可以断言耳。
《金锁记》是从1943年11月《杂志》第12卷第2期开始连载的，陈蝶衣读到后立即作出反应，并将《金锁记》与《红楼梦》加以勾连，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可谓慧眼独具，也可谓开张爱玲作品评论风气之先。后来到了晚年，陈蝶衣又在张爱玲逝世后所写的《不幸的乱世女作家张爱玲》（1995年11月《香港笔会》第5期）中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加以发挥。
有趣的是，我与陈蝶衣先生没有正式见过面，只是访港时曾在香港文化界的一次大型聚会上远远望见过他老人家，但我有幸听过他畅谈《红楼梦》。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为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万象》创刊，主其事者嘱我访港时请他老人家以老《万象》创办人的身份为新《万象》创刊号写几句话，或写首贺诗也可以。我到港后打听到他府上电话，致电问候并求稿，他对新《万象》创刊表示祝贺，但婉言谢绝约稿。接着不知怎么话锋一转，就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与我谈论《红楼梦》，足可证他一直对《红楼梦》情有独钟。
香港和台湾都出版过他的书，唯独内地一直没有出版过。《陈蝶衣文集》的问世，终于填补了这个空白，从某种意义讲，陈蝶衣先生在以他优美动听的歌曲重返海上之后，这次又以他精彩纷呈的文字“叶落归根”了。我猜想他会感到欣慰的。
（2024年10月11日晚观赏陈燮阳先生指挥的上海九棵树爱乐乐团“海上寻梦：陈蝶衣作品音乐会”后初稿，25日定稿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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