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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朱德苦难与辉煌的一生，还原领袖的真实人生历程
首次揭秘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军队组建历程，展示朱德的军事思想、创造的军事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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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从历程、交往、珍闻等三个方面记述了朱德同志成长、革命、战斗的一生。其中包括朱德同志的战友、同事、亲人等对与之交往的回顾和评价。也有关于朱德同志的真实的轶事。
三、作者简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编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研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门。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而成。主要职能是：编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党和国家及军队重要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撰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及传记性作品，研究他们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收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动态，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必要的交流；审核或协助审核、审查准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现任中央常委未发表过的历史文稿、有关音像制品，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重要图书、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作品；负责联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和年谱、传记的撰写工作；承担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具体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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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第一编 早年岁月
1886—1908历程
家世
母亲
曲折求学路
交往
山高水长的清韵——与张澜
“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与席国珍
师生情谊重如山——与刘寿川
珍闻
“我永远想念着她”
在丁家私塾的日子
觅水挖泉
对“吃大户”的记忆
老织匠的故事
迁回大湾
“出水才看两腿泥”
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
把《民报》藏在枕下
在县高等小学堂当体育教习
第二编 投身革命
1908—1927历程
考入云南讲武堂
参加护国战争
从黑暗中走出来
远涉重洋寻真理
在北伐革命中
交往
同志?战友?知己——与周恩来
一次历史性会见——与孙中山
相遇贵相知——与孙炳文
良师益友——与蔡锷
“我就是新任警察厅厅长朱德”——与赵镕
两次戏剧性会面——与陈独秀
“应世人间”——与了尘法师
“学好本领，准备挑更重的担子”——与殷长科
珍闻
跟着马帮和“足客”去云南
冒籍考进讲武堂
“红色的品德”
“偷梁换柱，李代桃僵”
一次特殊的操练和表演
打秋操
云南重阳起义
吓跑反动提学司
纳溪大战，百炼成钢
读史籍
惩办税官高天祥
为民申冤捕凶手
亡命天涯
在柏林的革命活动
异国他乡遭驱逐
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
第三编 创建红军
1927—1937历程
南昌起义
“赣南三整”
井冈山会师
三占永新城
鏖战大柏地
在古田会议上
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
在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
宁都起义和 第四次反“围剿”
在遵义会议上
与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交往
朱毛不可分——与毛泽东
从对头到挚友——与刘伯承
“没有文化可以学嘛”——与徐松林
草鞋情深——与黄甫开
“有难大家当嘛”——与杨锦华
挥泪哭军医——与史芳
多做党和红军的建设工作——与伍云甫
军长与老将对弈——与吴子尹
“我真正认识了共产党”——与邱岘章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与王光佑
隐蔽目标，积蓄力量——与范石生
珍闻
祠堂遇险
换房子
排队理发
给老乡送盐
“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
一根扁担
一头抵万金
烤棉衣
给战士洗脓血
“只绑一只手，行不行”
拆桥与架桥
第十次死讯
草地情深
飞马解围
草地钓鱼
司令住帐篷
是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
“要走一着想三着”
“特别展览会”
炉霍运动会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一件皮大衣筒子
球场风波
为部属朱云卿写传
第四编 誓师抗日
1937—1945历程
八路军总指挥
创建根据地
指挥东路军
击破“九路围攻”
反摩擦
开垦南泥湾
百团大战
皖南事变
领导军事高级学习组的整风
迎接抗战胜利
交往
特殊的寿礼——与邓小平
“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与叶剑英
“在党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与雷英夫
“到抗日前线去”——与韦杰
赤诚与共——与李根源
……
第五编 走向胜利
第六编 开国创业
第七编 曲折探索
第八编 文革”风云
编后记
说明
本套书还有：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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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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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第一编 早年岁月
1886—1908历程
家世
母亲
曲折求学路
交往
山高水长的清韵——与张澜
“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与席国珍
师生情谊重如山——与刘寿川
珍闻
“我永远想念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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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水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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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织匠的故事
迁回大湾
“出水才看两腿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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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
同志?战友?知己——与周恩来
一次历史性会见——与孙中山
相遇贵相知——与孙炳文
良师益友——与蔡锷
“我就是新任警察厅厅长朱德”——与赵镕
两次戏剧性会面——与陈独秀
“应世人间”——与了尘法师
“学好本领，准备挑更重的担子”——与殷长科
珍闻
跟着马帮和“足客”去云南
冒籍考进讲武堂
“红色的品德”
“偷梁换柱，李代桃僵”
一次特殊的操练和表演
打秋操
云南重阳起义
吓跑反动提学司
纳溪大战，百炼成钢
读史籍
惩办税官高天祥
为民申冤捕凶手
亡命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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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他乡遭驱逐
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
第三编 创建红军
1927—1937历程
南昌起义
“赣南三整”
井冈山会师
三占永新城
鏖战大柏地
在古田会议上
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
在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
宁都起义和 第四次反“围剿”
在遵义会议上
与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交往
朱毛不可分——与毛泽东
从对头到挚友——与刘伯承
“没有文化可以学嘛”——与徐松林
草鞋情深——与黄甫开
“有难大家当嘛”——与杨锦华
挥泪哭军医——与史芳
多做党和红军的建设工作——与伍云甫
军长与老将对弈——与吴子尹
“我真正认识了共产党”——与邱岘章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与王光佑
隐蔽目标，积蓄力量——与范石生
珍闻
祠堂遇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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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理发
给老乡送盐
“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
一根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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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桥与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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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情深
飞马解围
草地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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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
“要走一着想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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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一件皮大衣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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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部属朱云卿写传
第四编 誓师抗日
1937—1945历程
八路军总指挥
创建根据地
指挥东路军
击破“九路围攻”
反摩擦
开垦南泥湾
百团大战
皖南事变
领导军事高级学习组的整风
迎接抗战胜利
交往
特殊的寿礼——与邓小平
“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与叶剑英
“在党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与雷英夫
“到抗日前线去”——与韦杰
赤诚与共——与李根源
……
第五编 走向胜利
第六编 开国创业
第七编 曲折探索
第八编 文革”风云
编后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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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赣南临危受命
1931年夏，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叫金维映。
金维映，浙江舟山人，原名金爱卿，又名阿金。她1904年出生，与邓小平同岁。15岁在县立女子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1926年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工人运动，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会行动委员会领导人。
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有一条由党中央特科开辟的地下交通线。邓小平与金维映沿着这条交通线，乘轮船从上海到广东汕头。汕头有秘密交通站。他们很快找到交通站，接上头，化装后由一名交通员带领，先乘火车到潮州，再搭乘小火轮到茶阳，然后改小船溯江而上，到大埔县青溪上岸。这里已是苏区边沿。他们踏上崎岖的山道，翻越座座高山，趟过条条溪河，经永定、上杭，8月初到达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驻地长汀城。
再往西进，翻过武夷山南端的松毛岭，就是江西瑞金县境。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的同志在长汀曾告诉邓小平和金维映：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不久前还在瑞金。
这个喜讯，消除了他们旅途的疲劳。第二天，他们就离开长汀，朝瑞金奔去。
邓小平在长汀已经得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早在一年多以前已经成立。朱毛红军也曾多次在瑞金活动过。他想象，现时的瑞金，革命斗争一定是热火朝天。
可是，越过汀瑞边界的古城，越往前走，离瑞金越近，邓小平和金维映心中就越犯嘀咕：瑞金现在怎么啦？
他们看到：“立秋”已过，田野的稻谷早已黄熟，可却很少看到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没有歌声，没有笑语，只有树上的知了在不停地聒噪，令人心烦。
他们由交通员带领走进村庄，向老百姓询问红军总部在哪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回答。问他们村里建了苏维埃吗？一个个摇头不语。
从长汀进入瑞金后，他们没有遇见过一个放哨的赤卫队员，也没有遇见过一名苏维埃的干部。
难道老苏区就像这个样子吗？邓小平脑子里的问号，一个连一个地出现。
邓小平还不知道：此时此刻，地处武夷山下、赣江源头的瑞金县，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李添富，正在大肃“社会民主党”，滥杀无辜，全县城乡已经处在一片恐慌之中。
事情得从头说起。
肃“社会民主党”一事，源起于闽西苏区。
1930年下半年，由于受立三“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闽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受到严重挫折，冒险出击广东东江的红二十军的新红十二军，连吃败仗，军心浮动。赤白交界区域的一些苏区群众，甚至出现“反水”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本不奇怪，只要纠正“左”倾错误领导，制定和执行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这些问题很快可以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此时临近的赣西南苏区正在大肃“AB团”；而党中央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在苏区内要严防“AB团”和“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的捣乱和破坏。这就使闽粤赣边苏区党的领导人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闽西苏区革命斗争受挫，主要原因是“AB团”、“第三党”在捣乱。
无独有偶。1931年1月初，闽西新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运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前两人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后，他们又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纪念大会上，一些缺乏共运知识的青年红军，呼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这本不为怪。但是中共闽粤赣特委和新红十二军的一些领导人，却大惊小怪，认为在闽西苏区存在一个叫“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派别。他们把闽西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都归咎于这个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于是，立即在闽西苏区到处追查搜捕“社党分子”。
更为严重的是，负责肃“社党”的领导人，对被怀疑是“社党分子”者，严刑逼供。受刑的人经不住拷打，便乱供乱咬。这样，就像瘟疫传染一样，使所谓的“社党分子”越肃越多。4月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闽西苏区。在王明“左”倾错误肃反政策导引下，闽西的肃“社党”运动更为混乱和严重。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林一株，刑讯逼供、乱捕乱杀“社党分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闽西苏区被当做“社党分子”冤杀的多达6352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闽西苏区乱肃“社会民主党”，很快波及到邻近的瑞金苏区。
瑞金县虽为江西省辖，因与福建山水相连，历史渊源关系甚密，因此闽西党组织在1928年3月曾派出力量，帮助瑞金建立党的组织。瑞金党组织当时直接由中共长汀特支领导。1929年至1930年间，中共赣南特委曾多次派人到瑞金开展革命活动，与瑞金党组织建立了领导关系，并在1930年4月指导瑞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攻占了瑞金城，建立了红二十四纵队等地方革命武装，成立了中共瑞金县委和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然而，红二十四纵队编入主力红军，瑞金地方革命武装被削弱，1930年冬瑞金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与赣南党领导机关的联系一度中断，而与闽西的中共闽粤赣边特委联系又密切起来。1931年3月，为加强对瑞金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后改为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派李添富到瑞金，担任中共县委书记。
李添富，原名兰鸿翔，是闽西上杭县人。他早年入黄埔军校汕头分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运动开展后，他返回家乡从事革命斗争，1928年7月担任中共上杭县委组织部长，次年1月后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同年7月又被选为中共闽西特委执行委员、特委常委，特委宣传部长。1930年3月，他被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7月当选为中共闽西二大主席团成员。1931年2月到瑞金工作之前，曾任中共杭武县委书记。
从李添富的经历看，他是一名久经考验、斗争经验丰富的党的领导人。将他派往瑞金担任县委书记，可见闽粤赣边特委对瑞金工作的重视。
然而，李添富的思想却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是个“左”得出奇的人物。他奉命来瑞金工作之时，正是闽西苏区大肃“社会民主党”的时候。李添富笃信“社会民主党”的存在，十分赞赏林一株在肃“社党”时大搞刑讯逼供那一套做法。按他的思维逻辑，闽西各县都普遍存在“社党”组织，到处都是“社党分子”，难道与闽西仅一山之隔的瑞金县就没有？
他上任不久，就把闽西肃“社党”的瘟疫，带到了瑞金。
李添富亲自担任县肃反委员会主任。他将肃反委员会凌驾于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之上，对那些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或者是对他那套“左”的做法表示不满的人，以及有某些错误或毛病的人，甚至两人说句悄悄话，尤其是一些有点文化的党员、干部，通通指为“社党分子”，随意逮捕，严刑逼供，予以处决。据全国解放以后统计，当时瑞金全县以“社党分子”罪名被杀害的共有435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28人；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和乡一级的领导干部77人，县、区、乡、村一般干部273人。
这样乱肃“社会民主党”、滥杀无辜，瑞金城乡怎能不一片恐慌？
邓小平有个老熟人，叫霍步青，比邓小平先几个月到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邓小平和金维映到瑞金时，霍步青也于8月7日和中共赣东特委机关一起来到瑞金县城。8月8日，他从瑞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题为《三次战争形势及瑞金的状况》。他在报告中十分忧虑地说：“瑞金现已全县（除少部分）都成赤色区，但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600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
邓小平刚到，当然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可总部在哪里？毛泽东、朱德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就连瑞金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也还没接上呢。
费了几番周折，邓小平终于和设在瑞金城的中共赣东特委取得了联系。
中共赣东特委两个月以前才成立，领导宁都、瑞金、石城、广昌和宜黄、乐安、南丰等县的工作。特委机关原设在宁都的东韶。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宁都、广昌等县相继为国民党军队侵占。赣东特委按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由广昌、宁都、石城等县地方武装编成的红军独立第四师，8月7日转移到瑞金。
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叫谢唯俊，只有24岁。他是湖南耒阳人，跟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士，曾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东路分委书记等职务。他虽与邓小平、金维映素不相识，却一见如故，与霍步青一起热情接待了他们。
谢唯俊告诉邓小平：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方面军主力，现时正在兴国，与“进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殊死作战；宁都县城已被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侵占，瑞金与兴国的交通联络已经被切断，短时间内难以与毛泽东、朱德等总部领导取得联络。
谢唯俊还告诉邓小平：红七军已由张云逸、李明瑞等同志率领，来到于都北部的桥头，正式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战斗序列，此刻正在兴国参加反“围剿”作战。
这个喜讯，使邓小平兴奋不已。他最担心、最放心不下的莫过于红七军的安危。现在得到了红七军的确切消息，他怎能不高兴？
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烟卷，递给谢唯俊一支，边吸边问：现在苏区的形势，怎么有点不对劲？
霍步青将自己的初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向邓小平和金维映作了介绍。谢唯俊也说：看来，李添富他们抓“社会民主党”，存在严重问题。必须采取措施，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不然的话，不用敌人来打，苏区就会垮掉。
正在此时，余泽鸿与其妻子吴静焘也来到了瑞金。余泽鸿曾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还担任过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为加强中央苏区的干部队伍，中共中央将他们夫妇俩派来苏区。他们本来也要去找红一方面军总部报到，因交通阻隔来到瑞金，找到了赣东特委机关。
邓小平、金维映和余泽鸿夫妇都十分赞同谢唯俊的看法。大家经过商议，推选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为方便起见，他们起初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
危难之时，邓小平毅然挑起了扭转瑞金乾坤的重担。县委书记的职务，对于曾经创建过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指挥过干军万马的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来说，当然算不了什么。可邓小平心中明白：王明上台以后，正在推行一套“左”倾错误政策，其中包括肃反在内。他们大力鼓吹要同“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而此时江西苏区打“AB团”和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又正值高潮时期。在这个时候去纠正乱肃“社党”的错误，风险定然很大。原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景山，就是因为反对乱捉乱杀“AB团”，结果自己也被当做“AB团”捉起来杀了头。
邓小平顾不了这许多。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驱使他决心和战友们一起，去制止李添富的胡作非为。为了党的事业，他心甘情愿地去冒这个风险。
为了不惊动李添富，邓小平他们避开李添富，悄悄地来到肃“社党”受害最严重的武阳、桃阳等区乡调查。他们要掌握真实情况。
武阳区是瑞金较早闹革命的地方。早在1930年4月，武阳的共产党员杨斗文等人，就领导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了赤卫队，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大都是经受过严峻革命考验的同志。原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陈世沂、区游击大队队长朱晒塘，都是武阳暴动的参加者。可是他们都不明不白地被当成“社党分子”杀掉了。武阳区委、区苏维埃政府曾一度瘫痪，无人负责。为了保护自己，近两个月来只要一看到县里来人，区委、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就扛着红旗上山，躲藏起来。
桃阳区也是瑞金县较早暴动的地方。瑞金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是这个区出来的革命骨干。这些革命骨干也被肃“社党”杀得差不多了。
一些区乡干部和群众，带着惊恐不定的心情告诉邓小平：瑞金大规模肃“社会民主党”，始于今年5月间。李添富先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县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全县党小组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后，先将县苏维埃政府和县总工会两个单位80%以上的干部抓了起来，不到10天就把他们杀掉了。接着，李添富宣布解散县苏维埃政府和县总工会。新成立的县苏维埃政府不到半个月，大部分工作干部又被肃反委员会抓了起来。县总工会原有干部和武装人员50多人，不到两个月，肃“社党”杀得只剩下驼背的邱维桂一个人。从5月到7月，几乎天天都有人被枪决，有时一天枪决五六十人，少则也有一二十人。肃反委员会枪决人犯时，宣布的“罪状”很简单，只写个姓名、年龄、籍贯，没有什么事实。审讯时完全是用肉刑逼供。当干部的怕戴红袖套，因为红套上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别人看见自己反遭冤枉。
听到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邓小平脸色铁青。他很少说话。从他口中呼呼吐出的团团青烟，不停地飘散着，仿佛在祭奠那些屈死的冤魂。
调查得来的大量材料证实，操纵肃反大权的李添富，不是什么真正革命者，而是个品质很坏的人。邓小平认为，要制止瑞金乱杀“社党分子”事态的扩展，必须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然后对他严肃处理。
于是，他们从乡下来到县城，先以中共赣东特委名义，召开了一个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金维映。这位女同志很有宣传鼓动能力，邓小平让她出面。会上，金维映就肃反的重要意义、方针、政策等问题作了一个报告，强调要根据事实，掌握政策。接着，邓小平发动大家对全县的肃“社党”运动发表意见。
沉默。寂静。参加会议的人都不敢发言。生怕被揪住辫子，惹来杀头之祸。邓小平、金维映鼓励大家消除顾虑，踊跃发言。慢慢地，一些人谈了对肃反的认识，提出了很多疑问和意见。
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和金维映告诉大家：目前一切都是为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回去以后，大家要努力搞好工作，巩固苏区，发展苏区。以前的肃反有缺点、错误，问题是可以搞清楚的。
李添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没有让他在会上讲话。李添富感觉到风头不对，再不敢下令乱杀人了。
会后，邓小平、金维映、余泽鸿等继续深入各区、乡调查了解情况。
9月间，邓小平又决定召开瑞金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
会议仍由金维映主持，只开了半天。会议内容主要揭露肃“社党”中的偏差，说明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负责肃反的领导人不掌握政策造成的。
会上，金维映突然问大家：
“你们说，瑞金有没有‘社会民主党’？”
人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回答。
金维映说：“有，肯定有！今天参加会议的就有！”
听这一说，大家更是害怕。会场鸦雀无声，空气似乎凝结了。
金维映看了看寂静无声的会场，一扬头发，说：“李添富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李添富有意搞乱我们的肃反工作，大家要注意，要揭发他的罪行。不要怕，上级有人在这里给大家撑腰！”
会场上的人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坐在台前的李添富，脸色刹时变得蜡黄蜡黄。
9月底10月初，在县城广东会馆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撤换了在肃反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在权，新选举黄正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邓小平代表中共赣东特委，宣布拘捕李添富，撤销他的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接着，召开大会对其公审，予以处决。
邓小平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能罚钱的罚钱，然后放掉；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
这一宣布，300多名被无辜关押者免成刀下之鬼。瑞金全县人心大快，人们额手称庆，都称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邓小平作出这样的决定，需要有多么大的胆略和气魄！他不愧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瑞金人民永远铭记着他的这一历史功绩！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福建省委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闽西根据地肃“社会民主党”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根据调查所得的大量事实，认为闽西肃“社党”不是肃反扩大化问题，而是一起冤案，应予彻底平反，对被错杀的同志予以昭雪，在政治上恢复名誉。
这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胜利！
首任红都“京官”
处理完肃“社党”事件后，邓小平留在瑞金县工作。金维映调到邻近的于都县，任中共县委书记。他们俩结成了夫妻。余泽鸿夫妇调到邻近的宁都县工作。余泽鸿任中共宁都县委书记，吴静焘任县委妇女部长。
笼罩在瑞金上空的阴云被驱散了，全县政局迅速稳定。瑞金人民的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邓小平首先抓了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继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全县各区、乡都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在普遍整顿的基础上，还按照上级指示，民主选举了瑞金县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
瑞金县村一级原先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而乡一级却没有。村一级管辖范围太小，干部缺乏，工作开展不起来。为加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根据中央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和瑞金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重新划分各区、乡管辖区域，建立乡的代表会议，选举坚决革命的分子担任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工作。这就大大加强了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对这件事，瑞金的许多苏区老干部都留有深刻印象。当年曾任合龙乡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的朱开铨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还派了工作团，深入到各区帮助工作。他自己也亲自下来，深入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到过我们壬田区，开过活动分子会。我记得他到壬田区来是把壬田分为两个区，一个仍叫壬田区，一个是云集区。那次开会的地方是在壬田的三石陂。我因有事去得较晚，就坐在邓小平同志的身边。邓小平同志问我：‘你是哪个乡来的？’我回答说：‘合龙。’他说：‘那你们以后归云集区管。’我说：‘我还不清楚这件事。’他说：‘今天晚上就要宣布这个决定。’我看见小平同志的笔记本放在桌子上，是打开的，我拿起来看了看，觉得字迹工整漂亮，非常好看。他的讲话也非常通俗易懂。”
邓小平十分清楚：要巩固发展苏区，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关键是要有大批与群众联系密切的本地干部。他在9月间主持召开全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时，选举出来的是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几乎全是本县的农民干部。
错误的肃“社党”运动，使大部分革命骨干被杀害。本地干部显得十分缺乏。邓小平只好加紧培训干部。九十月间，县委决定在县城“同善社”旧址举办一期干部培训班。
培训学员的膳、宿和教室、教材都已准备妥当，专等学员前来报到。等来等去大半天，前来报到的人却寥寥无几。邓小平深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是许多人都被肃“社党”运动吓怕了，不敢再出来工作。
这是个严重问题。邓小平要求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深入各区乡进行思想动员。他自己也来到城市区南郊乡，亲自找小青年杨荣香谈话。
邓小平到瑞金工作不久，就与杨荣香相识了。这次办培训班，他热情动员杨荣香参加学习，小杨支支吾吾，半天没表态。邓小平问他有什么顾虑？小杨吞吞吐吐好一会儿，才说了出来。原来，他也是怕再搞什么肃“社党”一类的运动，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
邓小平耐心地对他说：以前肃反是有错误，现在已经纠正了，不要再有什么顾虑，要相信党，相信革命。杨荣香相信邓书记的话，愉快地打起背包来到了培训班。
培训班顺利开学，一共来了60多人。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瑞金的革命骨干。
平时，邓小平也非常关心干部的成长。
县苏维埃政府有位妇女委员会主任，叫罗志才，贫苦出身，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没有文化。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时，把她也给抓起来了，差点被杀头。邓小平和金维映将她从狱中救了出来，官复原职。罗志才后来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任职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长。他经常指导我的工作。因为我没有文化，是他教我怎样去开好干部会议。有一次，我召开全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会议，各区的妇女指导员（均为该会委员）都参加。会前，他教我怎样开好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亲自到会讲话，号召劳动妇女行动起来，团结起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他说，男同志能办得到的事，女同志也要办到。他还教我们妇女干部如何发动群众，做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怎样组织洗衣队、担架队等组织。
“小平同志除了在会上作宣传指导外，还经常教导我要学好政治，学好军事技术，亲自教我练习马刀、手枪。我很受感动，表示一定要听邓书记的话，做好工作。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
这是个缩影。在邓小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干部，何止罗志才一人？
邓小平知道，要稳定全县局势，发动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和建设，必须彻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
瑞金县在1930年四五月农民暴动胜利后，一些红色区域曾经进行过一次分田，但很粗糙，不细致。分田后不久，反动势力反扑，农民得到的土地革命果实很快丢失了。1931年2月2日，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率部队攻占瑞金城，赶跑了靖卫团，重新恢复了全县红色政权。4月间，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进行了第二次分田。这次分田工作进行得较好，较全面地贯彻了毛泽东为苏区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做到了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逐块丈量，好差搭配；而且还划分了阶级成分，使阶级阵线更加清楚。
可是，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又将阶级阵线给搅乱了。全县人心浮动，许多贫苦农民对得到的土地革命成果心存疑虑；有些地方还存在假分田现象，地主豪绅没有受到打击，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
邓小平对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早有所闻，认为完全正确，符合中国实际。他主政瑞金时，尽管王明“左”倾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他并没有认真贯彻，而是宣布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对少数没分田的地方，邓小平指示要发动贫苦农民迅速重新进行分配。他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这就让农民吃了定心丸。
农民群众拥护邓小平，可“左”倾领导者都不喜欢他。1932年3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项英主持日常工作）检查了瑞金的工作，作出了一个决议。决议中批评瑞金对王明“左”倾中央制定的《土地法》“执行不彻底”，指责瑞金没有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批评瑞金“甚至有的地方，富农还分得好田，或三分之一的好田，现在还未改正过来。”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是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当时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毛泽东是反对这个政策的。他曾说过：“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生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评邓小平不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坚决贯彻执行的。
为充分发动干部群众，巩固发展瑞金苏区，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31年10月25日，他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
这是一份石印二版五日刊，每逢5日和10日出版。他经常撰写文章在报纸发表，指导全县工作。11月27日红三军团攻下会昌县城后，他就撰写了一篇题为《惊人的好消息一—红三军团攻下会昌》的评论，在《瑞金红旗》第7期发表，将这一胜利喜讯迅速告诉全县人民，号召全县工农群众乘胜前进，“向反动势力进攻得到更大的胜利”。
邓小平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艰苦深入的工作，使瑞金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就在邓小平全力纠正李添富乱肃“社党”错误，稳定瑞金局势时，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也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重大胜利。
9月28日，艳阳高照，金风送爽。中午时分，一队快马朝瑞金城东北5公里外的叶坪村奔来，停在村中的大樟树林中。从马上跳下来的，是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红军总部首长。他们拍拍身上的尘土，径直朝村中走去。
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迁到了叶坪村。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原本决定红军主力全部挥师东进福建，任务有两项：一是筹粮筹款，休整补充；二是筹备在11月7日召开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为此，红军总部于9月23日在兴国县水头庄发布命令：“方面军决定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二十五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岗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城集中。”
毛泽东、朱德等随总部行动。按照总部的命令规定，他们的行程是：25日从兴国水头庄出发，28日到瑞金宿营，随后“沿右路第三军团之行军线到长汀”。
总部的命令明确指出：红军主力移师东进的工作重点在福建，总部拟设长汀城；即将开幕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也准备在长汀召开。若按这个命令执行，或许即将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都，也将设在长汀城，瑞金仅是总部的临时驻地而已。
毛泽东、朱德等到叶坪后，却很快对原定部署作了调整，决定红军主力不再全部东移福建，而是留驻石城、会昌、瑞金、于都等县；红军总部也不再移驻长汀城，就留驻在瑞金叶坪村。
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决定？10月3日，苏区中央局给上海临时中央发出的一份电报，是这样解释的：
“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十一月七日召开‘一苏大会’，中央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
总部留驻瑞金，便于“居中指挥”红军主力在石、汀、于、会四县的行动，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促使毛泽东、朱德等下决心将总部留驻瑞金，这就是邓小平在瑞金卓有成效的工作。
瑞金，这是一个美好吉祥的名字。据史书记载和老人们传说，瑞金原属于都县辖。瑞金县城这个地方，原为莽莽河川，地下蕴藏金矿。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在此地掘地得金，逐渐形成一个淘金场，来此定居者逐年增多。唐天佑元年904，为加强对这一地方治理，于都县将此地划出，以淘金场为中心置瑞金监，因“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瑞金”。
瑞金城就在绵江岸边。从瑞金乘船，沿江而下，可直达会昌、于都、赣州、南昌，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它与东邻的汀州城仅80华里，汀州又是闽西重镇，流经汀州的汀江，直奔潮汕平原。就地理位置而言，瑞金确为中央苏区之中心。
毛泽东和朱德对瑞金都不陌生。早在1929年2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到赣南游击，2月8日途经瑞金城下。毛泽东派张宗逊带一个连入城，搜寻国民党报纸。贺子珍自告奋勇前往，差点被尾追之敌抓去。2月10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设下埋伏，一举歼灭尾追之敌国民党军刘士毅部两个团，一仗扭转乾坤，摆脱了被动局面。
1929年3月9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由吉安东国东进入闽，第二次到达瑞金的壬田镇。
两个月后，毛泽东和朱德第三次来到瑞金。当时，他们率领红四军从宁都到闽西去，在大柏地召开群众大会，兑现红军留下的借条。5月18日晚，毛泽东曾在瑞金叶坪村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情绪和本位主义思想。
1931年7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千里回师赣南，第四次来到瑞金，还在壬田镇召开了总部作战会议。
毛泽东虽然四次来瑞金，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更多地接触瑞金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因而只是在地理环境方面对瑞金有些了解，对瑞金党和群众基础、革命斗争形势等情况，知之不多。他是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才对瑞金了解得多一些。
邓小平与毛泽东原先并不熟悉。1927年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紧急会议时，他们见过一面。当时毛泽东是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邓小平是大会工作人员，作会议记录。两人虽然见了面，互相间并未说过活。邓小平在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工作期间，曾通过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了解到朱毛红军的斗争经验；到江西以后，又断断续续听许多人谈到毛泽东的情况；特别是到瑞金后接触到中央苏区斗争的实际，他对毛泽东的钦佩和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这一次，毛泽东率苏区中央局和总部机关进驻瑞金叶坪村，邓小平十分高兴。待总部领导一住下，他就和谢唯俊一起，从瑞金城赶到叶坪村，一是尽地主之谊对总部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二是向总部领导详细汇报瑞金的近况。当他得知“一苏大会”即将召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即将成立时，特意向总部领导请求，希望“一苏大会”能在瑞金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国都亦能设在瑞金。
满头长发、眼圈深陷的毛泽东，了解到瑞金的详细情况后，高兴地说：“很好，你们做了很多工作！”
的确，总部在兴国时，大家对瑞金的情况还不很清楚。听了邓小平的汇报，清楚多了。大家认为，现在，宁都县城还被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占据；会昌、安远两县都没有赤化；石城县南部地主武装强大，“土围”的点甚多；于都县城虽为红军占领，许多乡村还是白色，离敌军据点赣州很近；汀州虽好，地方偏了一些。从目前条件看，只有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较为适宜。
中共苏区中央局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确定：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在叶坪村召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设在叶坪村。
瑞金将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国都，邓小平将出任红色国都的首任“京官”。这是瑞金人民的光荣，也是邓小平的光荣。
动员全县人民紧急行动起来，迎接“一苏大会”胜利召开，成为摆在邓小平和瑞金全县干部群众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为鼓舞全县人民的革命斗志，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迁驻叶坪后没几天，邓小平就在瑞金县城组织召开了5万人的祝捷大会，庆祝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对这次祝捷大会，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描写道：
“父亲说过，由于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扩音设备，因此大会分设在四五个会场。父亲是大会的主持人，他曾陪同毛泽东到各个会场讲话。
“那种庆祝胜利的场面，真是红旗标语如海，口号欢呼鼎沸，整个瑞金革命热情一片高涨。”
迎接召开“一苏大会”，光有革命热情不行，要有实际行动。对瑞金县来说，当时最实际的工作有三项：一是充分保证大会的物资供应；二是要为出席大会的600多名代表提供安全舒适的住宿地点；三是要动员和组织群众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邓小平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日夜操劳，紧抓这几项工作不放。
瑞金合龙乡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朱开铨，乡里分工他专门负责筹办物资供给大会。60年后的1991年11月，他写文章纪念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他写道：
“上级来人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叶坪乡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指示叶坪乡和周围的几个乡在县委的指导下，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迎接大会的召开。大会的筹备人员和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为了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保证代表们吃好，还在合龙乡订购了会议需要的各种食品。过了几天，上级又来人传达中央的决定，确定代表大会于11月7日在叶坪召开，并规定大会的头三天为群众的祝贺日期。”
朱开铨竭尽全力，为大会筹办了一大批猪肉、鸡鸭、蔬菜。叶坪附近的其他区乡，也为大会筹集了许多物资，保证了大会的需要。
安排600位代表的住宿，当时是个大问题。邓小平带着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专门负责大会代表膳宿的毛泽民、康克清、贺子珍、钱希钧等一起，深入到叶坪、洋溪、黄埠头、合龙、沙洲坝等乡村，逐村逐屋地察看，动员群众尽量腾出地方供代表们住宿。老表们纷纷摘下家中的门板、抱出家中的稻草，为代表们搭铺。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都说招待热情，住得舒适。
苏区军民日夜企盼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7日，终于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开幕了！
这天黎明时分，叶坪村红军广场举行了隆重庄严的阅兵式。邓小平精心组织瑞金城郊和叶坪数千群众前往参观，为英勇的红军助威。
叶坪村中有一幢青砖灰瓦半寺式明代建筑，是村里的谢氏祠堂。7日下午，“一苏大会”开幕典礼就在这幢祠堂里隆重举行。
这次大会前后历时14天，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法律、法令和政策文件。20日，代表们选举毛泽东、项英、朱德等5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举行了庄严的授旗授章典礼，宣布大会胜利闭幕。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邓小平真有办法。他精心组织了瑞金县军民前往叶坪举办提灯晚会，热烈祝贺第一次全苏大会隆重召开。
朱开铨负责合龙乡的庆祝活动，他回忆说：
“为了表达我们对大会召开的喜悦心情，乡政府决定用最隆重的方式来祝贺，并决定由我负责祝贺活动。一方面，我抓紧落实大会筹备处在我乡订购的各类食品。另一方面，加紧组织祝贺队，采买各种器材。在乡政府研究怎样才能把这次祝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为大会增添光彩的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代表大会召开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把这次祝贺活动搞好，多花一点钱没关系。因为代表大会是晚上开会，白天讨论，所以群众到大会去祝贺都定在晚上。针对这一情况，我特意去县城买来了很多铁丝，请了有名的扎花灯师傅来扎花灯和标语牌。此外，还从各家调了150多盏马灯。为了使祝贺队伍整齐干净，还请了10多名裁缝师傅，为乡政府和保卫队的人配了红五星和红领章。除此之外，我们还组织了铜鼓铜号队和唢呐队，并预习了几遍，直到祝贺队伍能做到整齐划一。
“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乡的一幢大祠堂里开幕了。周围的几个乡都派了祝贺队伍前去祝贺，我也带了400人的祝贺队伍前去祝贺。祝贺的队伍一进入会场会议就暂停一下，代表们都站起来热烈鼓掌表示欢迎。第二天晚上我又带了一支500人的队伍前去祝贺。到了第三天，也就是群众祝贺大会的最后一天，我准备把今天晚上的祝贺搞得更加隆重些。那天我起得很早，还和乡政府的人在筹划这次行动，妇女会的十几名女同志冲了进来，质问我为什么前两次祝贺没有妇女去，是不是轻视妇女。我连忙解释不是轻视你们，而是妇女代表会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你们要去的话就赶快作准备，今天晚上去，但是小脚的妇女就不要去了。她们一听都非常高兴，马上就回去作准备，每人做了一套灰衣服和一个扇子灯，还赶排了几支歌。
“天刚黑，我带着队伍就出发了。13里路个把钟头就到了。在会场外把队伍整顿了一下，就进入会场。我和警卫队的60名会员走在最前面，队员们每人都背着枪，举着一块4尺多长3尺来宽的标语牌。这种标语牌是用铁丝扎成的，里面点上两盏灯，外面用彩色纸写上标语，既醒目又好看。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而瑞金话又不好懂，怕呼口号他们听不明白，所以才扎制了里面点灯的标语牌。走在最前面的标语牌上写着：‘合龙乡政府庆祝大队’，后面的标语牌上写着：‘庆祝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庆祝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祝贺参加大会的代表身体健康’，‘预祝工农兵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等等。警卫队后面是少先队，他们在铜鼓铜号的伴奏下，也是每人手举一块写有标语牌的小灯牌，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少先队后面是群众的锣鼓队，他们敲打着喜庆的曲子，提着150多盏马灯进入会场。8支唢呐同时吹出欢快的乐曲，会场的喜庆气氛一下子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其中的两位名艺人，可以用鼻子吹唢呐，不停气地一吹就是好几分钟，使整个会场都轰动了。最后面是妇女同志，和以前那种狂欢的节奏不同，她们每人手拿一个扇子灯，一边慢慢地走着舞步，一边唱着祝贺歌和歌唱男女平等的歌，歌是用山歌谱的曲，旋律非常优美动听，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表扬我们乡的祝贺队伍搞得好，既整齐又丰富多彩，说我们是富乡。”
朱开铨的回忆，生动细腻，读后使人仿佛置身于当时那种狂欢的庆祝场面之中。
前往祝贺的，除了合龙乡，还有叶坪、黄埠头、沙洲坝……杨志宏当时是瑞金县下肖区的一名少先队员。他也参加了当时祝贺队伍。他回忆说：
“1931年11月，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此，瑞金人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来捣乱，庆祝会在黄昏后举行。当时大家都打着灯笼和火把参加庆祝活动，所以叫做提灯庆祝大会。其实，当时有灯笼的人很少。平时，穷人顾不上去置备这种东西，即使晚上出门，也只好摸着走。红军来后，主张破除迷信，从前的香烛店也关了门，就是有灯，也很难弄到蜡烛。但结果还算不错，因为火把比灯更亮。火把的材料是用废旧竹竿和篾索等，很容易找到。另外，住在城里的人，也有临时自制一些新式灯笼的，有红色、黄色的，还有五角星和斧头镰刀等一类灯笼。灯流云集叶坪村，五花八门，很好看。庆祝队伍进入全苏大会会场，会场布置得很壮丽，各个柱子上横挂着铁丝，铁丝上串着许多手电筒上用的小电珠，大木柱之间还挂了许多匾额。彩旗和标语在这许多发亮的小电珠照耀下特别好看。会场正中是主席台，台上站满了人，他们向台下的人不断鼓掌、唱歌，同大家一块儿呼口号。我当时还不认识中央各位领导同志，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都在台上。队伍不断从后面拥来，我们想多停留一会儿也不行，只好照着指定的路线从左侧后门出去。这时，忽听到震耳的响声，寻音看去，在会场左侧防空洞里，有个发电机正在响着，会场上的许多小电珠，就是由这个发电机发电才亮的。大家提着灯笼拥向广场（是一块大草坪），锣鼓、鞭炮、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火把、灯笼一排排，有如长龙起舞，非常好看。我高兴极了，不断领呼口号，把嗓子也喊哑了。随后，我们看了各区、乡演出的文艺节目，有龙灯、茶灯、活报剧等。庆祝活动一直延续到半夜，大家才渐渐地散去。”
为给“一苏大会”助兴，邓小平还组织县里的艺人们，排演了采茶剧《活捉张辉瓒》，再现了第一次反“围剿”时在龙冈万功山活捉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生动情景。朱德总司令的形象，在这个剧中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台下观看演出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不禁开怀大笑。
从这些热闹的场面中，我们似乎看到了邓小平为庆祝“一苏大会”胜利召开而四处奔忙的身影，看到了他那为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高兴的笑脸……
“一苏大会”正式确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改名为“瑞京”。
邓小平正式成为首任红都“京官”。
瑞金成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直辖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成效如何，不仅关系到瑞金苏区的巩固、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也直接影响到中央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的工作。
邓小平深感责任重大，更加夜以继日地工作。
关于邓小平在瑞金工作情况的历史资料，由于战争的原因，留存下来的很少。我们仅从《红色中华》报中看到，1932年3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瑞金县工作进行过一次检查，并在检查后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对瑞金工作是这样评价的：
“瑞金全县工作自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某些工作上已有相当的进步：
“（甲）统一财政在县苏及有些区苏（特别在黄安区渡黄区……等）都是相当的执行了财务条例，和统一财政训令，那种浪费和漫无限制的开支状态已大为减少了，开始在实行预算决算。
“（乙）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转变，并且对于过去政治犯在县苏已遵照第六号训令正式开庭审判，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丙）扩大红军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留红军公田已实行。”
……
从这些简短的评价中，就可看出邓小平工作的端倪。
邓小平给瑞金人民留下的深刻印象，除了他那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外，还有他那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崇高品德。瑞金苏区至今流传着他的许多动人故事。
他有一条洗脸的毛巾，用了好几年，仍完好无损，而别人的毛巾用一二年就破破烂烂了。人们问他有什么诀窍？他笑着告诉别人：“你们洗脸时都是两手用力拧毛巾，毛巾的纤维容易断；我洗脸时却是用两手挤干毛巾的水，毛巾的纤维不容易挤断，当然耐用哕！”
他唯一的一条灰哔叽裤子，穿了好多年，裤脚边给磨破了。“一苏大会”召开时，他要参加开幕典礼，找出了这条破裤子穿上，妻子金维映看到后，觉得他出席那么庄严隆重的庆典，穿这样的破裤子难看，要他买几尺布新做一条。他笑笑说：“共产党人穿衣讲究个干净，破一点没关系！”
因战争破坏的缘故，瑞金城当时的副食供应很困难，县城只有一家粉干铺子做些粉干，专供给中央机关一些病号吃。偏偏金维映喜欢吃粉干。她有时从于都回瑞金开会，就悄悄地去买上一碗尝尝。邓小平知道后，不顾妻子也是个县委书记，毫不客气地批评她。
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正撤职一事，更反映出邓小平根除官僚腐败作风的决心。
黄正是瑞金本地人，工人出身。因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在权与李添富一起乱肃“社会民主党”，滥杀无辜，被撤职处决。在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黄正被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勉励他要用好手中的权力，真心实意地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谁知黄正上任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每月向每个工人收取6角钱的“津贴”费，变相勒索工人。邓小平知道此事后，气愤异常，主张给予严厉惩处。经他同意，报请临时中央政府批准，黄正很快被撤职查办。这件事，给了瑞金县各级苏维埃干部深刻的教育。
瑞金县后来成为苏区模范县之一，受到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多次表扬，这与邓小平在瑞金开创性的工作分不开。
五、序言
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2006年12月1日）胡锦涛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深切缅怀朱德同志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历史功勋，追思和学习朱德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鞠躬尽瘁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朱德同志是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120年前的今天，朱德同志出生在四川仪陇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那时，中国人民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之中，蒙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同志从青年时代就萌发了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立下了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志向。“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这是朱德同志青年时代的豪迈誓言。1909年，朱德同志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不久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云南起义中，在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朱德同志驰骋疆场，战功卓著，成为滇军名将。然而，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黑暗。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使朱德同志在徘徊和苦闷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22年，朱德同志远渡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并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从此，朱德同志义无反顾地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伟大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德同志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朱德同志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在每一个重大关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
1927年8月1日，朱德同志参加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失利后，朱德同志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整顿，冲破艰难险阻，为人民军队保存了革命火种。随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又领导发动了湘南起义，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进军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朱毛”红军，名扬天下。1930年至1933年，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一起，领导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党领导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在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途中，朱德同志同红军将士生死与共，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经受住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考验。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朱德同志身处逆境，却“临大节而不辱”，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朱德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团结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最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会师。毛泽东同志赞誉朱德同志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同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力挽狂澜，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朱德同志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战争。为克服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朱德同志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亲自指导和推动大生产运动，倡导培育了“南泥湾精神”，成为人民军队的一个光荣传统。1945年，朱德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
解放战争中，朱德同志参与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各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朱德同志不畏艰险，深入前线，有效解决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后勤补给、军工生产等问题。朱德同志亲自指导解放石家庄战役，为组织夺取大中城市的攻坚战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战略决战和战略追歼阶段，朱德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人民解放军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领导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同志不顾年事已高，在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殚精竭虑，奋斗不息，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参与领导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朱德同志是第一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为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纪党风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朱德同志十分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和各军兵种创建发展、军事院校建设、部队教育训练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同志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1959年至1976年，朱德同志连任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主持了170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为国家政权机构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朱德同志参加革命近70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许多磨难和险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这是人民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
同志们！
朱德同志的光辉形象和伟大业绩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朱德同志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朱德同志在为党和人民的毕生奋斗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崇高思想品格、高超政治智慧，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
朱德同志坚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为追求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真理而矢志奋斗。朱德同志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把为党和人民而奋斗看作是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自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日起，朱德同志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有必胜信心，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处境如何艰难，都立场坚定、毫不动摇。越是危难关头，越是多事之秋，越能显示出朱德同志沉着果敢、大智大勇的卓越才能。在南昌起义余部孤立无援之时，朱德同志挺身而出，斩钉截铁地说，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朱德同志作为人民军队的统帅，始终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朱德同志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朱德同志在耄耋之年，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这是朱德同志光辉人生的真实写照，表达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伟大情怀。
朱德同志坚持勤奋学习、善于思索，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朱德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指导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朱德同志是国防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比较早地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朱德同志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国家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建国初期，朱德同志到包头等正在兴建的工业基地视察，提出：“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办不到。”“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大跃进”期间，朱德同志经过深入调研，建议中央作出停办公共食堂等决定。朱德同志还提出了要注重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等重要观点。这些都为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作出了积极贡献。朱德同志强调党执政后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长期执政的要求指明了方向。这些思想和观点，反映了朱德同志的远见卓识。
朱德同志坚持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从佃农之子到共和国元帅，这一特殊的人生历程造就了朱德同志对党、对人民的炽热感情。朱德同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朱德同志强调：“如果不靠搞好社会主义来改善人民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朱德同志强调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练兵必须练政治觉悟，带兵必须“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朱德同志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坚持真理、顾全大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一切建树和业绩都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朱德同志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朱德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始终以普通一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朱德同志对同志敦厚慈祥，关心体贴，以诚相待。朱德同志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育后代，“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朱德同志模范实践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精神。
同志们！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可以告慰朱德同志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面对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会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合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
同志们！
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的历程，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程，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历程。这一伟大历程，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巨大威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显著优越性，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本世纪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继续艰苦奋斗，继续加倍努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埋头苦干，开拓进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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