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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

書城自編碼: 180618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理论
作者: 萧军
國際書號(ISBN): 9787515501468
出版社: 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0-10-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12/20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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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手稿本)(萧红写给萧军的4》
內容簡介:
这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是萧军对鲁迅在上个世纪30年代写给他与萧红的书信的整理、辑录和注释,其中包含作者对当时历史背景与个人心态的追忆。值此鲁迅诞辰130周年之际,出版此书对于专门研究和喜欢阅读鲁迅作品的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關於作者:
萧军(1907—1988),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原名刘鸿霖,祖籍辽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现属凌海市)。
他五岁进村学,受私塾启蒙;十八岁入伍当骑兵;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军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萧军拟组织抗日义勇军,因事机不密险遭不测,事败后潜入哈尔滨,易姓更名,鬻文为生,开始文笔生涯……在此期间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遭伪满通缉而逋迁关内。其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出版后,被誉为“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鲁迅先生称它“是一部很好的书”。历时十余载写就的长篇巨著《第三代》(上下卷,即《过去的年代》)被视为他的代表作。

他是一位多产而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无不涉猎,仅古体诗留存下来的就近千余首。在极度困难的境况下,他也不曾放弃自己的信念——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和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倾尽毕生的心血。

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承上启下者,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萧军晚年所写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和《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开创书信注释新时期文学的先河,受到学术界好评与关注。
目錄
第一封信(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夜 上海)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第二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 上海)

接得先生第一封回信以后,我及时地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由哈尔滨带出来的一本《跋涉》(这是一九三三年我和萧红合印的一本短篇小说、散文集),并附了一封信寄去了上海。
第三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夜 上海)
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
第四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上海)

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吧)。
第五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海)
我有一本《两地书》,是我们两个人的通信,不知道见过没有?要是没有,我当送给一本。
第六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上海)
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那时我的病该可以好了,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
第七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上海)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
第八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海)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
第九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夜 上海)

中华书局译世界文学的事,早已过去了,没有实行。其实,他们是本不想实行的,即使开首会译几部,也早已暗中定着某人包办,没有陌生人的份儿。
第十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上海)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
第十一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上海)
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
第十二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象(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
第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 上海)

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童话,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那(哪)里还会记得妈妈,跑到北平去呢?
第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上海)
自己吃东西不小心,又生了几天病,现在又好了。
第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上海)

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
第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 上海)

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第十七信(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 上海发)
印书的事,我现在不能答复,因为还没有探听,计划过。

第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 上海)

到各种杂志社去跑跑,我看是很好的,惯了就不怕了。一者可以认识些人;二者可以知道点上海之所谓文坛的情形,总比寂寞好。
第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 上海)
金人的译文看过了,文笔很不差,一篇寄给了良友,一篇想交给《译文》。
第二十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 上海)
前天,孩子的脚给沸水烫伤了,因为虽有人,而不去照管他。伤了半只脚,看来要有半个月才会好。
第二十一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夜 上海)
因为静不下,就更不能写东西,至多,只好译一点什么,我的今年,大约也要成为“翻译年”的了。
第二十二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 上海)
《八月》已看过,序已作好。
第二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 上海)
还有,现用的“三郎”的笔名,我以为也得换一个才好,虽您是那么的爱用他(它)。
第二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 上海)

“萧”字的来源,是我很喜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军”是为了纪念我是个军人出身的一点意思,并无其他“奥秘”在其中。
第二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 上海)

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
第二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上海)
帮朋友的忙,帮到后来,只忙了自己,这是常常要遇到的。
第二十七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海)
还有一篇署萧军的,已登出,而没有单子寄来,大约是您直接寄去的罢(吧)?
第二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海)
月内此外还欠两篇文债,我看是来不及还清的了,有范围,有定期的文章,做起来真令人叫苦,兴味也没有,做也做不好。
第二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 上海)

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
第三十封信(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海)
今天有点收入,你所要之款,已放在书店里,希持附上之条,前去一取。
第三十一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 上海)
金人的稿子,由我寄出了两篇,都不见登出;在手头的还有三篇。
第三十二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 上海)
但在不知内情的读者和投稿者,是要发生反感的,可又不能说明内情,这是编辑者的失败,也足见新近压迫法之日见巧妙。
第三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上海)
我们都还好,我在译《死魂灵》,要二十以外才完。
第三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海)
你说做小说的方法,那是可以的。
第三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 上海)
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象(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
第三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海)

近来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日本报载我因为要离开中国,张罗旅费,拼命翻译,已生大病。《社会新闻》说我已往日本,做“顺民”去了。
第三十七封信(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海)

对于谣言,我是不会懊恼的,如果懊恼,每月就得懊恼几回,也未必活到现在了。大约这种境遇,是可以练习惯的,后来就毫不要紧。倘有谣言,自己就懊恼,那就中了造谣者的计了。
第三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 上海)
《死魂灵》译了一半,这几天又放下,在做别的事情了。打杂为业,实在不大好。
第三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上海)
前一辈看后一辈,大抵要失望的,自然只好用“笑”对付。
第四十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 上海)

《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就是德文译,也比中译好,有些形容辞之类,我还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过比两种日本译本却较好,错误也较少。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第四十一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上海)
这十二本中,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编辑大约就是巴金。
第四十二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 上海)
本月琐事太多,翻译要今天才动手,一时怕不能来看你们了。
第四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 上海)
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
第四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 上海)
匆匆,再谈。
第四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 上海)
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第四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上海)
现在在开始还信债,信写完,须两三天,此后也还有别的事,天下之事,是做不完的。
第四十七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上海)

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对于后一层,可见翻译之不可缓。
第四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 上海)
您们俩先去逛公园之后,然后到店里来,同到我的寓里吃夜饭。
第四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海)
校稿除改正了几个错字之外,又改正了一点格式,例如每行的第一格,就是一个圈或一个点,很不好看,现在都已改正。
第五十封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上海)

校出了几个错字,为什么这么吃惊?我曾经做过杂志的校对,经验也比较的多,能校是当然的,但因为看得太快,也许还有错字。
第五十一封信(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 上海)
我在编集去年的杂感,想出版。
第五十二封信(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 上海)
那三十本小说,两种都卖完了,希再给他们各数十本。
第五十三封信(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上海)
我如今懂得了印书不把圈、点放在行头上,也还是从鲁迅先生那里学得来的。
內容試閱
第十封信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上海)
刘、吟先生: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梁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
专此布达,并请
俪安
同具
十二月十七日
《鲁迅日记》: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寄……萧军夫妇……信。”十八日“往梁园豫莱馆定菜。”十九日“晚在梁园邀客饭,谷非夫妇未至,到者萧军夫妇、耳耶夫妇、阿紫、仲方及广平、海婴。”
注释

我把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写的《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作为这第十信的注释。为了避免重复,把这篇文章中所引的先生的信省略了。
《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某日,收到了鲁迅先生寄给我们以下的一封书简。
接到这封信的日期可能是在发信—十二月十七日—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
这不是梦!这是真实。

时间已经是四十余年过去了,当然,在今天我已经不可能再如实地写出当时的我们那种激动的、复杂的心境和情景!只记得把这封短短的书简由我的手转移到萧红的手,由她的手又转移到我的手,……而后又每人用了自己的一只手把这信捧在了两个人共同的胸前看着、读着……,两人的两只手全在不约而同地不能够克制地在轻轻抖动着!……眼泪首先是浮上了她的眼睑,落下来了!接着我的眼睛也感到了一阵湿润。但我的眼泪却没能够痛快地流落出来!—因为在生理上我有缺陷,从来没记忆过自己的眼泪曾经能够流落到眼睛外边来!

我们这两颗漂泊的、已经近于僵硬了的灵魂,此刻竟被这意外而来的伟大的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于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四十余年以后写到这里,我的眼泪竟又浮上了我的眼睛,但还不能够流下来!)
一件新“礼服”

当时,我们经过了一阵梦一般的迷惘以后,才渐渐恢复了清醒。我清醒后的第一件事,马上寻出了一份上海市的市街图来,首先从它的索引上寻找二马路和三马路的大体方向和位置;其次是寻找那条称为横街的广西路。如此,大方向、大概的地位初步确定了,我也量了一下它的路程距离远近,以及要乘坐某条路线的公共电车和汽车才能够到达……我俨然又如一个军人要进行战斗一般,精密地把一切—方向、地形、地物……全作了一番想象和仔细的研究,才松了一口气,静静地望向萧红,似乎要向她开始发表什么议论了。但她却笑着一双刚流过泪还有些湿漉漉的大眼睛,带有嘲笑意味地却抢先说话了:
“你要出兵打仗吗?”
我一时迷惑不解地望着她,不知道她说这话的真意所在,反问着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和你说话,竟装作没听见的样子,一个劲儿地在那张破地图上看来看去,又用手指量来量去!简直像一个要出兵打仗的将军了!”

“我总得把方向、地点……确定下来呀!心里得有个谱,怎么能够临时瞎摸乱闯呢?—你要和我说什么呀?”

“我要和你说呀……”她伸过一只手,扯了扯我的罩衫袖管,接着说,“你脱了外套,就穿这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吗?”
“那穿什么呀?—我没有第二件……”
“要新做一件—”

我摇了一下脑袋,说了一声“没必要”,断然地拒绝了她的主意,而且补充着说:“上一次会见鲁迅先生时,不也就是穿的这件罩衫吗?”
“这一回……有客人!”

“鲁迅先生信上不是说,只有几个朋友,而且都是可以随便谈天的么?鲁迅先生认为可以随便谈天的人,我想总不会有什么‘高人贵客’吧?只不过是一些左翼作家们,我以为他们不会笑话我的罩衫的吧……”
“你这个人!……真没办法!”

她似乎又有些发怒了,两只大眼睛闪亮起来了,……把床上的大衣一手抓过去,随便地披到了肩上,一扭身子竟冲出了屋门,接着是一串急促的笃笃笃下楼梯的脚步声,她竟半跑似的走了出去……

我莫名其妙地静静地看着她这一系列的动作,既没来得及问她为什么发怒?也没问她干什么去?……当然也没拦阻她,更没追赶她。因为我是充分知道她这人的体性的,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出现时,她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也不会听从你的劝阻。如果她走了你追她,她就跑得更快些!……因此我就只好“随她去吧”!待过了一定的时间,她就会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又像一个孩子一般地跳跳叫叫地回来了。

大约经过了两个小时以后,我听到楼梯上有她的急促的脚步声—这是我所熟悉的—上来了。这时候,我似乎正在写着一些什么或读着一些什么,我假装没听到她的脚步声,以至她推门走进来……忽然,一卷什么软绵绵的东西敲到我的头上来,同时听到她带着笑咪的声音责备着我说:
“你没听到我回来了吗?”
“没听到—”我慢慢地转了一下头,嘴角歪动了一下说,“我什么也没听见!”
“坏东西!—看,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料!”

她把一片黑白纵横的方格绒布料,两手提拎着举向我的身边来,—我估计,原来打在我头上的那软绵绵的东西大概就是这布卷卷了。这时候,我本能地周身的神经感到森凉了一下,心里想:“糟糕!大概她把仅有的一点钱全买布料了,也许连明天赴宴会的乘车费也花光了!……”我担惊,而心情有些沉重地问着她:
“买它干什么?”
“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件‘礼服’,好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呀!……”
她把这布料抖动了一下,又反转地看了又看问着我:
“好不好?你喜欢不喜欢?……”

“好!喜欢!”我怕她再发脾气,只好“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对于已成的“事实”作了让步。
“你猜猜,得多少钱?”
“猜不着。—”

“七角五分钱,—我是从一家‘大拍卖’的铺子里买到的这块绒布头。—起来,让我比量比量,看够不够?……”

我机械地站了起来,一任她用这块布头儿在我的身前、身后量来量去……这时我的心情也轻快一些了,自己想:“谢谢上帝!她并没有把所余的几元钱全部花光,还足够几天生活费和车钱!……”

她让我把身上的罩衫脱下来,又从皮箱里把我在哈尔滨夏天穿的一件俄国“高加索”式立领绣花的大衬衫找了出来,铺在床铺上,用那块方格的绒布比量了一番,而后竟自己拍起手来,还跳起了脚,高声地嚷叫着:
“足够啦!足够啦!……”

“你知道,明天下午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到达那家豫菜馆!你让我像一个印度人似的披着这块布头儿去当礼服穿吗?”我一本正经地述说着。

“傻家伙!我怎么能够让你当‘印度人’哪!你等着瞧吧,在明天下午五点钟以前,我必定让你穿上一件新‘礼服’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要显显我的‘神针’手艺!”

原来就没有阳光的亭子间里,此刻早就昏暗下来了,在一盏高悬的二十五度的昏黄的电灯下,她开始了剪裁的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天还没有完全明亮,她就起了床,开始缝纫起来……

我虽然是很知道她缝纫的本领和速度,但在不足一天(几个钟头以内)要一针一针地缝制起一件样式又较复杂的衬衫来,我对她是没有充分“信心”,也不抱希望的。

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停、不休……地在缝制着,只见她那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她再也不和我讲话了……

果然,在下午五点钟以前,她竟把一件新“礼服”全部缝制完工。这是仿造我那件高加索式立领、套头、掩襟的大衬衣制成的,只是袖口是束缩起来的,再就是没有绣上花边儿……她命令着我:
“过来!—试试看。”

我顺从地穿上了我的新“礼服”,使我惊讶和佩服的不仅仅是她缝制的速度这般快,而且穿起来竟是完全合身和舒适……
“把小皮带扎起来!围上这块绸围巾!”
我一切照办了。
“走开,远一些,让我看一看!……”

我像一个听从“口令”的兵似的,走到屋角方向去,又像一个兵似的机械地转过身子来,也像一个兵似的用了严格的立正姿势,完全按照《步兵操典》规定,“两脚跟并拢,两脚尖向外离开约六十度。两手下垂。头宜正,颈宜直,两眼张开,向前平视,……”地望向了她。她先是从正面,而后从侧面,从后面……把我观摩了一转,而后又回到她原来站过的地方,向我注视、观望着,……忽然我们的四条视线相遇了……她竟像一只麻雀似的跳跃着扑向我的身前来,……我们紧紧地全企图要把对方消灭了似的……相互地拥抱得几乎是要溶解成为一体了!……
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啊!……
一桌“新”师、友

于指定的日子—十二月十九日—下午约六点钟左右,我们终于寻到了鲁迅先生信中所说的那家梁园豫菜馆。

由于我们没有表,究竟于六点钟以前、以后……什么具体时间到的就没法知道了,也许已经过了六点的正时间。
这家豫菜馆大约坐落在这南北横街的中段,是一座坐东面西旧式的二层灰砖楼房。

我们上了楼,许广平先生正在那里张望,似乎正在等着我们。那是位于西南角临街的一个房间。我们到达的时候,可能是最末的“客人”,不独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以及海婴全在了,另外还有几位我所不认识的人,也早已先在了。

许广平先生对于萧红犹如多年不见的“故友”一般,表现了女性特有的热情和亲切,竟一臂把她拦抱过去,海婴也掺在了中间,她们竟走向另外一个房间去了……

过了大约有十几分钟,许广平先生和萧红也全走进了我们所在的房间,接着菜馆的招待员走进来向许先生满面和气地询问着:
“侬们的客人全到齐啦?”这人明明是北方人,却用了不太纯正的上海话说着。
许广平先生看了一下自己腕子上的表,征询着鲁迅先生的意见,问着:
“现在快七点了,怎样?还要等他们吗?”
“不必了。大概他们没收到信,—我们吃吧。”
鲁迅先生爽利地作了决定。
“给我们‘开’吧。”
招待人员脸色愉快地一弯身退出去了。

“他们这里的生意好,是希望饭客们快吃、快走的,好腾空房间……”许先生微笑着似乎代菜馆“抱歉”似的解释着……

由鲁迅先生指定了座位,沿着这张特大的圆面桌,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并排地面向里面坐在临门的座位上。鲁迅先生在左面,许广平先生在右面,她下首是海婴,其次是萧红和我。在我的下首两个座位被空留着。再向这空座位右转过去,是一位穿淡紫色西装的青年人,他直直地显得有些拘谨而端正地坐在那里。再过去,是一位约近三十岁,方圆脸盘,脸色近于黑的女士,她穿了一件细花深绛色,类似软绸料子的窄袖半旧旗袍。她的右边是一位脸形瘦削,面色苍白,具有一双总在讥讽什么似的在笑的小眼睛,短发蓬蓬,穿了一件深蓝色旧罩袍。个子虽近乎细长,但却显得有些驼背的人。鲁迅先生左首第一位客人是一位身材不高的人。他,脸型瘦削,下巴略尖,略高的鼻梁有些突起,架了一副角边眼镜,鼻尖显得特殊敏感的样子……后披式的发型梳理得无可指摘的光亮和整齐,穿了一件湛蓝色半新的罩袍,袖口卷起着,可以露出一圈白色的衬衣袖头。由我看来,这是上海当时近乎典型的一种中式服装。
我数了一下,连我们在内一共是九个人。

吃酒的冷菜摆上来了,鲁迅先生提来了一只较大的黑色的玻璃瓶放在了桌子上,许广平先生拿起瓶子,在每人面前的玻璃杯里倒进了半杯近乎黑紫色的汁液,她解释着说:

“这是一位朋友由外国带来的葡萄汁,送给周先生的。太浓了,需要掺上一些冷开水……”接着她又把一只暖水瓶由另外一张桌子上提过来,每个杯子里注上了冷开水,说:“这冷开水,……也是从家里自己带来的,怕他们这里没有,……有能喝白酒、老酒的,……自己斟吧,不会喝酒的可以用这葡萄汁来代替……”

那位穿深蓝色长袍、瘦长个子、有些驼背的人,先伸出一条长胳膊把一只盛白酒的酒壶抓过去,在自己面前另一只杯子里注满了一杯白酒,接着就旁若无人地深深呷了一口……

这时许先生出去了一下,回来向鲁迅先生耳边轻轻说了一个“没”字,鲁迅先生才以主人的身份开始在介绍客人了。首先他指一指他自己身边左侧那位说上海话戴眼镜的人说:

“这是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鲁迅先生并没说出这位“老板”的姓名。那老板微微欠了欠身子,轻轻嗯了一声,微笑了一下,就坐下来,呷了一口自己面前杯子里的葡萄汁,点了点头赞美地咂了咂嘴唇,另外几位客人和这老板似乎很熟识,全会心地笑了笑……
接着就介绍了那位喝白酒的长个子:

“这位是聂先生!”这位聂先生连身子也没欠,只是哼了一声,因为他的嘴里已经在咀嚼着什么东西了。接着是介绍那位女士,鲁迅先生说她姓周,是聂夫人。那位穿西装的青年姓叶。最后介绍到我们的头上来,鲁迅先生指一指我和萧红说:
“这两位是刘先生,张女士,他们是新从东北来的。”
我们身边的那两个座位始终是空留着,直到这时也还没人走进来,鲁迅先生似乎在解释着:

“今来本来是为H先生的儿子做满月的……大概他们没接到信,上海这地方……真麻烦……”他指了指那空座位。

我考量了一下,这些客人之间他们似乎全是认识的,只有我们俩是外来的“闯入者”。对于这些客人我全是茫然无知的,既不方便询问鲁迅先生,也无从猜测,只有对那位穿西装的姓叶的青年人,我以为他可能是《小小十年》的作者,名叫“叶永臻”的人。

这菜馆虽然主要是吃烤鸭,但其他的菜肴也很好,对我来说这顿饭吃得可以说是既饱又多,而且味美!……

在席间,他们之间的谈话我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在我听起来似乎用的是些“隐语”或“术语”之类,因此我只能是吃了又喝,喝了又吃……同时我也注意到了那位长身驼背的人总在不停地向他的那位“夫人”碗里挟这样、那样的菜,而那位“夫人”也并不客气,这倒使我感到怪有趣的,我也就学他的样,也开始向萧红的碗里挟取她不容易挟到的,或者不好意思把手臂伸得太长才能挟到的菜……这却使萧红有些不好意思了,暗暗用手在桌下制止着我……

海婴叽哩哇喇……满口讲的上海话,这位“小上海”的话我几乎什么也听不懂!他和萧红倒似乎“一见如故”,混得很熟了。

为了“礼貌”或为了“不甘寂寞”……我也讲了一些“东北”的各种风俗、习惯以及各样事情,人们—特别是鲁迅先生—似乎全在专心注意地听取着。最后我提出要买几本俄文书,那位“老板”很诚恳地也很仔细地为我指点、介绍,应该到哪里去买,如何坐车,等等。我心里暗暗佩服着:“这位老板的文化知识还很丰富咧!”

大约快近九点钟,我们的宴会结束了,那位穿西装的青年人走过来,把他的住址开给了我,我也开给了他,其余的人就没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政治情况下,是不应该随便问别人姓名或住址的。

在归家的路上,我和萧红彼此挽着胳臂,行走着大街和小巷……脚步轻快,飘飘然,此刻感到我们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路上萧红轻轻地告知我,许广平和她说了:那位老板就是O先生,驼背高个子是聂绀弩,女士是周颖,穿西装的青年人是左翼作家叶紫,空位子是为H君和他的夫人T女士留的,这天也确是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子满月的日子……

经过她的说明,才使我恍然明白了。同时她说在开始吃饭时许广平出去看了一转,是看一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或特务之类在“盯”我们的“梢”。
这些全是许广平在饭前、饭后悄悄地在外面向萧红说的。

我们这次作为和海婴“第二次”见面礼,还送了他一对枣木镟成的“小棒槌”。这是一九三四年我们路经大连,一位名叫王福临的朋友送给我们的……

回想起来,鲁迅先生当时这次请客的真实目的和意义是很分明的:在名义上是为了庆祝H夫妻儿子的满月,实质上却是为了我们这对青年人,从遥远的东北故乡来到上海,人地生疏,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特为我们介绍了几位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朋友,使我们有所来往,对我们在各方面有所帮助;同时大概也担心我这个体性鲁莽的人,不明白当时上海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危险和恶劣,直冲蛮闯可能会招致出“祸事”来,所以特地指派了叶紫做我们的“向导”和“监护人”。仅从这一次宴会的措施,可以充分显示了这位伟大的人,具有伟大灵魂的人,伟大胸怀的人……对于后一代的青年人,对于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是表现了多么深刻的关心,付出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挚爱啊!……

由于这次宴会上鲁迅先生的介绍,我们不但与叶紫渐渐地熟悉了起来,而且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他有时竟开玩笑地叫我为“阿木林”!(即上海人所谓“傻瓜”之意。)他,热情、善良、正直、坦率……我所著的《八月的乡村》得以出版,叶紫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后来,我们这三个“小奴隶”—萧红、叶紫和我—经过了鲁迅先生的“批准”,还一起创建了“奴隶社”,出版了“奴隶丛书”……

叶紫,是湖南人。我们相识的时候—一九三四年,他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他的父亲、姐姐(据说也全是中共党员)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年间全被蒋介石杀害了!叶紫很小就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关于聂绀弩,当时给与我的形象和印象就是那个样子了。今天,在本文中,我也没把他速写得更“漂亮”一些,很遗憾。我对于由鲁迅先生当场介绍的这位聂先生,任何情况全是一无所知,也无从猜测,但后来我们却建立起几十年近于终生的友谊。我今年七十二岁了,他已经七十六岁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经过各种风风雨雨考验的,证明是并无任何变化。尽管我们之间对待某一问题,某一思想,某一见解……有时有争论,有争执,有争吵……甚至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但这些情况对于我们基本的友情来说,并无任何妨碍和损害以至影响的。因为我们全是喜欢一切习于“真”的人!

绀弩在文化领域是具有各方面才能和知识的,他能文,能诗,从事新文字运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全有他独到的见解和成绩……
一九七六年他由山西狱中获释以后,我曾写下如下两首诗—《绀弩获释》(有赠):

又是相逢一破颜,十年囚羁两霜天①!
烟蓑雨笠寒江月;孤岭苍松雪地莲。
鹤唳晴空哀九皋;猿啼三峡过前川。
濯缨濯足浑闲事,流水高山韵来残。
注:
①彼被囚于山西狱中,我被“关押”、“改造”于京都。

萧萧白发两堪骄,犹爱弯弓射大雕。
狐鼠跳梁闲岁月;杨花逐水去迢遥。
恢恢天网终无漏;滚滚沧江未尽潮。
万仞临风一俯仰,闲将石火教儿曹。

一九七七年他出狱后,十月二十七日上午我到绀弩兄寓中去看他。他人虽变得瘦弱可怜,而精神尚佳,不减当年。他以手抄诗稿示我,其中有赠萧红及我诸诗,当时录而存者。兹捡出“文化大革命”前他由北大荒流放地归来赠我者一首:
剥啄惊回午梦魂,开门猛讶尔萧军!
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
《八月乡村》《五月矿》①,十年风雨百年人。
千言万语从何说?先到街头饮一巡。
注:
①全为我的著作。

由于鲁迅先生介绍了绀弩和叶紫与我们相识,不独对我们本人有过很大帮助,同时对于后来开展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例如共编《海燕》刊物,形成“奴隶社”—和发扬鲁迅先生战斗精神方面也血肉一体,不可分开的。因此在这篇纪念鲁迅先生的短文中,附带表示对他们一点感念之情。
一张照片

为了纪念这次宴会,为了纪念这件新“礼服”,我和萧红特意到法租界万氏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这是在一九三五年春季间。

在这张照片中,我当然是穿了那件黑白方格的新“礼服”,萧红却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画服”。不知为什么,临拍照以前,她竟从照相馆的小道具箱里捡出了一只烟斗叼在了嘴巴上,装作吸烟的样子。其实,平时她是并不吸烟的,这是在“装蒜”。

除开那件新“礼服”外,我在脖子上还装饰地系了一块米黄色的围巾,上面用暗绿色丝线绣了Индога几个字母。这是我们一九三四年由哈尔滨出走时,一位教我们俄文的俄国姑娘给绣作纪念的。这里还有一段可笑的小故事,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里会谈到它,这里就不写了。

这张照片,我曾看到在骆宾基同志所写的《萧红小传》里用过它;一九七八年一月间在香港一家书店翻印的《八月的乡村》封底上印过它;一九七九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编辑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我所撰写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也被印出了。

一九三八年春季间在西安我和萧红“诀别”时,这张照片她可能也保有一张。《萧红小传》上面的那一幅,也可能就是从她的死后遗物中寻找出来的。至于《八月的乡村》封底那一幅,可能是从什么书上翻制下来的。我给《新文学史料》的一幅,也已经不是“原片”了,自然也是经过了几次翻制而后仅存的一张。

经过几十年东漂西泊,经过了几多次水火刀兵,经过了若干度生死关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经过了几多次抄家没产……这张照片如今倘能够故物归主—殊不容易!亦不幸中之一幸也。
一逝流光四十年!
今天来回忆四十余年前的这段历史性的故事,我的心情是很复杂而怆恻的!

曾经参与这次鲁迅先生所设的宴会的人,首先是鲁迅先生离去我们已经四十余年了。叶紫在一九三九年由于贫病死于湖南故乡;萧红于一九四二年也由于贫病和战争死于香港;许广平先生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病故了。所幸C先生(即沈雁冰)、聂绀弩、周颖、海婴及我本人等还健在。偶成旧体诗三律以作本文束尾。

悠悠往事逝漫漫,又是春归二月寒!
四十年前思故垒;三千里外梦家山。
匹夫怀璧赢双刖;老骥嘶风怅远天。
桃李无言垂柳碧,一番追忆一怆然!

血碧霜飞①乌夜啼②,珠残璧碎燕巢泥!
春风紫陌思芳草;细浪松江忆藿藜③。
化雨师恩酬几许?他山故谊怅何及!
余将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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