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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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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杂志（《心理学报》的前身）在创刊号上明确提出，中国心理学主要研究三个大的问题，即“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正是这样一种对于现今中国心理学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中国心理学应有着自己深厚的底蕴和文化根源，而不应完全是国外的舶来品。而本书作者王登峰教授一直致力于推进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他基于多年教学和研究经验的独到见解为广大心理人在“用中国人的思想做中国的心理学研究”的道路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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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现今，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仍存在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对中国心理学思想的系统整理很不完善；二是在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中，对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不加任何修正的应用仍很普遍。所以，心理学研究中国化已经成为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书作者王登峰教授一直致力于心理学中国化的研究，在本书中他对“为什么要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以及“如何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希望通过本书，激发读者思考，并主动去探索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途径和方法，共同繁荣中国的心理学，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提供科学的心理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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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登峰 男，1965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市。1981年至199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并获理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校团委书记、学生工作部部长、校党委副书记，中共江西省吉安市委副书记（挂职）。现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人格分会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高层管理者的胜任特征及心理健康，已出版《党政领导干部个人素质与心理健康》《解读中国人的人格》《临床心理学》《心理卫生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论丛》等十余部专著，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推进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其中作者对中国人人格结构（“大七”因素模型）及其测量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党政干部胜任特征的研究，不仅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重要尝试，在国内心理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国心理学家对国际心理学事业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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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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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心理学研究方法基础
第一章 心理科学的基础
一、科学研究与知识
二．对研究的评估
第二章 从研究观念到研究假设
一、研究观念的来源
二、通过阅读文献获得研究观念
三、来自直觉、观察和社会现实的研究观念举例
四、将研究观念转化为研究假设
五、研究策略的选择
第二部分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实质
一、被研究者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心理学研究中国化
二、研究者的因素与心理学研究中国化
三、进行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两大理由
四、内发性及外衍性的心理学研究中国化
第四章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一、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哲学和政治学基础
二、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三、文化与人性
第五章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跨文化比较基础
一.跨文化比较的理论基础
二、人格结构的跨文化比较
三、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四、性别角色与心理社会适应
五、西方主流心理学中的证据
第三部分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策略
第六章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与策略
一、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
二、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总体策略
三、“我是中国人”策略
四、 “我不是西方人”策略
第七章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实例（1）：中国人的人格特点
一、人格的定义
二、中国人的人格维度
三、中国人的人格类型
四、党政干部理想的人格特点
第八章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实例（2）：中国党政干部的胜任特征
一、胜任特征研究的背景
二、党政领导干部胜任特征的结构
三、胜任特征结构的确认
四、总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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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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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段话大意是橘生长在淮南时其果实又大又甜，但到了淮北其果实则又小又酸，这是因为两地的水土不同使然。
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在西方文化土壤中产生，用以解决西方人的心理问题，也像生于淮南的橘，其结果该是“又大又甜”的吧；但用来解决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时，就像把淮南的橘移植到淮北一样，其结果也该是“又小又酸”的。原因何在？人文异也！
中国的心理学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和思想，却只有短暂的科学心理学经历，再加上强大的社会需求压力，因此注定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必然带有明显的历史思想与实际应用脱节的问题。实际上，无论是最初对西方心理学的译介，还是先后两次分别向前苏联和西方系统的引进和学习，人们似乎只把注意力放在了“系统学习和引进”上了，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无论是前苏联的心理学，还是西方的心理学，它们其实都是植根于自己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它们的文化土壤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环境是有着巨大差别的。直到今天，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仍存在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对中国心理学思想的系统整理很不完善，而且中国心理学家主动从中国文化角度审视心理学问题的主动性和紧迫性还很欠缺；二是在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中，对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不加任何修正的应用仍很普遍。
事实上，奠基中国科学心理学的前辈们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推行“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必要性。1922年创刊的《心理》杂志（《心理学报》的前身），在创刊号上明确提出了“心理学研究和心理学成果的中国化”思想，并把中国心理学家应当关注的问题概括为“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并）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先生在1937年发表的《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一文中，更是明确提出，“我们不能把德、美或其他国家的心理学尽量搬来就算完事，我们必须研究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所提倡的并不是欧美所现有的应用心理学而是中国实际所需要的应用心理学。”
然而，文革的浩劫使得心理学成为“唯心主义”的代表而被打倒。当20世纪70年代末心理学终于重新回到科学行列的时候，西方的心理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学问，中国的心理学家面对羸弱的中国心理学的基础以及强烈的社会需求，只能采取全面学习西方心理学的方法，以打牢中国心理学的根基；同时又不得不“仓促”使用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和工具，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曾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20年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22年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面对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强烈的外来影响所产生的急剧变化，罗素提出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取得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要实现这一目标，罗素提出中国必须首先避免“全盘西化”和“强烈排外”两种极端现象出现。
目前，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在今天也面临罗素所说的“强烈的外来影响”和“急剧的变化”，以及社会各界对心理学的“强烈需求”。而要实现罗素所描绘的“取得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就是真正地实现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而这同样需要克服“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两种问题。
我们强调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并不是要否认西方心理学本身的价值。实际上，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西方日益成熟的心理学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教育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直接仿效的模板。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并能直接在高端开始我们的研究和探索。更重要的是，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不断解决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过程中才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当时并没有太多的理论和方法可资借鉴，只能在本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从实际应用的要求出发进行探索，却也因此造就了西方心理学的繁荣。
而要实现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即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思想问题解决之后，就是策略的问题，即如何进行中国化。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也需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以及西方心理学的科学规范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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