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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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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被视为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他在书中甄选出冷战过程中的五个关键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斯大林和杜鲁门的全球战略目标和政策；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和艾森豪威尔探索实现和平的可能；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林登·B·约翰逊尝试缓和紧张局势；1975年赫尔辛基欧安会议后，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旨在维持美苏缓和；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其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进行的努力及里根、布什的反应。书中着重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冷战缘起和终结；冷战的持续未升级；以及为何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都欲寻求和平的机会而和平迟迟未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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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冷战的阴云曾笼罩全球达半世纪之久，当这场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于1990年戛然而止时，哪怕再见多识广或权倾一时的人也不禁大惊失色。冷战究竟因何终结？又为何延绵了如此之久？对于这场乔治·H·W·布什总统口中的“人心之争”，著名历史学家梅尔文·P·莱夫勒基于新近公布的档案在本书中给出了独到的诠释。
莱夫勒将读者带回到了美苏两国领导人试图纾解敌对状态的四个重要历史时刻，并探究了他们因何无功而返：1945年斯大林和杜鲁门适时规划了新政策；1953年马林科夫和艾森豪威尔探寻了和平的机会；1962年肯尼迪、赫鲁晓夫、约翰逊尝试缓解紧张局势；1975年勃日列涅夫和卡特旨在维持缓和状态。莱夫勒指出，这些领导人无不窥探到了和平的曙光，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压力、同盟国和庇护国的施压、国际体系的发展态势，以及他们自身的不快回忆，他们还是任由自己深陷似乎周而复始的敌对怪圈。
尽管历经僵局与失败，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布什，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终于还是摆脱了曾束缚各自前任的政策方针与思维定势。莱夫勒用细致的分析展示了两极世界的格局如何重构而成，以及在历经数十年的对峙之后这一胜利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不仅是为两个超级大国，更是为整个世界洗涤了冷战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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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梅尔文·P·莱夫勒，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Edward
Stettinius教授，著有《共产主义的幽灵：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17—1953》以及荣获班克罗夫特奖的《实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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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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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冷战的发端，1945—1948：斯大林与杜鲁门
革命者斯大林
二战中的斯大林
杜鲁门
斯大林与杜鲁门
国际性政治混乱
国内政治
同盟国与附庸国
意识形态、个性特点与国际体系
第二章 和平的机会，1953—1954：马林科夫与艾森豪威尔
斯大林之死
艾森豪威尔的反应
克里姆林宫中的动乱
和平的机会？
军备控制，德国和印度支那
恐惧与权力
第三章 躲过大决战，1962—1965：赫鲁晓夫，肯尼迪与约翰逊
千钧一发
赫鲁晓夫的退让
肯尼迪等待时机
给和平一个机会
崭新的开始与唐突的收场
约翰逊的痛苦与选择
从大决战回到冷战
第四章 缓和政策的远去，1975—1980：勃列日涅夫和卡特
勃列日涅夫与缓和政策
华盛顿的新面孔，莫斯科的老面孔
附庸国、霸权国和同盟国
中国牌
伊朗和阿富汗
维也纳峰会
尼加拉瓜和阿富汗
缓和期的结束
第五章 冷战的终结，1985—1990：戈尔巴乔夫，里根和布什
美利坚的清晨
莫斯科的黄昏
军备裁减
撤军
新思维，旧思维
柏林墙的倒塌
东西德的合并
戈尔巴乔夫、里根和布什
结语
参考书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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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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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斯大林
1909年，科巴走到妻子棺材的后面，手里怀抱着出生不久的儿子。“她使我的心变得柔软。”他对一个老朋友坦陈。“现在她走了，带走了我对人类的最后一丝情感。”科巴把手放在自己胸口，悲恸不已。“这里，就在这里面，一切都被掏空了，完完全全地掏空了。”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这个之后更名为斯大林的男子，青春期时非常喜爱科巴这个名字。在格鲁吉亚的民间传说中，科巴是个传奇式的革命者，一个一心想杀死沙皇的罗宾汉式人物。科巴被一个同伴所出卖，而他也杀死了那个叛徒。约瑟夫在妻子去世几年后逐渐把名字从科巴改成了斯大林，意即“钢铁汉子”。从传奇英雄到钢铁汉子，这就是斯大林自我形象的演变。
1909年，斯大林31岁。他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但充满着热忱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俄国的监狱和劳动营进进出出，不断躲避着警察和国内放逐。他没有知交，与他人也没有亲密的联系，或许他的母亲和妻子除外。他在格鲁吉亚长大，从小饱受父亲的拳脚，之后还被其抛弃。是他的母亲养育了他。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她把年幼的斯大林送去了哥里教会学校和第比利斯神学院。他是个诚恳、聪明、有抱负的学生。那其实是他仅有的几年正规教育，而那几年也留下了显著的烙印。斯大林学会了在绝对中思考问题——比如在教条、仪式和奋斗中。然而他却很轻视宗教。他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后来写道：“无穷的祷告和强加的宗教规诫使他对所有神圣、崇高的事物产生了偏激的怀疑。”
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了斯大林的宗教信条、仪式惯例和革命之道。当他还是名神学院的少年时，他就精通了俄语并开始偷偷阅读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1899年，
21岁的他离开了神学院，转而支持一小群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开始在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工人阶级中进行鼓吹。斯大林从没有过任何真正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革命。
是什么激发斯大林成为一个革命者呢？人们对此知之甚少，即使是他最权威的传记作家也几乎无法作出解释。布尔什维克革命过去几年后，那时距离他登上权力顶峰还有漫漫长路，他是这样回答这一问题的：“很难描述这一过程吧。首先人们确信眼前的形势是错误的、不公平的，然后就会下定决心去找出最好的补救方法。”
然而事实上，斯大林写到和谈到不公正这一问题的仅仅是只言片语。“他有颗冷酷的心。”
谢尔格?贝利亚这般说道，他是斯大林手下一个秘密警察头领的儿子，同样也是个内心冷酷的人。一位出色的斯大林俄语传记作者写道：“斯大林的思想中完全找不到高贵的特征，也没有人道主义的痕迹，更谈不上人类之爱了。”
斯维特拉娜尖锐地指出她父亲参与革命运动“并不是作为憧憬美好未来的理想主义梦想家，就像我母亲一家那样……；并不是作为像高尔基那样热情洋溢的作家，用浪漫的夸张手法描绘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之所以选择革命者的道路，是因为他内心有一团反对社会的冰冷火焰在燃烧，在这样一团火焰中，他处于阶梯的底部并可能终其一生都停留在哪里。他想要的多到数不清，而除了革命就没有其他道路是对他开放的了。”
身为一名年轻的革命者，斯大林对必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目烂熟于心。他是名积极的宣传员和作家。但是这些年里他从未写过任何实质性的内容，除了关于如何在一个革命的多民族国家中对待非俄罗斯的民族团体。在战俘集中营里和流放过程中，斯大林往往更喜欢与罪犯和强盗为伍，而非那些革命同志。他有极佳的记忆力和深刻的思想，可他选择的是规划、操纵、组织和行动。
斯大林凭其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自律精神在革命战友中名声鹊起。1917年2月沙皇统治被推翻时，列宁相信他能够依赖斯大林达成宏图伟业。4月，列宁就斯大林参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给予支持。
国内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国际舞台更是危机重重。帝国主义国家的目的在于镇压革命。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斯大林开始相信布尔什维克已经不能坐等着革命在国外的胜利。他们必须“巩固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的专政，以此作为战胜在所有国家内的帝国主义的基础。”
对于斯大林而言，资本主义的孤立政策是一个不间断的致命危险。苏俄是弱小的。然而，整个“俄国的历史就是她承受落后所致的鞭笞时不屈不挠的历史。她曾受蒙古可汗鞭笞。她曾受土耳其大人鞭笞。她曾受瑞典的封建君主鞭笞。她曾受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鞭笞。她曾受英国和法国资本家鞭笞。她曾受日本男爵的鞭笞。她之所以受到鞭笞，只因她的落后。”
布尔什维克在11月夺取政权之后，斯大林担任了举足轻重的军事职位。新政府面临着国内外的众多敌人。英国、法国、波兰、日本和美国都派遣军队援助分布于各战线的众多反布尔什维克集团。斯大林完全成了军阀式的军事领袖。他征发食品供给，组织地方上的契卡分部和新的秘密警察，接管区域性的军事活动。他冷酷无情，狡猾残忍。就和其他共产党人民委员一样，他把同志中的所谓敌人、废物和叛徒全都处死了。他厌恶听命于人，在整场国民战争中都与红军总司令列昂?托洛茨基争论不休。但斯大林非常听从列宁，后者的领导地位是从未受到挑战的。
1922年4月，布尔什维克挫败了国内的敌人，击退了国外的联盟干预，并且巩固了政权，这之后斯大林被任命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传记作家都认为，斯大林利用这一关键职位，逐步走向权力的垄断。列宁看到了这一切。1923年，正处弥留之际的列宁为党内的领导权问题焦头烂额，因为他意识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可能会分裂全党并破坏革命。他毫无解决方法。但是他警告道：“斯大林同志自从当上秘书长以后就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而我不确定他将来是否能足够谨慎地利用那样的权力。”他把斯大林写成一个“过于粗鲁”的人，斯大林的工作应当转交给另一个“对待同志更为耐心、忠诚、尊重、关注，不那么反复无常”的人。
斯大林并没有被免职。他机敏地施展谋略，利用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嫌隙，比如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起初，斯大林并没有在管理经济、处理农民问题和实行快速的经济现代化上表明清晰立场。1924年，他撰写了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理论文章“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他的同志们一个也没有将其看作解决基本事务的理论依据。正当党内的左派和右派就市场角色、农业组织和工业化进程争论不休时，斯大林将矛头转向托洛茨基分子，在与左派的较量中以智取胜。他随后接受了后者所提出的消灭尼克拉?布哈林的计划，因为该人倾向于跟富农合作，还对迈向社会主义有了更为和平的革命过渡展望。到了1930年，斯大林已经是飞速工业化和集体化最狂热的支持者了。
对斯大林和他在全党和全苏联内部稳步上升的支配地位产生影响的是他高明的两可态度、对实效的狂热注重，以及机会主义。一名杰出的斯大林传记作家写道：“他对于危机和改变的适应非常缓慢，这一点是很显见的。他在每个关键时刻的反应都是先敷衍一番、再深思一番，随后才是去适应新情况。”
一个重要副官写道：“在艰难的政治局势下，他经常会变得不知所措，但他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迟疑，往往在事后才采取行动，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
任何人都不该对这些策略高超的转变感到过于惊讶。斯大林很喜欢应用列宁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识真正的生活”，将这句话看作不折不扣的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不会也不能只在原地踏步”的科学。它的“主张和结论势必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变化，势必会被针对新历史条件而产生的新结论和新主张所替代。”
斯大林的思维总是流畅、灵活、有序而得当。但是理论和思想对他而言还是相当重要的，尽管他的思想是简洁且变通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历史的科学研究。社会是为一定的法律所统治的。共产主义象征着未来。变化无可避免。斗争必不可少。理当夺取和保持权力。
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斯大林对此深信不疑。理论和思想为理解世界和诠释事件提供了框架，为认识威胁和把握机遇提供了指导，使得人们能够清晰地看清阶级力量的万变联系，洞悉帝国主义强权的行动和阴谋。
斯大林相信“每场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权力问题”。共产党不得不在苏联国内保留其权力。由于还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共产党只得动用国家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仅以此证明其权力。斯大林写道：“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胜利，为世界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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