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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直言内政外交
理性的声音，世界的眼光，国运的思考。
时代是个局，别做当局者迷。不稳定的世界，中国不缺愤青，不缺钱，不缺人才，不缺规则，唯独缺少了些应对世界动荡的冷静与理性；从一直高唱中国从大国到强国社会舆论环境中，以另类角度出现，中国要冷静的观点更突出与契合实际，抓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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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世界怎么了：
全球陷入新一轮通胀危机？
中国怎么看：
新帝国主义对中国新一轮经济狙击？
我们怎么办：
我们的财富新危机？
外交：中国有天敌吗？谁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对手？
外交：中国要怎样的海外保护？中国将来的航母，是内向一点，还是外向一些？
经济：高房价合理吗？如何看到未来的房价？
大变局中，资产如何保值？
人民币会继续升值吗？
当下老百姓最应当忧虑的是什么？
从经济、军事。内政、外交等十三个方面，为时代把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并对未来作出适当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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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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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庆：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知名专栏作家。在国际上最早对朝核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对伊拉克战争、日本入常失败、数次美国大选都做出过准确预测。著有《话语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被折腾的世界：这十年美国搅动世界的背后》《总统们:美国崛起的“秘密武器”》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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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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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有战略对手吗
象征性动物：大象。
入选理由：强大而内敛，群居而共融。
本章PK：谁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对手？
正方观点：忘记几千年的辉煌历史而只记得100多年的亏损，就难免是一腔受害者的心态。
反方观点：历史上的血污，不是你一相情愿就可以擦干净的。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不一定都是朋友。
第二章 做领袖还是做伙伴
象征性动物：刺猬。
入选理由：亲密而自持，合作不结盟。
本章PK：“入常”问题，中国是否该放行？
正方观点：五常扩容应该放行，否则“金砖国家”合作等机制可能瓦解。
反方观点：从国际道义的观点出发，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某些国家入常。
第三章 人民是国家资产最好的保值人
象征性动物：老虎。
入选理由：过大外储已如虎，数代人或睡不好觉。
本章PK：美国国债是毒药还是糖果？
正方观点：我们被美国国债绑架了，购入美国国债是饮鸩止渴。
反方观点：持有美国国债，既是救美国也是救自己。
第四章 中国要怎样的海外保护
象征性动物：鲸鱼。
入选理由：温和地处在食物链最高端。
本章PK：中国将来的航母，是内向一点，还是外向一些？
正方观点：中国航母下水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军事意义。
反方观点：中国航母既是中国成为海洋大国的宣示，又是护国护民利器。
第五章 人民币该不该更值钱
象征性动物：龙。
入选理由：龙翔九天，坚挺的货币是翅膀。
本章PK：人民币升值能否倒逼产业升级？
正方观点：人民币升值是治理通胀的最后工具，又可倒逼企业升级转型。
反方观点：用人民币升值来倒逼产业升级，这个方法在中国的国情下行不通。
第六章 高房价合理吗
象征性动物：蜗牛。
入选理由：蜗牛有壳产权，人至少得有居住权。
本章PK：做不了房奴的比房奴郁闷？
正方观点：房子是有金融属性的，不想当奴隶的房奴成不了好主人。
反方观点：背着房贷过日子太惨了，不能光跟东京比房价，还要比收入。
第七章 为啥活得不踏实
象征性动物：猫。
入选理由：猫有九条命，人独此一生。
本章PK：食品安全是良心问题，还是机制问题？
正方观点：生产经营者道德沦丧，是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祸根。
反方观点：“质量腐败”和监管惩处不力，才是食品问题首恶。
第八章 跑赢CPI
象征性动物：貔貅。
入选理由：为全民吃进财富是根本！
本章PK：增加投资品种和净化投资环境，哪个更重要？
正方观点：在金融市场特别是股市，目前最需要的是打黑肃清。
反方观点：投资渠道异化为少数人的工具，开放民间融资渠道、优化投资品种才是硬道理。
第九章 仇富还是爱富
象征性动物：袋鼠。
入选理由：财富都装身上，是个累赘。
本章PK：遗产税该不该尽快征收？
正方观点：遗产税体现了财富公平，是做慈善的制度导向，应尽快做起来。
反方观点：开征遗产税，需要考虑目的和时机，以及对社会的复杂影响。
第十章 要不要把孩子送出去
象征性动物：海龟。
入选理由：养海龟以前是智力投资，现在是安全投资。
本章PK：教师该不该向全社会招聘？
正方观点：应在全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并对其资格进行认证。
反方观点：教育的失败不能归咎于教师，教师认证解决不了教育问题。
第十一章 有病的民族才忽视母语
象征性动物：鹦鹉。
入选理由：强制性学舌有碍母语文化传承。
本章PK：英语该不该成为高考乃至评职称的必考科目？
正方观点：英语不应成为敲门砖，更不应成为卡人的门槛。
反方观点：英语霸权是全球现实，需要我们主动适应。
第十二章 我的文化谁做主
象征性动物：狮子。
入选理由：强大和野性才能守地盘。
本章PK：洋节日是否该淡化处理？
正方观点：洋节在中国弄不出多大鬼来，充其量给孩子们和商家添个乐。
反方观点：洋节是文化植入，要对年轻人加强引导，不能听之任之。
第十三章 中国文化俏天下
象征性动物：熊猫。
入选理由：稀缺而温暖，率性而豁达。
本章PK：中国输出的文化，要不要对症下药？
正方观点：文化输出要有针对性，着力于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提升。
反方观点：做文化不能急功近利，文化需要魅力而不需要“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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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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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战略对手吗
象征性动物：大象。
入选理由：强大而内敛，群居而共融。
本章PK：谁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对手？
正方观点：忘记几千年的辉煌历史而只记得100多年的亏损，就难免是一腔受害者的心态。
反方观点：历史上的血污，不是你一相情愿就可以擦干净的。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不一定都是朋友。
牛力：我先来做个开场白吧。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想法？其实也跟咱们这个《行走天下》栏目有一定关系，在座几位都是《行走天下》绝对给力的嘉宾，每天畅谈国内、国际大事，各位在节目里聊得很High，听众听得也很High。不过，由于时间的限制，有些时候不能尽兴，特别是针对我们这两天要讨论的话题，大家很感兴趣，但节目里不能完全展开或者不方便深谈，所以，我们想来一次集中的头脑风暴。
为了淡定的头脑风暴
牛力：咱们的大题目叫“中国要淡定”。“淡定”是指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镇定程度，遇事沉稳又积极果断，老练却重视有加，胜不骄、败不馁；淡定形容一种勇气，一种思想境界，一种心态，一种生活的状态。这个解释很好，比如说这“心态”，现在咱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了，兜里的钱有了，生活比原来好了，但是精气神儿却没了。为什么说要淡定？我觉得恰恰说明有一些不淡定的状态存在，所以我们才来讨论这些问题。这是我对这两天讨论内容的一个小小的解题，算做一个开场。
接下来，四位嘉宾在这里畅所欲言，咱们用两天的时间想一想中国未来的淡定发展大计是什么，咱这头脑风暴很不容易，是加长版的《行走天下》。拜托各位了，尤其是在座的四位嘉宾。后面的这些网友，还有记者，我们的热心朋友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穿插，也是一个主持，希望这两天的会议能够结出美丽而淡定的硕果。
节目开始了，张老师您先来。
张国庆：“淡定”这个话题，首先是谈国内的东西，国内现在浮躁多一些。对外，我们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们要谈的话题一是国内的，二是对外的，但每个话题都是涉外的，所以也能发挥咱们几个人的特点。我们并不是来寻求答案的，只要我们能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能够促使国人深入地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处境，能够更积极地规划中国的未来，就不枉此谈。
生活中有忧郁和纠结，但生活也有诗和远方——这也是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信念。
之所以要从“中国有战略对手吗”这个题目开始，是因为国家定位，或者说一个国家对自身整体形势的判断，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其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及其国际形象。
处在“焦躁期”的中国
戴占军：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有一定的阶段性，在一定的阶段里呈现出某种特征。这种特征或特质，有积极面，也可能有消极面。而负有责任感的研究者，理应总结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问题，帮助社会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我觉得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几年，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际生存空间的拓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国民理念目前正处于新的转型时期。相互纠结在一起的新问题，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以及日益多元的思考和理念，或交织互动，或对立冲撞，呈现出转型阶段的独特景观。
“中国要淡定”的话题不是我们突发奇想，也不是我们毫无根据虚拟出的议题，而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国民面前，亟须大家正视的社会课题。当然，“淡定”是形容词，任何形容都是蹩脚的。但在我看来，它总括描绘出了我们所希望达成的社会心理状态。
所以，我们从“淡定”这一角度去切入，分析我们现阶段的问题，观照我们的国家定位、发展途径、生存状态和群体意识，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事情。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宿命
戴占军：所谓“国家宿命”，是“因与果”的必然。在我看来，如果把“战略对手”这个词汇，移植到社会学或国际关系的领域，它实际上是指“国家宿命”，即是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另一个国家的命运，存在着某种必然的、难以改变的关联，就像人们常说的所谓“命中注定”。
宿命论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论。抛开这个不谈，老实说，在某些问题上，我是有一点宿命观的。但需要阐明的是，我的所谓“宿命”，并不是上苍的意志、上帝的安排，而更多的是指历史的必然性。你有什么样的历史，你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存在于什么样的环境中，以及你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由上述这些所产生的一种社会性的必然。所谓“国家宿命”，是“因与果”的逻辑关联。
牛力：我稍微打断一下，很想解读一下关于“宿命”的理解，因为我们老说的宿命是相对比较消极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比如说关于我们的战略对手，就说明我们还有可以把握自己命运的那一部分。
戴占军：我是这样看，有一些东西，是历史必然产生的。以往的历史，处在无法重新再现的时空，我们无能为力，但对于今天的现实即明天的历史，我们是可以参与并塑造的，这也就是牛力所说的把握自己的命运或改变自己的命运。
张国庆：是不是有两点东西不好改变，一是邻居无法选择，俄罗斯、日本就在这里盘踞着，这个我们没法改变；二是曾经过去的历史没法改变，包括历史的恩怨和心理积怨，能改变的是现状的东西。
马晓霖：“宿命”，我觉得是一种规律性，小到一个生命个体比如人，大到一个民族，再到一个国家，它的成长、发展、衰亡会存在一个周期律。一个国家发展、兴旺和强大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可能进入停滞，然后开始衰退直至崩溃、灭亡。古今中外，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政权，甚至很多国家兴盛不过一二百年就死掉了，之后产生新的政权、新的国家，一切基本从头再来。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
马晓霖：对一个民族而言，也有奇异甚至难以摆脱的宿命，比如已经流浪了很久的吉普赛人，他们的宿命似乎就是流浪，流浪，再流浪。这种流浪假以时日，就变成一种民族常态和惯性，甚至变成一种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或者行为习惯。
另一个民族就是犹太人，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一直处在流浪、漂泊的状态，即使现在建立了一个主体民族国家以色列，但是，更多的犹太人都散居海外，以色列的犹太人由于出生率低，百十年后会沦落为少数民族，也可能开始新的集体迁移和流浪。
从宗教角度看，极端的犹太教人士反对建立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坚持认为犹太人就必须流浪，受难，直到真正的救世主弥塞亚降世。而且，以我个人的理解，这种流浪造成的动荡感和危机感恰恰使得犹太人千百年来充满了创造和振奋的激情，使犹太人成为对世界贡献突出的民族之一。这就是规律和宿命。而规律和宿命一旦成为一种恒久的现象和明显的民族符号，就会对这个族群产生世代的心理暗示，进而左右这个族群的行为取向。
牛力：流浪的话，为什么还要找一个地方？
马晓霖：以色列建国是世俗政治家的抉择，在犹太人受尽磨难的时代代表着多数犹太人的愿望，但是并不代表全部犹太人的信念。这些年，每当各地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国际大会时，都会看到一批中世纪打扮的犹太拉比举着巴勒斯坦国旗，反对以色列作为国家存在。他们是从宗教角度理解当今政治的，不从这个层面看问题，会很难理解。
张国庆：所以，这也是宿命吧，犹太人自从建国之后战乱不止。
马晓霖：“业障”“天谴”“报应”，这些不同宗教里都有的共同或相似概念是遵循某种规律的。说到这里，我想提两个例子，一个是汶川大地震时，面对中国遭受的巨大灾难，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好莱坞影星莎朗?斯通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未过多思考便说这是一种“业障”，引发中国民众的巨大愤怒。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不够淡定，琢磨一下，她为何这么说？
另一个例子更能说明宿命与民族悲剧的联系。2000年，我在巴以地区常住时，围绕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事件，以色列最高宗教领袖大拉比优素福没有把谴责的矛头指向纳粹德国和反犹主义，而是说了一句令国民震惊的话：“这是犹太人过去造孽应该得到的报应！”尽管此言一出，受到世俗人士的强烈抨击，但是，多数以色列人以淡定、默认的方式作出回应，并没有影响优素福的教主地位和威望。这是一种宗教民族从宗教角度反省的态度，但是，在世俗政治层面，它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兴旺成败，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毁灭，而咱们需要更多地从世俗政治层面探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中国与战略对手、宿命的抗争较量，对外，就是看谁是中国的国家主体对手，什么样的环境是中国毁灭性的外在因素。当然，战略对手和宿命，从另一个层面而言，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把握好生存发展的运势和规律。
太多的国家和民族不是毁灭在对手的征服下，而是毁在自己的手里。
最大的对手是最好的知己
徐立凡：为什么我们要先讨论“战略对手”呢？在我看来，它涉及当下中国人的世界观。我们从小受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但是很多中国人的世界观现在是不正确的。
战略对手肯定是客观存在的，第一是地理位置，地理位置会决定不同族群在基本性的普世价值观外的思维差异性。在双方交往时，这意味着先天的碰撞和价值取向不同。
第二是文明形态，我们必须承认在冷兵器时代，一直是游牧民族跟定居民族存在长期的文明碰撞，而且少有不血腥的，这个是全球都一样的。因为不同共同体社会的进化不是一个速度，不是一个初始点同时开始的，一定存在不同的地理打造的不同的民族特性和诉求，不同的进化阶段导致不同的文明形态，必然产生对利益的争夺。
藏不住的刀光剑影
徐立凡：即使在今天这个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这种利益冲突也依然存在，即使博弈较之过去规则化了，体面化了，衣冠楚楚了，但对利益攫取的贪婪性丝毫未减，或许更甚，刀光剑影只是藏起来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10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和追求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也确实是一体化进程中最大的受益者，现在外汇储备达到了3万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代表我们的战略对手转性或消失了。
我们从小学到的近代史比较多，但这毕竟是我们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小段，它不代表我们的全部民族基因、民族特性。
如果只记得这一小节而忘记其他，实际上就可能培养出一种比较保守、仇视的心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受害者心态。我们几千年历史很辉煌，没有好好地研究。我们100多年历史的仇恨基因遮盖了上千年的历史荣光，我们感受外部带给心里的严冬，却时常忘记内部的温暖。我们天生的心态失衡了。再次面对外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一种纠结，要么过于热情要么突然冷淡。一方面我们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最大的受益者，另一方面我们对外部世界是不信任的。加之由于当代政治的冲突，经常感觉人家对我们不信任，我们拥抱人家是热脸贴冷屁股。即使我们办了几个世界性盛会，这个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实际上，至今中国从完整意义来说没有完全和这个世界接通，这个有地理差异，不同民族性格，不同历史、社会发展进程等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我们在和别人一个锅里吃饭，另一方面心里头诅咒和仇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和其他人相处，特别是那些我们每天会议论到的国家，和中国特别有恩怨情仇的国家，这是我们希望帮助大家搞清楚的地方。
牛力：我觉得咱们现在有必要进入到具体怎么来谈论“中国是否有战略对手”这个话题。比如，我们是不是先弄明白有没有战略对手？
我们为什么“仇恨”
张国庆：戴老师认为谁是战略对手？
戴占军：哈哈，我就是刚才你们所说的心里埋着仇恨的种子，然后在锅里扒饭的人！当然，仇恨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仇恨不等于报复，如果发挥好的话，仇恨可能会转换为一种动力。
我们从历史上看，特别是近代史，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摧残欺辱。这段民族苦难史，依然是“活着”的。
比方说我们一些尚在世间的老人，他们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的亲身经历，是忘不掉、抹不去的。日本地震、海啸，中国给予日本很多同情、支援，也有一些中国百姓和网民发出了“天谴”的声音。我觉得这很正常，日本人也别觉得委屈，你们也该很好地反思，为什么其他国家受灾，中国人给予了全民一致的同情？
时至今日，日本还有人美化侵略史，对自己的罪行死不认账，甚至在中国的伤口上撒盐，这如何能让人心平气顺？一些年轻人也好，记忆犹存的中国老人也好，日本人给中国国民添的堵，他们有个机会发泄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照顾谁的面子。
对于日本来说，它不能睁着眼说瞎话，把加害者打扮成“受害者”。比如我的家族里，有很多人就是被当年的日本人杀死的，现在老人身上还有日本人刺刀扎过的痕迹，我的母亲，亲眼看到日本人一刺刀扎在村里婴儿的肚子上，还举着刺刀尖转圈，孩子哇哇叫，日本人竟然哈哈大笑。
我的祖父是冀中共产党游击队的，被日本人抓住之后，关在一处财主宅院里拷打审讯，逼问他谁是共产党，家人都藏哪去了。棍子都打折了，他趴在地上装死。这时候，鬼子在宅院里挖出一坛子银圆，所有日本人扔下我祖父，都去抢银圆，他趁机翻墙逃进了庄稼地，这才保住了一条命。说实在的，没有当年他老人家死里逃生，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这不是小说啊，这都是真实的经历，这样一些东西还“活”在那里，让人不能忘记。是中国人有意识地要和谁过不去吗？不是！是日本今天还有一批人，右翼分子、军国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包括相当一批被愚弄的国民，根本不承认对中国的这一段侵略、殖民的历史，连被国际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都不承认。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锅里吃饭呀，我们不应该有这种仇恨的东西了，对那段历史不去想了”，这怎么可能？！
日本与历史和现实都过不去
戴占军：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会对中国和亚洲犯下这样的罪行？我觉得恰恰是徐老师讲到的矛盾的冲突。
日本是个岛国，四面大海茫茫，没有战略纵深，缺乏资源，还时不时地地动山摇、火山喷发，它自古就有生存的危机意识，海洋的扩张意识，早就对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垂涎欲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军力、国力强了，觉得自己很“西方”，在亚洲高人一等了，胆子也大了。它觉得羸弱的中国，是一块可以攫取的肥肉，可以为它国内固有的危机和矛盾解套，所以才有后来一系列的侵略行为，先是在东北下手，而后是华北、华东，进而发动全面战争。实际上，日本和中国打了不是8年，它对中国的侵略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当时的中国太大也太落后，日本先是蚕食、恫吓，从清政府那里刮来银两武装自己，直到对全中国和亚洲张开血盆大口。
老实讲，不是我们要把谁当做战略对手，像美国人那样自己给自己树敌人、找别扭，而恰恰是有人视我为战略对手。
如果我们看不清这样一个问题，看不清日本右翼的实质，这是我们的一大悲哀，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有人说这就是仇恨，那么好，就算这是仇恨，但我要说明白，这仇恨与其说是来自历史，毋宁说是来自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日本有人对历史不认账。我觉得中国百姓恨的，恰恰是这个。有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仇恨意识，我们是不是就要让这种意识在现实中发酵，一定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呢？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两码事。寻仇报复、落井下石，这不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没这个基因。所以，当年放弃战争索赔也好，2011年支援日本抗灾也好，形成了中国的主流民意。
世上像中国人这样善良的，真的不多见。
我们再想想海南召开的“亚洲博鳌论坛”，这次论坛核心的议题是关于发展，叫做“包容性发展”。这是个新的提法，新的理念，其内涵之一是团结亚洲和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日本，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共赢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红利。这里边有树敌寻仇的吗？
从过去的可持续发展演化到现在的更强调团结合作的包容性发展，这是中国的主张，也是与会各方的共识。
牛力：主题是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
手中的屠刀放下了，那心里的屠刀呢
戴占军：是不是在这样一种发展的模式或者思想的进程之下，一些人可以消弭一些与邻为壑、恃强凌弱的民族劣根性，而我们也可以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态？希望如此。但是，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一相情愿的。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谁当做战略对手，战略对手是现实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消弭这种对立的意识，更新国家关系、民族关系，要达成这样的境界，靠一个巴掌拍不响。
徐立凡：我补充一下，有的地方我不同意。我们铭记着的历史的东西，对于我们观察今天的世界当然有帮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它不能作为关照现实政治、现实世界观的主要依据，这是我的核心观点。
我们并不是在一个黑暗当中去看如何解决这个纠结的问题，别人已经提供了一些经验、一些实践。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每个人说国恨家仇的时候，你的国是你定义的国，但是所谓国家，根据人类学、政治学、公法意义的不同标准，含义也不同。17世纪，欧洲人制定了经典意义的国家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都在遵循的一个国家定义。但是，二战后，欧盟（欧洲联盟）通过自己的制度创设颠覆了自己的国家定义，通过走到一起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比如二战时的仇恨，肇事者德国现在是欧盟的轴心。
这给我们的启发是：新型的欧盟式的国家定义，是否在21世纪合适？是否在东方合适？是否能消解历史冤仇？要走欧盟这种模式，会对我们的共同体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这些方面，迄今为止，我们缺乏思考。
我们的国家出现时间太短，聚集于国家中的国恨家仇太多，所以对外有时比较纠结。
部落制的那些国家，与我们不同。我们要注意到，当我们和外界打交道的时候，当我们义正词严地说国家主权等一些概念的时候，要明白对方跟我们说的可能不是一个概念，对方头脑里跟我们头脑里的经验积累不是一个积累，他可能比我们积累更多或者比我们积累更少，这样就会导致双方不同的应对。
马晓霖：国际法意义上普遍认同的国家概念，就是一定范围内的领土、人民和一段时间的有效统治。现在看，国际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实践，特别是国与国之间打交道，还是依据公认的国际法的主权和国家概念。虽然欧盟正在淡化和消弭各个成员国之间的主权边界，从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等层面增加一体化色彩，但是，其他大国或主要力量，无论是俄罗斯、美国还是日本，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依然强调国家利益，遵循比较传统的国家和主权概念。
这种情况下，要讨论战略对手，还是遵循争议比较小的传统国家概念来讨论。
牛力：我查了一下，对国家的定义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包括比较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全面科学的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另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但是，咱们重点不是讨论这个话题，不过也许可以借用一下这个思路。
战略对手会“潜水”，但不会真的消失
徐立凡：戴老师认为还是有战略对手的？
戴占军：我认为它是存在的。
张国庆：我认为带引号的战略对手。
牛力：我稍微小结一下，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词，叫结构性矛盾？因为我看了一个资料，也是在说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其实有很多方面，包括涉及的领土争议、东海权益、地缘战略竞争、民族情绪等。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有一些很特殊的结构性矛盾？
徐立凡：不完全是，大家都认为有战略对手，都觉得应该有敌情观，这个没有争议。争议的是，我们现在在弹性最大的空间应该怎么处。以日本为例，我们是在需要的时候中日友好万代传呢，还是在另一种场合需要的时候，就拿出一些历史问题说事？
牛力：我觉得是一种心态，现在咱们讨论的还是心态。
徐立凡：这个心态也是一种策略。中国要真正做大国，就一定要有一个恒定的道义角度，在这个时候不要做辩证主义者，也不要做机会主义者，要有非常恒定的一个标准。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前提成立，都同意一定要有恒定的仁义的道德标准，出兵我也是仁义之师，缩回来我也是仁义之缩。那么，讨论才可继续。不管怎么样，真正问题来了，我们说具体一点。近代史中，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沙皇俄国、日本。那么，如今之际，如何跟这些国家相处？
我认为现在浮出台面的事情是，在战略对手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在历史不能更改的情况下，怎么去找着那个恒定的标准，使我们在跟它们交往当中能避免我们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嫌疑，而处于比较高的道德优势，道德优势也就是战略优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张国庆：我说说自己的感受，我这些年的人生轨迹就是三种心理与三个大国。首先是日本。我的家族是仇日的，因为我多少算是抗联名将的后人，被誉为“抗联三杰”的先人惨死在日军手中，使我从小就对日本“刮目相看”，很是认真研究了日本一番，以求知己知彼。
可以说，能看到的有关日本的书我都看过，也深入研究了日本文化及其民族弱点，后来对日的一些问题上，我判断都特别准确，应该与长期的积累有关。
其次是俄罗斯。我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对俄贸易，所以跟俄罗斯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最后是美国。冥冥中我进入美国所，开始研究美国。
我发现这几个是渐进的，尤其是从恩怨关系上看。
为什么呢？日本是跟中国仇怨关系最深的，俄罗斯跟中国有仇有爱，咱们也有非常友好的时代，但是也有仇恨——特别是领土问题。美国相对来说恩仇少一些，现实冲突比较多一些。
抛开这些，就战略对手而言，刚才牛力说结构性矛盾我比较赞同，我觉得结构性矛盾由多个因素决定，但主要的是相互间的冲突关系，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关系，没有历史恩怨也冲突，因为彼此处于很狭窄的战略空间中。
中国和俄罗斯冲突小一些。为什么呢？俄罗斯的疆域特别广大，资源各方面非常充足，不靠中国照样活得挺好，卖石油也挺愉快的。要说问题，就是太过紧密地挨在一起了。
成为恰当的是最大的美德
张国庆：世界很是折腾，日本地震和利比亚战争接连出现，有两句话让我特别感慨。
一是利比亚战争开打之后，普京说：“同志们，事实证明我们坚持发展军事是对的。”
二是日本地震后，我的很多粉丝和朋友都说过相似的话：“幸亏现在中国强大了，幸亏俄罗斯强大了，如果这事儿放100年前，你说会怎么样？日本肯定侵略，不用想的。日本现在变成这样，它不扩张吗？但是现在它真没办法，中国、俄罗斯都比它强，美国也制约它。”所以，这个折射出日本的一个尴尬。这几年，我接受过日本媒体的几次采访，我感觉他们的心态非常纠结，他羡慕我们，怕我们，所以也特别防着我们。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日本是狭长的岛国，资源非常少，历史恩怨又太多了，到处都有跟它过不去的国家，它又不认错，这种状态下它还想发展。我常说日本定位有问题，特别是现在，如果还执意定位成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一定会跟中国有冲突。
前些年，中日关系为什么特别紧张？就是因为日本定位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引起了中国、韩国乃至美国的忧虑。所以，上次日本“入常”失败。
这个背后是什么？就是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不可能允许日本成为世界军事强国。这就是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更何况还有历史恩怨。就像人际关系，你过去这么多年对我非常不够意思，对我家族特别不够意思，你现在连错都不承认，如何让我接受你？民族情绪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民族情绪不仅无法忽视，而且会在这种结构性矛盾中发酵。
中国和俄罗斯就有所不同。一方面，双方不至于为资源而争抢，另一方面还是存在着互相防备的心理，因为两个巨人挨得实在太近了，不像中国和美国隔得很远。离得太近了，一旦发生冲突就是大事，所以中国和俄罗斯在历史上的冲突也比较多。
俄罗斯很善于搞平衡。有时候俄罗斯与美国走得近了，就会条件反射一般很快到中国访问一下。有时候与中国走得近了，回去就会跟欧洲或美国拉拉关系，俄罗斯要找平衡，也让各方在踏实中感到别样的不踏实。
中美关系相对来说比较超脱，但也绕不过结构性矛盾。“9?11”事件之后，美国呈现往下走的态势，中国则在往上走，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就是“保持美国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在大国竞争中，美国具有强烈的排他冲动，不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不想让你迅速赶上来。
美国为什么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放过
张国庆：日本是个先例。20多年前，日本曾有机会追近美国，引起了华盛顿的警惕，它通过打击日圆等很多方式把日本拉了下来，日本还是美国的小兄弟，美国都不让它起来，何况中国、俄罗斯现在走强，它一定要防着我们。所以，中美之间，在奥巴马上台之后这种关系马上走恶，它是有一个结构性问题在里面。
第一是利益冲突，我们之间有很多东西互相冲突，比如航天，中国航天做得好，美国的份额就小了。第二个冲突是国家安全战略，美国不允许我们超越它。第三是国际问题，中美在很多问题上并不协调，有很多方面的差别，尤其表现在利比亚战争等问题上。
中美关系的折腾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种结构性矛盾必然使中国和美国在现实中冲突要多一些，但是总比与日本、俄罗斯的关系超脱一点，因为没有特别多的历史恩怨，离得还比较远，双方也都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大陆，拥有立凡所说的大陆心态。
美国人也有这种感慨，觉得中国和美国其实在精神气质上比较像，都是大陆状态，民族精神中也有较多淡定的成分，都很务实，喜欢经商，对政治感兴趣。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国家也都比较开放，学习能力都很强。世界上这样的国家并不多。
换句话说，从长期来看，能威胁到美国霸主地位的，也就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华盛顿对北京和莫斯科怀揣着一些小阴暗心理，也反证了这两个国家的优秀和潜力。
戴占军：还有一条，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喜欢大。你去看，从生活的小事去看：车，喜欢大的；房子，喜欢大的。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大国心态。
徐立凡：有些国家是天生大国。
马晓霖：我认为战略对手是两个概念，第一是客观上中国存在的战略对手，这个战略对手因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而有所不同而已。比如日本、美国、俄罗斯，在不同时代，特别是近百年来乃至现在，都扮演过和正在扮演着中国最大的战略对手角色。
为了转移在冷战主前线欧洲遭受的压力，苏联将战争祸水转移到亚太地区，不惜将中国拖入朝鲜战争，以便缠住美国为其减压、解围，同时，也测试中国到底跟苏联走还是跟美国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事实上，苏联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拖进战争深渊，也拖进它的战略棋盘，拖进它领导的东方阵营。
苏联后来出钱、出枪，甚至出一部分空军直接参与朝鲜战争，因为它发现中国已经铁定上了它的这只船，不可能再脚踩美国那只船了，也就有了后续的大力帮衬，比如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派遣众多技术专家，给予巨额贷款和援助……
张国庆：俄罗斯人这点比较好，你要对他够哥们儿，他还真对你不错。我当初做对俄贸易感觉就特别明显，这跟日本不一样，日本人就喜欢算来算去，俄罗斯人就没那么鸡贼。
有个鸡贼、阴暗、得志就猖狂的国家在水一方
马晓霖：沙俄时期，俄国夺走中国100多万平方千米土地，列宁曾经答应让斯大林将来还给中国，斯大林到死也不归还，而且制约了中国发展那么多年。
再说日本。日本从隋唐时期起，一直作为中国谦恭好学的学生，从文字、书法、语言、服饰、美术、饮食、医学、宗教和官僚体制等方面，都在刻意学习和模仿中国，孜孜不倦。但是，明代以后，日本逐步发现，他们追随的宗师已经逐步衰落、空虚，走向失败和消亡，堕落为“假大空”老师，进而极其失望。
日本是一个特别崇拜强者的国家，从那时起，它对中国的态度由崇拜转为蔑视，由跟随转变为离弃，由客气转变为冷对，由友好转变为敌视。因此，从明朝开始，倭寇长期骚扰冒犯，发展到后来直接入侵。甲午战争，日本以稍逊一筹的实力，在大清王朝的家门口歼灭了亚洲一流的北洋水师。从此，中国开始做起了来自东邻日本的漫长噩梦。
盘点历史，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占领大半个中国，杀害数千万中国人民，割走台湾，肢解中国东北，并长期殖民中国的这些领土，奴役中国人民。自明清以来，日本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历史刀疤和屈辱可谓血泪斑斑，刻骨铭心，世代难忘。
如果说，以往俄罗斯的霸权是沙俄扩张的历史惯性，是莫斯科公国四处扩张，从欧洲到远东，延伸到一定范围。此时，莫斯科公国就变成强弩之末，再也无法扩展，否则，扩张体系必然全盘崩溃，难逃盛极而衰的自然规律，必然由攻势战略转为守势战略，其当下主要的考量上升为如何防守反击，如何保卫到手的利益，如何利用中国对付它的战略对手日本和美国。
中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战略对手，日本这个战略对手在一段历史时期是中国最凶恶、最致命的掠食者和终结者。2005年山西发现的一幅“日本全国总图”，明确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大连及旅顺标注为日本领土，称旅大（旅顺、大连）为“关东州”。有报道援引美国解密文件称，二战后期，日本为了避免在本岛被美军打败，甚至作出了将首都迁往中国大陆的规划。这些都证明了日本灭亡中国、并吞中国的虎狼之心，其危害远在俄罗斯之上。
我认为，日本这个被中华文化滋养2000多年的“养子”不仅与中国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而且存在气质型的矛盾，日本人是否潜意识里认为，他们是中国文化的正宗继承者，应该取代已经衰败的中国盛唐后代，由他们来统治中国，延续中国古代文明？
张国庆：日本对唐朝文化的研究最充分。
徐立凡：明治维新的第一道诏书，以后见了大鼻子蓝眼睛的人要像对中国人一样客气，那是日本最后参与的对中华文化的敬畏。
美国皮囊里装满了实用主义
马晓霖：中国的另一个战略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大的战略对手。我也写过几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对美心态的文章，我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知识精英都是比较崇美的，喜欢美国，欣赏美国。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之外的很多物质文化构建就是美国式的，因循着美国的版本。中国流行的文化，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是美国式的或明显受到美国影响。只是，这种美国皮囊偶尔会装进反美的烈酒，表现为虚假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
当然，美国的国家和民族气质与中国还是大有不同，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保守、死板、不善机变，注重道德约束和义务约定，而美国则是个市场经济贯穿始终的商业社会，重商主义、机会主义、趋利避害是核心气质，国家和民族利益是优先考虑并且旗帜鲜明加以维护的所在，道义得失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从它近代对外交往特别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对华关系变化来看，一目了然。
中国传统上讲道德，王道高于一切，正义高于一切。为了道德，为了“宣恩”，可以放弃巨大利益甚至割让土地。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什么不积极抵抗？因为除却本身国力孱弱无力抵抗外，包括美国在内的苏联、英国都试图把中国这块肥肉喂给日本，将日本这股祸水引向中国，牺牲中国。蒋介石表面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私下里最恨、骂得最多的也是美国，而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帮助中国抗日，因为它的自身利益还没有受到波及，相反，它却大发战争财，通过贸易帮助日本军国主义从实力到野心的急速扩张。
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美国为了自身安危和全球利益，不仅全力帮助中国国共两党抗战，以便将日本主力深陷中国战场，而且，在战争进入尾声阶段，出于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考虑，力主中国进入世界大国第一序列，劝说英国玉成此事，并设法抵消苏联的反对，促成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第一签字国。客观地说，中国在联合国、在世界地位的奠定，有美国的历史贡献，但是，说到底，还是中国以巨大牺牲换取的。
美国的务实主义还表现在它对国共两党的前后态度，以及中国政权易手关键阶段的鲜明立场上。当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政府南迁时，苏联驻华使团都跟随南下，而美国使馆及大使司徒雷登却留住守望，期待新人换旧人，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续接国家关系，当然，后来的国际局势变化，特别是冷战阵营的迅速形成，使得美、中成仇，美国上升为新中国的最大战略对手。
当代国际关系架构中，美国作为中国的头号战略对手，有两个关键因素，而且都是结构性矛盾。
第一，两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乃至经济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个集权统治的专制国家，这样的国家对内必然是高强度的压迫、剥削，对外必然是好战、扩张。
这是美国的逻辑，它是美国对华思维和关系定位的基准。所以导致美国几十年来，对华关系就是敌对、防范和利用。比如，在美苏对抗达到高峰和中苏交恶严重的时代，形成美、中、苏大三角格局，美国和中国需要联手抗衡苏联，美国主动与中国接近，根本不在乎人权状况、文明建设情况，似乎这些与其无关。但是，当苏联解体，中国上升为最大的政治对手时，美国设法分化中国、西化中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环保问题、宗教问题都一股脑地冒了出来，似乎这些问题在过去不是美国关注的问题。这就是美国。
大洋彼岸的不淡定
马晓霖：第二个结构性矛盾，就是正常的国家利益竞争，美国的国策是全球策略，美国人自己描述为“领导世界”，我们熟悉的话语表述是“独霸世界”。因此，它决不允许出现一个可以挑战其实力、地位和威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是从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乃至国家发展模式上，还是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侵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借助日圆升值打垮日本。当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大量投资美国、投资世界，大量持有美国资产的时候，美国强行通过《广场协定》，以逼迫日圆大幅度升值的方式，挫败日本，使其一蹶不振几十年。
如今，中国已经迅速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新兴力量当之无愧的领袖和老大。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美国的地位，包括市场地位，经济发展模式乃至政治发展模式貌似都面临着中国的严峻挑战，所以，美国便开始以各种方式制约中国的发展和壮大。这是生存的天性使然，但也决定了美国与中国成为单向战略对手的必然和宿命。
即使中国淡定，美国也无法淡定。
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和增长势头，面对美国和日本这样并不接壤的战略对手还好办。美国位于遥远的新大陆，自己的日子总体上很舒服，而且从来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日本虽然对中国有领土野心，但它何时能重振雄风很是个问题，有人预言日本已经彻底难以翻身，地质学家断言日本列岛正在不断下沉，日本无暇对中国构成现实威胁。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历史战略对手也好办，因为它面积虽然接近中国的2倍，人口却是中国的110，而且人口以每年70万至100万的速度负增长，根本没有能力再向中国方向扩张，能把现有疆界守住就不错了，另外，中、俄之间已经彻底解决了边界纠纷问题。
中国和印度之间核心的危机是漫长的边界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中国从传统心理来讲，对印度是俯瞰式的，是由上而下的，甚至有点蔑视的，这既源于固有的文化博大优越感和大国幅员辽阔的强势感，也源于上个世纪那场对印自卫反击战。那场有限战争，中国的完胜并且对败将极尽礼遇，中国自认为是礼仪之师、文明之师，但是，印度人感受的却是巨大挫折、屈辱和仇恨。这种情绪使得印度民族主义者，从骨子里对中国不满，从骨子里惦记着报仇雪恨。这是我对印度这个战略对手特别担忧的所在。
说到国际关系，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是山与山的关系，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与美国却是山与水的关系。我们经常说“山不转水转”，水涨势大的时候能把诸多中小山头全部淹没，一眼望去全是水。但是，一旦大水退去，山依然是山，水却了无踪影。客观地说，山和山之间的地理距离不会轻易缩短，也不会突然延长，但是，山水关系却容易因为改道、断流、滑坡等因素发生变化。所以，中国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地区存在边界纠纷的国家的关系，恰恰是一定要认真重视、慎重处理的。
最大的对手往往是自己
马晓霖：中国另外一个战略对手是中国自己。中国5000年历史，王朝更替，江山换代，沿着历史的脉络看，都有其兴衰存亡的内在规律性，或曰周期律。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之前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发起延安整风运动，大讲历史，尤其推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剖析农民政权为何能夺取土地革命的胜利，却很难守住政权。创业难，守业更难，这在中国历史上重复太多了。一个新政权，一个新国家如何从初期兴起到发展强盛，到后来衰竭灭亡，这是有大历史观的政治家们都必须考虑的问题。
中国在社会形态探索调整，物质和精神文明构建，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升级换代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径如果不能整体设计规划好的话，中国的各种问题可能集中爆发，而难以应对。
戴占军：有一种观念说，我们被包围和被肢解。被包围这个话题跟我们有点关系，但我一直不太同意被肢解，我认为中国被别人肢解不了，它太大，太厚重，太有凝聚力了，没有一个外来的力量能仅仅通过外力把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肢解掉，除非有内应力，自己肢解自己。
马晓霖：历史上有过，有外力肢解。
张国庆：但是最终外来文化都被咱们自己吸收了，同化了。
最高级的玩弄是规则上的玩弄
徐立凡：我觉得领土诉求，殖民时期帝国的那种利益目标，在当今时代不存在，特别在中国不存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对中国有领土诉求。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一点，不是人家对我们领土的觊觎，而是规则上的玩弄。
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不是二战的时代，不是抢土地，现在的时代是抢规则的时代，谁定规则谁说了算，金融如此，安理会改革如此，一切事情都如此。所以真正统治这个世界的核心奥妙在规则，这个规则包括价值标准，包括一切的规则。我们经常谈的这些国家，也就是世界中心国家，都已认识到这一点了。
我倒是有一个看法，我承认中国是有战略对手的，但是大家别忘了，最大的敌人往往是你最好的朋友，是你最大的知己。我是这样看，这些国家里面，之所以能给这么大的老大帝国带来创伤，他们有自己的长处，这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学习的。特别是美国，美国是我们客观上的一个障碍，战略对手。
马晓霖：反过来，中国也是美国的战略对手。
徐立凡：对于这个知己，我们要学什么？要学它的会定规则，美国所有的诉求、所有的资源调动，都是以不能威胁它的规则制定权为原则的。美联储开个会，议个息，从来不会说哪个州经济不好，从来想的是全世界的事情，全球视野，想的是他们定这个政策，中国人会不会承担损失，欧洲人会不会承担损失，从而减少他们自己的损失。
利比亚战事，给人很多感受。我的一个怀疑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欧元创立的时候，美圆感到威胁的时候，出现了科索沃战争呢？为什么现在经济从金融危机复苏的关键时候，美国却在利比亚表现暧昧让法国冲在前面？为什么美国发了一堆战斧导弹就后撤了？
有人从技术层面说，这是因为奥巴马和布什不同，因为外交政策的决策权在希拉里等几个女人手里，这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美国不要指挥权，情愿让萨科齐出风头，是要萨科齐陷进去，欧洲人陷进去了，欧元陷进去。这对于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的美圆霸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是吗？
每个人都在说这是石油之争，不是的，因为利比亚战前，好油田全是欧洲的。那是不是货币权之争呢？或许我的说法是阴谋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真正的争夺是看不见的，最高的一个争夺是规则的争夺，而不是明显的利益争夺。人家把这种看不见的争夺包装成为“国际道义”之战。我们很多人也信。这表明，在战略上，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人家的地方，学我们这个知己的地方。
日本“百年国运”
徐立凡：说到日本，一开始我个人看法就是日本不行了，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日本一直觉得自己是“乌龟壳”上的国家，本来心态就不稳，日本精英对于大陆土地有着天生的渴望。
但是，日本地震加海啸再加核辐射，这不是它可以扛得住的。日本产业有可能永久性大规模向海外转移；日本超过GDP200%的国债必定因灾后重建而更加沉重；日本的核心产业如芯片、汽车都是可以替代的，有很多竞争者；除了木材和鱼，日本没有别的天然资源；日本社会老龄化严重。这些情况必定令日本沦落为二流国家。2011年就是开始。
今天，大家说历史的东西比较多，历史是很好类比逻辑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日本在以后对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威胁可能是最小的，它的主要问题将归属于历史问题。不管它认不认账，反正我不认为它以后是个威胁。
一个国家向海外扩张威胁他国，必然要先降低国内矛盾的烈度。我认为，当一个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对外很难造成实质性威胁。即使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注意力，拼命向外扩张，也注定失败。
大国是需要禀赋的
戴占军：还得有天性，做大国是需要点儿天性的。
徐立凡：这种隐形的大三角概念，包括我们决策层，包括制定战略的人，曾经很成功地运用过。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小球推动大球。我希望这个经验别都丢了，不要很傻很天真，这个大三角主线还得抓。
我是觉得这样，第一，我们要判定好发展趋势，决定和主要国家相处的方式和战略。有的可能是宿命，决定它已经不是战略对手了，比如今后的日本，比如存在内部问题的印度。剩下的如果客观上真是战略对手，我提出的方案是继续抓大三角主线。冷战结束时，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现在来看，历史没有终结，甚至不可能终结，因为每个人都是活在历史中的。最终，大国间的关系还决定世界走向的这一点没有变。第二，要坚持学习欧盟做法，这个做法在我们目前主流话语当中叫推动区域合作。
牛力：所以，有“上合组织”① ，有“金砖五国”② ，还有博鳌论坛。
张国庆：我补充一点，立凡说的大三角我一直关注，还可以补充一个小三角。大三角关系要用，小三角关系也要用。
比如说中、日、韩，可以用日本牵制韩国，让韩国盯死日本，这是东北亚（亚洲的东北部地区）的小三角。南面中、巴、印，巴基斯坦和印度有事，这样也给我们很多腾挪的余地。所以这些小三角要充分利用，用得游刃有余。
我跟大家说点八卦的事，调节一下气氛。日本人特别喜欢血型学，世界几个大国，从血型角度来说非常好玩，中国是B型国家，俄罗斯是B型国家，日本是A型国家，美国是O型国家。什么意思呢？中国B型就讨厌日本，A和B除非做情人，一般就是死敌，谁看谁都烦。做夫妻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和日本这辈子不可能做夫妻了。美日关系，日本A和美国O，O跟A关系是最好的，所以他俩合作得一直挺好。但是A型一般克O型，大家想想日本强势的时候把美国公司玩成啥样了。A克O，然后O克B，美国跟中国玩儿一般都占上风，中国老也玩不过美国。B型女一般都找O型男，一看到就心动。许多中国人一说起美国就高兴，开心了之后戒备心就没了。B和B之间好像谈得来，是哥们儿，但是摩擦也最多，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德国也是A型国家，结果呢，他们折在B型的俄罗斯手里，日本也拿B型的中国没办法。
中国内部，中国是B型国家，中国B型人特别多，所以大家总郁闷中国人际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就是B型人太多了，B型人和B型人互相烦。像美国，内部关系好处理，因为O型人比较商业，比较实惠，与O型人相处，就看有没有利益，有利益就联系，没有利益我就不理你。B型人烦在哪儿呢，就是没利益他也折腾你。
大象是中国最佳的国家定位
张国庆：轻松之后，咱再谈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我的“大象理论”。
我们说了半天战略对手，最终其实是定位问题。国家定位不好，对自己是个灾难，对别人是个烦恼。日本是个例子，定位好的瑞士是个例子，上百年的中立国。加拿大也是正面的例子，人家追求二级强国，经济一级，它很愉快，大家看着它也愉快。
美国定位也比较好，人家定位头号强国，游戏规则制定者。俄罗斯定位“双头鹰”，两边占便宜，有利益我咬你一口，没利益我待着。现在定位最纠结的就是中国，人家看不明白，所以就会胡思乱想。
我研究美国研究得特别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很多方面都是透明的，能研究明白。相比之下，外国人研究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研究到位的，历史上，西方国家对中国误判连连。
中国现在寻找定位，我觉得大象最合适。中国要做大象。什么意思呢？首先大象很牛，很强，一般人别想惹我，惹我我就整死你。不惹的时候我们是朋友，大象是人类和大自然的朋友嘛，而且大象比较低碳，吃点草就够了，喝点水就行了。将来中国也要走低碳道路，中国现在给人印象比较烦的是消耗太厉害，满世界折腾，排污也多，许多国人到国外也超级能得瑟。
我们的这种定位，意味着首先要变成一个大象的状态；其次，是一个大象的生活状态；最后，群居，群居力量更大。我们要利用区域合作，把能联系的哥们儿全联系起来，我对“金砖国家”这个概念，包括与拉美（拉丁美洲）走近的趋势，都超赞，就应该这么干。
马晓霖：国庆谈到的国家定位之说，我非常赞同。我一直主张中国要有自己的全球角色地位，而且定位在老二或者老三，换言之，现在不当老大，将来也不当老大，永远让美国去做老大，甚至可以维护其世界老大的地位。
原因在于，第一，就目前的客观现实看，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独大战略布局已成现实，而且经过上百年的谋划和经营，付出巨大成本，谁去挑战和试图颠覆这个格局谁就自找麻烦。第二，从现实实力来讲，中国与美国相差太远。第三，从主流的国家传统和国民气质看，中国历代政权建立的国家都是保守稳定的，是自持内敛型的，不是扩张外向型的。而美国及其国民性格正好是外向型的，正好形成性格和气质上的互补。另外，美国重商，中国重农；美国重规则，中国重道德；美国强调硬实力，中国崇尚软实力；美国欣赏以力征服对手，中国推崇以理软化对手。实际上，中国和美国之间从大文化的角度看是相互欣赏的，内心的欣赏会带来战略的安全感，只不过，现实的做法彼此有很多不认可，现实的利益有很多矛盾和冲突。
我一直非常推崇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中国永远不当头，永远不称霸。在美国没有彻底倒下之前，中国不要试图去挑战它的老大地位，当然，前提是不能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当中国成为老大之后，今天美国所承担的所有压力都会集中或转移到中国身上，问题是，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吗？我们有魄力为适应新的全球角色、老大角色而大幅度调整我们的内外政策吗，特别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徐立凡：如果美国倒下，中国也当不上老大。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天赋，而是因为群雄并起，会大大减损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所获利益。中国需要付出比现在多得多的安全成本，去防卫能源进口线路。这会影响国家实力。
马晓霖：中国要崛起的话，美国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遭遇的全世界到处被骂的现实，就会出现在中国身上。实际上，有美国这把大伞在世界上撑着，尽管中国与之也有纷争、摩擦，但是，中国还是占了很多便宜。美国的官员和学者们已经日益对中国不满，认为美国到处冒险发动战争、干预危机、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先是指责美国强权、霸权，而随后跟着美国捡便宜。所以，美国这几年积极强调“G2”（中、美两国组成的二国集团）“中美国”“中美共治”“中美共管”“中国责任”，就是心理不平衡，认为中国得了便宜还卖乖。当然，美国绝不是甘心让中国与其平起平坐，一起做世界的CO-CEO（联合总裁），而是忽悠中国，让中国共担风险、共同埋单，借以化解压力，也耗损中国实力和国际信誉，确保其不被中国超越。这是我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
徐立凡：我觉得G2没什么不好。不能光看到它会带来的额外付出。运行得好，付出要小于现在。
美国当保安，我们做生意
马晓霖：所以，我赞成即便中国真的十分强大了，也依然让美国去做世界警察，我们至多是当协管，要承担国际责任，但不要去管得太多而得罪世界伙伴。中国这个协管，应该是大象性格的协管，高大、强壮、温和，不主动威胁、伤害其他国家。总之，中国人要在世界上当好人，不当恶人。但是，当好人的中国也要适当给美国和稀泥。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实践已经有所显现：伊拉克战争，中国积极反战；阿富汗战争，中国也不积极参战。但是，一旦萨达姆政权被颠覆，伊拉克巨变已经成为定局，中国就立足现实，赶紧拿钱帮着新伊拉克稳定局势。阿富汗也是这样，给予美国的反恐努力以实际和低调的支持。客观上，中国无害于各方，也被各方所能接受。
我主张，在与中国利益不太攸关的地方，是否可以考虑帮着美国解一解套，让美国维持老大的感觉，有继续做老大的心气和信心，进而维护共同的利益。说到底，这也是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
我曾系统思考过中国如何崛起这个大命题。世界迎来了又一个中国时代，中国也以全新的姿态开始拥抱和融入世界，这是无法回避和逆转的事实。围绕这一改变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历史性事态，一向自谦内省的中国人喜欢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或“伟大复兴”，喜欢直奔主题的西方人更愿意称之为“中国崛起”。其实，不论是发展或复兴，抑或崛起，都不过是形象化的表述，实质则是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势头之猛，动静之大，颇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之态势。
“崛起”一词，一度被人为回避以求低调。其实，与其“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如大大方方说崛起，清清楚楚促崛起。美国和世界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
中国崛起不会一步登天，而是一个进程，短则数十年，长则上百年，假若伴随着其他力量的同步繁荣发展而要保持自身的长盛不衰，崛起进程想必更费时日。如何既顺利崛起，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强大繁荣，又能真正拥抱世界、融入世界和受到世界的欢迎和尊重，至少避免干扰和杂音，这实在是个新挑战。因为今日中国之崛起比之往昔强盛辉煌，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我想，应对这一挑战，四个关键词是必不可少的——和平、透明、积极和均衡。
第一是和平崛起。谈起中国崛起，总有人变色胆寒，甚至刻意掣肘。这可以理解，毕竟历史上每逢大国崛起，总难免征战讨伐、利益重组，总以牺牲部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代价。13亿人口的中国需要随时不断地向世界证明，和平不仅是它的崛起方式和过程，也是它的原发动力和终极目标。强大繁荣的中国，不仅有助于形成均衡公平和可持续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也将强化和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是透明崛起。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百味杂陈，而“中国威胁论”聒噪存在的一个重要借口是，地大人多的中国去向不明，前景叵测，因为在某些人特别是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中国的体制不仅缺乏权力制衡，而且缺乏决策透明，进而有可能在崛起过程中滥用权力并轻易发动对外战争。此论其实不值一驳，权力制衡与决策透明的美国恰恰是发动战争最频繁的国家。但是，巧言远不如行动更有说服力，取信世界，中国除了高举和平旗帜外，更需要切实增加对外透明度，增加对内认知度，尽可能除去神秘面纱，拂去障眼迷雾，让世界看个明白，看得放心。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白皮书发布制度和允许外媒自由采访，甚至公开强调自身的核心利益所在，这些都是有益尝试，而且需要更进一步。
第三是积极崛起。仅以和平与透明方式崛起，显然还不够，积极、坦然和担当也必不可少。“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以及“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贯穿百年的经典论断在不同时期都强调着同一个主旨：中国只有强大繁荣才能远离内忧外患，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创造一切条件确保中国快速发展和顺利崛起。不仅如此，中国还要积极谋划自身的全球利益和长远定位，同时，主动承担与自身实力与地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的崛起，才能自己受益、世界受益，也让世界乐见中国之成功崛起。
第四是均衡崛起。无论是地区大国还是世界大国的崛起，不乏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即能否正确处理强国与富民的关系。竭泽而渔，外强中干，纵然不可一世如罗马，终究难免虚盛而衰，瞬间崩溃。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即使弱国也有不竭之资，才能确保崛起可以永续。
我们的主张之一：中国要定位为大象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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