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诅咒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印度》 - [印度]德布 - 中信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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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美丽与诅咒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印度

書城自編碼： 190473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經濟→國際經濟
作者： [印度]德布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32810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05-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16/204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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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最平实的讲述和记录，了解当代印度经济社会的必读书，繁荣与落后、奢华与贫困、大都市紧挨着贫民窟，从富豪、精英、政客到上班族、服务生、农民，聚焦小人物背后的大经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新印度，《环球邮报》2011最佳图书榜冠军，《出版周刊》2011最佳非虚构类图书。

內容簡介：

印度是当前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越中国，跃居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最快在2013年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现在的印度已不再是过去我们所认识的贫穷落后的旧形象，许多潜藏优势逐渐浮出水面，正带领他们站上世界的舞台。
但本书要谈的不是印度整体经济的发展分析，而是这个国家的实际状况，一场正在上演的蜕变。作者西达尔塔？德布生长在印度东北山区一个偏远的小镇，后来离开家乡，去美国发展。6年后，他作为《卫报》的卧底记着重返印度，通过在当地工作、采访，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当今印度在全球化时代的种种变化——它的成功、失败及荒谬之处，从各阶层的普通人，折射出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最生动而真实的一面。
从华丽高贵、众多名流出入的皇家宴会厅，到乡间小镇一个又一个的简陋加工厂；从在五星级饭店打工的纯朴女服务员，到现代化农业竞争下苦苦求生存的农民——如果想了解当今一个真实的印度，这本书不可或缺。

關於作者：

西达尔塔·德布（Siddhartha Deb），小说家，1970年生于印度东北部。首部作品《回归点》（The Point
of
Return）被《纽约时报》评选为年度好书之一；第二部作品《表面》（Surface）入围印度图书大奖及英国《每日电讯报》年度好书。他的文章及评论发表在各大杂志及报纸上，如《卫报》、《观察家》、《纽约时报书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文学杂志》等。现在他获得英国作家协会及国家研究院资助，受聘为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并于纽约新学院（The
New School）任教。

序
第一章了不起的盖茨比：印度富商
寻找一位富人——“我们就像是一群黑手党”——如果可以，请让我留下——世界大使——雪茄疗法——他就是个骗子，但骗术很成功——敌人——“盖茨比”部队——渴望者
第二章机器中的幽灵：工程师的重担
变平了的世界——幸福感——低语境文化与高语境文化——价值百万美元的房子——纳米诗——甘地计算机——“自然之道”——法西斯式的敬礼——美国的“种姓制度”——被盗的苹果手机
第三章红高粱：自由市场下的农民
走向消亡的农村——一场由红高粱引发的动乱——遭受污染的村庄——2012远景计划——上层人的农村——普拉巴卡尔与地上毛派——收益递减的怪圈——离开土地的农民——种子商——红高粱事件的最终版本
第四章工厂：打工者永远的世界
遭遇战小队——印度的金字塔——钢铁厂——马尔达劳工——民主的真实含义——保安队长——火钳工——四处流浪的工人——远离钢筋水泥，拥抱绿叶红花
第五章餐饮界的女孩：大城市中的小梦想
想写书的军火商——餐饮界的吸引力——离开香格里拉的真正原因——三姐妹的小屋——德里的警方手册——曼尼普尔——豪华商场——埃丝特的男朋友——再回穆尼卡

內容試閱：

我在西隆长大，那是位于印度东北山区的一个小城，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西隆周边的山脉绵延至洪水肆虐的孟加拉平原，那里本是我的家乡，可是经过20世纪的一场突变，却变成了异国。1947年，我父亲从兽医学院毕业并开始在东北的阿萨姆邦工作；也是在这一年，他的家乡在地图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东巴基斯坦，国人大多是穆斯林。我父亲的父母是农民，不识字，他的家里还有三个在上学的兄弟、守寡的姐姐和襁褓里的外甥，一家人离开家丢下锅碗瓢盆，到阿萨姆邦最大的城市古瓦哈提的一个贫民区安顿下来。或许父亲的家后来留给了穆斯林住，他们也是弃家丢下锅碗瓢盆到了那儿，当时已是横亘东西巴基斯坦的新成立的印度。1971年，在持久内战之后，东巴基斯坦脱离西巴基斯坦，成立孟加拉国。也是在这一时期，因为战争、种族灭绝、饥荒和不安，孟加拉移民浪潮席卷印度东北山区。我家乡西隆的当地人大多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开始担心自己正被讲孟加拉语的移居者所包围，因此他们把所有的孟加拉人都视为外国人。在他们眼里，我是孟加拉国人，是我父亲曾经离开的，而我从未居住过的土地上的居民。这真是又一个20世纪颇具讽刺的转折。
十几岁的时候，我时常去古瓦哈提，从西隆出发坐车需要4个小时。那是我们能去的最大的城市，因为即便最近的大城市加尔各答距古瓦哈提也有1200公里。但是每次去古瓦哈提我都不得不很小心，怕在回西隆的路上被警察拖下车，因为他们可以认为我是孟加拉国人并且要求我回到我的原居地去，所以我身上总是带着从警察局副局长那儿开出的证明，以证明我是印度人，西隆是我的家乡。没有那个证明，他们怎么叫我都可以——孟加拉印度人或是印度孟加拉人。
我最终离开了西隆，起初住在加尔各答，后来搬到了德里。在大都市，每个人都是无名小卒，这似乎解决了我所有的归属问题。我到底算出生在哪儿、有多少钱、什么来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到了90年代中期，我开始为一家德里的报社工作，住在德里南部的穆尼卡加昂，即穆尼卡村，走几步路就能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广阔校园。虽然德里南部是城市的富人区，但穆尼卡还遗留着古老村庄的痕迹，没有完全被城市同化。它似乎变成了城市里的贫民窟，水牛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打滚儿，晚上老人们围坐着抽水烟，妇女们走路蒙着面纱，沿袭着贾特印度人家长制的传统。贾特人本是穆尼卡的原居民，他们逐步由农民变成了地主。
这些新兴地主们的房屋租金很低，房屋里有起码的设施，对于那些校园里过剩的大学生和想在德里立足的中低阶层的移民而言，穆尼卡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起初，我在穆尼卡和其他三个人合住一间房，后来我搬出来一个人住一间。那栋建筑没有许可证，白天没有电，房东只在晚上非法接通电源，因为在晚上，电力公司派车巡逻查看偷电情况的可能性会小一些。尽管如此，我居住的地方仍然代表了一定中下阶层的特权。这栋楼后面是一些小棚屋，住的都是些工人的家庭，到了晚上，男人打老婆或是醉汉们相互厮打发出的怒吼和尖叫让这儿格外热闹。
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也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从事各行各业。住在我楼上的纳赛尔是个手艺很好的裁缝，在德里市郊的一家服装厂工作。住在楼下的三个小伙子都是飞机技工，其中两个是锡克人，另一个是孟加拉人。我对面的楼里住着迪普，我们的楼离得非常近，可以从阳台跳到对方的房间去。迪普很聪明，小伙子饱受痛苦，为了通过印度公务员考试已经奋斗了好多年。他的室友正接受印度情报部门的培训，几年之后会被派到中国边境的一个偏远山村。
我在穆尼卡住了好几年，然后决定考GRE去美国读研究生。因为护照是考试唯一接受的身份证明，我去了离我不远的德里的护照办理处填表递交了申请。距考试还有一周的时候，房东给了我一封皱皱巴巴的来自护照办理处的信。我的申请被拒了。信中说警方无法找到我的住址以证明我确实住在穆尼卡。我又去护照办理处把信拿给一个办事员看。
“你给的地址是假的，”他说，“所以警方找不到。”
“但是你们寄信就是用的这个地址。”我说。
“那又怎样？”
“邮差找到了这个地址。”
“那你去找警察说。”那个办事员不屑一顾地说。
我去了警察局，结局没什么两样。于是我放弃了考GRE的打算。之后我报社的老板得知我的申请被拒，让一个记者打电话给负责办理护照的部长。当我再次去护照办理处的时候没有排长队，而是被请到了私人会见室，负责人赶紧给我办理了护照，让我拿去参加就在第二天进行的考试。负责人把护照给我的时候一脸歉意，因为护照签署得很紧急，有效期只有一年。但他说，只要我需要，我随时可以回来办理普通的有效期为10年的护照。
按理说我应该去办，不过时隔一年，我才有了足够的钱申请美国的大学。1998年夏天，我离开德里的报社，搬回加尔各答和母亲一起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奖学金，为了出国我得将护照延期。7月的一个清晨，我从城郊乘车去艾斯普奈的护照办理处，到了的时候长队已经排到了人行道上。时间刚过7点，可是排在我前面的人已有30多个。我们都想躲在荫凉处，即使是清晨，太阳已是火辣辣的了。就在我们等候的过程中，有几个衣衫不整的人上蹿下跳地四处盘问有没有人需要帮忙办理护照。
队排得越来越长，天气也变得越来越湿热。将近9点，终于快轮到了，我不禁感到一丝兴奋。我急迫地数着排在我前面的人数，想着轮到我应该没问题。即便碰上动作最慢的办事员，我也能在中午下班前递上我的申请。我的申请准备得很仔细，表格都是按规定用印刷体填写的，护照照片也是用胶水粘上而不是用别针别上去的，照片上两个耳朵也是露出来的（不知是谁的神秘指示，其目的我也搞不懂），申请费也已如数上交了。
9点，门开了。在瞬间的沉静之后，队伍顷刻间瓦解。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通往护照办理处的楼梯。刚才监督排队的身着制服的警察也不见了踪影。
我被这一幕惊呆了，起初我站在那儿不动，人行道上突然间就孤零零地剩下我一人。于是我也冲进了人群。等我冲上楼梯，眼前的情形不禁让人恐慌，仅有的一个护照申请窗口前已经排起了大队，而排队的顺序根本不是在外已经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伍。现在的队变得更长，已经从办公室顺着楼梯一直排到了人行道上，除了倒回去排在最后，我别无选择。
如果换成另一天或不是那么烈日炎炎的季节，我也许会那么做。但那个早上，我挤到窗口，拨开我面前的两个男人，毫不犹豫地站在他们中间并且对他们的抗议不予理睬。可没几秒钟，一只手拽着我的衬衣，把我拉出了队。眼前的这个人身材魁梧，留着大髭须，正想用另一只手揍我。我左手抓住他的手，右手拽着他的衬衫，就这样前后撕扯起来。没过一会儿，周围的人群不再混乱，而是安静下来，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汗流浃背地相互推搡谩骂。那个男人腾出一只手在裤子后边摸索。我以为他想拿匕首，于是赶紧放手向后躲，虽然还是很气愤，但这时也有点儿害怕了。
那个男人拿出的不是匕首，而是一个证件，他嘴里喊着：“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隐约意识到他是个便衣警察。虽然害怕，但我仍掏出自己的证件，冲着他喊：“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手里拿的是我的记者证，辞职时本该上交的，但我没那么做。于是，一个假装不是警察的警察和一个不再是记者的“记者”怒目相对。
我们用的是孟加拉语，所言已非问题本身。无论是警察还是我，问题背后都是极度的苦恼，因为两个人都在竭力做正确的事却又相互冲突。当慢慢冷静下来，我们不再相互推搡，一切又回到了一年前在德里的那一幕。那个警察带我到警官办公室，随后我的护照办好了延期。然而，尽管结果出乎意料，我们冲对方喊“你知道我是谁”时，我们确实问的是字面意思。我并不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尽力维持排队秩序的警察——而他认为我是个在后口袋里藏着匕首的黄牛——一辈子按老板的安排干着这份毫无希望的工作。他也不知道，我是在努力遵守规矩直到无望后才插了队，目的仅仅是想办好我的护照，难道这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应有的权利吗？
外包办公室位于诺伊达，那里的工厂和办公大楼错落着，一条新建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架在缓缓流淌、日渐污染的亚穆纳河上，通向德里。它与Resistoflex（1947年就建立的振动控制系统）相邻，几乎藏在一排停着的卡车背后。办公室曾经是工厂的一部分：尽管楼的前面进行了必要的装修，大理石台阶通向玻璃门，看起来有国际大公司的风范，但楼后面的墙壁却露出没有粉刷的本色。公司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服电话，晚间也有人倒班来处理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咨询电话。
我经过几个小时的测试和面试，最终被带到有权雇用我的那个人的办公室。这家公司的其他雇员叫他“空军指挥官高希”，还有一个人告诉我这个人喜欢给候选者施压来看看他们在压力下的反应。
空军指挥官个头不高，肤色黝黑，表情严肃。他的电脑屏保是飞来飞去的小飞机。在回答他问题时，我发现他夹克衫右边的袖子别在后边。原来空军指挥官失去了一只胳膊。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有点儿心不在焉了，总是禁不住想他到底是怎么丢掉这只胳膊的，加上屏保上飞来飞去的小飞机，我想象着是什么样的可怕意外让空军指挥官结束了他的空军生涯。
因为公司需要人手，即便我心不在焉，我还是通过了空军指挥官的压力测试。他想立刻雇用我，而按行业标准，他提供的薪水和福利都太低了。尽管公司和西方国家的客服有联系，我仍怀疑它是个家族企业。不过让我最关心的是公司能否让我负责英国客户，其中的缘由当然不能告诉空军指挥官。
空军指挥官注视着我说：“公司目前最大的生意和大量的业绩激励都来源于美国方面的业务。如果你想加入，你接待的都是美国私房房主，而且要劝说他们再抵押房产。”我并没有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于是他又进一步解释：“你将代表银行给我们的客户打电话并且给房主提供更好的贷款。你的工作就是让那些人把房屋重新抵押，从原来的银行转到现在的银行。小伙子，这就是你未来的工作。”
在纽约待了6年之后，拿着护照我又回到了德里，我想在已是印度最著名的行业里找一份工作。我去了西方，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在那儿完成了一部小说。大学毕业，我开始安顿下来，过着并不稳定的作家生活，每次挣到钱就可以回家，通常是为专题文章搜集材料。2004年1月的这次行程，主要围绕着我当时最受瞩目的写作任务——为《卫报》周末杂志撰稿，包括在电话客服中心找到一份工作，以便从内部了解这份工作的详情。
当时正处于全球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年代，既没有经济垮台也没有次贷危机会对飞行指挥官高希的未来工作产生新的影响。那时印度正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交叉点，为西方的公司开设后台部门和客服中心。这种现象引发了来自西方一些工会的焦虑，他们看着国外的就业机会正一步步消失，抗议在电话服务中心工作的印度人是二等公民，甚至是“有罪的恶人”。同样在印度国内，批评声也是不绝于耳，人们认为客服这种工作不过是给古老的剥削披上了新的外衣，那些长时间工作、晚上加班、伪装成西方公民和口音的人就是“网络苦力”。
但是无论在印度还是西方，与贸易友好圈里对电话客服中心的赞美相比，这些抗议似乎都无足轻重。积极的支持者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作条件不好或是薪水远远低于西方雇员的期望值，而在于电话客服中心的运作如何创造了新一代印度青年。古老的印度世袭等级、阶层、性别的限制被资本主义打破，在人们面前呈现的是一个新的印度：男人和女人一起工作到深夜，一起狂欢到天亮，他们把钱花在酒吧、迪斯科舞厅和购物中心，这些地方同样是由赋予他们工作的活力资本所创造的。
印度的电话服务中心，一部分隶属于一些跨国公司，一部分属于本国企业，不过对它们生意的审查监督却是相当敏感。和大多印度公司一样，电话服务中心也是相当隐秘的，记者想要随意观察服务中心的工作很难。
接受《卫报》的卧底记者任务就意味着我得把我的印度护照及身份搁一边，重新写份简历，以新的身份来迎合电话服务中心工作的要求。为了这份也许得改名换姓、变化口音、把自己变成西方人的工作，首先我得从自己身上抹去西方的痕迹。通过电话服务中心，想要变得全球化，我就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国际化的公民，而是一个第一次离开西隆的印度本地人，想在诺伊达、古尔冈和德里的外包公司碰碰运气。在我的简历中，除了姓名和年龄真实，其他的信息都是我杜撰的。在德里穆尼卡住的时候，我在报社工作，当时就需要倒夜班。而在递给电话服务中心的简历里，我把自己介绍成一个至今从未离开过西隆的教师。
至于我是谁，在电话服务中心工作的人又是什么身份，这些与印度在发展的全新阶段所面临的较大难题相比只是一些小问题。1998年，也就是在我离开印度的那一年，印度右翼人民党在全国选举中获胜并在德里组建政府。对于一个10年之前在议会只拥有两个席位的政党而言，此次获胜无疑是傲人的成就。上大学时，我曾经是印度人民党两个议会成员之一。有次在阿萨姆的一个小城锡尔杰尔机场等飞机时，我见到了一表人才但感觉有些无望的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他也在等飞往加尔各答的航班。他刚刚结束在边境城市格里姆根杰的行程，在那儿主要是唤起人们对从孟加拉非法移民到印度的贫困穆斯林的同情。
1998年，瓦杰帕伊已成为印度总理，为了庆祝其就职，政府在拉贾斯坦邦的沙漠里进行了5次核试验。到了2002年，西部的古吉拉特邦人民党政府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为施行贸易友好政策，对穆斯林发动的运动导致2000人死亡，成千上万的女性受到性侵犯，大批人背井离乡。在经济方面，瓦杰帕伊政府延续向西方跨国公司和投资者开放市场，并低价向私有企业售卖国有资产。整个精英阶层变得更加富有，中产阶级资金充沛，他们很乐意花钱购买汽车和移动电话等消费品。但是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民——穷人、社会底层的人、妇女、穆斯林和农民——他们的生活可谓是个谜。这些人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游离在印度的公司和政府之外，只有当印度人民党2004年再次竞选时，这些被遗忘的大众才浮出水面，在“印度大放光芒”的口号中露出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我尝试在电话中心谋职的时候正值印度人民党开展激烈竞选之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处的电话服务中心这一朝阳产业正是“印度大放光芒”之腹地。我在德里的英国领事馆学习电话服务英语，其学费高昂，短短几周的课程费用比我在印度所受的整个政府资助的高等教育费用还要高。我常常得花上一整天到德里和郊外的外包办公室参加考试和面试，试图了解在招聘中心进进出出的年轻人的生活。表面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现代时髦，穿着牛仔拿着手机，但是他们展现给我的生活却也充满了挫折和疑惑。举个例子：丽娜，一个来自锡金邦的女孩，早已厌倦了处理美国一家银行抵押和贷款的顾客咨询工作。在大学里，她学的是文学，一直想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只是电话服务中心的高薪吸引她来到德里。但是城市生活几乎没有给她一点儿她所期望的自由。她和其他5个女孩儿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旅舍共居一室，越来越不喜欢的工作占据了她大多数时间。
“顾客会发怒，”她告诉我，“他们的交易往往会陷入困境，而我的工作就是安抚他们，息事宁人。我理解他们很心烦，但一旦他们开始骂人，我就很难再心平气和。”
我开始和电话服务中心的雇员广泛接触，这源于我在HCLBPO谋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印度外包公司，在诺伊达有家办事处，公司负责为英国电信处理客服电话。在接下来的两周，我都是连轴转，其中还有一周的培训。我每天倒班工作9小时，加上上下班往返的时间，工作占去了十二三个小时。每天早晨，随着窗外公司班车的喇叭声，一天开始；到了午夜，又是这辆班车送我回家，司机为了不受误点影响拿到每月4000卢比的工资，车子开到时速80公里还不断超速闯红灯。就工作本身而言，我需要接听那些想要撤销英国电信网络账户的愤怒的英国顾客的电话，并努力说服他们保留账户。我会首先告诉他们要撤销账户是多么不方便（“夫人，您会丢掉在英国电信的电子邮件地址，万一要是有人想通过这个地址联络您该怎么办”），然后一步步提出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或是一个月免费的服务。
工作中，我的同事在接听英国顾客的电话时，态度彬彬有礼，对着话筒轻声低语，以独特的口音演绎着从贝尔法斯特英国电信部门培训出的北爱尔兰英语。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神经紧张，充满痛苦，对任何异见都无法容忍。普拉迪普是个说话柔声细语非常聪明的小伙子，可是他说他绝不会娶在电话服务中心工作过的姑娘，因为她们的生活一团糟。斯瓦蒂也这么认为，她身材丰满，丈夫也在电话服务中心工作。大家都很同情斯瓦蒂，因为她的英语不怎么好，每次和英国客户交流的时候她都很发愁，特别是和那些坚持讲威尔士英语的人。她甚至老是贬低穆斯林，特别是对费罗兹，培训期间他是我们的头儿，英语说得无懈可击。我的同事里唯一没有这种偏见的就是阿洛克，他学工科，对工作有很多不满。有天工作休息时我碰上他，他正抽着大麻，烟雾缭绕。
“这服务中心的工作算不上是个事业，”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根大麻烟卷，“如果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工程师，虽说我的工资只有现在的一半，但是5年之后，我挣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也会有个真正的事业。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土木工程师，几年前刚工作的时候，工资只有5000卢比，现在他已经是德里地铁建设项目的一员。那是可以让他干一辈子的事。”
与媒体报道的不同，大多在电话服务中心工作的人似乎都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是不能干一辈子的。他们在这里迷失了方向，全球化带来的新工作机会在给这些身处中低层的年轻人带来力量和信心的同时也让他们很脆弱。他们在电话服务中心进进出出，当长时间上夜班的工作让人难以忍受时，他们就另谋他职，而如果新工作提供的薪酬不够高，他们就又回到电话服务中心继续工作。他们也许是最能体现光鲜的印度的人群，可是他们的内心生活却不为人知。工作表面的流动性和现代性与实际当中的不确定性和停滞不前，这两方面的影响一样巨大，这就是更为复杂的现实。
到我辞去电话中心的工作时，对我而言，这个所谓的朝阳产业实在是个披着华丽外表的虚假世界。无论从置于通道两旁的互联网终端、美食广场，还是放着台球桌和到处张贴着脸上画着美国国旗的工人照片的娱乐场所，这些规模大一点儿的外包场所都让人感觉像西方大学的校园。但是，在这个自由世界的前哨却没有什么自由，雇员每工作4小时才被批准15分钟的时间去卫生间。这些地方的工作单调乏味，让人备感压力。印度的现代化成了模糊不清的现象，而并非不可逆转的进步标志。在那儿，似乎不只我是持有假身份的人。
2004年4月，在“印度大放光彩”的激烈竞选之后，人民党落选。几个月后，我在印度中心的博帕尔追踪一个被遗忘的新闻报道。当时我在那里是为了写篇关于纪念1984年12月2日的灾难发生20周年的文章，那场灾难起因是美国跨国企业联合碳化公司的农药厂毒气泄漏，导致一天内至少
3000人死亡。20年来，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至少2万人，据国际特赦组织估计，还有超过10万人患上因工厂泄漏的致命的甲氰酸甲酯（MIC）气体导致的“慢性严重”疾病。
11月我到博帕尔的时候，我被告知应该去见一个叫阿卜杜勒？贾巴尔的人。尽管在博帕尔以外的地方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但在当地他很有名，因为他为联合碳化公司造成的这起事故中的幸存者做了很多事。他为因灾难而守寡和贫困潦倒的妇女开设了组织，在老城区的一个改造的工棚里工作。他的工作场所十分简陋，厕所很脏，里面留下的缝纫机和电话机都破旧不堪；说来也奇怪，在厨房里还挂着甘地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激进派的照片。办公室里到处是纸，走廊的展示柜里放着丑陋的毛绒玩具，它们呆滞的眼睛盯着来访者。
基于如此不同寻常的背景，这个组织的名字无论是全名、缩写还是翻译，都称得上是复杂且不同寻常（theBhopalGasPeeditMahilaUdyogSangathan，BGPMUS，即博帕尔受毒气影响妇女企业组织），贾巴尔和其他妇女偶尔会向政府官员示威，要求兑现20年前政府允诺但未兑现的赔偿金。
这些妇女大都是工人阶层，往往都不识字。年龄稍大一些的妇女在灾难中或灾难后失去了丈夫，而年轻一点儿的妇女则是被丈夫所遗弃。贾巴尔称，这个有5000名成员的组织允许妇女摆脱传统幸存者的形象。但这也是一个由男人领导的妇女组织，在这儿，妇女似乎找到了一个男性角色为他们生命中失去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寻求补偿。
很多妇女都是正统的印度教徒或穆斯林，要大胆迈出传统界限成为贾巴尔组织里的一员，她们不得不和所受的传统教育作斗争。有些穆斯林妇女摒弃了面纱，很多人仍然信仰宗教却不再崇尚正统，只有一名视自己为“正统穆斯林”的妇女，她叫费罗扎，她一直对贾巴尔持有异见，而贾巴尔则坚定轻声地反驳，说他不再相信任何信仰。
贾巴尔也不相信西方。他憎恶跨国公司，尤其是后来收购了联合碳化公司的陶氏化学公司。他也不喜欢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因为“绿色和平”组织在灾难发生很多年后才对博帕尔的情况予以关注。他从不接受西方组织的资金，这使得他与更高效的博帕尔情报行动组织总是意见不合。当我第一次见他时，他说他不和西方记者或者印度的中上层人士对话。即便他似乎能掌握实用的英语，但他拒绝讲英语。他说话温和，态度和蔼，身材矮胖，留着胡子，戴着厚厚的眼镜——就是这么一个甚至看不出任何特点的人却出奇的尖锐，让我改变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感觉很失望。
一个初来乍到、想要涉猎陌生题材的记者需要一些清晰连贯的素材，也需要能迅速指出关键问题和有条理地提供信息的人。而且当一个记者需要人们生活的素材并将那些熟悉的众生态融入到庞大无形的冲突的描述时，他所依赖的这个人必须有自己清晰的轨迹，并愿意在混乱的经历和回忆中搜寻这个轨迹。可无论是贾巴尔还是他的组织似乎都不具备这些。在我第一次见面并打过几次电话给贾巴尔之后，我得到了些并不清楚的事实和数字。还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每周一次的集会，不过并不热心。我终于明白贾巴尔和他的组织在博帕尔以外为什么不为人知，也明白了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从未出现在我去博帕尔之前翻阅过的《卫报》和《民族报》上。
不过，想要得到信息，还有其他来源，譬如博帕尔情报行动组织，它们可以让我更快速有效地了解情况。这些人的办公室不大，嗡嗡作响的电脑和不断响起的电话声让人感觉到他们工作的效率和严肃，从这些人身上我了解到博帕尔集团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曾闯入工厂获取土壤样本。波士顿的一家环境实验室对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汞和砷的含量非常高，博帕尔集团拿到数据及检测报告以证明工厂附近所有贫民区的地下水都遭到了有毒废物的污染。
与博帕尔集团的人们相比，贾巴尔不能与时俱进，他在印度当地虽受众人敬仰，却说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只是个过眼云烟的人物，尽管当地的一个向导也许认为他是个强大的神，但对外来者来说，想要进入他们的神话王国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不相信贾巴尔的人是无法了解他和他的组织的，既然不了解又怎么去相信他？
不过，我还是去了贾巴尔周六的集会，去的时候是下午，离会议结束大概还有半小时。当时正值斋月和九夜节，听众要比往常少。贾巴尔站在几棵参差不齐、扭曲多节的棕榈树前演讲，草坪上坐着50来个妇女和几个男人。他不像一个公众演讲者那样讲话松散，而是重点集中突出，和听众很亲近。当他用口号结束演讲时，他并没有像大多印度政客那样提高声调。相反，他轻声说“新时代……”，随之，妇女们起身高呼“就要来了”。口号又重复了一次，这次更加轻柔，声音低沉——甚至还没等听众回应，贾巴尔已经卷好了麦克风的线离开了。
我喜欢这样的结束语，这似乎比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喊大叫更有效。我也喜欢妇女们用身心喊出口号的方式，贾巴尔只不过是她们远大理想的推动者。我留下来继续和一些妇女交谈，贾巴尔则和其他一些组织者在人群里忙前忙后。他们打算在接下来的一周去德里游说议会，而要想让大批的人参加就必须将这个信息传播出去。过了会儿，他走过来跟我说，现在可以谈谈了，但他得先处理点儿事。
于是我和贾巴尔一起穿过马路到了妇产医院。一辆载满乘客的救护车正停在车道上。在车里，我看到一个穿黑衣的妇女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去家里，”贾巴尔对她说，“开车小心，我马上就来。”然后我们又步行返回公园，贾巴尔推着他的本田摩托车让我坐上去。我们骑着摩托车穿过弯弯曲曲、杂乱无章的老城区，交谈中我得知那个救护车里的女人正是贾巴尔的妻子，头天晚上刚刚产下一个男婴。这位活动家生平第一次当了父亲，这宁静温馨的家庭生活与他在公园讨论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型问题显得那么格格不入；而我，一个陌生人，在他妻子生完孩子出院的当天就被带到家里，这似乎又符合他的作风。
贾巴尔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一家家具店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让我留在摩托车旁，自己走进商店。那家店临街，里面堆满了本地产的家具，大多都是塑料或是廉价木料做的，手工粗糙。吸引贾巴尔目光的是一个塑料做的粉红色带蚊帐的婴儿摇篮。贾巴尔稍稍压了压价就买下了这个小东西，把它递给了我。摇篮放在店里看起来很小，可是当我坐上贾巴尔的摩托，穿梭于狭窄的小巷和低矮的桥头时，这家伙就显得格外庞大。每次当我觉得快要蹭到墙时，我不得不冲着贾巴尔喊，让他停下来。遇到特别窄的地方，我就从车上下来，就这样走走停停，终于到了贾巴尔家。
妻子刚刚生产完就把一个陌生人带回家的男人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贾巴尔家，他把我介绍给他妻子，一个克什米尔女子，大概二十七八岁。黑色的头巾遮住了她的头发，但她的面容是裸露的，可以看到她因为分娩而疲惫憔悴。我看到了婴儿，庆幸摇篮带了蚊帐，挡住一群群的蚊子。亲戚和邻里都进进出出，门里门外，客厅卧室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一边喝茶一边和贾巴尔的邻居交谈。他们都是工人阶层，为贾巴尔而感到骄傲，为他成为父亲而骄傲，也为他在街区种上了树，让这里变成虽然贫穷但并不肮脏的街区而骄傲。这时贾巴尔探出头来叫我，他想让我见见附近贫民窟的人们。
虽然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最初的问题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一个把陌生的印度教徒带回家的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尤其中低阶层穆斯林的规矩要求女人蛰居内室，而其妻子却没有对违反这一深闺制度深感不安，即便说那是没有必要的传统做法，现代人也都普遍认为有必要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分开，可这个男人对此视而不见，他又是什么样的人？
一种答案——正是我问他时他给我的答案——男人和女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只是人为的划分。“我母亲就从来没有蛰居内室”，他告诉我，是1984年的灾难推翻了人们间的界限。一些人帮忙去救助垂危受伤的人，在长达数周的日子里，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被暂时消除了。那个时候的贾巴尔还是一个小钻井承包商，是这场灾难永远地改变了他，让他从一个商人变成了一位活动家。
或许还有一种答案——这是贾巴尔没有回答的——他对活动家的身份很着迷，丧失了对分寸的把握，注意不到私人和公众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的需要与家庭生活的要求间的区别。这个答案恐怕可以说明贾巴尔的生活状况，因为雅思米娜已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贾巴尔的前妻叫瑞哈娜，他们的婚姻已在10年前解体，但无论是贾巴尔的邻居还是他在博帕尔情报行动组织内的对手，一提起这桩婚姻都认为对贾巴尔意义重大。
瑞哈娜是贾巴尔组织中的早期成员，和贾巴尔本人相似，都出身穆斯林的中低层。加入贾巴尔组织时，她20多岁，是个离了婚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提到瑞哈娜，贾巴尔的邻居和组织中认识她的两位女士都说她脾气暴躁，傲慢无礼。贾巴尔自己谈到她时，语气则没有那么强烈，倒是带着一点儿不同寻常的绝望。他告诉我，他娶瑞哈娜是因为被她身上那种“激进”的个性所吸引。他着重用了英语“激进”这个词来强调吸引他的品质。
“对我来说，说服我的家人同意我们的婚事并不容易。虽然她年轻漂亮，但你也知道周围的人们都忌讳娶个离婚的女人。况且她还有两个孩子，这就让人更有成见了。当时我年轻又单身，他们都觉得我可以找一个更好的。”
瑞哈娜在婚后逐渐变得满腹牢骚，贾巴尔说这让他很不满，她和邻居，甚至和小孩子打架，这简直要让他发疯。可最终让他决定要离婚的原因还是她开始追求身份地位。她要求贾巴尔提高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让他不仅做组织者，而且要声名显赫。
“我发现——是经过很长时间我才发现，因为我的同事都瞒着我——如果有人来家里见我，只要是她去开门，她都会把他们打发走。她会说：‘领导在睡觉，以后再来。’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我想这听上去确实令人不悦，不过也不是十分严重的毛病。她也许想和他有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贾巴尔显然不接受这个理由。
“她说‘领导在睡觉’，这个做法就很糟糕。来找我的人是来寻求帮助的，我不是他们的什么领导。我们把受难的人组织在一起，就要把他们视为与我们平等的人。否则，我们同政客和公务员就没什么两样，那些人本该为人民服务，由人民选举，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可到头来却高人一等。
“你会注意到，在集会之后，年长的妇女和我们交谈，要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果我的同事只是草草说出电话和地址，我都会斥责他们。我要求他们把电话地址写在小纸片上给她们，因为不这样做，年龄大了又不识字的妇女根本无法那么快就记下电话和地址。记不下电话和地址，这会让她们觉得自己矮人一截，力不从心。但一旦你写下来给她们，就说明你不是政客，不是个重要得不得了的人，不是她们的领导。为什么我不选择做个领导，不做个富有而有权力的人，这正是瑞哈娜无法理解的地方。还有她不能理解的是，组织管理工作不是说到下午5点就能结束，因为到我家来的人往往都濒临绝望，或许要被驱逐，或者孩子需要送医院。”
即便主人公不是组织者，失败的婚姻也足以令人头疼，让人声名狼藉。当一个人为工作而痴狂，而这个工作永无止境，每天都要和苦难贫穷的人们打交道，且这又不会给他带来什么收益时，他会发现他的工作让他无暇顾及生活其他方面的美好。我在贾巴尔的办公室待了一整天以观察他的工作，其间时不时地被附近清真寺的祷告打断，我发现他的工作充满了挑战而又收获颇微。
贾巴尔的组织曾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政府全额发放从联合碳化公司得来的赔偿金。在灾难发生20年后，政府只临时发放给每个人80美元。而仅仅这80美元，还要被腐败的律师和政府官员瓜分。去贾巴尔那儿寻求帮助的人也包括组织外的人，比如一位中年男子，一天下午他来找贾巴尔，情绪激动，垂头丧气的，向我们哭诉了他的经历。
这个人是一家茶馆的服务员，也受到了毒气的侵害。最近政府刚付给他在赔偿案中雇用的律师第一笔款项。这个律师请他去办公室，让他拿走一半钱，剩下的一半当做诉讼费。这个服务员反驳说已经付过费用，于是那个律师就叫进来几个人，对他拳打脚踢，把他赶出了门。而这个服务员去地方警察局试图报警提交笔录时，他又遭到了当班警察的嘲笑。
贾巴尔听着他的叙述，眉头紧皱。他问了那个律师的名字，并向其他律师打听他们对他的看法。经过几个人的证实，这个律师确实既腐败又凶暴。贾巴尔又问服务员那个拒绝帮助他的当班警察的名字，然后打电话给高级警官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包括区警署的无所作为。他为服务员和警官约好了见面时间，挂了电话，又叫来一个人跟服务员讲和警官见面后的一些程序。
整个过程差不多一个小时，贾巴尔赢得了服务员的感激，再次以一个诚实好斗的形象确定了他在博帕尔贫民窟的声望，而对进一步向城外推进他组织的影响力却毫无起色。这一点和博帕尔情报行动组织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博帕尔情报行动组织领导人萨提纳斯？萨朗吉的名字经常在西方的文章和报道中被提到。
几天前我去拜访过萨斯予（外界叫他萨朗吉）。萨斯予在他正为Sambhavna兴建的大楼前和我见面。这栋楼将作为他组织的总部，也将是为毒气事件幸存者提供治疗的阿育吠陀疗法诊所的所在地。新诊所会远离老城区拥挤的街道和住宅区。萨斯予说这栋红砖建筑可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博帕尔的夏天最高温可达43摄氏度，而通过复杂的气流系统和墙面周围的水循环系统，这栋大楼的内部可以保持凉爽。我们在花园里坐着交谈，这个花园将来用于种植有机草药。诊所一旦投入使用，病人在那里将会得到阿育吠陀草药和按摩治疗。
这种运行方式和贾巴尔无序混乱的运行方式大相径庭，正如萨斯予和贾巴尔也截然不同一样。萨斯予像个上了年纪的印度摇滚歌手，高个儿，留着胡子，头发扎成马尾。他头戴穆斯林头巾，身穿印有“图卢兹279200127920022792003”字样的黑色衬衫，他解释说，这是为了纪念在2001年图卢兹发生的一起化工厂爆炸事故，他于2003年去那里参加了一个会议。
萨斯予英俊潇洒，口才很好，而且阅世敏锐。贾巴尔不愿和西方接触交流，而萨斯予却积极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即便他眼里的西方世界是另类的、反主流文化的。无论从他办公室里的印度裔美国人或巴德学院的本科生，还是从他新诊所的设计和原则上，我都可以看到这种交流对萨斯予组织的影响有多么大。当年绿色和平组织到博帕尔时，他们已和萨斯予建立了工作伙伴关系，因为早在2002年他们已经深入事故现场。即使最初萨斯予在建诊所时并不想谈资金问题，但最终这所诊所还是由《卫报》读者的捐款所建。
所以当萨斯予说贾巴尔效率低下、做法已经过时，他说的也言之有理。在灾难发生后，他们曾一度是同事。当时，联合碳化公司很快从事故当地的工厂撤出（刚开始，他们甚至拒绝透露泄漏的毒气成分，称是他们的专利生产配方），而且印度的高级政客和官员逃离了城市，一大批不同政见的名人、左翼政党和组织结为松散的联盟“Morcha”（意为论坛，阵线）。过了几年之后，灾难刚发生时缓解纷争各方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压力不再，Morcha便解体了。后来，Morcha的成员各奔东西，萨斯予说那时贾巴尔变腐败了，他积攒了大笔财富，开始和政客往来密切。但萨斯予最不能原谅贾巴尔的一点就是他虐待其前妻瑞哈娜。
萨斯予并不想详谈他对贾巴尔的不满，不过当我问起他是否怀念和贾巴尔一起工作的日子，他若有所思。“贾巴尔很有感召力，”他说，“我很怀念这一点。他有能力让人们信服，让人们激动不已，他能和大众互动。”
这似乎是对贾巴尔力量的很好评价，也从侧面清楚地说明了萨斯予组织的弱点。在我远离博帕尔的情况下，想要了解对幸存者的赔偿情况或是印度实业家企图给政府施压，要求陶氏化学公司在印度国内正式投入运营之前对其完全赦免等问题，萨斯予的组织无疑是我想要寻求帮助的对象。萨斯予组织的网站做得棒极了，信息和报道都排列清晰，简洁明了。他的组织中没有工人阶级妇女、贫民窟里的居民或时常在贾巴尔办公室里能碰到的牙齿掉光了的老人。在博帕尔情报行动组织里，毒气泄漏事故中的幸存者似乎只会出现在墙上的海报上。
同样，在博帕尔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我也发现了国际名望和地方知名度之间的反比关系。贫民窟里没人知道萨斯予和他的组织，但是贾巴尔却是众人皆知。在这里，似乎高效和大众拥护、国际联盟和地方根基之间不可
兼得。
这种矛盾令我着迷，特别是在新兴的印度，这个通过全球化已经向世界——或许换句话说，向西方开放的国度。我对贾巴尔说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喜欢西方的公司，但我想知道他又为何反对像绿色和平组织和西方非政府组织这些试图帮助他所关心的人们的组织。在我的一再催促下，贾巴尔开始谈起那些西方人的傲慢无礼，他们在贫苦人面前拿着手提电脑和数码相机。“他们会飞过来待几天”，他说，而我知道这“飞过来”和“几天”的用词意味深长。贾巴尔去德里的时候，他甚至都不坐卧铺，更不要说坐带空调的长途汽车。他通常都是坐“普通”车厢，这种车厢是没有固定座位票的，也对上车的人员数目没有限制，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上车，车厢内人贴着人，没有丝毫空隙。
“他们住在那家豪华的湖景酒店，一晚上要5000卢比。”贾巴尔说。
“事实没有那么多，”我告诉他，“费用不及你所说的一半。”幸好我没有住在那儿，可以舒口气：因为贾巴尔知道我住在档次低很多的印度咖啡馆酒店，对此他很赞许。
对我说的湖景酒店房间的费用，贾巴尔并没有改变看法。“那也相当于这里的人半个月的收入。穷人怎么和那些住在那样奢华酒店里的人交谈，更不用说和他们走在一起。”我和贾巴尔在他的办公室交谈，他让我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戴着厚厚的眼镜，身材瘦削，显得弱不禁风。“这是我们的一个好同志。”
他叫尚卡尔？古哈？尼尤吉，是个活动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组织过蒂斯加尔邦周围地区的工厂工人。那些工人大部分是部族人，住在分租合住的经济公寓，实际上颇受工厂主和放贷人的奴役。
“尼尤吉来博帕尔的时候，”贾巴尔说，“他让我带他去市场，给他的女儿买条连衣裙。我给他挑的每件衣服他都否决了，说要买条便宜的。最后，我灰心丧气地问他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要知道，我们去的是很普通的市场，裙子卖得相当便宜。尼尤吉的回答是：‘贾巴尔，我组织里的人给他们的女儿是买不起这样的裙子的。如果我的女儿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玩儿，而我的女儿穿的都比他们的孩子好，他们又怎么能够把我当一回事？他们又怎么能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站在工厂主和放贷人的一边？’”
90年代初，尼尤吉死于工厂主雇用的暴徒之手，在他牺牲之后，他的妻子留下继续组织工人。80年代末，贾巴尔自己也是在市场里买菜的时候命悬一线。他的腹部中了一枪，刺杀他的是贫民窟里一个为地主工作的人，贾巴尔为佃农主张正义而激怒了这个地主。枪手相对缺乏经验，他虽然已经离贾巴尔很近，可在最后一刻他的手颤了。
然而，除了这起戏剧性事件之外，贾巴尔似乎更为现实生活担忧。他的心脏不好，我们谈话期间，他不得不几次服药。他的组织运作资金甚少——尽管萨斯予曾提起贾巴尔积聚大量资金，但无论是在工作的地方还是在家里，我都找不到一点儿他花钱的迹象。在贾巴尔组织工作的妇女收入很少，她们做的是无人购买的毛绒玩具和政党竞选时用的奇形怪状的棒球帽和旗子。他们的一些资金来自内部成员的自发捐助，还有一些来自祝福者的捐款。贾巴尔骑的那辆本田摩托车就是用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捐资买的。我的一个朋友哈托什在博帕尔做过4年记者，曾提起过几次为贾巴尔支付电话费。
我认为在西方和像德里这样的城市人眼中，贾巴尔显得很不友好，但他并不赞同我的看法。“我一点儿都不反对绿色和平组织，”他说，“但当他们来这儿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委身降低到我们的水平。我不希望他们来的时候行色匆匆，我想让他们放慢脚步，肯花一些时间和我们相处，让我们能彼此了解。我们并不是要与世界为敌，也不是对时事漠不关心。我们周六的集会就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世界，我们特邀演讲者讲全球化、中东战争、宗教以及政教分离论。”他说服组织中的穆斯林妇女脱去面纱，并且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能在越来越讲宗派主义的印度并肩工作，贾巴尔对此很满意。“这个过程很缓慢，需要时间。”他说，“但时间是我们的盟友。”
这个评论似乎让我很意外。我一直以为时间是官僚和维持现状者的盟友，人们总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想推动社会变革的时候，时间是我们的大敌。而时间显然是博帕尔人民的敌人，他们眼见随着时间的流逝，灾难的记忆在公众的脑海中退色，自己的希望一点点被吞噬。我在一张老照片上看到宝莱坞明星般的贾巴尔，而时间也夺走了他的年轻容貌，迫使他每天不得不靠药片度日。岁月让他变得不如更年轻的萨斯予能干、有效率，也让他失去了探索网络和世界新变化的能力。
一天早晨，贾巴尔来到我住的酒店。酒店一楼有个咖啡馆，是当地记者常聚的地方，他们通常会在每天早晨去报社前来这里聚上几个小时。贾巴尔希望能在这里找到记者并能就即将在最高法院开庭的赔偿案发新闻稿。贾巴尔很受大多数当地记者的欢迎，但那天早晨他却被一个议会政客——前任首席部长抢了风头。
这名政客皮肤光滑白皙，戴着金丝边眼镜，一嘴大牙，进来的时候身后跟着随从和电视台的人。在座的记者大多数我都认识，我认为他们都是尽职尽责的记者，可是突然间他们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形象，为政客的每个玩笑都赔上笑脸，紧抓他的每一句话——尽管他一开始就宣布他不是来开记者招待会的，而是来和大家进行“思想”交流。当贾巴尔走近时，那位政客笑容可掬地和他打了招呼，但是没有记者有空理会贾巴尔带来的字迹不清的新
闻稿。
我仿佛看到了权力的力量，它让其势力范围内的所有人扭曲变形，也扭曲了每一个记者的面庞。贾巴尔面朝后坐在阴暗处，等待合适的时机拿出他的新闻稿。然而他没有等到时机，相反，一个前额上仿佛刻着显眼婆罗门等级标志的政客随从在他耳边小声说：今天是政客的生日。
政客高兴地笑了。他一边搓着手一边说：“我们一定得庆祝一下。”
另一个随从向前迈了一步宣布当天也是他的生日。
“那就更好了。”政客说，他弹了个响指，“服务生，去市场的点心店订生日蛋糕。”
有个记者侧身提醒政客，寿星都是素食主义者，蛋糕里会有鸡蛋。
“那就要不加鸡蛋的蛋糕。”政客说，于是这句话在记者、摄影师、随从、服务生口中都传了个遍，仿佛这个人一下子成了所罗门，在瞬间将最困难的矛盾解决了。
粉色不加鸡蛋的蛋糕终于到了，包着头巾的服务生将其高高托起，被政客的几个武装警卫护送到了桌边。我和贾巴尔这时起身离开。正值午餐时间，室外车水马龙，人力车、摩托车、汽车一片混乱，我对贾巴尔说，他这一趟算是白来了。
“明天我会再来，”他说，“最终他们会看我的稿子并报道。那个政客一小时之后就走了，可我会一直在。”
离开博帕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贾巴尔是对的。我明白，对于新印度，贾巴尔那种缓慢而执拗的激进主义与早年我所报道的电话服务中心职员的狂热状态一样值得去报道。我对这样显著的对立面越来越感兴趣——有形与无形，过去和现在，富裕与贫困，寂静主义和激进主义——在过去的几年中，当我重返印度，看到这片阡陌流金的土地，有时觉得亲切熟悉，而有时又觉得完全陌生。我想要写下人们的生活：城市和农村，富人、中产和穷人，男人和女人，象征新印度的技术型工作和与之无关的艰苦体力劳动。
在每个例子当中，我深入到细节来描述他们的生活。尽管我的观点已清楚明了，我仍然给予每个人发言权。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但我很清楚，是我选择了这些角色和主题，特别是从一个人口10亿、有无穷故事可讲的国度只选了5个方面而谈，我的观点难免会被曲解。在所有的例子中，主要人物我都用了真名（有一些次要人物我不知道名字或者名字经过了改动，但我会在文中注明）。唯一的例外就是最后一章中的主人公埃丝特，她是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要求我保护她的身份。
写这本书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比我想象的复杂。从报道到写作，完成它将近5年，其间印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还是希望这最终是个有机统一的叙述，讲述这个广袤、神奇又极其不平等的国度，阐述新印度著名的代表人物，或是代表旧印度细节的人们，也许能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真实面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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