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和他的时代
——李四光书信简集前言
时间是天然的作者，它会写出每个人的历史和命运；而命运的颠簸又像一面镜子，它能照出每个人的灵魂与气节。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随着时局的动荡不安和风云莫测，发生着与之相应的明显变化——
有人献身于共产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有人投身于爱国运动，成为热血的民主志士；
有人攀高结贵，成为显赫一时的官场政客；
有人安身立命，成为知足的职业谋生者；
……
当然，还有一批人，他们无论身在哪里，处境如何，坚信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因而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奋斗不息，李四光就是其中之一。
李四光献身于地质科学研究工作，因此，他抛开了家庭和个人的安逸生活，经常冒严寒、顶烈日，在人烟稀少的戈壁、荒山、穷乡僻壤中，跋山涉水，攀悬崖，临深渊，登峰探谷，进行野外地质考察，通过现象、抓住本质，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做出正确的判断，提出独创的见解。此期，他在地质学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蜓科化石精湛的研究，奠定了海相石炭二叠纪地层分界、分层和对比的基础。他发现我国第四纪冰川的存在，为第四纪地质、地理和气候等方面的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他应用力学原理，解释地质构造，创立了一门新的交叉科学——地质力学。
李四光踏过多少平原峻岭？大地知道。
李四光登上过多少中外讲坛，发表过多少震撼人心的学术讲演？有中外各国科技档案可查。
李四光出版和发表过多少论著？有中国和世界科技文库可考。
大地之子——来自大地，奉献大地，回归大地。
他走了——面含微笑，两袖清风，无怨无悔。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李四光，免不了与这个时期的形形色色知识分子打交道。那么，他的一言一行也就必然体现出自身的人格和情怀。
李四光，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下张家湾村，一个靠私塾学费和开荒农耕为生的家庭，他从小就读于父亲李卓侯执教的私塾。时值清廷腐朽，帝国列强纷纷入侵，中华民族痛遭凌辱、备受压迫。李卓侯是爱国反清人士，童年的李四光在父亲的教导下，逐渐懂得了什么是民族耻辱。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激发了少年李四光强烈的爱国热忱。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省城武昌开办官费新学堂，有着强烈求知欲望的仲揆听到此消息，便向父母提出去省城报考上学的要求。父亲支持他，向乡亲借了路费，李四光只身离乡赴武昌，考上高等小学堂。李四光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张之洞在武昌办的几所高等小学堂里有一个规定：1908年在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的李四光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不受学制限制，都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日本去留学。尽管鄙视贫穷子弟的当局阻挠,但在李四光的奋力抗争下，他获得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李四光按照中国留学生会馆监督的指定，进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结业后，李四光因亲眼看到帝国列强的轮船在长江横冲直撞欺压渔民，知道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决定选造船专业继续学习，以求船坚炮利救祖国。因此，他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正在学习之时，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等发起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秘密组织。李四光闻讯，立即参加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田良平宅中举行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孙中山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确定政纲：推翻清政府、建设共和民国、维护世界真正和平、主张土地国有、要求世界列邦赞成中国革命事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孙中山主盟，众人陆续自书誓词，李四光的自书誓词：联盟人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李四光，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七月三十日1905年7月30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李四光宣誓完毕后，李四光就成为同盟会创建会员之一，也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16岁的一位会员。
孙中山领着当时只有16岁的李四光宣誓后，摸着他的头亲切地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很好，有志气……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并亲自传授他一些联络手势和暗号。
经过三年的勤奋学习，李四光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毕业，结束了在日本留学六年的生活，立即和湖北籍同学万家壁、黄瀛元、方兴楚、钱懋勋、刘先骛、祝长庆一行七人回到祖国。
1911年初在武昌的李四光清政府对官费留学毕业回国者规定：“进京赴部考试”，李四光被清廷勒令赴京考试。
李四光考试成绩为最优等，授“工科进士”。此时，他不以进士谋名图利，相反，立即投入推翻腐败、落后的当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经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者奋战，清朝帝制垮台，革命政府建立，李四光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为实业司），他的职责是掌管全省的农、林、工、商、矿及一切实业行政事务。湖北的实业当时在国内还比较发达，但因战事影响，一些实业单位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汉口被清兵焚掠，损失尤为惨重。李四光极力恢复、建设首义之区的武汉，正当湖北各项实业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狡猾善变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趁南京临时政府部分领导热衷于议和之机，1912年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
在北京窃取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把政权拱手送给了袁世凯。孙中山虽然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给窃国大盗袁世凯。
孙中山让位后，应湖北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邀请来到武汉，随同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巨、胡汉民、谷钟秀、程明超等。
李四光赴武昌军政府都督府，与湖北省军政界代表迎接孙中山并合影。
李四光与湖北军政府总稽查处处长牟鸿勋（共进会会员，曾兼湖北军政府实业部副部长）、湖北军政府参议熊继贞（日知会会员）等人前去探望孙中山。孙中山听取了李四光对振兴首义之区的实业计划和经过恢复、整顿后的企业及厂矿生产情况。
孙中山离鄂，黎元洪开始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李四光眼看自己的理想已成幻想，对未来中国的前途十分忧虑。在此情况下，想要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已不可能。于是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由，坚辞实业部长职。黎表面上“温语慰留”，实已呈报袁世凯予以批准。李四光辞职后，眼看革命首义地区的胜利果实落到了袁、黎之手，革命力量被分化瓦解，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造反不成，计算年龄还不太大，决心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于是即向孙中山提出继续到国外留学的要求。孙中山认为，他们受打击排挤的革命党人“有功民国，向学甚诚，未便淹没”，便指令列为特案全数派遣
第一批李四光等25名，分别派往英、美、德、法、日等国学习。李四光基于矿产，尤其是煤、铁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考虑，选择到当时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去学习。李四光离开祖国，迎风溯流，破浪前进，走科学兴国之路。他选了采煤业很著名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因为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李四光转而攻读地质专业，从此献身地球科学。
上学期间，为了实践，李四光常到伯明翰大学附近的煤矿做临时工，以掌握煤矿生、存、采的资料。
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学业结束。正在毕业考试期间，李四光的小腿上长了一个脓疮，影响活动，还经常疼痛。为了不耽误考试和节省医药费用，他决定自己动手，用消毒后的刮胡刀片，忍着剧痛，把脓疮和周围的腐肉剔掉，包扎好伤口，继续参加考试。从此，在他的小腿上就烙下了代表他坚强意志的一个大疤痕。
完成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英文），在绪言中引证了中国古籍，以说明地球上重大的地质过程和地球内部的物理状态，早已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记述，诸如：沧海桑田、火行于地及水利、冶炼等有关地学方面的事件。对当时老一辈地质工作者，李四光也十分尊重，他列举了我国的地质学者和二十几位西欧、日本地质学者。他还谈了地质学的现状和自己的观感，绪言中说：“近几十年来，科学普遍迅速的发展，影响所及，促使地质学家也要作出应有的贡献。古老景观神奇般的再现，地球有史以来各个时期古地理的多种推测，自然而然地唤起了地质学家扩大知识范围的渴望；加上开发矿藏的需要日益增长，使得许多西方地质学家把注意力转向新的角逐场——远东。现今，我们所有为量不多的有关亚洲大陆上幅员辽阔的中国的地质知识，大都是在这种时代召唤之下，由那些热心的考察者努力作出的结果。”他提出：“今天，我们要求新兴一代的‘黄帝’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过晚。”（原文为：
It may not be too early for us today to appeal to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the “Middle Kingdom” to realize their
responsibility ……
）“一方面，要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尽力；另一方面，要用得来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去解决有关工业的问题。就地质学而言，需要的是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去倾听和研读自然界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古树残叶的语声和古河道的瘗文’。”［原文为：“Tongues
in the leaves of ANCENT trees and books in the BURIED
brook”（引号系原有的）］论文除绪言外全篇分为地形、地质概况和经济地质三个部分，论文经伯明翰大学答辩，通过，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李四光自伯明翰大学毕业后，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见李四光勤奋、聪慧，想留他在身边继续深造，对他说：“你可以留在我身边，继续从事研究，争取博士学位，经费由我提供。”鲍尔敦见李四光不应声，又和另外几位教授对李四光说：“假如你想出去干一番实际工作，我们可以介绍你去印度（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到我们英国人开办的矿山去当地质工程师。你作为我们英国政府的雇员，你的社会地位和工资都会很优厚。”李四光婉言谢绝了鲍尔敦等教授的厚意，坚决回国。李四光深知，此时虽然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忧惧而死，但国内仍然是军阀混战；国际上列强的明争暗斗不止，万千民众挣扎在痛苦的深渊中，国内前进的道路崎岖、险峻，举步维艰。在国外苦读近七年，目的“蔚为国用”，决心回国，奋力拼搏，走实业兴国之路开发矿产资源。
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后，非常重视北京大学的师资队伍建设。此时，地质学系初期毕业生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亲自考他们，考试的结果使他大为不满。他就带了考试的成绩单去找胡适。
见到胡适，丁文江说：“适之，你们的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的青年人才的来源，我亲自给他们一个简单的考试，每人分到十种岩石，要他们辨认，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及格的！”胡适看那表上果然每人有许多零分。胡适问丁文江怎么办。他说：“我本是想同你商量，我们同去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老人家看看这张成绩单，我要他知道北大的地质系办得怎样糟。你想他不会怪我干预北大的事吧？”胡适说：“蔡先生一定很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胡适同丁文江去找蔡元培，蔡先生听了丁文江批评地质系的话，也看了那张有零分的成绩单，不但不生气，还很虚心地请丁文江指教他怎样整顿改良的方法。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地质学家。1911年，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1921年与翁文灏、章鸿钊共同创建地质研究所。1925年，任北票煤矿总经理。1926年任孙传芳统领区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了《中国分省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著有《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丰宁系的分层》和《中国造山运动》等。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1902年与章炳麟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次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又与宋庆龄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蔡元培立刻想方设法多方探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员，聘请来北京大学任教，委托胡适了解海外人员。胡适自此时起，就常托赴海外的友人替北京大学物色新教员。陶孟和、任鸿隽出国时，胡曾托他俩关心此事，因此，他俩也曾多次写信报告访询人才的情况，如陶孟和自欧洲致胡适信说：
“此间学生，有专门地质者李君四光，曾在伯明翰充助教，若能延至吾校，当能胜任。又有丁君燮林，年只二十四岁，在伦敦充物理之助教，亦不觏之材。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此时胡适对在英留学的李四光、丁燮林有所了解，并推荐给蔡元培校长。
北京大学毕业到英国伦敦留学的傅斯年也受蔡元培委托。他查访后，给蔡校长信中说：
“………我不消说是竭力劝他（指李四光）去的（指应聘去北大），”并说：“李君李四光及丁君（丁燮林），乃英学界之‘两科学家’不特学问大家佩服，即学问以外的事情，也是留英的精粹。他们所学的科学，真能脱离了机械的心境，而入于艺术的心境。……李君（李四光）生平，不仅学者，更是义侠之人。此间的留学界很多称道。”“李君不甚愿应北大之聘（欲就西南），我看先生还是竭力聘去好，定于北大有多少益处。”
此时，蔡元培已对李四光有所了解。
巴黎和会期间，
“五四”运动反对巴黎和会偏袒日本、牺牲我国主权的行径，才组建了中国巴黎和会考察团中国巴黎和会考察团团长梁启超，团员丁文江、徐新六、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和杨维新）。随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兼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的考察团团员、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在巴黎时得知李四光在英国留学攻读地质学的情况后，特地找到李四光，说明中国迫切需要自己培养地质人才的问题。他说：“培养地质人才，是当务之急，希望李四光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还了解了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欲请他来中国任教。丁文江回国后，向蔡元培校长建议：第一，请李四光先生来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主讲岩石学等课；第二，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先生到中国来，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学，一面主持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顾问技师，后任古生物研究室主任）。蔡元培校长接受了丁文江的建议。丁文江立即委托其弟丁文渊（丁文江的四弟，在英国学习）到伦敦请李四光回国到北大任教，丁文渊到伦敦后，李四光正在英国东部实习。丁文渊就和丁燮林一道到英国东部的锡矿山康为瓦尔（Cornwall）找到李四光，谈了请他回国任教之事。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地质学家。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塞达堡。189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地质系理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古生物学助教。1900年，获哈佛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01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20年，应聘到中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侵华日军送进北平集中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自由。发表了《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中国地质史》（直译应为《中国地层学》）和36幅亚洲古地理图，《年代的韵律——脉动理论，地球历史的新观点》、《由脉动学说论古生代地层之分类》和《中国地层学上间脉动期的意义》等。
蔡元培校长立刻应允，随即聘请李四光与丁燮林来北大任教。
此时，李四光离开英国到法国、德国等地区考察地质（考察了有关矿山和地质构造，并到柏林等地察看了战后景况），又从德国横跨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Alps）登上了主峰勃朗峰（海拔4800多米。许多高峰终年积雪，山谷冰川发育）考察冰川地质。当时摄下的有关阿尔卑斯山冰川的照片，他一直保存着。李四光在德国主要是在某些地区察看一般认为典型的地质现象和学习德文。在此期间，还由地质学家史蒂勒（Stille）介绍加入德国地质学会。
秋末，李四光在柏林接到由伦敦转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电报。
李四光从德国给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英国伦敦留学的傅斯年去信，询问北大的情形。
李四光考察结束，回到英国伯明翰大学。
冬初，李四光从傅斯年的回信中，已了解到一些蔡元培校长整顿北京大学的情况，因此决定接受北大之聘，准备回国教书。从伯明翰携行装到伦敦，会见了丁燮林（受聘北大物理系）、王世杰（受聘北大法律系）一道筹划回国。
此时，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邀请李四光去作演讲，李四光应允，并及时赴法国巴黎，开始准备演讲稿。
李四光准备讲演稿时（1919年11月22日），囯内情况浮现在眼前……1916年打着拥护共和幌子的袁世凯，却干着复辟帝制当皇帝的勾当；云南蔡锷起义，组织“护国军”讨袁，各省纷纷响应，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忧惧而死，但国内仍然是军阀混战；国际上列强的明争暗斗不止，万千民众挣扎于痛苦的深渊，所谓西方的文明也不过如此而已；在国外苦读近七年，现在就要返回苦难深重的国土，深知国内前进的道路崎岖、险峻，举步维艰……激情迸发的小提琴曲涌上心来，李四光即在随身携带的八开12行五线谱纸上，毅然提笔，谱成一首名为《行路难》的小提琴曲——中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由此诞生了。这首乐曲的曲调与其曲名是一致的，它低沉的主调中带着亢奋的强音，起伏交错之间伴随着奔放向上的旋律：“………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鲜明地抒发了他在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环境中，履行孙中山先生嘱托“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坚强信心和艰难历程。
讲演稿准备好，题目是《现代繁华与炭》（《太平洋》第2卷，第7号，1920年），题目就明确了能源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报告中，他首先指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真正科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接着谈了能源与繁华的关系。他列述了国内的煤田和开发情况，并精确地估算了我国煤炭的储量。可见李四光对祖国能源倾注的心血。他接着说，愈趋于繁华，煤炭、石油的消费量必然年年增加。有什么东西什么方法替代有限的煤、石油以维持人类的繁华？进而谈了利用天然能源的问题，他把天然能源从其由来分为：一、源于天体的运转者（天体转动的，如潮汐力）；二、源于原子的爆裂者（原子裂变）。他把“原子裂变”作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与当时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1919年开始原子核反应研究，几乎同时；三、由太阳送来的势力（包括直接的太阳辐射能和间接的水力、风力等）以及蕴藏于地球中的热能等，进行了广泛系统的论述。这就是他一直惦记着的持续发展及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之后，随着这个问题又提出了“节煤和煤的综合利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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