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散文会唱歌的墙》 - 葛一敏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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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最散文会唱歌的墙

書城自編碼： 197161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中国现当代随笔
作者：葛一敏
國際書號(ISBN)： 9787539953069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07-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64/29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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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好的散文篇章应如四季，凉中有热，热中有凉，凉热合流，荡涤灵魂，《最散文.会唱歌的墙》就是这样一本沁人心脾散文集。
最好的年度散文
莫言李敬泽毕飞宇于丹王干周国平林青霞麦家刘心武白岩松……收录他们最好的年度文字
精彩+经典绝不容错过

內容簡介：

江山初雪，梅香正浓。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最散文会唱歌的墙》付梓面世了。如同一年一度的年夜饭一样，这本2011年度散文年选也是我们编者的年夜饭。待到将合适的篇章选好，回顾起来，我们忽然觉得，这满目佳肴居然也应和了春发、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之韵.

關於作者：

莫言、李敬泽、毕飞宇、于丹、王干、周国平、林青霞、麦家、刘心武、白岩松等都是一个时代的先锋作家，每位作者都有独特敏锐的眼光与深刻超然的思想，众多大家思想的汇聚与碰撞，定能激起每位读者心灵与思想的火花。
一句话广告语：此卷在手，四季在心。春夏秋冬，一切皆好。
最散文,一个时代最先锋的思考者们最好的年度文字。

春之章
关于菩萨的几件事·柴静
这世界其实挺美好的，能让我心碎·柴静
什么叫气质？·柴静
活着活着就老了·冯唐
大欲·冯唐
大钱·冯唐
谁主沉浮·周晓枫
落日故人情·周晓枫
茶不知名分外香·潘向黎
茶洗葫芦茶洗钱·潘向黎
听，茶哭的声音·潘向黎
我的秘书生涯·朱零
我的厨师生涯·朱零
我的宿店生涯·朱零
羊的冬天·李娟
失踪的生活·夏榆
埋魂记·雷平阳
江水三题·雷平阳
夏之章
在母亲心里流浪·刘醒龙
会唱歌的墙·莫言
阿克曼、外祖母和德累斯顿三题·
刘震云
流年·彭学明
王三三题·鲍尔吉·原野
信任·格致
离娘肉-冉正万
父与子的战争·王十月
怀抱浮图·荆歌
诗意的渔事二题·刘春龙
城市的食欲·丛桦
沙漠玫瑰和杀手比尔·于馨宇
秋之章
鱼与剑三题·李敬泽
人类的动物园·毕飞宇
棋形不好·张炜
酒之品五题·于丹
不相信的能力·王干
两性之间·周国平
理想的上下级·陈思呈
水知道·苏沧桑
风在喊·豆春明
窗里窗外·林青霞
飞行的世界·宁明
不要把佛信得那么痛苦·张丽钧
虚荣是罂粟的譬喻三题·麦家
冬之章
从今不怵这只杯·刘心武
梦游街·骆以军
随身物品·李方
天下才子，唯先生一个·徐海蛟
悲惨的人生，温暖的写作——写给萧红百年诞辰·魏微
与一把京胡的对话·甘典江
托养所手记·塞壬
黑白玉·王啸峰
做一些无用的事·白岩松

內容試閱：

关于菩萨的几件事
　柴静
　一
　
前两天听家人说件事，有个搞房地产的同志，发了财，修了一个大庙，金光灿灿的，搞了一个落成典礼，架了个大台子，请小沈阳演二人转，四村八乡的同志们都去看。
　他特别慷慨，把乡亲们往庙里让，一人发一把香，“来来来。”
　人稍一多点，他又不痛快了，“别许太多愿了，这是我家的佛。”
　二
　有一年我在越南，看见地上一把香，歪插着，袅袅地供了好几位。
　仔细看，一个是菩萨，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中国皇帝，脑袋上顶着玉冠，还有一个是圣女贞德。
　问他们，这是怎么个供法。
　说：“哎，就一把香嘛，总有一个灵的。”
　三
　原来认识好几位同志，都属于挺聪明的人，但际遇不太好，有天就突然消失了。
　再过那么两三年，有一天出现的时候，面目完全改换，行头也变了。
　跟你讲他是怎么在大师教导下顿悟的，痛哭流涕后，从此嘴角都是莫测的一缕微笑。
　说话特别玄，前生后世的，你要有点疑问什么的，他就怜悯地看着你：“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无知”。
　有次跟沈浩波聊起来，他说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找他出书，说要启蒙大众，他一开始也特别纳闷，聊深了明白了。
　他笑：“这是另一种功利，这种多快啊，哥们我悟了，瞧我比你们都高。”
　四
　最近有的新闻杂志简直吓我一跳，满天神佛，写得神乎其技。
　前几天碰上一个开书店的人，满面愁容，他爱人清华毕业的，看了这些报道，现在要把家产都变卖了，上山去。
　我认识一位喇嘛，几年前一起吃饭，一些人说起各种神迹，他笑着听，不评论。
　我问他怎么看。
　他说：“我不能说这些东西肯定不存在，我只是说我从没见过。”
　他夹了一口菜说：“只不过真正的僧人只是像妈妈一样，讲最普通的人生道理。”
　
　这世界其实挺美好的，能让我心碎

　第一次看这个视频，一个赤膊的精壮汉子,夹烟的手定在空中，说不出脸上是狂喜还是痛苦，唱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一仰头狠狠把下牙床一绷，嗯，这人身上有股能豁出去的劲儿。

　见他的时候，他俩已经成名了，很多媒体围着采访。他正给别人签名，签得龙飞凤舞的，我才知道他叫王旭，有人说：“您这字儿是练过啊？”
　他面无表情，“天天一大车一大车的货都得签字，不签名字要扣钱的”。
　他职业是个仓库保管员。
　我俩握手，边上有人对他介绍我“这是谁谁”，说完停顿一下，等他反应。

　他像没听见一样，没假装说哦你好你好，也没问“谁？”就两大眼珠子看着我，严肃地说：“你手挺凉的，找个暖和地儿吧。”

　他俩上春晚前，彩排的时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旧绿裤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来色的毛衣，满脸萧条，问他在春晚上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

　他拿个装胖大海的铁杯子，嗓子感冒，哑的。也不担心直播的时候唱破了，“破了就破了”，春晚只让唱一首歌，他觉得这一点不如在地下通道里唱，“痛快”。
　我问：“那什么感觉，来劲吗？”

　“嗯，非常来劲，非常过瘾。有的时候过道里人特别多，来回过，人的声音嗡嗡嗡嗡，我烦那个声音，我就要唱崔健的歌，吼老崔的“一，二，三，四……”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对，唱完一段之后，再看，消停了，没有一个人吭声。”
　2

　农民工很多，唱歌的也不少，但这种劲儿的人少，他四十四了，这个年纪的人，有的都在家里踏实当爷爷了，他还在地下唱摇滚。

　他十六岁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成方圆唱《游子吟》，对那个“六弦琴”感兴趣，坐火车去开封花四十五块钱买了一把金龙牌吉他。这是民权县第一把琴，买回去之后，县里没人会这个，他对着吉它看来看去。“我就想，这7个音，1，2，3，4，5，6，7，i，这六根琴弦，怎么能发出七个音？挺纳闷的当时，然后就来回抠，抠了很多天，左手手指不经意间按到弦了，一拨，还有音，这就知道，哦，按着也能出声。然后就开始找，1，2，3，4，5，6，7，i。”
　他愣是自己把和弦都找出来了。
　我问：“不知道你在农村里面拿把吉他唱歌，是受人羡慕呢还是？”
　他说：“二流子，比我长一辈的人都说我二流子。”
　我以为这话听了让他有点难受。

　他说：“没有，管他干吗啊，我弹我的，那个时候我门口那条公路上车少，是民权通往菏泽的省级国道，我们就在马路边上走着，抱着吉他走着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不然就是‘阿里，阿里巴巴’，瞎吼。”
　这样的小男生，不分时代地域，哪儿都有一小撮，但一般稍长大一点儿就被制服了，人都得活着。
　3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他就承包了一个苹果园，一百多棵苹果树，种的不怎么好，但日子过得痛快。

　没两年苹果树就都死了，刨了种庄稼。小麦、大豆、花生、棉花、玉米、西瓜、甜瓜，到冬天还撒了两亩地的菠菜，小菠菜，拿着种子一撒，也不用管它，到后来就拎个小篮子、小铲子，想吃几棵挖几棵。
　他年青，力气大，不觉得苦。

　说起春天播完种之后犁地，他是真兴奋。“那个麦子，播完种之后都是一条一条的沟，得拿一个很沉实的木板，你要力量大的时候，你想绑多宽绑多宽。就那样，绑上根绳，从地这头往那头走。弄过去之后，看着可好看了那个地，平展展的。然后一溜一溜一溜，整整齐齐的麦苗都长出来了，看着好看。”
　有生命力的那个壮阔劲儿他喜欢。

　但农民种地没什么效益，八十年代末，农业负担开始加重，再怎么下力，一年到头种的东西只够自己吃的，挣不着什么钱，只能图个痛快。盖个看苹果的小庵子，晚上几个人坐着，“抱着把吉他，边上四五个人，有烟，但是不喝水，就那样，想起一出唱一出。苹果地离马路非常近，马路上也有人，在那儿站着听，我就唱。有的就骑着自行车直接从马路上就下地了，‘我离可远都听见你唱歌了’，就坐在那歇会儿，抽支烟，聊会天，继续唱，那样。”

　但一两年后，跟他一样大的都结婚生子了，就他一个人，吊儿郎当每天在那晃悠。后来不结婚也不行了，老被人打听：“一打听你，什么都行，就两样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他找媳妇，一见面拉着人家的手，哭诉了一回身世，媳妇“可怜”他，就嫁了。很快也生了儿子。
　如果没有选择，也就这么在生活的框里过下去了，一笔一笔，填满就算。
　4

　1989年，县里来了歌舞团，要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巡演。他想去，老婆死活跟他闹，他说那我怎么也得走。“喜欢啊，就想着，那个东西勾着魂，那时候感觉是什么东西都拉不回来的。”
　“什么东西勾着你了？”

　“就想去唱歌，还有他们那个氛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能唱歌了，能唱给好多人听了，谁也拉不住我，就这样想，就一股劲的想往外走，出去了，老婆特伤心，抱着个小孩子，那么长一点”。

　那时候歌舞团一共十三个人，搭台，绳子，吊灯，拉幕，独唱，伴唱，他都干，他烫个大头发，穿个皮裤，穿个高跟皮鞋，穿个红色的衣服当演出服了。
　团长安排他在民权的一个乡里演，他往台上一站，刚准备起范儿，底下有人认出来了，“哟，那个是卖苹果的！”
　我问：“还唱得下去吗？”
　他说，唱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到“你这就跟我走”，底下就有人接话“你早就该走了。”

　一年到头到了春节，农民歌舞团一天五块钱，他回家带回去20块钱，里头还有跟别人借的10块钱，“手冻得红肿，手冻得这么高，都裂着大口子。回家了，那时候感觉老婆的被窝特别暖和，往里一钻，再不想出来了”。
　5

　他跟老婆一起卖馄饨，九十年代初是就近进城打工，选择也不多，民权有个葡萄酒厂，上完班有吃夜宵的，就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他们得准备一百个碗，“卡卡一排，碗是干净的，我这调好的料，配好的料，放在桶里，卡卡，放在桌上就摆了一大片，一看，那些人呜呜地就出来了，冲这边就过来了，赶紧的，汤卡卡一盛，馄饨往里头一扔，霹雳啪啦，管它多少，反正5毛钱一碗，就开始端，端完之后又一轮，端完之后又一轮，挺紧张的，紧张完了，忙了一身汗，然后等他们走了，收摊，回家，睡觉。”

　后来又卖小百货，卖年糕，卖菜，给人加工鸡蛋糕，收花生。王旭说起鸡蛋糕来格外有股子香甜劲儿，“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加工的都是足料，料是足的，有的在里头面粉多，鸡蛋少，或者说蜂蜜、白糖，糖精什么的，我就是纯砂糖，纯蜂蜜。”
　他说：“我是主张那种一分利的人，我不是主张两分利的人。”

　他就这么忙忙叨叨的，只有去县城里头去买东西，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带着老婆，才想起唱歌的事，刚唱一句“春去春会来……”，“我老婆说‘唱什么唱啊，哭了似的’。特伤我，不唱了。然后就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这个行，特逗，挺好玩。”

　但小买卖做不成气候，还常被抄摊。90年代末，河南的出外打工大潮开始了，他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天十块钱，没别的就业，就靠便宜出大力，“上面拆了房子，我就在底下哗哗就弄，一头一脸的都是土，到最后就露个小眼睛，一张开嘴，牙是白的。”
　春节在黄河小浪底，他为了拿一百多块钱的加班费不回家。
　大年三十值班，“那时没人，一个大山里面，感觉回音特别好，就吼呗，唱呗。”
　在山里头，黄河小浪底，就唱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不凄凉，也不自怜，唱累了，算一会儿一百多块钱怎么花，再唱一阵子。
　6

　2000年，有亲戚打电话说你不是会唱歌吗？他说还会点儿，人家说那你就过来北京吧，他扛着给人家的一包花生就上了车。

　“快到西站的时候，心里直跳，首都啊这是。做梦，就突然间就来了，就到北京来了，看着那火车外头那灯光，灯火辉煌的，真好看，我说一晚上得浪费多少电啊，八毛钱一个字在我们老家，然后就来了。下了车直接就拉清河去了。”
　我纳闷：“叫你来不是来唱歌的吗？”

　他说：“其实是给KTV包房烧锅炉去了，烧锅炉一个月给五百块钱，五百块钱也不少，我在家一年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那你那时候能上KTV唱去吗？”

　他说：“唱啊，也上去过，趁老板不在，几个人噌噌爬上去了，唱唱，还没唱两首，底下一个人上来，闷声喊，老板回来了，就放下。也能洗澡，也能唱歌，也能挣钱，多好。”

　他看KTV门口别人开排档，向妹妹借了三四千块，就跟经理申请把门口的摊承包了，什么都弄好，干了一晚上，经理一看生意好了，半夜就找他谈话，“老王，这个东西你确实不适合，你还得烧锅炉，锅炉这个东西，一会儿离开人了就不行了，所以说我还是给你收回来吧。”
　收回去，经理自己就干去了。
　我说：“你当时也不跟他急啊？”

　他说：“我哪敢急啊，我敢急吗？一急，走啊，没地儿去了，烧锅炉就烧锅炉吧，我说那我要来喝酒免费啊，他说行行行，免免免。”
　烧完锅炉，夏天，王旭穿着大裤衩，往小摊上一坐，“喝酒，吃小菜，往狠了吃，气得我。”
　到最后锅炉的活欠他半年工资没给。他待不下去，回家了。
　7
　2003
年北京有地方要仓库保管员，他说那不得记账吗？我只初中毕业。电话里那人说1+1=2你知道不？他说知道，人家说那你就来吧。

　来了没几天就闹非典了，人都不让出去，几个同事坐那山南海北就那么聊天，说，哎，你唱得真不错，你怎么不去酒吧啊，他说去哪个酒吧，同事说你打电话找吧。

　老板办公室里有电话，他四下一看没人就进去了，打，拨114，“喂”，他还得看着两边，低声说，“麻烦您给我找一下全北京市酒吧的电话。”
　114倒没崩溃，很镇定地说：“就三个”。

　打了两个，都不要人，又打最后一个，在三里屯，说正好缺一个歌手，他真被看上了。但从他打工下班到演出相隔两个小时，“我算着倒两次车蛮可以赶到，结果一到国贸就堵，一到国贸就堵，堵得我要命，迟到了三天”，他说，老板，明天我还来不，老板说，那你说呢？他说那我就不来了呗，老板说对，我就这个意思。
　再没别的路子了，就下了地下通道。

　第一次去公主坟地下通道，他就顺着那个边上溜溜达达，溜溜达达，终于走不动了，结果贴着边一坐，不敢唱，把琴放在那儿，又背着琴又出去了，买啤酒去了。买完一瓶回去，还是不对劲，还不够，还没壮起来。又回去，又买一瓶喝，还不对劲，又买一瓶喝，三瓶，才往那儿一坐，才敢弹。

　一开口唱了，雄心就起来了，“我有一套自己的方案，我都想好了。我这两天在公主坟唱，我会顺着再往东唱。唱南礼士路，唱复兴门，唱西单，唱王府井。”
　我明白了：“哦，要直逼北京核心。”

　终于有一天唱到天安门去了，他背着琴在前门的通道里一溜达，后面有个保安就来了，他心里通通跳，心说这个地方肯定不让唱，躁眉搭眼回去了。以后还是公主坟通道吧，“冬暖夏凉”。
　8
　后来他就守着公主坟通道唱，有一年里头施工，就那么呛着，嗓子里，像小针扎的，不停地扎，咳嗽都是黑色的痰。

　他不能停，也不想停，声音小点也不愿意，“不能不唱摇滚”。他也害怕不能再唱，就锻炼自己的肺，练憋气，“我能憋两分多钟，最长的，憋两分四十几秒好像”。加上跑步，倒立。
　他说，“给你来一个”，直接脑袋点地就折墙上了。我端详了一会儿，说哦，你那腹肌是这么来的。
　我说：“但你这个治病的办法，让人听着挺辛酸的吧反正。”
　他说：“这有什么辛酸，不挺好吗？锻炼身体，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我也去不了医院。”
　这么彪悍的人，只怕城管。
　“你被赶过吗？”
　“那能不赶啊，谁都赶，他赶，前头赶，后头走，他走了我们再来，打游击呗。”
　我问：“他会觉得被人瞧不起吗？”

　王旭说：“有过，但是那个东西一闪就过了。最重要的，我觉得我还得去生活，你瞧不起我，我是拿我自己真正的东西来换回我需要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瞧得起瞧不起的，我们都在上班。”
　9

　他也想过要出名，在草桥住地下室的时候，有天有人拿张单子给他，说：“《梦想中国》海选，你拿着去吧。”他不知道海选是怎么回事，那上头写着要个艺术照，“又花几十块钱，戴着个帽子，然后穿了个短袖，侧着个身，脸上还涂点粉，照了个所谓的艺术照，有点朦朦胧胧的，把脸上的褶盖上了。”

　六月份，多热的天，在望京那个大院子里头，早晨六七点钟去，一直排到下午三四点，最热的时候，那些人挤满了那个大院子里，一圈一圈的，随着那个漩涡一直在转，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最后想出都出不去，“我说我不报了，走吧，走，出都出不去，就那样，好不容易排到跟前了。刚开口唱‘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好了，下一个。”
　“两秒钟啊？”

　“就这样，一两秒钟，下一个，就这样，晒得晕晕乎乎的就走了，饭都没来得及吃，所以说第二次《星光大道》2007年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说我们在五棵松这有一个海选，你过来吧。我说知道了，好，谢谢你，电话一挂，还他妈海选，吓死我了。”
　他从此就死心塌地在通道唱了，有一天唱《安妮》，边上那个摆地摊的大姐，扭头卷东西走了。
　他纳闷，后来才知道是把人家唱哭了给。

　还有一天他正唱《英雄》，有个姑娘路过，听完说，你再给我唱一遍，他那个时候一高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状态就来了，给她升高了半个音唱了一遍。“唱完了，她说，大哥，我能抱你一下吗？我说来吧，还拥抱了一下，然后觉得特温馨，第二天跑单位里还跟同事贫。”
　他挺自得其乐的，干自己喜欢干的，能挣点钱，还能得到人心的奖赏。
　10
　他在通道里认识了另一个唱歌的人叫刘刚。

　刘刚是东北人，当狱警的时候，天天端枪对着树林里的坟堆站着，“晚上有点害怕”，对着林子唱歌壮胆，后来买了把吉他，钻到大鸽子笼里头练。退伍后失了恋，什么也不要了，带着吉他来了北京。跟亲戚一家三口挤一张床，有次饿得不行把锅卖了，换了两块钱。

　后来卖盗版DVD，小百货,出租碟……娶了媳妇，媳妇把家里的工作辞了跟他来北京，给别人做那种在饭馆常见的塑料套的一次性筷子，一袋子是5000双，串满一袋子是10块钱。他说：“要是可劲串，串一天一宿串两袋子，一整就干到后半夜。”一家三口一年下来，根本攒不下钱，有的时候还得跟朋友再借点。
　我说：“你算是为了你的音乐来的，她为了什么？”
　“她就为了跟我在一起。”
　“可是来了之后是很真实的生活，吃苦受累，那么小的房子，天寒地冻。”
　“都跟我受了。”
　“你不心疼？
　他眼睛红了一会儿，说：“心疼，她说我不图你什么，只要你对我好，快乐就行，那种。”
　“人在心里头总需要有一个归属，你在那个生活里头，你觉得你自己有吗？”

　他说：“其实每天唱完歌背着琴从通道出来，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有下班的，挤公交的，那种心情让我感觉，这世界其实挺美好的，能让我心碎。”
　11

　8月的一天，他俩和另一个朋友在刘刚家“开演唱会”，喝了一点儿，几个人开始唱，第一首唱的就是《春天里》，啤酒喝得挺酣的，说脱了唱吧，刘刚说：“我可有六块腹肌，你敢脱么？”王旭挺狂“嘿，我怕脱了伤着你们。”就这么赤着膊，唱到十一点要散了，朋友拿手机，说录一段吧，王旭说，再唱一遍“春天里”。就这个视频，被朋友用手机拍下来传到网上，点击过了千万。
　我跟王旭说：“很多人是被你那句，‘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打动。”

　他说2010年上半年，当时喜欢这首歌，“喜欢得发狂，发痴发狂”，一天要唱很多遍，QQ签名上写，“如果等我老去那一天，等我死了的时候，不要在我的坟前放哀乐，就给我放这首《春天里》。”
　“你是觉得这唱的是你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是，它在写我的历程，它在说我的历程。”
　12

　他们也有了歌友会，拿支一次性筷子粘只钢笔当标志，朴素得很。当中有一个电焊工，从东北来看他们，我问这小伙子：“你为什么要来？”他说：“这歌里有一句‘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每次听我都要哭一场。”
　我说：“是为你自己还是为他俩？”
　他说：“为他俩。我至少还有个房子。”

　在星光大道总决赛的时候，每个选手都要请一个往年的冠军一起唱，王旭和刘刚去找老毕，说他们不想请冠军，想请另一个人——一个被淘汰的选手。

　刘刚说：“那个孩子特别不容易，才二十一岁，他视力非常有问题，头发是白的，但是他也会弹吉他，吹萨克斯，歌也唱得特别好，我认为自己跟人家比，比不了。在我心里，我认为他已经是冠军了。”
　他说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敬重。

　在歌友会上，他们仨站在台上，唱《北京，北京》，那个孩子唱第一句，但话筒忽然没声了，他没停下来，也没东张西望，就是把话筒拿开，大声唱了下去：“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他触骨般的心跳……”
　他们三个的声音一起加进来合唱“……人们在这里挣扎着相互告慰和拥抱……北京，北京……”
　13
　采访的时候，我问王旭：“有一种声音说，他们担心旭日阳刚只是昙花一现。”
　他说：“要说我们是昙花，我觉得我们要开得非常灿烂，这一瞬间也开得非常好，是吧？”

　他们这二十多天被媒体包围着，“对广大农民工说些什么吧”“对河南人说些什么吧”“对民权的父老乡亲说些什么吧”“对湖南的省委书记说些什么吧”……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他用“可怕”来形容这个成名的过程，“等于两个人没有拿到执照，没有拿着驾照，开着火箭就上天了，多危险，然后很容易迷失方向，等你迷失了方向，你再想回来，就麻烦了。”

　他在歌迷会上说他现在挺“害怕”，这是他少见的软弱时候，“那个歌词就在写我们，‘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还是那么悲伤。’就这样。”
　我问：“应该是喜悦才对，为什么有更深的迷惘？”
　“走不好，就会掉进去，把自己给丢掉了。我很不想丢掉自己，要实在不行，我宁愿回到我的以前。”
　“你没辞职吗？”
　“没有，他们让我辞，我没辞，我说我就不辞，就跟你们签合同，还要签，今年就签了。”
　“但你现在也不可能回去上班，那他干吗给你留着这个位置？”
　“老板说你尽管走，以后走不动了再回来，我说我就记着这句话”。
　14
　我问过他：“要没有这个视频，没有这个网络，也许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
　他接过去说：“那也很好，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很普通的普通人。”
　他原来是打算就这么一边看仓库一边在地下唱歌，唱到六十五岁。“唱不动，回家做个小买卖，得了，没有别的想法。”

　他让我想起老罗说的那种人，“看一个人不是看他最终成为了什么人，而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什么人。比如说韩寒当时没有成名，后来没有赚到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的女朋友等等。但又怎么样呢？如果有一天路过上海郊区的那个小镇，碰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叫韩寒，如果你有幸跟他坐下聊聊天，你仍然会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人。”
　能跟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看了春晚他俩的演出，我想起前阵子采访完，我们去了地下通道，王旭戴个黑绒线帽，一脸黑扎扎的胡子，抱了吉他说，唱一个吧。

　我说：“唱什么？”他说：“《笑着哭》。”我没听过。他轻捻弦索，唱这歌“生命就像一场云游，坎坷也是一种收获……伤痛就像一次放声歌唱，唱什么，有谁能够明了……突然间我感到如此狂喜的悲哀，拥有一切只不过笑着哭……”
　唱得太野蛮了，通道里荒草丛生，人来人往突然都消失不见。
　唱完他啧了一声，说“不好，还是得夏天，喝点，咱们再来唱”。
　嗯，春晚会过去的，但夏天有的是。
　
　什么叫气质？
　1
　小时候，我想过一个问题“什么叫气质？”
　有个同学很严肃地回答我，听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有气质，我找了个磁带，听了半天，没听见什么叫气质。
　当时《读者》上有个台湾的“傻大姐信箱”，经常回答各种人生困惑，有一次有人也问“什么叫气质？”
　大姐回答得很抒情，“气质就是春雨的沛润，夏风的迤逦，秋日的甜美，冬云的飘逸”。
　我盯着这几个排比句琢磨了一会儿，就放弃了这事。
　2

　前阵子吃饭的时候，有位男同志中途来了，一见刘瑜，握手寒暄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您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了？”
　刘老师刚从剑桥回清华教政治学，这位同志可能认为总算找着了一个能用术语对话的人。
　整个一晚上，他都雄踞一角，说着各种洋气的哲学和政治派别，说到外国人名就上英文，弄得本来八卦的饭局气氛全无。

　我想起刘瑜前不久一篇文章，意思是爱说教的人不爱直视人生经验，特别爱翻山越岭，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但不说“董仲舒说”或者“张春桥说”，非要说“施密特说”。
　她写，“你可能会问，施密特是谁？—这就对了，如果你也知道了施密特是谁，好些人还怎么用它装神弄鬼？”
　3
　伯林是个有名的哲学家，有人敬畏地问他：“您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老头子说：“根本没这玩意儿，什么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都是任意武断的概念。”
　那人又问：“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他说了个故事，有个教哲学的老师给学生上第一课，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当律师，有人当官员，有人当士兵，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处。但有一点可以向你们保证，上完这个课，你们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娃娃
　（一）
　走到公园门口，我已经渴坏了，买了瓶冰橙水。
　一进公园，简直要昏过去了，几天没来，都是人，到处是摆摊设铺的点儿，大声叫卖，草地全踩秃了。

　走到湖边，有二胡的声音，是《走进新时代》，我扫了一眼，是个盲人带个小孩子，坐在路沿儿上，面前放着只有两张毛票的空盒子。唉，现在连乞讨的也有了。
　实在没地儿，在路的另一边有树遮头的石头上坐下了。
　没一会儿，听见有人很急地走过，咚一声，一个空塑料瓶子扔在地上的声音。

　我下意识回头一看，是路过的人把刚喝完的饮料瓶子顺手扔在盲人乞讨的纸盒子里，脚不沾地，头也没转一下就走过去了。
　那个盲人自顾自拉着。
　我正要回过头继续看书，那个小孩子伸手把瓶子捡了起来，他手太小，只能用两只手搂在胸前。
　我以为他想丢出盒子去，或是拿着玩，要不就攒到什么布袋里去。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
　我也站起来了，想看看他到底干什么。

　这个娃娃大概两三岁，短头发，穿个脏得看不出模样的灰绿背带裤，分不清是男是女，就搂着那个瓶子，摇摇摆摆往南走，走了大概二十多米，在大人们的腿中间，一会儿能看见，一会儿看不见。
　然后，他站在一个垃圾桶前面，打量了一下，把这个空瓶子扔进去了。
　我看着他走回来的样子，向他笑。问：“你多大了？”
　他显着对生人还是挺警惕的样儿，没回答。
　他坐回到地上，盲人自顾自拉着，我蹲下，把买的水打开，递给这娃娃。
　他用两只手搂在胸前。
　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下意识去掏裤兜。
　“一百。”小孩子说，河南口音，是个男孩。
　我笨拙地说：“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吗？阿姨刚才看见你扔瓶子到垃圾筒啦，你真棒！”
　他肯定是听不懂。我就冲他顶了个大拇指，他笑了。
　然后我说：“跟阿姨说白白。”
　他摇摇小手。
　走了很远我回头看，他把那水给那盲人喝。
　（二）
　王军的儿子五岁。
　在幼儿园洗手，被另一个男生挤到一边。
　小娃娃没作声，等在边上。
　老师看见了，批评那男生：“你怎么回事？”
　那男生说“不是我挤他，是他挤我。”
　小娃娃还是没作声。
　老师怕小孩儿心里不舒服，把这事儿给王军说了。
　回来的路上，他对儿子说：“别人要挤你你别当回事儿。”
　娃娃说：“我没觉得他要挤我，他只是特别想在那个龙头那儿洗手。”
　（选自新浪柴静博客）
　
　活着活着就老了

　
冯唐
　日子一天天一年年过，生日蛋糕上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插蜡烛了，可总感觉自己还年轻。
　还没老。

　我老妈老爸还健在，一顿还能吃两个馒头喝一碗粥，还能在北海五龙亭腰里系个电喇叭高声唱“我是女生”，还能磨菜刀杀活鸡宰草鱼。我头发一点还没白，大腿上还没有赘肉，翻十页《明史》和《汉书》，还能突然听到心跳，妄想：达则孔明，穷则渊明，林彪二十八岁当了军长，杨振宁三十五岁得了诺贝尔奖，或许明年天下大乱，努努力，狗屎运，我还赶得上直达凌霄阁的电梯。老相好坐在金黄的炸乳鸽对面，穿了一件印了飞鸟羽毛的小褂子，用吸管嘬着喝二两装的小二锅头，低头，头发在灯光下黑黑地慢慢地一丝丝从两边垂下来。她吸干净第二瓶小二锅头的时候，我还是忘记了她眼角的皱纹以及她那在马耳他卖双星胶鞋的老公，觉得她国色天香，风华绝代。
　但是在网上看了某小丫的文字，《都给我滚》、《发克生活》，第一次，感觉到代沟，自己老了。

　那些文字，野草野花野猪野鸡一样疯跑着，风刮了雨落了太阳太热了那么多人刚上班早上八九点钟就裸奔了。我知道，这些文字已经脱离了我这一代的审美，但是同时感到它们不容否认的力量。我知道，人一旦有了这种感觉，就是老了，仿佛老拳师看到一个新拳手，毫无章法，毫无美感，但是就是能挨打，不累，仿佛韦春花看到苏小小，没学过针灸按摩劈叉卷舌，没学过川菜粤菜鲁淮阳，但是就是每个毛孔里都是无敌青春。

　码字，其实真没什么了不起，本能之一。有拳头就能打人，有大腿就能站街，把要说的话随便放到纸面上，谁说不是文字？小孩能码字，其实也真没什么了不起，再小，拳头和大腿都已经具备了。《唐书》说白居易九岁通音律，冯唐十七岁写出了《欢喜》，曹禺十九岁写出了《雷雨》，张爱玲二十二岁写出了《倾城之恋》，即使看那些大器晚成作家的少年作品，基本的素质气质也都已经在了，只不过当时没人注意到，以为老流氓是到了四五十岁才成了流氓。所以不想因为某小丫的年龄，简单粗暴地将她归类到八零后。贴一个标签，拉十几号人马，最容易在文学史上占据蹲位：近代在国外，有迷惘一代，垮掉一代，魔幻现实；“四人帮”之后在中国，有伤痕派，先锋派，痞子派；深入改革开放之后，有下半身，七零后，美女作家，液体写作，八零后，一路下来，标签设计得越来越娱乐，越来越下作，越来越没想象力。

　文学，其实很了不起，和码字没有关系，和年龄没有关系。一千零五十年前，李煜说：“林花谢了春红”。一千零五十年间，多少帝王将相生了死多少大贾CEO富了穷多少宝塔倒了多少物种没了。一千零五十年之后，在北京一家叫“福庐”的小川菜馆子里，靠窗的座位，我听见一对小男女，眼圈泛红，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自是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在新泽西APM码头旁边的一个小比萨饼店，冬天，我和老鲍勃一起喝大杯的热咖啡。合同谈判，我们到早了，需要消磨掉一个小时的时间。老鲍勃说，他小时候也是个烂仔，还写诗，然后拿起笔，在合同草稿的背面，默写他的第一次创作：“如果你是花朵，我就是蝴蝶，整天在你身边腻和。当朝露来临，将你零落，我希望我是朝露，不是蝴蝶”。我说，是给你初恋写的吧，鲍勃点了点头，那张五十五岁的老脸，竟然泛红。

　其实，老拳师怕新拳手的，不是他有力气，能挨打，而是新拳手不知死活的杀气。韦春花怕苏小小的，也不是她的无敌青春，而是苏小小自己都不知道的缠绵妖娆。某小丫的文字挥舞着拳头，叉着大腿胡乱站在街上，透过娱乐的浮尘和下作的阴霾，我隐约嗅到让我一夜白头的文学的味道。
　
　大欲
　我唯一的外甥：
　你妈是我唯一的姐姐，你是你妈唯一的儿子，所以你是我唯一的外甥。

　上次和你妈通电话，她说你改变巨大。尽管你还是长时间一个人关起门待在你的房间，但是天理已经开始起作用，你现在不只是打网络游戏了，你开始给你认识的小姑娘打电话了。

　我记得你打网络游戏的狂热。从六岁起，平常上学的时候，你妈不叫你三次，不拎着菜刀进你房间，你不会起床。但是周六和周日，五点多钟，鸡还没叫，你就起床了。你用被子遮住门，这样灯光就漏不出来，你妈就不会发现你在打网络游戏。但是我知道。我去美国看你妈，通常都睡你旁边的房间。你打游戏的时候喝水，实在憋不住了，你就跑步上厕所。你跑去，你跑回，可真快啊，你撒尿，可真生猛啊，三年之内，马桶被你尿坏了两个。你打游戏的时候吃饭，最喜欢的是比萨饼，你跑来，你跑回，嘴里叼一块，手里抓一块。你和我很少说话，上次你和你妈一起去机场接我，你见面竟然连续和我说了三句中文：“小舅你好。明天我生日。你给我买一个Wii吧。”

　你妈说你或许是尚被埋没的电子游戏天才，我说或许只是痴迷。你妈问我，你将来靠电子游戏能养活自己吗？我说，难。做游戏运营商，太损阴德。做游戏开发，需要数学天才。我认识的三个数学天才，一个在高盛做衍生产品风险模型，两个去开发魔兽争霸。你20道算术题错8道，你妈说你不上进，你告诫你妈，做人不能太贪婪。做职业游戏运动员，需要生理畸形。如果想靠比赛挣钱过上体面的生活，打键盘的左手和右手都得是六指儿。

　我有一个拍纪录片的朋友，比我黑，比我帅，他叫陈晓卿。他有个儿子，年纪和你一样大，比他白，比他帅，他看他儿子的眼神常常充满谄媚。他儿子最近和他爸一起到我家，他对我们谈的天下、入世、出塞、艺术、民众等等没有兴趣，喝了一小杯黑方，两眼放光，还要。他爸坚持不再给，我拿出iPhone，找了个游戏给他打发无聊。那个游戏叫“Shake
Me（晃我）”，非常简单，使劲儿摇晃，上面姑娘的衣服就一件件减少。他借着黑方的劲儿，两眼放光，晃了半个晚上，回家的时候，晃手机的右胳膊比左胳膊粗。后来陈晓卿说，孩儿他妈把我列入了不可来往的黑名单，她发现，从我那里回去之后，孩儿的百度搜索纪录最多的就是：美女，裸体。

　这次你妈说你开始放下游戏，开始给姑娘打电话，证明了你不是游戏天才，天才不会放下，也证明了天理在你身上起了作用，就像它让小陈搜索美女的裸体一样。

　我知道，这时候，围绕着小姑娘，你有十万个为什么。姑娘为什么笑起来比阳光还灿烂？头发洗顺了为什么比兰花还好看？你不爱吃肥肉但是为什么老想着女生衬衫包裹下的胸部？有些姑娘在千百人里为什么你一眼就看到？为什么看到之后想再看一眼？为什么看不到的时候会时时想起？为什么她出现的时候你会提高说话的声音？为什么你从来不打篮球，她去了你就跟着去了？等等，等等。
　我只帮你解说（不是解答）一个问题：姑娘是用来做什么的？

　简单地说，姑娘是个入口。世界是一棵倒长的树，下面是多个分岔的入口，上面是同一的根。姑娘和溪水声、月光、毒品、厕所气味等等一样，都是一个入口。进去，都有走到根部的可能。
　复杂些说，姑娘可以大致有五种用途。

　姑娘可以做朋友。你或许慢慢会发现，有的姑娘比男孩儿更会倾听，更会扯脱你脑子里拧巴的东西。姑娘的生理构造和我俩不一样，我俩说：“我来想想。”姑娘说：“我想不清楚，我就是知道。”在上古时期（夏商之前），没台历，没时钟，没计算机，没战略管理，部族里就找一个十三不靠眼神忧郁的文艺女青年，不种玉米了，不缝兽皮了，专门待着，饮酒、自残、抽大麻，她的月经周期就被定义为一个月，她说，打，部族的男人就冲出去厮杀。

　姑娘可以做老师。你或许慢慢会发现，年纪和你相仿的女生比你懂得多，特别是和世俗相关的，年纪比你大的女生就更是如此。找个姑娘当老师，你学习得很自然。年少时被逼学习，往往效果很差。我爸，也就是你姥爷，逼我跟着一个叫Follow
Me的英文教程学英语，在之后的两年里，我听见英文，心里就骂，Follow你妈，F你妈。但是这种自然的学习有一个潜在的坏处，你这样学习惯了，有可能失去泡姑娘的能力，基本不知道如何搭讪其他女生。你的姑娘教会你很多人生道理，但是不会教你如何解开其他姑娘的胸衣。

　姑娘可以做情人。这个方面，她们往往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每个姑娘都渴望爱情，尽管每个姑娘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每个姑娘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尽管每个姑娘的DNA图谱基本相同。更可怕的是，每个姑娘都希望爱情能永恒，像草席和被面一样大面积降临，星星变成银河，银河走到眼前，变得阳光一样普照。姑娘们以爱情的名义残害的生灵，包括她们自己，比她们以爱情的名义拯救的生灵多得太多。下次陈晓卿再把小陈带来玩耍，我还给他喝黑方玩黄色游戏，但是我告诉他，回去要记得百度“爱情，忠贞”，他妈发现之后，就会把我从黑名单上拿下来了。

　姑娘可以做性伴。性交和吃饭和睡觉一样，是人类正常需要，和吃饭和睡觉一样，可以给你很多快乐。十五岁的时候，班上一个坏孩子和我诉说，人生至乐有两个，一个是夏天在树下喝一大杯凉啤酒，另一个是秋天开始冷的时候在被窝里抱一个姑娘。我当时只能理解其中一个，啤酒那个。过了很久我才理解，姑娘通常比左手和右手都好。多年以来，人类赋予性交太多的内涵、外延和禁忌。所以你如果想把姑娘这样用，你的小宇宙必须非常强大，姑娘的小宇宙也必须非常强大。通常这两件事儿很少一起发生。

　姑娘可以做家人。通常情况下，你妈和你爸会死在你前面，你姥姥和你姥爷会死在你妈和你爸前面。如果你找个比你小些的姑娘，和她一起衰老，她有可能死在你后面。你不要以为这个容易。一男一女，两个正常人，能心平气和地长久相守，是人世间最大的奇迹。有时候你奇怪，为什么因为一件屁大的事儿，你姥姥想剁死你姥爷，那是因为那件小事儿激发了你姥姥在和你姥爷长久相守中积累的千年仇怨。

　至于十万个为什么中其他的问题，你自己看书找解说吧。推荐《十日谈》、《再见，哥伦布》和《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别看《金瓶梅》，太多世情。别看《肉蒲团》，姑娘的胴体没那么多药用也没那么多毒害。别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世界观和妇女观都太病态。

　记得多练习中文。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美丽的事物之一，这些，以后我慢慢告诉你。上次电话，你妈说你把外甥写成了“处甥”，你说你是我唯一的“处甥”，所以你妈很不高兴。
　别的不说了。
　冯唐
　
　
　大包
　我的公文包：
　你好啊。

　忽然意识到，陪我时间最久的是你。虽然Tumi的包号称一生不朽，但是你的提手也已经被我拎出包浆，我的右手指掌也被你磨出三个老茧。日久生情，百感交集，所以想写封信给你，检讨一下你我如何彼此消磨。

　首先承认，你很丰富，有很多隔层和口袋。你这一款，当时的广告语就是：每件东西都有一个安放的空间。仿佛每件东西安顿停当之后，人的控制欲得到满足，就能气定神闲，天上人间。

　你的前部靠左两个口袋。下面的口袋小些，装个第一代的苹果手机，插中国移动的SIM卡。我有几个小妄想，其中一个妄想就是不再用手机，有机缘就碰上某个人，没有机缘就错过。有一阵，打电话会的时间太长，手机贴左脸皮的时间太长，早上洗脸，左边的脸皮看着仿佛比右边的黑一点、厚一点。有一次，电话会打了三个小时，其中我上了一次厕所，喝了一瓶水，电池打干了，一阵恍惚，我鼻子仿佛闻到左边脸飘来烤人肉的味道。上面的口袋大，装个黑莓Bold，插香港的SIM卡。黑莓的广告说得狡猾：So
you have more time for
life（于是你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真正的生活）。十几年前，有人说发明了电脑，打印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少，有人说发明了洗衣机，主妇洗衣服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这些说法，同样缺心眼儿。

　你的前部右边两个口袋，下面的口袋小些，里面装着钥匙包。社会进步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却越来越遥远了，钥匙包里，香港住处的小区卡、门钥匙，香港办公室的门卡、门钥匙、抽屉钥匙，深圳住处的小区卡、门钥匙，深圳办公室的门卡、门钥匙、抽屉钥匙，北京住处的小区卡、门钥匙，北京办公室的门卡、门钥匙、抽屉钥匙。上面的口袋大些，里面装着钱包。钱没变多，钱包却越来越厚，建行人民币卡、招商人民币信用卡，汇丰港币卡、汇丰信用卡，美国运通卡。我那几个小妄想中的另一个，就是不再用钱包，上街给人吟首诗或者算个命就能换顿饭吃。每当这些卡的账单寄来，满纸密密麻麻的垃圾信息，就开始感叹人生太事儿妈，生命无聊啊。这个口袋里装着旅行证件和国航、国泰的常旅客卡，旅行证件已经用干五本，仿佛人生这条香烟已经抽光半条。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国航已经快飞到一百万公里了，国航规定，活人飞过一百万公里就是终身白金卡，估计他们定这条的时候，认定没有多少人能活着实现，估计他们没有想到，大国崛起，变态的人比想象中的多得多。这个口袋里还有一副墨镜，和溥仪类似的金丝墨镜，水晶镜片，晚清古董，戴上眼睛清凉。我那几个小妄想中的另一个，就是名满天下，如果不戴墨镜，上街就会被人认出。后来发现，这个妄想和其他一些妄想一样，粗听、初听非常诱惑，稍稍细想，毫无道理，基本不靠谱。历史上，这类妄想往往构成愚民的基础，被宗教和政党反复利用，比如长征的时候征兵，一条口号就是“你想白分地主的存粮吗？你想上地主家小老婆的床吗？那就跟我们一起扛枪吧！”

　你的中间是个开放的夹层，里面通常放一本书，一份报纸。书基本是语录体的，《论语》、《世说新语》、《曾文正公嘉言录》、《非常道》或者《五灯会元》，在路上，有几分钟就看几眼，接收古代明眼人几条短信。报纸基本都是飞机场休息室免费的，市场喂什么，我就嚼什么。

　开放的夹层后面，是个相对大的空间，路上生活的杂物都在这儿了。电脑的电源拿出来单放，电源包里放了杂物：Kiehl唇膏，白天说得嘴唇开裂就擦擦。U盘，建行U-Key，汇丰行网银安全装置，曼秀雷敦滴眼液，眼睛实在干了就滴滴。阿胶桃花姬，巧克力条，没处吃饭，肚子实在饿了就啃啃。一两小袋铁观音，一两小袋大红袍，一个紫砂矮石瓢壶，每天清醒就靠它了。一两小袋三九葛花中药配方颗粒，两克一袋，相当于饮片十克，喝太大之后，实在难受，喝它，能让头少痛些。一个理光GRD相机，定焦光圈2.8，还能当录音笔用。一个中移动TD-CDMA数据卡，一个联通WCDMA数据卡，一个沃达丰WCDMA数据卡，走到很多地方，都有互联网。一条羊绒围巾，飞机上绑在脖子上，护住两侧风池穴，少得感冒。一条奇楠念珠，一百零八颗，觉得自己面目狰狞、心肺折腾，就拿出来，数数珠子，闻闻香。

　你的后层是电脑层，放了一台ThinkpadX301，每天摸它的时间，比摸其他人或者事物都多，所以选电脑的第一要求是键盘质地好，有弹性，耐磨。也放了一个纸质的笔记本，两支笔，脑子里的念头太多，记不下来就没了，记下来就一直在了。

　你的最后面也是一个开放的夹层。里面放了两三块湿纸巾，握手太多之后，擦擦。还有两个呕吐袋。喝大了，能吐是好事，酒醒得快，不伤肝。周围有些同志呕吐的水平很高，可以分开湿的和干的，可以把湿的酒吐出来，把干的美食留下来。我不行。有一次吐猛了，左颌骨小关节都扭了，一个星期都张不开嘴。这两个呕吐袋，有一次全部都用上了。那次喝大，我让司机靠边停车，没推开车门之前，就吐满了一袋，推开车门之后，又吐满了另一袋，然后左手拎着一袋，右手拎着一袋，仿佛拎着吃剩的便当，笑着，摇晃着走向路边的垃圾桶。
　余不一一。
　冯唐再拜
　
　
　大城
　上海：
　侬好。

　我承认我从小对你有偏见。歌儿里唱，谁不说俺家乡好，何况俺家是北京。小孩儿靠近佛，没有是非概念，大人和舆论一推，就是满脑子成见。北京的马路比上海的宽太多，不是不方便，是特别设计，战时起落飞机，宁时多撞死些老头老太太。北京的风沙比上海的大太多，不是不宜居，是特别安排，现在培养男生更有兽性，将来移居火星。北京的姑娘比上海的邋遢太多，不是不美好，是特别逻辑，是坦诚，不洗脸都能迷死你的，就是你一辈子的女神，不洗脸能吓死你的，就是你一辈子的克星。何况北京还有毋庸置疑的优势，比如北京的庙宇、使馆、博物馆是上海的百倍，比如北京的影星、歌手、画家、诗人、作家、政客、哲学家等等非正常人类是上海的百倍，你说，上海和北京怎么比？
　对于你的偏见持续了很久。这种偏见的慢慢加深和逐渐解除和两个上海女人有关。

　最初和上海人有比较密切接触是在医学院，一届三十人，四个来自上海。他们和来自其他外地的同学不一样，其他外地同学带来地方特产，比如黄岩的带来蜜桔，无锡的带来烧饼，上海来的带来上海话。在北京的地界儿上，他们彼此欢快地用上海话抱怨北京如何如何不是人待的地儿，扭头问我，你听不懂吧？像不像日本话？四个上海人中，一个是女的，身材不错，长得也不错，自我介绍说从小练女子花剑。但是运动会的长跑和短跑她都不跑，都抓紧时间念书，她说她是练剑的，爆发力只在十米到十五米之间。我见过她的爆发力，从食堂门口到卖菜窗口，她的身体一个恍惚就到了卖菜大师傅面前，我们看过多次，但是没一个人看清过这个箭步是怎么迈的。当时，女生基本都发育完了，我们还在长身体，常常馋肉，急了，钱花光了，实验完了之后的狗、兔子、耗子都吃。还是最喜欢羊肉。有一次在炭火已经烧开了清水、羊肉的冰碴已经开始融化的时候，这个上海姑娘来了，白毛衣，手上拎着一根大葱，放在桌面上，说，我也贡献一把，我们一起吃吧。

　那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碰巧去了一趟你的地界，高架桥正在搭，满城脏乱，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是黄的，煮开了还是盐骚味儿，弄堂里的厕所是波音公司造的，比飞机上的厕所还精密。我理解了我们那个上海姑娘的精明。生活资源这么少，如果不争，怎么活？人这么多，如果不文明地争，怎么活？所以，来争吃一锅羊肉，带着一根大葱。

　十年之后，我第二次到你的地界，竞标上海国资委下属一家公司整体上市的战略规划。负责接洽的是个上海姑娘，长得像金喜善，长得比金喜善好看。招标演示会上，上海金喜善戴了个浅粉红色的墨镜，放幻灯的时候，室内光调暗了，她也不摘。透过镜片，我看得到她深黛色的眼影。我们当时的工作小组和领导一致同意，为了金喜善，投标价格降一半。

　从第一次接触到项目开始一个月，上海金喜善都不苟言笑，公事公办，头发盘起来，一副大出实际年龄十几岁的样子。之后我看了《色戒》，印象最深的是王佳芝的架势，没革命过但是要有造过好几次反的架势，没杀过人但是要有杀过了好几个的架势，没上过床但是要有幼儿园就不是处女的架势。回想起上海金喜善，我理解了，和干净的街道、和熨烫好的旗袍、和建筑上普遍点缀的到晚上亮起的灯光一样，你这个城市，不管怎样，先要挺起架势。不是装出，是挺起。

　后来熟了，上海金喜善托我从香港买包，她说便宜不少，我说送吧，她坚持付钱。后来更熟了些，说她想进修，问我是读MBA还是读个市场营销的专科，说她想买个大一点点的房子，问我是卖了现在住的还是向银行多申请些贷款。我心里暗暗叹气，你这儿生长的姑娘，其实挺实在，只是这种实在不放在表面，只是实在的逻辑不同。上海金喜善长成这样儿，如果是个北漂，基本不会想到念个实在学科，基本会为了艺术叉开腿挣出个金百万。王佳芝不是不知道说了是死，不是不知道人死了，再大的钻戒也不能戴着逛淮海路，但是透过六克拉的钻戒看到了大得像生命的情意，还是说出了“快走”。张爱玲不是不知道胡兰成从大众意义上看是个什么样的人渣，但是看到了他文字里看破了生命的伤心和一瞬间对自己的完全懂得，还是低到了尘埃里。
　冯唐
　
　
　大钱
　小陶朱公子：

　人从小到大，有几个基本问题，躲也躲不过，比如：情是何物？性是何物？一生应该如何度过？人从哪里来？时间之外是什么？为什么伦理道德长成这副模样？

　因为你是财神的儿子，嘴巴里塞满银行卡出生，因为你生下来就有的钱不是通常意义上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的钱，而是能想让很多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想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的钱，所以和其他普通人相比，你很早还遇上另一个问题，躲也躲不过：钱是什么东西？

　我想你一定问过你的财神爸爸，他一定有他的说法，我现在也和你唠叨唠叨，方便你比较。你应该知道，所有这些躲也躲不开的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将来你如果遇见那些坚持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的，绝大多数是傻子，极少数是大奸大滑，把你的脑子当内裤洗，把你变成傻子。总之，对于这些问题，你能多理解一种新的说法，你的小宇宙就更强悍一些。
　从一方面讲，钱不是什么东西，你有钱没什么了不起。
　很多了不起和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曾经有一个诗人，有天晚上起来撒尿，见月伤心，写了二十个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两千年之后，亿万小学生们起夜小便，看到月亮，都想起这二十个字。这，很了不起，但是和钱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曾经有一个小说家，严重抑郁，平常待在人烟稀少的纽约远郊区。实在吃腻了自己做的饭菜，实在厌倦了自摸用的左手和右手，就一路搭车到纽约，在电话黄页里找到当红女影星的电话，打过去，说，我是写《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我想睡你。然后，他就睡了那个女影星。这，很了不起，但是和钱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曾经有一个画家，年轻的时候血战古人，把所有值得模仿的古代名家都模仿了一个遍，自信造出的假画能骗过五百年内所有行家。后来他到了日本，看到日本号称收藏石涛的第一人，指着此人最珍爱的一套石涛山水册，说是他二十年前的练习。收藏家坚决不信，这个画家说，你找装裱师揭开第四页的右下角，背面有我张大千的私印。这，很了不起，但是和钱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曾经有一个生意人，在手机被诺基亚、摩特罗拉、爱立信等巨型企业半垄断生产了近二十年之后，领导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手机的电脑企业做出了iPhone。“为什么我会想起来做手机？看看你们手中的手机，我们怎么能容忍自己使用如此糟糕的产品？”这，很了不起，但是和钱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我见过一个陌生人在雨天，在北京，开车。一个行人过马路，匆忙中手里一包桃子掉在马路当中，散落在这个人的车前。这个人按了紧急蹦灯，跳下车，帮行人尽快捡起桃子。这，很了不起，但是和钱没有任何关系。
　更简洁的论证是，即使有钱很了不起，但是你有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你的钱不是你挣的。
　从另一方面讲，钱是好东西，钱是一种力量，使用好了，你可以变得了不起。

　比如培育冷僻的声音。在世界各地挑选一百个民风非主流、生活丰富的地方，每个地方租个房子，提供三餐、网络和一张床。每年找十个诗人、十个写小说的、十个画画的、十个搞照片的、十个设计房子的、十个作曲的、十个唱歌的、十个跳舞的、十个和尚、十个思考时间空间道德律的。不找太畅销的，不找成名太久的，不找有社会主流职务的。这一百个人在这一百个房子里生活一年，没有任何产量的要求，可以思考、创造、读书、自摸、吃喝嫖赌、做任何当地法律不禁止的事儿，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比如延续美好的手艺。在世界最古老的十个大城市，选当地最有传统美丽的位置，开一家小酒店，十张桌子，十间客房。不计成本和时间，找最好的当地厨师、用最好的当地原料、上最好的当地酒，恢复当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美好的味道、最难忘的醉。盖标准最严格的当地建筑、用最好的当地家具、配最好的当地织物，恢复当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美好的夜晚、最难忘的梦。如果在北京开，家具要比万历，香炉要比宣德，瓷器要比雍正，丝织要比乾隆。

　比如促进渺茫的科学。对于病毒的理解还是如此原始，普通的感冒还是可以一片一片杀死群聚的人类。植物神经、激素、和大脑皮层到底如何相互作用，鸦片和枪和玫瑰和性高潮到底如何相通？千万年积累的石油和煤和铀用完了之后，靠什么生火做饭？中医里无数骗子，无数人谩骂中医，但是中国人为什么能如此旺盛地繁衍存活？需要用西方科学的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先看看中医到底有没有用，再看看到底怎么有了用。

　比如推动遥远的民主。在最穷最偏远的两百个县城中，给一所最好的中学盖个新图书馆，建个免费网吧。在图书馆和网吧的立面上贴上你的名字，再过几年，你就和肯德基大叔一样出名了。召集顶尖的一百个学者花二十年重修《资治通鉴》，向前延伸到夏商，向后拓展到公元二零零零年。再过几百年，你就和吕不韦、刘义庆、司马光一样不朽了。
　感觉到了吧，再多的钱也可以不够用，花钱也可以很愉快。
　余不一一，自己琢磨。
　冯唐
　（选自冯唐博客）

　
　谁主沉浮
　周晓枫
　
　
　

　《我的理想》──每个孩子都曾在这道作文题的要求下被迫进行过幼稚的思考。这个题目出得有点儿强人所难，原因很多，这里只提几条：

　第一，有效的理想要与个人能力相结合，是充分考虑到自己的兴趣、才华、机会等等因素之后做出的乐观预测。而孩童时期，人还缺乏自我认识，所谓的理想免不了人云亦云，盲目攀比，不计算可行性，只追求掷地的金石之声。虚荣之下，必有勇夫──我流着鼻涕的同桌曾在看过《铁臂阿童木》当晚，信誓旦旦，立志成为钢铁飞人。

　第二，理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稳定性，而儿童严重受到好奇心的吸引，乐于追求新鲜事物，今天想当电影明星，明天想当科学家，那些讲述在口头或书面的鸿鹄之志，往往只代表短暂的兴致──孩子易于把一时的念头错当理想。

　第三，理想是经过判别和选择过程后做出的决定。那么小的时候以为自己想要的，其实不作数，之所以想要它，不过因为尚未见识过别的东西，像渔夫见识短浅的老婆，在法力无边的小金鱼面前，首先想到的只是个搓衣板。

　第四，过早确立的目标虽然使前进有了方向和动力，使人从起点处就开始积累，不浪费点滴的努力，但同时，也造成微妙束缚。为某一个固定理想终生奋力的人要付出代价：被剥夺其他的可能性，其中也许包含着更适合于他、更带来荣誉和享受的可能性。

　孩子耳闻的远远大于他所亲历的，像理想这种概念色彩浓重的抽象词汇与他的生活处于脱节状态，他既没有具体的感性联系，又没有足够的理性设想。这种听来言之凿凿的大词到底意义何在？虽然不便明说，但每个孩子都心照不宣地明了，树立某些理想是平庸的、不妥的，甚至是可耻的、不洁的。说来说去，大人教化的“理想”，是在名正言顺地灌输一种职业等级观念。《我的理想》呈现出成人意志对儿童的干预和侵犯，而趴在作文本上奋笔疾书、谎话连篇的孩子，也是在向老师、家长代表的成人世界递交一份妥协保证。

　尽管如此，仅就我个人而言，那篇作文确实为我的一生预埋了隐秘的路标。后来我在初中的主题班会上朗诵诗歌，左臂横在胸前，意气风发：“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前进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向黎明……”这是流沙河的《理想之歌》，我用楷体抄写在日记本上……这时候，我清晰体会到，经过小学语文老师的钻木取火，理想，已在心里开始暗暗燃烧了。
　

　可以像考古学家般清除古老动词上的霉斑，可以把一个形容词镶嵌在意外的句子里让它充满异域风情。让昆虫的翅膀被想象的风吹动，把情人的面孔隐藏在陌生名字背后。我阅读，抄录，开始一种更愿意投身其间的字词生涯。对于少女时代的我来说，天使的影子是具体的，就落在灯下的日记本上：浅灰色，微微倾斜，芭蕾足尖从纸页的左侧慢慢滑向右端。生活平静又平庸，好在我有秘密的悲喜。那些震撼甚至不摇落书桌上的尘埃，那些暖意，却可以带来真实的安慰。写作，不动声色而重要地参与到我对生活的建设之中。至今，我保存着少年的作家理想，像珍藏一张过期合同。我发现自己的信仰一直很小很小，只建立在词上……像一个虚弱的人，把对饥饿的全部补偿寄望于谷壳。
　

　风水轮流转，各领风骚三五年。小时候我对售货员充满敬意，排队买肉的经历留下了深刻印记，我多么仰慕过他们手起刀落的权柄。而今受人尊崇的是科技皇帝，他们得以笑傲江湖的正是我再努力也将受困终身的数字知识，诸如闪客，诸如蓝牙……以至让我有种错觉，现代社会只需几个词，就可以手法简洁地把聪明人和傻瓜断然分开。

　早些年的小说爱好者很难想到文学期刊会在未来面临生存困境。必须承认，文学，已经不能再像八十年代大龄青年在征婚启示的爱好里普遍填写的那样扮演主角。它也许还可以治疗某些伤口，只不过已降到创可贴的面积；它依然可以带来享受，只不过像饭后甜点，不再成为主菜。商人易于让人先期地产生品德怀疑，尽管这个职业的如鱼得水受到我们暗自的艳羡；相比之下，诗人，除了生存状况的潦倒，还让人联想到神经质、悖逆、疏懒、脆弱……几乎是全方位的失败者。

　我们在树下张开饥渴的嘴，但果实早已落尽。谁还倾听字词里细小的乐声？谁期待从文学的许诺里获取幸福？与我同龄的写作者说：“真不公平！文学盛行的时代我们还年幼，现在精力旺盛的年轻时代却要被迫从事夕阳产业。”

　我并不排斥科技文明，必须承认我们从中享受着种种便捷和好处；也不是怨妇，总在回忆作家受到恩宠的往昔──我只是偶尔对自己略怀生不逢时的惋惜，其实是在这种惋惜中纵容自己继续没落下去。
　谁不知道现在是群雄逐鹿天下，该出手时就出手……我只是该出手时拿不出手而已。
　

　且慢。谁说写作进入暮秋？不要以个人的失意以偏概全。看看畅销书排行榜上每月都能打造出新的媒体英雄，看看一部小说的电视改编权就可以让创作者终生衣食无虞，看看被争相追捧的少年作家骄傲无畏的表情……也许文学的荣誉只是被瓜分得更细碎、更短暂而已。

　我喜欢逛书店，但逛书店的一大害处是削减写作热情。有那么多书，那么多张嘴，那么多故事和思想，那么多爱恨生死，你还能表达什么别见？高级书让人绝望，知道自己的力气再滋长也掰不过举重冠军的手腕；低级书让人气馁，看它们那么受欢迎，不敢相信自己的算术成绩会败给傻子。读者的热情有时让人难以估量，比如一些畅销书的内容是教授大家如何社交和射精，说来说去，就是让你无论面对群众还是个人，都无所畏惧，所向披靡──我怀疑这里面含有隐义：要求你从态度上对他人有所轻蔑。

　我听到过公共汽车上的两少女先是聊一部正在热播的言情电视剧，又说自己如果想写点什么也易如翻掌；后来车厢拥挤，聊天突然改用英语，她们用脏话咒骂全车人。我的外语水平低得分不清到底是24个字母还是26个字母，但由于盗版光碟的哺育对脏话比较敏感。我不是生气，而是诧异，她们那种敢把天下人都当白痴的勇气。我开始比较不同，回忆起自己的少女时代保持着怎样的迟疑和自卑……或许这是衰老的先兆。

　我的朋友看过对作家少年军团的访问后说：现在的孩子有种盲目的骄傲，以为信息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真理；在经济和科技的哺乳下成长，他们似乎用一年就可以掌握我们用十年才能学习到的……但馒头出屉不意味着你就成了胖子；相比之下，从混乱的垃圾场中拣选真理仅仅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始终清晰的判断力，以及从容定力。她说得有理，问题是，我们的批评除了慰抚自己，丝毫不能影响孩子洋洋得意的好心情。

　六十年代的写作者被冠以“新生代”没几年，为所欲为的七十年代就已阵容强大，不久，他们却被新鲜出炉的八十年代讥诮地推举为“前辈”。有次和低龄小作家们吃饭，第一次，我从他人眼神里读到对自己年纪的同情。他们的谈话中有许多我不了解的词汇，不敢实验的生活方式，除了老阿姨般抱以慈祥的微笑和祝福，我还能如何？我不禁悲从中来，浮升些许的委屈和落寞。
　不是岁月催人老，屁股后面有只脚──是啊，别想得太美，哪里有“催”这个字眼儿里面暗含的礼貌和克制？

　新新人类们说，如今最好的写作发生于网上，功利的追逐在其次，表达快感上升为首位。仅仅依靠一台可以随身携带的机器，人们对世界进行无微不至的观察和不可思议的创造。速效邮递、食物补给、刻毒谩骂和刻骨爱恋……没有什么不能在这万能载体上发生，包括性。写作变得易于操作，你可以使用作文软件，让技术捉刀代笔；也可以无视既有传统，什么旧有的思维方法、语言状态、结构处理……都见鬼去吧！任何人都可以宣布建立一个崭新的自由王国，在领土无限的网络空间上。

　由于发表轻易和写作者身份隐匿，网络文学水准差异巨大，有的仅只停留底线，有的作品，祛除了对编辑的妥协和对面具的爱护，展示出强烈的个人特异性和冲击力，其趣味迥异于纸介媒体。我时常惊讶于一些网络文字，具有失重般的轻盈，似乎，它们从未被语文课本引入歧途，没有中过新闻报道的慢毒。而我，低劣语言污染造成的后果远大于我自己的估计，并非一小团乌云，我像绝望的孩子跑不出阴天。和所有情绪沮丧又心胸狭窄的人一样，我暗想为什么时代如此偏向。我们本来就是乌龟，还被绑在树上，又吃了安眠药；他们本来就是兔子，还服用了兴奋剂，穿上溜冰鞋。跑得多快，背影都看不清，他们被运送在宽带上。

　一个年纪稍长于我的兄弟沉陷于此生最壮烈的爱情，是网恋，他不知道他的爱人姓甚名谁、姿容怎样、身置何方，他甚至不能绝对肯定对方的性别。但他的爱情每时每刻渗透骨髓。清醒时分都用于想念，睡梦中，他抱紧拒绝现身于现实的爱人，并体会苏醒带来的万分绝望。不停书写，他的情书无比动人。我祝福他，却对爱情本身畏之虎狼。读着他的情书，我确认代沟并非以生理年龄划分，而是依据心理年龄，或者，代沟只是类别的一个不准确概括。

　我难以对一个素未谋面尤其没有倾听过声音的人爱到生死相托。或者，我根本对活人抱有戒心。我非常保守、非常固执地热爱书籍，那些死去的智者让人放心。他们不对我的误读抗议，对我经常的偷窃行为也听之任之。网络，太进行时了，太容易保护黑客和间谍，我警惕有加。一个电脑友告诉我：“你的写作注定要被淘汰，仅仅因为，你对网络保持落后者才有的仇恨距离。”

　网络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少，少到可以被精简。我抗拒利用最先进的发表阵地，争取最广大的读者。对他的说法我不辩解，也正暗合我对自己的评估，我必遭淘汰。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使教育加以普及。可以说，网络就是一项电子印刷术的伟大发明。我甚至想到，上帝躲在什么地方最有人身安全，又有利于宗教传播？什么地方前往的人群日益增多，发挥效用越来越大？什么地方让他省略面试，一上来就直指人心？不在古老教堂，也不在奇迹中，不在。后现代社会的今天，恰恰，上帝最适合隐身于网络聊天室，因为他不需要一个物理的空间、一张生物的脸。
　

　我不喜欢从前关乎写作的高调，不喜欢让个人的内心事业依附于某个堂皇的集体背景中。那种把自己的爱情结晶说成为祖国建设添丁的说法，我觉得特别羞耻──谁知道你贡献给社会的，是不是个坏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失去个性，缘由对团体过分重视，对安全感的过分需求，说到底，因为自身虚弱。后来的写作者极欲强调个人，许多伪先锋混迹其中，现象是排斥庸众，但效果，同样是尽可能大地追求在传统旗帜下已不易于赢得的荣誉，尽可能广泛地谋求知名度──根本没有逃脱察看观众脸色的尴尬，他们把自己当成演员，并且是始终不入戏的演员。

　曾认识个优秀的理发师，阿海，剪头发非常精细，修一个齐耳短发将近两小时，不管后面有多少排队的人催促。后来，他生意日隆。再后来，处理一个脑袋他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够了。虽然有手艺和名气的提升，但他剪得已明显敷衍。我逐渐不再能从他那里获得形象惊喜，我的头发除了在理发店的镜子里是体面的，走出大门，和煦的风也能使它一败涂地。阿海想让更多的人认识他。许多写作者和阿海一样，敷衍发生于自认成名之后。名声浮起来，手艺降下去，他们对自己从事的行业少了最初的尊重和谦逊。短效的利益追求是危险的，它让你用最大的成本，去赌最小的且并非胜券在握的利润。

　我们太怕消失，太怕错过一夜成名的机会，我们有时恭维有时扮酷，太怕在这个分外热闹的世界惨遭冷落。大风大浪，谁不动荡？小恩小惠，谁不沉浮？纵使云上有鸟自由，水底有鱼逍遥，我们之中的大多数还是一粒随波逐流、力量微弱的石子。谁能保持聪明清醒的自控能力，跳到岸边静观流水，或者沉入深深河床，像玻璃里风雨不摇的气泡。黄昏中的影子总是大于实际身高，那入世的和出世的，跑在前面和睡在后面的，被爱戴的和被忽略的，歌唱着的和叹息着的，我们之中谁，能让荣誉死后存留的时间长过他的寿数？未来取决于对每个今天的建设，却又不取决于对每个明天的预算。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在二十年后的下游再相会……但愿再相会时，我们还有出发时深怀的信赖。

　当我写作，我不听音乐，不开电视，对评论也任性地置若罔闻。就是要这样，做个聋孩子──你不听，世界才给你绝对的寂静，完美的寂静。
　落日故人情

　每个人都离去得过早，假设他的胸腔还哽着一句尚未出口的话。假设他年轻、善良，假设他是作家，拥有最美好的语言，那么死亡的悲剧色彩就更得到强化─假设，他还是你的朋友。春天的大地上，破裂的陶片闪着朴素的微光─当我们告别而去，谁也不知道，在打碎之前，那母腹一般圆润而温暖的坛罐里，盛着多么干净的骨灰。

　1999年5月23日上午8:30，北京马甸桥的东北角，身着素衣的人们手捧鲜花，等车前往昌平殡葬馆。马甸桥下是个农贸早市，小贩们高声叫卖着菜蔬和水果：莴笋青绿，草莓艳红，结实的土豆上沾着新泥。一切都在继续，并生机勃勃。市场上方一个拉开的条幅让人迷惑：“高兴来，高兴去，把钱拿在手里最安全。”停了一下我才反应过来，它的意思是提醒人们警惕扒手。但是，看起来这句话也可理解为祝贺小偷行窃成功。太多问题没有对错的界限划分，有时善与恶甚至可以借助同一个载体来表达自己。生机和死讯，圣洁之物和污迹，歌唱和饮泣，理想和阴谋……我们活在其中，努力或是徒劳地加以分辨。现在，苇岸终于离这个黑白交错恰如昼夜循环的世界而去。
　

　与其他开端相反，第一场雪大都是零乱的。为此我留意了好几年了。每次遇到新雪，我都想说：“看，这是一群初进校门的乡下儿童。”雪仿佛是不期而至的客人，大地对这些客人的进门，似乎感到一种意外的突然和无备的忙乱。没有收拾停当的大地，显然还不准备接纳它们。所以，尽管空中雪迹纷纷，地面依旧荡然无存。新雪在大地面前的样子，使我想象一群临巢而不能栖的野蜂，也想象历史上那些在祖国外面徘徊的流亡者。
　

　第一场秋风已经刮过去了，所有结满籽粒和果实的植物都把丰足的头垂向大地，这是任何成熟者必至的谦逊之态，也是对孕育了自己的母亲一种无语的敬祝和感激。手脚粗大的农民再次忙碌起来，他们清理了谷仓和庭院，他们拿着家什一次次走向田里，就像是去为一头远途而归的牲口卸下背上的重负。
　

　刚刚翻开《大地上的事情》的前几页，不期而至的美瞬间将我截获。善良而微小的事物被关注，被爱，被提示给疲倦的奔行者，令他突然看到寓含其中素朴又博大的真理─而这，正是他最初踏上征程的理由，却在中途被消耗和遗忘。我回忆起《荆棘鸟》中的情节，麦琪独自站在光线穿越的宽阔而幽暗的谷仓，感到上帝就隐藏在高高摞起的金黄的稻草后面。我忍不住猜测，这样匀净的、诗意的、和平的、满含关爱的文字出自什么样的人。其后我与作者苇岸有过数次电话联系。1995年，我在昌平第一次见到他本人。苇岸有几分异人相，与我的想象有些出入。他个子很高，奇瘦，矩形的脸让人想起羊的面貌。他声音低沉，语速非常之慢，带有修辞和用字上的考虑。我语速比常人快，且口无遮挡，因此在和苇岸的谈论过程中常常尴尬：不是抢话，就是冷场，因为我把握不好他的话何时结束，何处仅仅是逗号。同去的还有其他的朋友，苇岸和我们聊了一会儿就默默走出书房，长时间没有返回。我疑惑地前去侦察，才发现他正在厨房仔细地切着白菜，戴着一顶高高竖起的白帽子，类似于化学剂师做实验用的。我大叫：“你一声不响就溜了，还戴着这么顶奇怪的帽子，到底是给我们做饭呢，还是来加砒霜的？！”苇岸解释，这样头发里就不会混进油烟味儿了。一个细节，我初次看出苇岸的严谨，以及他的洁癖。随后的日子，我很快了解到，这种致命的洁癖包括生理和心理双重。看着满桌的青菜萝卜，对于我这样的肉食爱好者，素食者苇岸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临走时，苇岸让每个人留言，我咕哝着“搞得像个仪式”，但还是在明信片上留下了歪歪扭扭的字迹：“苇岸，我也想成为天使，虽然我长满罪恶的牙。”我常常觉得，苇岸简朴有序的生活是经过总结归纳、继而按照提炼出的纲领进行下去的，甚至在无关痛痒的小事上也决不懈怠。他要是在早晨喝了豆腐脑，中午就绝不吃豆腐，因为不连续两顿吃同样的东西是他的习惯。我个性散漫，因此从我的角度看来他的行为难免刻板。苇岸不沾烟酒。常人把烟酒看作可以原谅的嗜好，他的态度严厉一些，将之视为恶习，虽然是轻量级的。文人中多酒肉烟色之徒，迫于来访者的饥渴要求，苇岸在阳台辟出专门的吸烟角─经常是苇岸独自坐在屋里微蹙眉头，而他的朋友在阳台上高瞻远瞩、喷云吐雾，心中万里晴朗。我注意到苇岸的烟灰缸非常漂亮，造型是一片透明的玻璃树叶，上面分布着细腻起伏的脉纹，这件对他自己来说毫无使用价值的物品让人充满观赏愉悦。客厅墙上是桦树皮做成的相框，书房里挂着蒙德里安风格的画儿─苇岸向往有品味的生活，尽管受清贫的物质条件限制他始终朴素。作为唯美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的典型，苇岸对美或不美都有更敏感的发现，对不善之举格外警觉。敏感者如果没有适时适度的蓄意的粗率作为自卫手段，将屡受伤害──所以，苇岸活得比我们辛苦。诗人树才曾劝苇岸，不必事无巨细全不放松，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也是出于对他的深切怜惜。强烈的律己原则，使苇岸永远不会尝试某些存在争议的行动。他从观念而非身体需要和感受上去判断他对事物的接纳或拒绝。只要太阳下明亮的东西，却忘记明亮之物要在大地上留下更深的斑影；他希望自己是天国里最干净的孩子，不知道人类需要着部分细菌必要的养护，不知道生命的旺盛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杂质。苇岸太纯洁了，他的纯洁里有种让人辛酸的成分。

　在这个喧嚷的利益时代，苇岸像个科幻电影中误闯了时空隧道的中世纪修士，心怀一腔宗教虔诚，可面对现代社会，显而易见他的孤独和不适应。执拗又木讷寡言，苇岸不是交际场合的佼佼者，但正直、真诚和对文学的挚爱使他在写作圈里人缘极佳，他与诸多诗人、散文作者过从甚密，常常帮大家建立之间的联系─我夸他是最高尚的媒婆、最无私的捐客。作为受益人之一，由于苇岸的介绍我结识了一些书写者，并得到精神上的鼓舞。我自己是个两栖类，既热爱文字，又迷恋世俗享乐。苇岸则是专一的，带有强烈的古典献身精神。不得不承认，其实他所不悔的信仰，只被极少的人执守却遭大多数的嘲笑。从书本，从大自然和小动物身上，他体会着愉快和安全感，亲历为理想所描述过的美好。所以尽管写作上的朋友来往频繁，但他最重要的快乐并不源于人际交往─交流更多出于写作需要。这么说并非在暗示功利目的，而是强调，以写作者身份出发的交流，形式必有所不同。苇岸几乎从不谈工作或个人感情方面的事，他在电话、书信和当面聊天的时候，均以文学为主要话题，他的友谊可以视为写作和阅读之外开展的部分。

　他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写作成为重要的也是惟一的爱好。力求完成最优美的表达方式，态度的慎重导致速度的缓慢，苇岸会为一个标点踟躇不已。他不属生命力蓬勃文思泉涌、下笔千言的那种人，他写下的每句话都像从身体里慢慢抽出的丝。到他过世之前，所有文字加起来，不过一本薄册。但是，它们浑然天成，诗意深厚，我设想不出能有更美的方式。读一读苇岸宅心仁厚的散文，会让我焦躁的情绪迷途知返，重怀感恩。他让我只要看到缓缓移动的羊群露出草丛的背脊，就相信即便最荒凉的地方也有善美生生不息。苇岸很少写到世俗而具体的生活，一方面从他的认识上就把这些内容划定为可以忽略和删减的部分，另一方面，他的生活确也单调。任何带有形而上色彩的生活都蕴含危险，其实苇岸的为人与写作里已经隐隐显露某种根基的脆弱。他把隐私扩展到足够宽泛的范畴不与人言，又把宣泄的渠道─堵死。对朋友不说罢了，在文章里也不说，他的内伤淤积着，等待致命的溃口。

　因为善良，苇岸很容易产生内疚，以为徜使自己有足够的智谋和技巧，就可以不让他人陷于尴尬或不快。我比较悲观，并认为这种悲观近于客观：人类几时能做自己前程的舵手，而不是命运手中的袖珍玩偶？太多不幸不是经过努力就可以避免，挫折不是错误，我们能够对之负责的只是其中很少的部分。当然我不想为自己开脱，说堕落仅仅因为在稍不留意的时候万有引力将我拉向深渊，只是想表白，假设我是猫，不折磨一只临死的老鼠就是潜德所在，不能指责我吃掉它就是残酷。

　苇岸住院的那天，我们在附近的雪苑餐厅吃饭。一旦入院，就不允许擅自步出院门，苇岸似乎很珍惜这转瞬即逝的自由。我说：“苇岸，你就像一直生活在医院里，干净无菌，管理严格，却不能随意走动，且住在里面的都已是病人；农贸市场里虽然脏乱，却富有真正的生机。我没有清修自持的定力，所以要为自己的腐化寻找正义的理由。有钱，我就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有权，我就鱼肉乡里欺男霸女─到晚年，我摇身一变，成为像你这样的清教徒。这样，我什么都没有错过，而且往昔的经历一点儿都没有浪费，反倒成了赢得荣誉的资本。我要写本沉痛的《堕落忏悔录》，因为堕落才畅销，因为忏悔而让世人原谅并钦佩，我的榜样力量将在死后继续下去─这样的一生才超值。”对我大逆不道的言论，苇岸没有反驳，但他的微笑里蕴含批评。我翻着白眼，得寸进尺地宣称：“追求高尚的人需要毅力，敢于堕落的人莫不需要勇气？我愿住在上帝的隔壁，却经常跑到魔鬼家串门。我不为自己的行为抱愧，因为这个世界更可怕的人存在着，他们明明是魔鬼的家人，却和上帝攀上了亲戚。”

　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以后的几个月，苇岸的体质迅速衰弱，说话稍多就觉得累，我怀疑自己的聒噪是不是也让他听起来烦乱。他最大的忧虑是担心自己时间无多，写不完《二十四节气》。当新的节气到来，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位置，苇岸对着同一块田野观察，并存留照片。那些依序排列的相片在我看来差别极小，立春、雨水、惊蛰、春分……苇岸却从中洞见土地伟大的嬗变和更迭、孕育和新生。每个在苇岸身边的人都能感觉出他对生命的无限眷恋。怀着一线希望，他改变饮食结构，开始吃肉了，渴望自己能藉此恢复些许体力。苇岸对排骨当作药还是当作美味来吃，这并不重要，在旁边看着他吃我涌起母亲看待孩子似的心疼。在餐馆里翻动菜谱点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菜系和菜肴的无知，太多的东西他是第一次尝试，他的生活简直还没有完全开始。苇岸在临终的几句话里交待，最大的愧悔是没有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苇岸从来没有学会原谅自己。我明白，尽管我们自己的信仰可以和疾病打上一两个回合，在死亡面前却可能土崩瓦解，但依然在心里希望苇岸能够坚持到最后─我知道有一部分读者会因为他放弃素食而遗憾，产生某种莫名其妙的变节感。我为此难过，我们如此需要谎言，需要所谓的圣徒形象，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以至于可以牺牲掉一个真实的人幸福、健康和生命！苇岸充满禁欲式的美德，它们以无数牺牲为代价。因为他的禁欲，我们提出质疑和批评，显然我们自己达不到，他高出的部分易于引起妒意和破坏倾向；因为他的美德，我们赞扬，否则会使自己的价值取向及人品受到怀疑。针对苇岸的做法一直存在两种微妙的对立评价，而他又偏偏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一定会增加额外的痛苦，无论别人的态度是褒是贬。比如，我们的赞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秘密参与建构他的素食肠胃，或言之，在辅助他培养和巩固他吃肉的犯罪感？

　每个人因为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也必须尊重他惟一的选择。个性只要与他人无害，舆论就不必大动干戈，妄图对其一番修正，这是文明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宽容。我怎能有颐指气使的资格，大肆评判苇岸的是非与做人原则呢？他远比我出色。但我还是忍不住奢想，亲爱的苇岸，假设你改变一些生活方式，是不是你还能在我们之间？我怀念你的偏执，你的容忍。也许，你宁可凋谢，也不愿忍受瓣上的虫斑，像我每天所做的一样。

　虽然苇岸从体形上更像长颈鹿，但依据性情我把他归为熊猫。熊猫从进化论角度是个奇怪的例子，从肉食变素食的道路简直等于从高级步向低级。用适应吃肉的消化系统不适应地处理着竹子，我总感性地认为这是出自内心的非暴力主义选择，而不是环境的迫使──因为在任何时候，可以成为肉的东西都比某种特别类型的植物容易寻找得多。你可以说熊猫数量的稀少怨不得别人，物竞天存，优胜劣汰，是它自己不合生存需要，但扪心自问，必须承认，熊猫的灭绝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负责，因为每时每刻，我们都在破坏它赖以存活的栖息地。

　殡仪馆的哀乐此起彼伏，而苇岸的葬礼上放的是宗教清唱音乐，一听就知道出自他生前的选择。一切依照遗愿，不设墓地，骨灰撒放到他的出生地：北小营村。麦浪起伏，像唱诗班的孩子。家人在前面撒骨灰，我们撒下花朵，土地接纳一个热爱者的灵魂回家。这是最优美的麦田，因为它催生花朵；这是与众不同的葬礼，布谷鸟一直鸣叫着，它看到人们播撒进一颗种粒到春天的大地深处，有谁将从植物的根部出发，重新上升到阳光之中。

　苇岸没有孩子，离异后自己过日子。我曾认为，苇岸的凄凉之处在于他的离去不对任何人的生活造成实质的重创。我比较自私，徜若自己突然间撒手人寰，我愿有人痛不欲生，我将之视为人生成功的佐证之一。仅仅作品优秀，留存长久又能如何？这种精神意义的缅怀既让人欣慰，也让人凄凉。但是我错了，并遭受到记忆的折磨和惩罚。苇岸过世以后的某个下午，我坐在早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路过一个素菜馆，蓦然想起几年前，我和苇岸、止庵在这里吃过一次午饭。想起我大多数的写作朋友都经苇岸介绍得以相识；他是多么令人信任的兄长，想起他的照顾和宽谅；想起我很少为找不着通讯本着急，只要给苇岸打个电话就可以索要某人地址，他是我的114话务员；想起自己的刻薄并未因他的善待而收敛，就在那天，我面对素菜大加抱怨，赤口毒舌地挖苦苇岸，说他圆寂以后骨头里肯定净是舍利子……汽车到站，咣当一响，我的泪水滴落到脚面。我有意回避温情的表达，往往以讥诮的口吻说三道四，尤其对那些真正喜欢的人或事，以为在这种策略性的自我保护里，我逐渐就不会在乎──我不希望善感，像苇岸，我愿自己有金刚不坏之身从容穿越爱恨却毫发无伤。而今，一种隐痛挥之不去。不知为什么，健忘的我格外清楚地记着他的电话号码，有时候，真想冲动地偷偷试拨，猜猜谁在对面接听。
　怀念是个最安静的动词。因为持续一生的伤感，藏在这种安静里。
　（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聋天使》）
　
　
　花是花，茶是茶
　潘向黎
　

　一般南方爱喝茶的人都喝绿茶，偶尔喝乌龙茶，但不喝花茶。懂茶的人都看不起花茶，说不入流可能苛刻了一点，但终究觉得不上品。我也觉得，茶里最好不杂任何其他味道，哪怕是花香。花香好是好，但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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