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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美国报业全景式观察与记录
胡舒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溯源
本书写给那些想了解美国新闻报业的读者，提供全景而真实记录，让人身临其境。
本书从报人、报纸、报业三个角度，对美国报业做了深入的观察，通过此书很容易对美国报纸运行情况有个清晰的了解。
本书是被称为“亚洲最危险的女人”的胡舒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溯源，从中不难看出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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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访美记》是胡舒立对美国新闻业深度考察的全记录。她的美国之行，是一次“强化”采访，四个多月几乎都是在汽车轮子上度过的。一行十名国际记者自驾两辆中型吉普车，从中西部出发，最后经底特律回到圣保罗，走了25个州，晤谈了400多人，话题无所不包，可谓地地道道的美国报业“面面观”了。这次访美，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开始启蒙，从此她开始在中国推介、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媒体界产生巨大影响。
《访美记》分为三部分。报人、报纸、报业。从这三个角度，作者对美国报业做了全景式观察和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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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财新《新世纪》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WMF）董事会委员、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及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舒立观察》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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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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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闻专业主义启蒙，从《访美记》开始展江
前言
一 报人
一对普通编辑夫妇的生活
斯哥特和记者们
安和她的专栏
记者：报纸第一环
“报评作家”戴维?肖的故事
我的朋友希尔维亚
美国驻外记者侧影
二 报纸
《芝加哥论坛报》：“特大”与实用
《洛杉矶时报》：鹰之报
《华盛顿邮报》：新闻人的向往
《费城问询报》：“问询者”的足迹（上）
《费城问询报》：“问询者”的足迹（下）
《纽约时报》：公正和详尽的报道
《今日美国》：今日美国？
三 报业
翻开美国的报纸
小城的报业沧桑
一万人的“登月飞行”
在一家报业托拉斯的地方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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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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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闻专业主义启蒙，从《访美记》开始
展江
一
舒立的访美随笔问世于我认识舒立的第二年，初版的书名是《美国报海见闻录》 。
当时她正处于特殊的“休闲”状态，正是在她和丈夫苗棣老师的一次云游中，我们才得以在我的江苏老家结识。我们都为此书能在 1991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那个沉闷的时刻出版而感到幸运和兴奋。
在 1991
年，能见到一本以密集的信息客观引介美国报界的出版物，实属绝无仅有。但是，因书稿在总体上对美国报界持肯定态度，使得公开的商业推广没有可能，销售渠道也很不畅通。
然而，这本书还是逐渐产生了影响。当时我还听说一件“趣事”
：此书本来被期待一本一本零售，可是有一个新闻管理部门一次性买了200 本！而小圈子的阅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真阅读，认真阅读。
舒立在书的前言中自我评价说： “这本书应当主要是一部新闻作品：生动可读，客观准确，信息充足，并且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
”这种表述，有意或无意，显然没有触及到本书的要旨：第一次较全面地引介美国报界所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制度安排。
也有读者评价此书时说： “不算很恰当的比喻：八九十年代大陆新闻界的《海国图志》 。被誉为那一代新闻人的圣经。
”这个评价虽然很高，但是多少言不及义。
有业内读者归纳：
“在这本书里我倒是找到了三个有意思的话题：1.新闻部和评论部的问题；2.海外记者的问题；3.报业的托拉斯问题。
”这一归纳具有比较意味，也部分触及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制度安排。
我们知道，从 20
世纪初起，新闻专业主义首先在美国报界兴起，如今已经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西方世界中与美国和英国的新闻事业迥然有异的欧洲大陆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哈林和曼奇尼指出，新闻事业专业化有三个维度：
（1）自治（自主性） 。自治永远是专业化这一定义的核心，这是许多职业努力实现自身“专业化”
、证明对它们的工作过程施加更大控制具有正当性的关键原因之一。与提供私人服务的医生和律师不同，新闻工作者是在一个以大批量生产为规范的产业中工作的。他们几乎从不拥有自己的制作手段，而是大型企业的拿薪雇员。尽管如此，他们经常成功地在组织内部获得重要的相对自主性。
（2）独特的专业规范。所谓专业，就是用某种生活方式、伦理规约、自我意识的身份和对局外人的障碍，将其自身“水平地”组织起来的职业。这种“水平”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有一套该专业独特的共享规范。以新闻事业为例，这些规范包括伦理原则——例如保护匿名消息来源或区分广告与编辑内容的义务，以及新闻实践常规——例如“新闻价值”的共同尺度——还有判断专业实践的卓越性和分配声望的标准。
（3）公共服务取向。与其他主张专业地位的职业相比，公共服务伦理对于新闻事业也许特别重要：因为新闻事业缺乏深奥的知识，新闻工作者对自治性和权威性的主张在特别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主张。关于公共服务伦理的发展，最清晰的昭示之一是新闻事业自律机制的存在。
根据美国学者丹尼尔?哈林和意大利学者保罗?曼奇尼的一个分类法，现代新闻事业有“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和“评论取向型新闻事业”之别。
“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盛行于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它推崇新闻媒体以新闻报道而不是观点鼓吹为主，崇尚新闻客观性，主张事实报道和意见表达分离，在报道中秉持中立立场和平衡各方意见（见哈林和曼奇尼《比较媒介体制》一书）。
二
虽然一些知名新闻史研究者论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之一，在唐朝甚至在汉朝就有了所谓“邸报”
。但是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现代意义上的公开发行、定期出版、机器印刷的报刊新闻事业肇始于 400
年前的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中国则始于
1840年鸦片战争砸开国门前后。自那时起，像多数后发国家一样，中国传统的新闻事业，与其说走的是长于新闻报道的英美报刊的道路，不如说走的是王弢的《循环日报》、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报刊那种在列强的船坚炮利和晚清的内部危机之际救亡图存的鼓吹型政论一途。
这样的鼓吹传统，一来契合一个积弱大国奋发图强的欲求，二来在百余年间形成了我们今天继续推崇的以弘扬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归依的新闻理想。当改革开放之初新闻机构获得某种权利去推动国家的“四个现代化”
，同时发挥激浊扬清、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功能时，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报刊上倡导解放思想、改革旧制旧规的言论，尤其是政论，可能一纸风行全国。20
世纪 80 年代，可谓政论和政论家的年代。
另一方面，直接以新闻事实来揭露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吸引了报界精英和新锐。刘宾雁先生的《人妖之间》、钱刚先生的《唐山大地震》，一时间洛阳纸贵。据我了解，舒立在那个时代，也从事过报告文学这种半文学、半新闻的文体写作实践，她本人还与刘宾雁先生合写过报告文学作品（注：《孤雁离失记》，发表于
1985 年 1
月《报告文学》杂志）。回想起来，当年那些报告文学作品曾经让多少国人热血沸腾。除了直面国内社会问题以外，甚至刘亚洲先生的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也是那样的令读者如饥似渴。
但是，报告文学这种源于法国、流行于前苏联的文体在改革开放不到 10
年之后，遇到了无法化解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济先导型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渡，催生了以民商法为主的一大批法律。继
1979年《刑法》问世之后，1986
年又有了《民法通则》，这两部法律中对于新闻界来说非常要紧的一点，就是它们初步形成了中国当代的诽谤法体系，这就意味着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作品一旦存在失实，就可能被追究侵犯他人名誉权即民事诽谤，甚至是很可能带来牢狱之灾的刑事诽谤。
事实上，中国当代媒体所遭遇的第一宗新闻官司，恰恰就是带有报告文学色彩的杂志批评性报道所引发的刑事诽谤诉讼，结果导致两位年近花甲的老记者被法院判决拘役。1987
年初《民法通则》生效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改变，名誉侵权取代了刑事诽谤，新闻记者普遍解除了身陷囹圄之虞。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民事性的新闻侵权诉讼数量激增，
“告媒体”形成浪潮，这也令报告文学和其他批评报道的作者应接不暇，不胜其烦。
一些作者起初怨气不小，认为为民请命却要屡吃官司，实在不公。但是经过痛苦的反思，人们会发现，归根到底，道德好恶先行，事实和意见杂糅，不追求事实的精准和报道的多元求证即平衡，暴露了传统新闻文体在法治新时代的弊端。对此，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多有反思，认为报告文学的衰落是必然的。
而在新闻界，当时人们还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我们传统影响下的报纸是观点纸、宣传纸，而境外的大多数报纸是新闻纸。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闻评论即便摆脱了宣传，也难免流于宏大叙事。因此媒体每日传播的观点，也难免旧题重做，老话再谈。另一方面，经济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新闻信息需求，这恰恰是当时媒体的短板。
总之，旧有的“评论取向型新闻事业”
，已经成为对主流社会影响日益增大的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瓶颈。那么，当时的人们即便听说“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在北美如火如荼，也不知其真谛为何，更不知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如何影响新闻生产和传播效果。在那个时代，舒立有幸两次赴美考察报界运作，并以生动传神之笔写就一部独特的专业随笔，有意无意中成了中国纸媒新闻专业主义转型的指南。
三
在我看来，舒立作为新闻实践者，在对待新闻专业主义上经历了认识、引介和践行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认识新闻专业主义。
1987 年，她作为体制内大报《工人日报》记者，应非营利组织世界新闻研究所” （WPI）邀请，到美国 25 个州 40
多个城市做了为期 5
个月的走访，其间更侧重对当地报业采访并获得实习机会，直接经受了与中国的宣传模式和“评论取向型”报业迥然有异的“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的猛烈冲击，自身的从业观念转变开始进入萌芽期；凭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也进一步认识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微观制度层次。
此前，舒立已经开始投身于批评性报道，当时“舆论监督”的概念刚刚出现，而当时的最牛的文体主要是事实和观点混杂、经常是缺乏准确性和平衡性的通讯和报告文学。当时揭露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作者，往往被称为名作家、名记者和“包青天”式的风云人物。
而今天我们说的“舆论监督”
，大致有三种文体形式：（1）增加社会透明度的日常客观报道，它能预防腐败；（2）发源于美国、在中国后来取代报道文学的调查性报道；（3）多元的、批判性的时事评论。
第二阶段，引介新闻专业主义。
这就是本书的贡献。内容方面我不再赘述，但是必须提及的是舒立的作风和文笔。可以说，细腻的观察、敏锐的提问为本书奠定了材料基础，而清晰、隽永、灵动、信息密集的写作使舒立独树一帜，而这恰恰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记者写作风格吻合。
经过徐晓老师重新编辑，本书以随笔的形式重新面市。新版删掉了近年来中国读者已经熟知的技术层面的内容，保留了作为一名中国记者和作者最独特的和最具个性的观察与描述。它甚至有几分像是如今在学界流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将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结合起来，并有“深描”的意思（当然，我这么说舒立会觉得好笑，她才不管什么田野调查呢）。此外，与田野调查不同的至少还有秀丽的文笔和高节奏的工作。
第三阶段：践行新闻专业主义。
这又分为两段。 1992年邓小平去南方巡视，掀起了市场经济大潮。舒立结束“休闲” ，离开《工人日报》 ，转任“在商言商”
、市场和信息取向的《中华工商时报》海外部主任。但是她主要是作为一线记者，在个人层次上开始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西方新闻界公认，采访技术是美国报界在 19 世纪末的发明；过去中国新闻界也常用，但是往往是在歌功颂德中与采访对象“打成一片”
，无客观可言。舒立这段时间最引人注目的业绩是采访海峡两岸的“汪辜会谈”和一批财经界人物，经常成为“在场”式独家新闻。
1998 年 4 月， 《财经》创刊，舒立出任主编。虽然《财经》最初只是月刊，至 2002
年才正式出版半月刊，后又改为双周刊，我仍倾向于将 1998 年这一年称之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元年”
。舒立终于有机会在中观的制度层面实践新闻专业主义了。她继续活跃在采访一线，同时参与编辑组织，掌握刊物报道方向（当时的《财经》副主编王烁是编辑部日常编务的操盘手），还承担日后知名的杂志卷首时评专栏“财经观察”的写作。
舒立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全面推进新闻实务，培养出一个深度报道、尤其是调查记者团队，
《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控制了冯明昌》《成败陈久霖》《谁的鲁能》等调查性报道相继问世。这些力作不但震动了国内业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媒体的实务操作，还为杂志在国际上赢得了众多荣誉。
2009 年 12
月起，舒立和两百多名同仁一起创办了财新传媒，旗下有《新世纪》周刊、《中国改革》月刊等杂志以及刊登原创新闻的财新网。按我的理解，舒立作为一个在国内新闻界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办刊方针的新闻人，在特定的媒体空间做出自己的努力——如果说上一个
10 年，她使本书中的理想新闻模式在中国发芽生根；那么，在新的 10
年中，她则致力于使本书中的理想新闻模式在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开花结果。
这是一个多大的变化呢？至少以我之见，在短短的 30
年内，在政治框架不变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新闻事业由宣传模式和“意见取向”转型为“信息取向”
，由正面倡导的“喜鹊”式新闻文化正在转变为问题意识取向的“啄木鸟”式（舒立语）的新闻批判性文化，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在更早一些的 1980
年，随着当时翻译成《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一本新闻学译著的出版，国人初识世界上不同的新闻理念，李大同先生称之为“启蒙，从小册子开始”
。那么，有充足的理由说：新闻专业主义启蒙，从《访美记》开始。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前言
这本书，记载了25年前一名中国新闻记者眼里的美国报纸界。
一
1987年6月，我获得了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参加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简称W.P.I.，又译世界新闻学院）组织的青年国际记者旅行采访活动。
那是中国人正陆续迈出国门的年月。从20世纪80年代初，名作家们和涉外资深记者们就已经有机会到美国各地访问，然后用优美精准的文字，俯拾皆是地将从衣食住行到人际交往的各种新鲜感受写出来，让绝大多数没有护照也没有机会接触外部世界的人看到彼岸的万花筒。记得当时对美国写得比较全面深入的一本书，作者是外文局的专家王作民，写的是这位20世纪40年代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重返美国后的纪实，书名就叫《美国万花筒》。
我出去的机会稍晚，也有些特别。因为我是记者，而此次美国行，是一次涉及面极广的“强化”采访。除了最初的三周主要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大学里听课，其余的4个多月几乎都是在汽车轮子上度过的。我们一行10名国际记者自驾两辆中型吉普车一路行走，从中西部到西海岸，再从南部到东海岸，最后经底特律回到圣保罗，前后走了25个州，晤谈了400多人；话题从美国的政治、经济、新闻舆论、科技到黑人贫民区、女权、非法移民，以及艾滋病、同性恋，无所不包，可谓地地道道的“面面观”了。
走前，我拿着美方寄来的厚厚一本项目日程及背景，请教几年来我一直尊为师长的刘宾雁，此行可以写些什么。刘宾雁说：“你出去以后会看什么都新鲜，但现在已经不是看到一个塑料垃圾袋、碰见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可以写篇文章的时候了，最好集中到一个专题，选个你比较熟悉也有兴趣的领域，可以事前作准备，事后再作些研究，写得深一些。”他还举了作家郑义的例子，他写监狱。
我明白了，觉得我可以集中写写美国的报纸。这缘由，部分是由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念书时就对美国新闻史感兴趣，毕业四五年来也一直有涉猎，兴趣甚浓；另一部分是由于我当时身为从事中文报纸国内报道的记者，特别强烈地感到千千万万国内新闻工作者确实需要了解美国这个报业帝国的状况，需要知道彼岸同行的生活与工作情形，以及在那个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国度，每一家报纸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运作。
那是在没有互联网，而且境外报纸极为罕见的年月。国内的报纸都是党报机关报，数量不多，清一色地每日4至6版，极少数特大报有6至8版。绝大多数报纸没有国际新闻部，没有国际新闻自编（莫说自采）稿件。当然，从事国内新闻的编辑记者普遍不懂外文，也并不接触境外报纸。
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阀门已经打开，万象更新，思潮澎湃。北京新闻界的同行中，一些有志有识的中年和青年人都与我有些交往，他们个个意气风发、胸有宏图，相信自己于中国新闻发展、报业变革使命在肩。但他们对这个世界上同业的状况并不知晓。中国新闻业和这个世界还非常远。
二
当时，中国没有比较全面、客观地介绍当代美国新闻业运作的中文书籍。
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从里根遇刺看《纽约时报》突发事件报道”，指导老师为国内研究美国新闻史的权威人士张隆栋教授。毕业后，我仍是与张老师来往较多的学生。纵有张老师指导加上我的始终关注，那时国内看得到的关于美国报纸的书实在是屈指可数，主要是译作，均系美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传播学者对美国报纸的批判反思；还有一两本小册子由国内专家写就，在浓郁的意识形态气氛中，对美国新闻界作概括介绍，提供一些基本数据。
那是中国打开国门的最初几年。舆论广泛地承认中国应当向世界学习，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社会的分野并非无处不在；相反，两者在许多领域存在共性。处于前者初级阶段的中国，应当也可以学习、接受、采纳和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经验。
不过新闻是个例外。因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新闻观，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均为各自的统治服务，所以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业仍有鸿沟为界。虽然我的毕业论文深得张老师肯定，但最后系里评分只给了“良”，因为主要用了定量分析却没有“阶级分析”；虽然毕业后我成了张老师家中常客，但这位40年代的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才生只要聊起专业，话就很少。很自然，当时的中国国内新闻业中人对国外同行、同业完全是陌生的。
当然，改革开放在推进中，中国新闻业的大门也在缓缓开启。至少在我写毕业论文的80年代初，凭一张学生证，已经可以在北京图书馆老馆查阅纽约时报。还记得是1986年，“大众传播学”这个概念得到官方认可，进入中国新闻教育研究领域。
同样始于80年代，重返新闻舞台的老一代共产党报人在不断反思“文革”教训的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党报“人民性”为上的主张，而且鼓励我们这些新入行的记者们践行说真话原则。也是在1986年，中国的绝大多数党报已经陆续明确为脱离机关系列、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现了一批行业报和经济类报纸。
那时方方面面在谈改革，没有人否认新闻也要改革。我是《工人日报》的普通记者，毕业后先在时政部当采编合一式的记者，后来到厦门记者站建站驻扎。我一心想当名记者，希望多写东西，干劲十足但也经常茫然。我想，去美国采访无论如何是个大机会，要写大东西，而写美国报业正可为自己、为同行开启一扇认知的窗户。要写书！我跃跃欲试。
从美国东道主事先寄来的采访日程表上，我也意识到写一本关于美国报纸的书完全是可能的。世界新闻研究所为我们安排了在大、中、小三类报纸（或其他新闻机构）的三次实习考察，每次不少于一周时间；而在美国各大城市旅行时，采访当地主要报纸也是重点项目。和我共同参加这次活动的其余9名记者，分别来自日本、匈牙利、挪威、联邦德国、埃及、加纳、南非、巴西和澳大利亚，年龄均在30岁上下。他们都是自己国家著名大报、周刊或通讯社的杰出记者。我想到，他们对有“报纸帝国”之称的美国报界不可能没有兴趣，这或许也能成为我的书中很有价值的素材。
我还读了国内可以找到的几本有关美国报刊的书，包括一本英文书；并且在听取了首都报界一些前辈和同人的意见之后，写出了采访提纲。我比较明确地想到，我的书不应过于严肃和深奥，成为纯学术分析性专著；我要把我的观感和我所获得的关于美国报纸现状和历史的信息传递给和我一样的读者们。这本书应当主要是一部新闻作品：生动可读，客观准确，信息充足，并且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书名，我想就叫“美国报海见闻录”。
世界新闻研究所的活动定于1987年6月6日报到。我赴上海，经东京，转道纽约，于6月5日到达该所所在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从此，开始了我职业生涯中最紧张繁忙的5个月。
三
1987年12月初，我携多件行李，经东京，绕香港，再经深圳和广州回到北京。行李中一半是装了资料的纸箱，与我先后一同抵达的还有在美国陆续寄回的6箱书籍资料。
我的“名记者”人生诉求此时出现转折：报社决定调我回京，负责组建国际新闻部并推出国际新闻专版。因为知道我迷恋于记者根本不想“当官”，总编辑李翼还承诺，两三年后以交换的方式安排我常驻东欧国家，比如和民主德国交换长驻柏林，或是与波兰交换长驻华沙。据说，这些国家的工会正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联系，其报纸可能愿意与《工人日报》合作。在外汇紧缺的情况下，交叉负担当地费用正是报社自派驻外记者的可行办法。
国际新闻部获得了报社新建大楼四层的一间大办公室。我用专配的若干个资料柜拦出一角，支起折叠床，开始每天白天编稿、晚上写书的生活。很快，《工人日报》的兄弟单位工人出版社与我签署了出版合约。
我写了一年半。美国之行的内容毕竟要丰富得多，身为记者很难不作为，所以其间我也穿插写了一些其他主题的单篇报道，后来收在我的另一本书《微观美国》里。不过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写《美国报海见闻录》，遇有写作中感觉材料不足，再写信到美国查询索要。写作过程也成了认知深化的过程。
写完该书，正是1989年6月。当驻东欧记者自然是不可能了。不过，最主要的是工人出版社决定不履行原来的出版合同。不可抗力支持下的毁约显得自然而然。
此后两年，便是我一边改书一边寻找出版社的过程。有苗棣（我的先生）的支持体谅，我们掏出全家积蓄之大部，用3
000余元买了台先锋牌文字处理机，把全部书稿输入，打印成若干本交张隆栋老师和其他专家们征求意见。后来，我又借得当时价值逾上万元的四通2401文字处理机，转入全部文本细编细改；还写信到美国核查资料，对原来截至1987年的数字资料作了部分更新。
终于谈成了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此书。该出版社完成了三校，正式出了胶片，可在付印之前，社长思索再三，还是觉得
“说美国的事风险太大”，决意叫停。出版社请我过去，社长当面宣布了这个悲惨的决定，我觉得五雷轰顶，当场大哭。社长出于同情，把胶片送给我作纪念。后来，80年代后期就从事民间出版业的友人李盛平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搞到一个书号，把胶片印成了书。印数5
000册。
那是1991年上半年。后来的事实表明，诸家出版社的风险预感其实是误判。我的书出版后，在新华书店、在党报、在大学很快就有售出，并没有引起批判性争议。《工人日报》北京记者站一名记者的妻子在中宣部任处级职位，她还曾联系我买了一批书用于总编辑培训。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改革春潮再起，报纸改革被提上前台，不少同行都向我提到看过此书，且受到启发。
此书出版后，我被请到当时有些报纸改革实验田意味的《中华工商时报》讲课。或因此，彼此都有“知音感”，我次年索性离开中央级大报《工人日报》，加入这家半官方报纸担任了海外部主任，自此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程。这是题外的话。
四
《美国报海见闻录》的写作和出版，让我对美国报纸研究有了更多的兴趣和信心。以后搜集阅读此类书籍不少，1996年以后还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专业性刊物《国际新闻界》杂志写过一些专门文章。多年前，就有几家出版社先后找我，愿意再版此书并收入相关文章，也希望我能够补充更新。我每常答应，却并无时间动笔。而这些年来，中国新闻业人士眼界大开，对国外所知越来越多；由国内作者或译或写，介绍美国报业的书文渐次出现。而由于互联网的革命性激荡，美国新闻业已从有变迁到大转折，悠悠长河进入激流险滩段了。
于是我想，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我按原来的思路补充后再版原书，都已经没有可能了。
正是此时，出版经验极为丰富的徐晓又找到我。她看了原书稿，以她强大的书籍编辑能力做了结构性手术，让价值犹存或有可能历久弥新的部分显露出来。她认为可以新编的结构出版，列入她主编的财新丛书“思享家”系列，我受宠若惊唯有从命。顺着她的建议想，书名定为《访美记》。
这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原来较完整、有体系的画卷式陈述经过裁减调整，成为题材各异的若干组纪实“映象”，新书较之原著已大相异趣。但我对留存文字作了极少量修改和调整以求准确贯通，完全保留了原来的内容和风格——就事实而言，我当初介绍的一些重要报纸在过去的25年里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有些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本书的文字止于只讲昨天；就认知而言，我和我心目中的中国读者们已经对彼岸的报业世界有了许多了解，而我还是留住只在昨天才会有的感悟和惊叹。须知，我采访研究的那个时段，正是美国报纸的鼎盛期；而我本人，正是急切地想了解这个世界的80年代中国报人。
希望这样的“老作新编”，能让今天的读者读出今天也能体验昨天，觉得有趣也有益。在这里，我想象中的主要读者，应该是中国新闻业年轻同行以及书斋电脑前的新闻学子。
毕竟，流淌的历史总有变与不变，而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可能显得很长，也可能显得很短。
胡舒立
2012年7月于北京到罗马的途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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