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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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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的魅力》是作者周泽雄近年来创作的作品合辑，该书以新颖独特的视角阐幽发微，内容涉及财政、政治、文化、教育、慈善、学术、环保、娱乐等社会中多方面的话题，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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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随笔和杂感类图书一直是市场的常见卖点，曾出现过许多深受读者好
评的图书。书名《异议的魅力》直接体现了争议性这一内涵，有争议就有 卖点。《异议的魅力》作者周泽雄以新颖独特的视角阐幽发微，内容涉及
财政、政治、文化、教育、慈善、学术、环保、娱乐等社会中多方面的话 题，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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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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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文学评论家、随笔家。1963年2月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曾在《南方周末》《读书》等刊物开设专栏。著有《青梅煮酒》（再版名《三国现代版》）、《当代眉批》、《齐人物论》、《说文解气》、《耳朵的立场》和《性格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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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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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下的职责
最后的告密者
我们的安全感与彼辈的安全感
剽窃：三个核心认知
高危的艺术批评
正义与当事人主义
刑讯逼供的认知困境
言论自由不是诟骂者的黑翼天使
民主：巨人间的战争
异议的魅力
作为技艺的公正——读《审判的历史》
下有底线，上无禁区——也说言论自由的边界
公共批评无须借助个性化身段
审查制度下的艺术惊魂
银幕内外的黑暗与光明
辩黑术
反智：传统和现实
慈善桌布下的东西慈善观
有毒的风景
悲凉的教育竞争
事关大学，我们不该说些大话吗？
见证良知的勇敢
没有佳话的时代
没有局外人的灾难
狗是狗非面前，请淡定
动物保护：伪善即是大善
文化振兴，不劳政府插手
蠢行，以文化的名义——“中华文化标志城”质疑
曹操墓，挖它干吗？
风骨派，一种迷思
我们身边的悲情劳动者
上海的“经济领情结”
酒桶专政
西式客厅里的上海Lady
人是狗的宠物
名誉腐败
人性化不是歌词
消费者的职责
民间化学家
不够级别的损害
客厅里的沙漠风暴
陈佩斯的悲喜剧
红学的明天会如何？
世相札记（37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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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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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东西德国统一后，一名曾经守护柏林墙并向翻
墙民众开枪的前东德士兵接受审判。他在法庭上辩解道：士兵的天职是服 从，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法官睿智地答道：服从命令没错，但你可以把
枪口抬高一点。 近读长平先生文章《把枪抬高一点》，作者不久前去了德国，曾当面
向当年“负责此类刑事审判的前柏林市总检察长Christoph Schanefgen和 前高级检察官Bernhard
Jahntz核实这个故事”，两位当事人“略作思考之 后，断然否定：没有这样一个案子，法官也不会这样回答”。
长平先生是具有信誉度的时评家，他既然亲自核实了，我只能以他的 考证为准。长平先生随后作了些分析，并将这个故事的成因，归之于一种
无关法理的东方式策略或“民间智慧”。对此我稍有异议。 事之所无与理之所缺，不可混为一谈。好比说，两千年前的韩非给我
们讲述的“守株待兔”，多半也是虚构，后人从中获得的启示，则堪称实 打实。如果将“枪口抬高一点”视为一则现代寓言（正如“守株待兔”是
一则古典寓言），我们或能打捞出同样多的启示。仅从“策略”和“民间 智慧”的角度安顿它，恐有怠慢。
作为一则现代寓言，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种责任伦理，它对应于人们 在职场生涯中或多或少会遭逢的处境，它指向一种困境，提供一道对策，
同时揭示一项原则。困境是：身为公民或职业人，偶尔会遇到来自上峰的 荒唐命令，遵守该命令有可能使自己承受犯罪、丧失职业操守或泯灭良知
的代价；对策是：不管怎么做，你都不应触犯良知、违背法律；原则是： 上级命令不能成为个人责任的托词，是否遵守法律、捍卫良知，是一道更
高的内在指令，它外在且独立于上级的命令。 这里有另一个故事，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头号战犯、第三帝国
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面对种种性质严重但意义空疏的指控，如“战争罪 ”、“反人类罪”，毫无触动，将其贬为战胜者随意捏造的司法把戏。他
的意思是：战胜者的法律不是法律，只要战场上的胜败颠倒，他此际受到 的所有指控都能原封不动地用来审判坐在审判席上的那一伙人。后来，老
练的英国法官马克斯韦尔·法伊夫接替美国人杰克逊法官，他改变起诉策
略，放弃宏大不实之词，一上手就把目标聚焦在1944年春天德军杀害55名
英国皇家空军战俘的事情上。这项指控的法律依据在于，该屠杀违反了传 统的公正原则，即“应该预期并允许战俘有逃跑的企图，尽管是希特勒下
令杀了他们，但戈林未能阻止他”。此时，这位“自以为继承了条顿骑士 精神的前 红色爵士 空军指挥官”的手心开始出汗了，戈林元帅最终放弃
了抵抗，承认“这是整场战争中最严重的意外事件”。令我们稍感诧异的 是，戈林的做法若严格参照纳粹军队的军事法典，也要遭受处罚。纳粹军
事法典规定：“上级的命令不得成为被告人针对犯罪指控的抗辩理由。” 当然，法律写得漂亮，从来不等于法律执行得漂亮。
这个故事的负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故事的主角 戈林和希特勒 属 于那种我们原本不以正常人类看待的超级恶棍，所以，我们受到的启示只
会更加震撼。即使在戈林眼里，他也不把“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视为抗辩 理由，如果他曾经把“枪口抬高一点”，对来自希特勒的屠杀令做些变通
，在那一刻，他的手心至少不会出汗。 法律的价值，在于指导并规范人类的行为；脱离了规范职能，法律没
有神圣可言；法律的严肃性与法律的实用性、指导性须臾不可或离。我们 知道，职场中人（假设一位拆迁队员）难免接到有违法律或人伦的上司命
令，倘若法律所能提供的对策只是要求属下坚持原则，即使面临撤职丢饭 碗或牢狱之灾，也寸步不移，则法律必将因其乖违人情而遭到抛弃。毕竟
，甘冒巨大风险而与领导对着干的拆迁队员，百不有一。当此之时，法律 若能对属下“枪口抬高一点”的变通行为给予肯定，它也就增进了促人向
善的社会功能，我们没有理由将这种虽不完备但足以最大限度地规避犯罪 的行为轻描淡写为“民间智慧”。在捍卫原则的同时，法律必须兼顾并尊
重人的现实性，包括承认并善待那些情有可原的恐惧和懦弱，唯其如此， 法律的调适、迁善功能才有望体现。现代寓言“枪口抬高一点”的价值正
在于此：它不苛求属下对上级的积极抗争，只要该行为得以让人远离犯罪 ，它愿意尊重消极抗争的价值。既然我们不应指望职场中人一夜间变得气
宇轩昂、正气凛然，那么，避免让他们一夜间成为屠夫和罪犯，就功不在 小了。 说到中国的民间智慧，侧重“枪口抬高一点”中的职业伦理的，委实
不多，常见的倒是些“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世故混账之谈。放纵 此类言谈，只会使职场中人愈加远离法律，愈加心安理得于“酱缸文化”
所致的“势不由人”或“形势比人强”；其中堕落尤深者，则会与助纣为 虐之举达成某种恐怖的物我两忘。三国时，文士陈琳替袁绍写讨伐曹操的
檄文，骂尽了曹操的祖宗八代。袁绍兵败后，陈琳被军士绑缚至曹操前， 曹操问道：“你受命替袁本初写文章，骂我两句倒也罢了，缘何还要累及
我的先祖？”陈琳答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曹操这句提问，倒 包含些“你为何不把枪口抬高一点”的意思，而陈琳的答复，与至今还被
人挂在嘴边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毫无两样。可见，那才是我们顶顶 要不得的“民间智慧”。 2012年1月5日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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