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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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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与结构转型，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讨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像肖耿教授写得那么清楚，条理分明，而且视野开阔，有众多的国际比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增添了许多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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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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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系统阐述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与制度变革的协调关系，其所涉及的主题涵盖了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金融制度、资本市场、汇率制度、宏观调控及政策等相关问题，突出强调了制度变革在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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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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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现任总部位于香港的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及研究总监，负责组织、监督及协调研究院的研究项目，同时兼任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分部（北京）特别顾问、汇丰银行（中国）以及在伦敦上市的新兴市场基金公司（GEMF）独立董事。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部主任、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香港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香港证监会研究部主管及主席顾问、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深圳发展银行监事会监事、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以及世界银行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实证与政策分析，侧重于宏观经济、汇率、金融、生产力、企业及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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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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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
1．1 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解释
1．2 全球储蓄与投资错配的根源
1．3 全球资本流动与中国改革的互动
1．4 中国需要更加明智彻底的开放政策
1．5 九亿农民急需“产权基础设施”
1．6 中国经济正处在关键时刻
1．7 学习香港模式，中国会有远大的未来
第二章 中国的改革开放
2．1 中国的竞争力
2．2 产权制度的实质
2．3 开放市场的真正含义
2．4 农业
2．5 工业
2．6 银行与资本市场
2．7 财政
第三章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3．1 如何认识产权问题
3．2 借鉴国际及历史经验改革国有体制
3．3 国企在所有制改革方面要有大突破
第四章 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
4．1 从就业结构看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
4．2 民企“原罪”问题
4．3 民营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的比较
4．4 中国发展民营企业的配套改革及香港特区的作用
第五章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5．1 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大瓶颈
5．2 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
5．3 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与竞争
5．4 八亿农民与六千万股民的股市
5．5 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秘密
5．6 中国证券市场的前途
5．7 什么样的证券市场才有投资价值?
第六章 中国的汇率政策
6．1 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6．2 外汇储备的价值及挑战
6．3 贸易顺差、竞争力及汇率的本质
6．4 通胀与升值压力的根源
6．5 不应该让汇率问题转移了视线
6．6 先通胀后升值：中国策略的现实选择
6．7 顺差与升值
6．8 容忍结构性通胀
第七章 中国的宏观经济与调控
7．1 “量化宽松”政策下的通胀率合理预期
7．2 汇率政策及宏观调控
7．3 价格管制只能是短期的
7．4 调控的艺术与科学：加息还是升值?
7．5 透视升值与加息的内在逻辑
7．6 消费价格指数的背后
7．7 应对通胀，需不断加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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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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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的经济奇迹
1.1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解释
我对中国经济的兴趣始于二十年前。当时我就读的中国科技大学还没有经济学专业，我只能选择刚刚开设的管理科学专业。出国留学时，我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并立志研究中国经济。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用“经济奇迹”来形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我在中国所经历过的年代，与奇迹最远的就是经济发展。我是在大跃进饥荒之后在江西出生的，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20世纪90年代初回香港定居。今天，我还不断地提醒我的小孩、学生及朋友，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人每月只能凭票购买三两肉，那可能是今天的小朋友一顿麦当劳的消费。同一块土地，同一群中国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活水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可以说，我今天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回答这个我二十年前选定的、但当时还不存在也提不出来的问题。
有许多学者用“经济奇迹”来形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严格地看，并不准确。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并没有超出人类历史中其他地区曾经有过的经历。经济学家可以科学地解释，甚至预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准确地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是一个经济复兴及回归的过程，一个追赶先进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文明大国，在二百年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时，美国经济还排不到前十名，它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5％，而中国占20％。美国的发展是一个例外，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奇迹或暴发户。中国从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衰退成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根本的原因在哪里？不能怪土地，也不能怪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及领导人，他们都不比美国人笨；只能从制度方面看。二百年间，中国和美国反差最大的就是制度。美国直接继承了欧洲的文明及其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加上新大陆肥沃的土地，在过去的二百年间，很快就主导了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制度落后。制度落后的一个直接因素是闭关自守。一旦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制度改革就成为必然，而制度的变化将导致行为及生产力的变化。我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做一个试验，就是将著名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描述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文字稍作修改，冒充成一段描述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与开放的文字。令人吃惊的是，除了名称和时间，需要修改的文字很少。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以及一百五十年前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经验，都证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中国过去二十五年恰恰在制度改革方面非常幸运。有三个制度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有力地保持了中国政治、社会相当长时期的稳定，对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史无前例的优势。中国的劳动力虽然便宜，但非洲、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工资更低。外商更愿意在中国投资，主要是因为这一点。中国政府本身的行政效率是相当高的，外国人对这方面的印象非常深刻。这种能力不仅表现在中央政府这个层次，还特别表现在各个地方政府。现在，中国各个省市经济层面的竞争非常激烈，再加上中央政府的一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如机场、码头、铁路、公路等，这些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慢慢开始体现出来。
第二，中国的经济开放非常彻底。现在，中国经济远远要比日本更开放。在中国可以买到任何国家生产的产品，不光是高科技的东西，很普通的消费品都可以买到。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允许百分之百外资的工业企业，而且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少，甚至有税收及其他优惠。外资企业的好处是，它不需要中国具备好的银行和好的股票市场，就可以直接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与世界经济里最优秀的跨国公司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与最优秀的国际金融市场相联。这种与国际市场的网络相联系的影响与收益，是巨大而无形的。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大部分人的知识水准和训练也不够现代化，但跨国公司进入后，把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直接与世界经济里最先进的体系联结在一起了，这就使得中国的技术进步非常快。
第三，中国利用了香港这个国际领先的资本市场。中国最好的企业都到香港上市，这对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必须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因为投资者对它的看法、分析和监督，与在纽约、伦敦上市的企业差不多。
中国不知不觉在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方面，参照了世界最先进的制度进行改革，比如跨国公司的制度。法国家乐福超市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超市之一，它进入中国之后，其他的超市都必须跟着学。资本市场则参照香港的标准。银行改革一开始就引进汇丰银行、美国银行等战略投资者入股。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不只是改革自己的汽车产业，而且引入合资，并且主要通过合资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来提高生产力及技术水平。中欧商学院在上海建立以后，其他的商学院都要跟中欧商学院比较。这些开放的竞争制度，使得中国可以全方位地追赶先进地区，并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们忽然发现，中国的改革不光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了，也变成了全球性制度变迁问题。
1 .2全球储蓄与投资错配的根源
我在上一节的结尾处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忽然发现，中国的改革不光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了，也变成了全球性制度变迁问题。”的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的决策层及老百姓需要知己知彼，才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避免失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务院及美国的投资者，现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及担心。中国的领导人及学者，现在也对美国的双赤字（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非常关注。
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提出了一个全球储蓄与投资（及消费）错配的问题：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及投资太多而储蓄太少，导致巨大的贸易逆差（进口大于出口，也就是美国的净资本进口）；另一方面，亚洲，包括日本、“四小龙”及中国大陆，消费及投资不足但储蓄太多，导致巨大的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也就是亚洲国家的净资本出口）。美国是资本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而亚洲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为什么资本丰富的美国有巨大的资本净进口，而资本稀缺的亚洲有巨大的资本净出口？
其实，这个全球错配问题二十年前就存在，而且一直没有解决，当时美国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并迫使日元在二十年间升值了两三倍，导致日本的通缩及经济衰退，但日本的贸易顺差及美国的贸易逆差二十年来依然如故。经过二十年的日本经济研究，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顶级经济学家数不清的文章、专著和顾问报告，我们今天对全球储蓄与投资错配的原因还是没有一个共识，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没有一个有效的政策措施来纠正这个全球错配。物理学家可以将载人宇宙飞船送上太空，生物学家可以找到非典型肺炎病毒并制造疫苗，信息工程专家发明了互联网，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一个二十年前就存在的，而且对美国、日本这样的世界第一、第二大发达国家如此重要的问题却束手无策呢？我的观点是，好的经济学家其实是知道病根的，但治国比治病要难好多倍。全球错配的病根还是在制度，让我们一步一步来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错误的分析与药方。面对今天的全球储蓄与投资的错配，美国已经不好意思再责备中国有贸易保护主义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关税下降及贸易壁垒被扫除，中国的市场可以说比美国还要开放，今天要你指出中国不允许进口但美国允许进口的商品及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奈之下，美国只有将全球错配的根源归结到一个技术上非常复杂的问题：人民币汇率需要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太复杂，本文不可能详细论述，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无法解决全球错配问题，原因有三：
第一，日元升值并没有消除日本的贸易顺差，这有二十年的历史可以作证。
第二，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短期内对进出口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长期不可能改变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因为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是由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决定的。是去工厂打工还是留在农村种地，农民可以自由选择。选择的结果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将决定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另一方面，中国农民与美国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决定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与名义汇率无关。如果通过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就可以提高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我相信，我们的温总理早就已经大幅度调整人民币名义汇率了。
第三，没有任何理论及经验可以证明，固定汇率会导致全球错配。香港实行固定汇率，欧洲实行欧元（也就是统一的固定汇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实行金本位（也就是固定汇率），都是可行的、可选择的货币体制，理论与实际都没有问题。
那么，全球错配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有充分的理由下结论：不能怪中国，也不能怪美国，而只能归结到亚洲与美国制度方面的差距，特别是金融体系方面的制度差距。美国的金融制度太先进，造成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发达，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海外资本支撑了美国人的高消费与低储蓄。在亚洲，包括日本及中国，由于金融体系落后，储蓄无法有效转变成足够的消费与投资，因此，我们只好让美国人帮我们花掉我们自己花不完的国内生产总值。举个例子，在美国工作，大学或博士毕业生找到工作后马上就买车买房子，当然是用信贷。刚参加工作的生活水平和退休时的生活水平几乎是一样的，甚至更好。这在中国还做不到，我父母那一代是到了退休时才买得起房子，才开始搬进像样的房子，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只要有可能，就多存一点钱。
许多人担心中国投资率太高，有泡沫。其实投资不是怕多，而是怕没有效率。举个例子，中国只在几个大城市建了地铁，因为建地铁需要很多资本投入。可是，如果我们看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条条新地铁都一样，刚建成就爆满。在沿海地区，高速公路刚通车就堵车了。这些都是投资不够的现象。投资不够的瓶颈不是需求，不是缺钱，而是金融体制，我们的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还没有能力区分好项目与坏项目。
我们的银行虽然进步很快，但负担太重，时时作出错误的判断。我是非常同情中国银行界的项目贷款部，因为他们的任务比世界上任何银行家都更具挑战，他们身兼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经理人市场等多种功能，对其贷款项目必须从头到尾仔细考察，无法依赖成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市场来控制风险。总之，中国乃至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相对落后的金融业才是全球储蓄与投资错配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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