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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官场非虚构”——“为公书系”之第二部。
继《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 后“为公书系”重磅之作！
当领导是门艺术，当下属是门技术，芝麻官还要靠心术
一个老县长的从政写真，告诉你为官要克服的六险三难：
为官之苦，这有急难险重的担当
为官之险，这有物欲横流的诱惑
为官之艰，这有人事关系的规则
为官之乐，这有不辱使命的窃喜
为官之重，这有衣食父母的期许
官场绝非虚构。然而，源于“虚构”的官场小说却被广大读者长期当做仕途参考的“活教材”，阅毕收获的仅是几条模棱两可的“潜规则”。让真正一些有政场经验（有的仍在其位）的官员写出鲜活好读、实用耐看、官话全无的官场感悟，此为“官场非虚构”的初衷。作者里有国家部委的司长、有管理一方水土的市长、县长、有县衙博物馆的馆长、有国家行政学院公务员考评专家，或偏于历史官场，或偏于公务员实务，或偏于国家改革，不足而论。
从官场里来，到官场里去，官民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这是生于体制、长于体制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为读者直接点破为官的“道”与“术”，这是阅读“官场非虚构”为公书系的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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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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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由一个名教师，跻身政界，历任县政协副主席、县长以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地方政府要职。根据自己真实的从政经验，对于机关中从政人员之间的竞争，领导对下属的管理以及下属的晋升等行政管理核心内容结合真实的例子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作者从政多年，曾组建过文化公司，熟悉机关政治和官场生态，为读者带来的是一部由小见大、由低而高讲述中国式从政艺术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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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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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江，南昌市人，原籍山东桓台县。上世纪80年代入机关工作。1997年任职江西省新建县副县长，卸任后从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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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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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官场如林场——我的私人档案
第一章 没有潜规则的时代：留恋从前
最开始遇到的领导最重要
没有潜规则的时代：好干部是怎样炼成的？
把决策机制的效益放到最大
做官真是高危职业吗？
公车那点事
铁打的政坛，流水的官
第二章 奇妙的上下级关系：妙在其中
穿针引线的级别
称谓里面的大学问
领导要管好“身边人”：让他们成长
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最好别折腾
小道消息是如何产生的？
领导的眼光决定一切
下级为何敢叫板“次要领导”？
上级领导要管到“家”
在穷下级心目中的上级领导
上级领导做决策，重在躬亲力行
如何对待上级派来的检查组
第三章 做官也有真性情：多数人的偏好
老实人做领导
步子向前走，眼睛向下看
县长好当，判官难做
如何应对经费短路？
与领导走得近，走得勤——官场最合理的潜规则
为官的抛物线原理
只要控制了重要的少数，就能掌握全局
这个真性情中人
第四章 外交无小事：谨慎而为
外国友人与“假洋鬼子”
英国官员——为官如绅士
向荷兰官员学什么？
“把日本朋友搞哭了”
第五章 从政的难题：权力是一种负担
农村中心工作的检查之道
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要知道自己该在哪里
冷静有序处理突发性事件
如何抓好天下第一难事？
慈善事业与范志毅——巧妙利用软资源
领导干部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
不该管的绝对不管，该管的绝不含糊
博弈种种
光做事不管人头显然不行
同僚之间贵在包容
需要黄春平攻坚破题的发轫之勇
破“羊群心理”，把羊赶去有草吃的地方
后记县长不做，尚能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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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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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没有潜规则的时代：留恋从前
没有潜规则的时代：好干部是怎样炼成的？
20世纪80年代的官场，是没有潜规则的，那时我没听过“潜规则”这个词。许多过来人都这么认为。虽然咱国家没有施行官员履新“宣誓”的制度，但刚戴上官帽的幸运儿，都怀有知恩图报的朴素意识，进入官场后担当责任，直面芸芸众生，原先的这份意识，逐渐升华了，便有了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觉悟，在日后不断的历练中，视野宽了，见识高了，磨难多了，政治上愈加成熟了，便有了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情怀。
当物质条件丰富了以后，如今社会大众就看不懂了，咋冒出了什么潜规则呢？有人解读，这叫改革的阵痛。是的，沦肌浃髓的改革阵痛举国感受，但并非不可能逆转，阵痛是可化解的，这就要让国家应有的法律法规更加完备起来。
如今在媒体上有时抖出经营官际关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官官相护，惹得老百姓愤怒出离，后来见的多了也都见怪不怪了。这个不需要物价部门定价的买卖，作为潜规则，潜倒了不少人。在现阶段，某些阴暗角落里潜伏着的魑魅魍魉，就这么寻机运作诡秘丛生的潜规则，一个级别一个价，待价而沽。据近日报载，有个叫朱育英的人，在没有任何后台靠山的情况下，就是靠“潜规则”爬上高位的。在其任广东信宜市委书记及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涉嫌受贿人民币1300多万元、港币300多万元、美元20多万元。为谋求升迁，他向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行贿20万元港币买官帽，得到副厅级职位。在此之前，为达到他的终极目标，他开始做“暖身”运动，为自己与罗荫国的关系进行4年的“预热”，先后在春节期间分4次送红包给罗荫国，共计人民币8万元。有出必有入。这个朱育英从50多岁开始受贿，缺口一开就收不住了。新建乡下人将这些贪官叫作“糯米强盗”——糯米极富黏性，黏谁谁甩不脱，黏钱钱收进袋。他们比明火执仗的“落草土匪”“高明”之处，就在于比狐狸还黏性十足、还狡猾。他们过着的是两面人的日子，表面做“清官”，暗地里做“贪官”。
然而20世纪那些年代，官场要干净多了，整个风气还是很正的。许多兢兢业业做事的同志被提拔当官，没花一文一烟，直到组织上找谈话时才知道自己被提拔了。我进入县政府班子前，与县委书记黄春平没有任何私下交往。他有了主意用我，也没向我透露丝毫信息，更没抛钩“钓鱼”。黄春平只是调看了我的档案，按程序征求各方意见后，认为我具备到政府来工作的基本条件，于是通过程序，呈报市委。与当县政协副主席一样，我没花一分钱，“事成之后”，也没有重金或贵重礼品相送。
把决策机制的效益放到最大
基层政府对关乎本区域全局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全靠一个完备的政治体制和机制作保障。我以为，相对而言体制是静态的，机制却是动态的，如何把决策机制的效益放到最大，准确周到地运作就是根本性的问题了。
在县里一套班子一个团队，由正副职组成，其中团队的领头人是关键，作为辅佐的副职，不能因为“副”，而忽视他们的作用。所谓团队，就是抱成一团的一群。这里，头头的手臂必须是长长的（如美国奥运冠军菲尔普斯，臂展达2米17），如一场足球开赛之前，队长把队员们的头箍在一起，说：“让我们一起加油吧！OK！”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成员在这个体制内形成合力，实现决策机制效益的最大化。否则，就是一团散沙，什么事都谋划不了，各踢各的球，像没头的苍蝇似的满场飞，伴着令人心烦的嗡嗡声，看似热闹，实则扯淡。
各级政府的副职，都是协助政府“一把手”分管多个部门工作的。“一把手”没有三头六臂，分身无术，不可能大小权力一人独揽，事事亲为，甚至一手遮天。在我国，各级政府的每个副职领导都有职有权，就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在中国官场有层次分明的责任机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形成层层负责的运作体系。按照马克思核心价值观，上下联动去实现“两个解放”：把生产力从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从被奴役、被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县政府置于县委的领导下，对主持全面工作的县长负责，各做各的事。在政府建立了“县长办公会”工作机制，凡县长、副县长有重要工作事项及来自部门的重要问题需要议决，须在会前由县长和分管县长提出议题交办公室汇总，再由办公室交县长审定后列出县长办公会议题，在会上讨论议决。这时候，分管县长的意见非常重要。涉及到哪个副县长分管的工作，哪个部门的负责人就列席会议，由分管副县长发言主张。如议题不涉及自己的分管工作，也得有个表态发言，算上一票。每个议题讨论完后，主持会议的县长汇总小结。最后政府办公室出《政府办公会议纪要》，发执行的凭证《政府抄告单》。
凡涉及到根本性的牵动全局的诸如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及特别重大事项，县委就开党的会议议决，党政联席会或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政府班子成员全体出席或列席这个县里党内高层会议，有陈述自己的观点、表达可否的话语权。
县里各个领导干部虽有明确的分工，但不分家。副县长的工作有时与别的副县长工作交叉在一起，需要相互协同完成。况且县里的中心工作一个接一个。例如，我分管教文卫体，这是主业。但又必须熟悉农业及其他行业，我在石埠乡挂点，乡里工作涉及面广，工业、商贸、防洪等无所不包。在会上讨论问题时，不能闭目养神作壁上观，要能说出个ABC，能提出点子。1996年2月，市里开过经济工作会后，13—14日接连两天，县各套班子成员在一起先后与农口和工口部门的负责人座谈讨论农业、工业发展问题，人人都要发言。我先在农业问题座谈会上发言，谈了“发展常规农业、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攻克难点”等6条意见。次日又在工业座谈会上谈了“工贸一体化市场”等8条意见。两次会上发言我有事实有数据，都来自调研。会后袁仕鹏县长说我“不错，你既能谈农业，也能谈工业”。我说：“其他领导的发言个个都讲得头头是道，我是被逼得学了一点。”
在现今，中国的政治体制运作定律就是层级负责制，没法施行“扁平化”管理，得一级对一级负责，中间不得掉链子。如果中间哪一级出了问题，上面就追究下一级的责任（有的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在县政府工作的几年间，我始终觉得，县一级党政班子的党性观念很强，铁定地坚持“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
好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读到一种观点，大意是，世上有两种人才，一种球型，一种直线型，前者如郭沫若，熟知多种学科，在其间纵横驰骋，其能量是辐射性的；后者如巴金，在文学领域的造诣，达到一个令人仰止的高峰。由此联想到，我们不是什么人才，但看来在中国这样的政体与机制里，每个县领导应该具备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既要成为自己分管工作的行家，在其他工作上也要熟悉、要懂一些，至少略知一二。这样当对有关事项作决策时，就能起到“三个臭皮匠”的作用，众人拾柴就不怕火焰高不起来，那么决策机制的效益就得以最大化了。
有人戏称县官是“万金油”，这也没说错，万金油的功效基本上是复合型的，对头痛、中暑和蚊虫叮咬等，有点内外兼治的作用，在中国是种价廉物美的中成外用药，犹如1元钢镚那么一小盒，便于携带——旅行、野游、钓鱼等户外活动时带上，可在被蚊虫攻击落下瘙痒时涂抹，听说美军在越战时也用这个。这就是“万金油”的价值。我看许多同我一样的“芝麻官”倒愿意做万金油式的干部，虽然地位卑微，至少比吃干饭的，什么也做不了的人强一点吧！在现行中国体制内的基层政府这个“万金油”的团队，把它放大来看其作用，管的是拥有几十万之众的县域，舍我其谁？
做官真是高危职业吗？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县为官，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大家的担子都很重，生活只是过得去，比富严重不足，比下余有多哉，工作是超负荷的。
当官为“高危职业”之说，是近些年冒出来的。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当官的有权，权钱可交易，真的就不会被铜臭染指，鞋子不湿吗？其答案简单又复杂。那时，新建全县行政系列及事业单位股级以上大小官员有数千人，其中，据2001年县委办发的内部通讯录里副科级以上公务员达730多人，其中犯了事“进去了”的，只是个别人，这就是答案。
我国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原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体制分割现象严重，以及发展机会不平等多方面因素。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差距较小，而中部，特别是西部差距就大了。这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有关。
最近，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指出：我国城镇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50%，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大部分都投给了大城市。中小城市征用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小，这本身是一种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发布的2011年《农村经济绿皮书》称，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巨大，预计2011年这个比例将达到3.26∶1。人们不怀疑这个结论的真实性，因为城乡收入差距之大，不是始于这几年，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尖锐地凸现在人们面前。还有一个事实是，那个年代江西整体居民收入在全国排名也是靠后的（现在的情况也不妙，2011年省社科院专家在媒体披露，南昌居民收入在中部垫底，在全国排名也靠后）。
在20世纪90年代，县官的日子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殷实，和我同一届的副县长们，每月几百元的工资都要交给家里养家糊口，在政治上说不上强势，每个人的家属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在干什么，这是很透明的。我们的家属，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不怎么光鲜，要么是机关一般干部，要么就是基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和教师，有的在企业工作的连工资都发不出。家属中没有一个在富得流油的单位工作，没有一个“官夫人”，没有一个“董事长”，没有一个“总经理”。在儿女中，没有一个“官二代”，同样没有一个“董事长”，没有一个“总经理”。
县里没有单独给领导干部建住宅院，我们县长和其他县领导大部分都跟一般干部住在机关宿舍里，宿舍坐落在一处成不了小区的干部“村落”里。这里没有物业管理，楼前楼后场地鸡鸭成群、野狗乱窜，所谓花圃也种上蔬菜。楼下储藏室住有乡下来城里谋生的人家。房间混砖结构，预制板地面，户型不好，所谓客厅不靠窗户，几扇房门对着，光线阴暗得像地下室。有的卫生间还漏水，如不及时找人修好，楼下住户就有可能朝你房门泼粪。家里的小孩子稍弄出一点声响，楼下就会有人上来敲开门干涉：“吵死人！”一家人只得蹑手蹑脚，关房门还得轻轻扣上。漆黑的楼道墙上尽是“急开锁”“疏下水道”“修理家电”“专治狐臭”“祖传秘方”之类乱七八糟的牛皮癣广告。收废旧家电报纸的、推销产品的、自称能给人消灾骗钱的假尼姑，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都可任意敲开每家的房门。有时楼上无赖小青年深夜恶作剧，敲几下你家的房门，把你全家惊醒就没命地跑了，你还逮不着。为了防贼，家家户户都装有防盗窗。我家住三楼，“发明”了在防盗窗台上搁酒瓶、酱油瓶的办法，一旦毛贼翻窗进来碰倒瓶子，必定稀里哗啦弄出响声来。这就是那时县里领导干部的居住环境。
有人说，无论如何当个县官工资收入总比一般干部工资高吧，还是很划算的。说这话的人还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工资这一块儿，同样级别的干部，在省市国家机关的就比县里的多得多。直到现在（2011年）仍是如此，原先什么“菜篮子费”，现在的“阳光工资”，都比省市少一大截。前面《自序》里我说过，那年月与我同届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里，没有一个家里能供得起子女出国自费留学。
在这里，我就县领导的工资及待遇问题说了这么多，不是抱怨，我摊开的是不争的事实，以正视听。城乡差距在百姓一方就更大了，还有许多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甚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还有城里的一部分下岗工人），这毫无疑问是每个为官者必须直面的民生问题，当官就是干这个的。
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当官是高危职业。问题不在职业的本身，而在任职的官员。“高危”的反义词是“低危”，不受严格纪律制约的官场就是一块易滋生腐败的土壤，人在这里，危险就在。如能够好自为之，理性处世，就能使“高危”变“低危”，甚至“零危”。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某些县里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权力过于集中，上级领导失察，某些地方和部门单位成了腐败问题的高发区，窝案串案频发，让老百姓深恶痛绝。虽然犯经济问题的科级干部和县官在新建县也出现过，那属于鲹鱼，至于那些小吏小贪，就是小虾米了，与贪污百万千万元的“巨贪”一比，那简直是小小巫见大大巫，当然“小小巫”也该罚，理应无论大小一道撸。极端主义的人还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官的没有不捞的，没有一个好的。如是这样，那国家就完了，重回到解放前。
旧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现在别说“三座大山”，要是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遍地是贪官，就这么一座大山，就足以使全中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水深火热，连“万恶的旧社会”都不如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一竹竿子把一船人打翻，把清白的官员也打了，把CCTV每晚推出的“时代先锋”和“走基层”里一个个优秀干部也否决了。
我们应该全面理性地思考和观察，应看到主流方面，绝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正因为好人、好干部多，也由此而决定了党和国家的性质。否则就难以解释三十余年来，特别是近十年，中国何以能不断地攻坚破题，有如今社会经济大局的伟大变化呢。这是个很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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