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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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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文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把中古文学融入到整个文化领域甚至是整个社会领域当中来研究中古文学进程中文学与权力的关系，从文学与权力的关系角度对文学的本质和文学史发展动力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作者以中古时期帝王文学活动为突破口，并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的场域理论，将曹操等数百位帝王文学家的文学活动置身于中古文化场域矛盾运动的复杂过程进行考察，从场域理论的视角来观照汉末至隋文学场的形成、发展、重构、颠覆与调整的中古文学史的运动规律，探索文学内部、文学与邻近文化门类、文学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力的关系”，开拓了中古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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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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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1969年2月生，1991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1991年师从王锺陵教授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后重回师门攻读博士学位，201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主持《中国中古文学场域研究》等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项，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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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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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中古文学研究的场域视角
第一节 场域理论与文学研究
陈寅恪对中古权力场的揭示——布尔迪的场域理论——与中国中古文学的契合——场域概念的主要特征：竞争性与冲突性、自主性与独立性——布尔迪的文学社会学研究范例——与场域概念相联系的概念：惯习、资本、策略、符号暴力——以帝王文学活动为中心的研究
第二节 文学的社会性需求与中古文学场域形态
文学繁荣的基础是文学的社会性需求——经学文学框架与玄学文学框架——中古文学场的三个特点——对文学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帝王追逐文化权力的三种方式——对文学独立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文笔之分的演变——笔才与文才——逐步形成了场域独特的竞争逻辑：以位尊减才、以能文为本、老化逻辑——文学场的两种先锋性
第三节 中古权力格局的特征以及文学场内的三股力量
权力、文化权力、文学权力——文化权力如何运作——文化表征功能与选官规则——文学的文化表征功能——南北方文学的文化表征功能的差别——最富盛名的秀才对策越来越重视文才——中古社会的特征：家族本位、士族社会——中古社会的权力格局与文化权力格局——士族的文化领导权与家族文化资本增殖——帝王在文化权力格局中的尴尬地位——玄学强大的表征功能让位于文学
第四节 中古文学权力存在的两层合法性
凡悬权力都离不开合法性的论证——文学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文学的两层合法性——第——层：文学作为——种独特的社会精神想象存在的理由——第二层：文学存在的社会正当性——帝王文人追逐第——层合法性，主导文学场的基础与意愿——以文学博取文化声望——左右文坛的帝王文人无法真正掌握文化权力——执着于文学第二层合法性的复古思潮——通变：真正士人的立场——因为宗经文学超越了自身——风骨范畴：文学两层合法性的完美融合
第二章 汉末魏晋：文学场的初步形成
第一节 东汉后期文化场域的内在紧张关系与鸿都门学的历史意蕴
经学在文化场中的统治地位——经学的危机与王充的挑战——清流士人赢得文化资本——皇帝阉宦集团放弃经学抬举文学——灵帝举办鸿都门学——士大夫阶层普遍反对的实质——文学表征功能的抬升
第二节 三曹三祖在文学场域形成中的作用
曹操对文学场域形成的三种影响——曹操与阉宦集团的关系——曹操对阉宦集团、鸿都门学生的继承与超越——曹操确立家族文学传统——曹操文化政策的政治意图——曹操汲引文士的四层目的——曹操的文论——曹丕、曹植与邺下文人集团——曹魏文化政策在曹衩那里有——个大的转向——汉末曹魏文化场域的三种规定性
第三节 魏晋禅代与文学场域的变迁
司马家族的儒家色彩——帝王皇室广泛汲引文学之士——统治者的文化权力缺失——成长中的文学场域与西晋文学繁荣——玄言诗盛行的实质：玄学场域的逻辑外溢到文学场域——东晋帝王对文学扬发展的顺应
第三章 宋齐梁陈：文学场走向自主运作
第一节 文学表征功能的提升与帝王“爱好文雅”的互动
玄学的衰落与文学表征功能的提升——刘宋帝王文学水平的上升——颇慕风流的刘裕在文化场中的姿态——刘义隆对文学之士的倚重与文学的繁荣——孝武帝的文才足以进入文学史——文学成为全民性的高雅爱好——宋明帝置总明观——刘宋宗王的文学水平——刘义恭、刘义庆、刘铄等
第二节 齐梁帝王对自主运作文学场的介入
……
第四章 北朝至隋：文学场的重构、颠覆与调整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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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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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并不完全是具有超验本质的意识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具有差异特征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象征表征体系，统治阶层与主流群体的利益最容易在这一象征表征体系中得到体现。东汉文化场域中最富有文化资本的文化门类是经学，整个文学的地位不要说和经学相比，就是和史学、子学等相比都有很大差距。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经学体现了最高的符号权力。既然经学体现了最高符号权力，那么经学就必然引起了整个知识阶层的广泛追逐和竞争。由于追逐和竞争比较激烈，最终还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激烈竞争的局面。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异在开始时是比较大的，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方面都体现出明显差异，对名物、制度、思想等各方面的理解更不相同。后来，在激烈的竞争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有不少地方也逐渐趋同。①相比较而言，今文经学注重直接为政治权力服务，比较容易赢得政治权力的支持；古文经学的兴起相对晚一些，在挑战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古文经学的策略是通过真实性来颠覆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之后逐渐占据上风。
古文经学逐渐占据上风与大家族力量的崛起有一种内在关系。两种经学展开激烈斗争，除了依托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要具有说服的力量。要掌握经学场域话语权，就必须拥有说服的力量，就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也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古文经学之所以后来占上风，就是因为信从的人越来越多。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既是权力之争，也是学术之争，经学场域逐渐有了独立于政治场域之外的规则，这也是到东汉后期古文经学逐渐占据上风的原因之一。为追逐文化权力，世家大族对经学越来越重视，他们依靠家族性的师承传授，逐步垄断了经学领域的话语权。汉灵帝虽然也进行过儒家经典的训练，但因为经学的训练太过辛苦，所以他在登基之后对经学就只是虚与委蛇，兴趣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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