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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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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曾国藩与胡雪岩堪称“双璧”，前者是造清廷的一代名臣，后者则是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时人有云：“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学习曾、胡两人的成功之道就是为自已的成功累积资本。其做人处事中折射出来的智慧依然是我们走向卓越的典范。在书中，作者用翔实的史料，真实、生动地再现曾国藩、胡雪岩两位晚清风云人物的生平和成功之路，力求为读者重塑两人的鲜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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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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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柒，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和演说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曾为多家媒体撰稿，精通多国语言，去过三十多个国家，见多识广。龙柒先生阅读大量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深刻领略他们的谋略与智慧，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与读者分享。现为专职作家，有多部畅销书问世，成为广大创业者及年轻人的案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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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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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向曾国藩学谋
第一章 行事滴水不漏——天下之事，贵在谨慎
推美让功巧避嫌
扬人抑己，谦虚而行
小心行事，得意不忘形
羽翼不丰，绝不妄动
谨慎行事，巧于用智
第二章 处事如线——万事以“活”为宗旨
修身恕道，内圣外王
静观沉浮，洞察风云
退步宽平，清淡衡久
第三章 做事讲原则——心有规矩，自成方圆
远近亲疏，自有定位
忍无可忍之时，还以颜色
不妒不求，以耐心应万事
保身有方，参与有则
第四章 现实主义实干精神——一切行动以积极效果为指向
精识务实，亲力亲为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
脚踏实地，学自有得
补拙补心，勤必有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
第五章 造势养才——知己知彼，选才有道
交人交心，择人而从
知己知彼，百人百用
量才施用，不拘一格
以和为贵，切忌树敌
宽容大度，不计小节
第六章 立身如针——修身自守，修心立德
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
内外兼修，誓做完人
心有本源，只在进德
心静以修身，不变应万变
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第七章 超凡品性——坚如磐石，韧如蒲草
屈心抑志，坚韧渡难
耐得千事烦，收得一心清
隐忍有道，终有所得
勇敢面对，不退不缩
第八章 敏感以对变化——抓住机遇，择时而动
治事与育人兼顾，方可乘势扩势
术有专攻，专致以求
褒机贬奸皆为道
火候不到，不动声色
第九章 精忠与守诚——以忠诚为本，以才智为用
为势不贪，厚待于人
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心诚则志专而气足
假拙诚真，世故不可取
第十章 胸怀天地——读书明志，荷道以躬
眼界开阔求通变
婉拒命旨，以磨心智
立人之前，读书明志
分才而用，各用其能
甘心吃亏，早有戒备
第十一章 好学求知——学无止境，广纳新物
勇于向对手学习
学习益友优点，量才而用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改过迁善，而后兴家
第十二章 我为人，人为事——强烈责任感和远见卓识
公而忘私，自尽厥职
息事宁人，以柔蓄志
“任”字当头躬身入局
挺膺负责，成事可冀
下篇 向胡雪岩学胆
第十三章 机遇敏时现——以亏引赚，化危为机
不是缺少商机，而是缺少发现
机遇择时择地而来，人要应时应地捕获
善用困难，化“危”为“机”
在机遇面前，吃亏也能占便宜
第十四章 变术存商机——以变应变，巧牵牛鼻
活络经商，巧打“擦边球”
截断对手出路，巧牵牛鼻
别做环境的奴隶
以变应变，才有出路
第十五章 快方能占先——兵贵神速，先发制人
知识经验和时机是果断的前提
雷厉风行，当断则断
兵贵神速，果断出击
依靠实力，先发制人
第十六章 名利借中来——练就空手道，借势举宏业
空手套白狼，无本赢万利
先扶植靠山，再经营自己
好风凭借力，友人值万金
第十七章 勤做不傻做——精而不诈，多想多看
踏实做事，志在长远
多想多看多做必成大事
勤做不傻做，懂得机变
做人做事，信用第一
多走动多联手，做活生意
第十八章 做事先做人——亦方亦圆，刚柔并济
一眼看透人心，直指人心底牌
说话要投其所好，往对方脸上贴金
学会爱你的敌人
亦方亦圆，刚柔皆施
第十九章 富贵险中求——险中有夷，危中有利
有意识地培养胆识，在细胞中注入激情
长短线投资结合，风物长宜放远量
冒险但不冒无畏的风险
接受风险融资，压力变效益
越在危险时，越要守信用
囤货需沉住气，净值最大再抛出
第二十章 人脉义为先——情能制胜，义可添翼
主动亲朋，化敌为友
雪中送炭，仗义相助
人脉即财脉——情义是关键
交人贵交心，交心得死士
不惜忍痛割爱，下放“人情债”
第二十一章 有为有不为——亦正亦邪,内外兼修
不以爱财为耻，但必惩无道取财之人
名与利，名为先
磨炼定力，善驭时机
必要时也得“诈一诈”
做奇人，办奇事为最高境界
第二十二章 开源占先机——不拘一格，因势取利
有变有通，万事不难
眼光看多远，生意就能做多大
新由心生，巧由心生
思路决定出路
第二十三章 胜算谋后定——三思后行，张弛有道
办事要有胜算，切忌盲目
以退为进，无为而有为
以柔克刚，斗勇不如斗智
未雨绸缪，思想行动都要防患
第二十四章 一诺值千金——真不二价，重在双赢
不轻许承诺，一诺就要值千金
遵从内在规矩，突显人格魅力
杜绝后患，人和为贵
突破“零和”规则，打造双赢结果
真不二价，口碑就是最好的广告
信誉是生命，经商要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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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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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事滴水不漏——天下之事，贵在谨慎
“老成不怕多，凡事应三思。”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人与人的差异性体现在思想上、行为中，矛盾冲突的发生，都是客观存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掌控的，那就是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差异，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换事业的顺利发展。
推美让功巧避嫌
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
永远不做别人的箭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对于位高权贵者而言。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手握军权，但因为明白权力的双面性，所以采取了放权但不全放的办法应对潜在的危机。因为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猜忌的前提下，更好地保全自己，更好地为国效力。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高位，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多有人马，还多次拜受皇恩。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虽然有点喜出望外，但他十分清醒冷静，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自己很可能会一无所有。清廷绝对不愿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
所以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延迟，正是考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但与此同时，咸丰也意识到了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赏是要赏的，可是实际权力却不能再给。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矛盾。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能够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往今来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有类似的隐退表示，大意是说自己辛苦多年没必要留恋什么官职，若从此能远离重要的职位就能保自身安危了。
曾国藩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与权力野心相比，他更喜欢平安。也许这就是看尽繁华，历经磨难之后的一种感悟。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沉浮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段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固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木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瘠。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臭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侯命堪终古，臂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瓤，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他认为知足的人会觉得心中豁然，生活更加美好。相反，贪得无厌的人因为总是不停止欲求，不停地追逐和计较，所以会觉得连宇宙都十分的狭小。追名逐利不知道满足的人，即使达成一个愿望又会生出更多的愿望，因为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整日为此伤神，精神也会越来越不济，灾祸就容易降临了。
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的时候不要“乐极”，遇到患难也不要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个都没有依赖。比自己贫困的人有的是，但只要平安健康地生活还有什么不能忍耐，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对世界少一分索取就多一分快乐。
俗话说：一个不能彻底破除名利思想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曾国藩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他认为曾氏家族的荣耀背后隐藏着危机，所以应该将“功成身退”的想法灌输给家人。
“功成身退”不是让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而是一种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安全位置上的明智之举。“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哲学中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认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人生难免会有舍有得。无论名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两年，曾国藩一直在过问其军队之事。虽然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曾国藩却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自己的军队。
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做到保身有道。
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制自己，使自己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攻破天京后，曾国藩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却容易因此被朝廷误解产生猜忌。
所以，曾国藩自动解除兵柄，又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就等于给清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替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多策略，巧避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由此可见，事不在功高，有退路就行。不管做什么事情，投资还是创业，风险都不可避免，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
扬人抑己，谦虚而行
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曾国藩为人谦虚谨慎，为官多年，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幕僚，都谦虚待人，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正是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从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招致灾祸的两个原因。
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置若罔闻。曾国藩在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中再次规劝道：“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接受，动辄辩论一番，这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边所有的逆耳之言，你也应该仔细回味思考。”曾国荃对于其兄的劝说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是势利者的天下，是恃强凌弱者的天下。自古就是如此。
曾国藩反驳了曾国荃的观点，他认为特立独行、不畏强权也有不妥之处。柔不是怯弱的意思，而是谦虚退让。一个人求享受又求名利，处处都想赢得美满，没有一件事有谦虚退让的意思，断然不会有好的发展。
曾国藩为了使儿子不滋长骄傲的情绪，不至于蜕化堕落，主张家中不积钱，也不为儿子置办田产，认为金钱和田产最容易滋生奢骄之气。他所以持如此坚决态度，一则是因为他一贯有不以买田置屋留给后人的思想；二则曾国藩对清正廉明的官吏比较敬佩。正是如此良好的家教，使曾氏后人中出现了不少英才。
“满招损，谦受益”，曾国藩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终身自视不足。无论是治军作战还是文吏公事，他都以谦字为先，从不争功抢劳，贪恋权势，相反，敏感时期他还主动请求减权。
曾国藩一方面执著于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却，所以能保身有道，安享晚年。可见，一个人若想每天都有进步，就要常保一颗谦虚之心。
小心行事，得意不忘形
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深思熟虑一番，才有以后的成就。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
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的忧患意识会促使他们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的谨慎也是从失败中获得的。如果不谨慎地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变得低调，变得更善于忍。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因为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或处死。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曾国藩遭遇不测，各地的军营必定混乱。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她不想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
曾国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写信给家人发泄情绪。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又觉得更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的厚待，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慈禧太后的野心在辛酉政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她干预朝政，并且不满足于与别人分治。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她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大权。曾国藩见此情景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权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却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联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又写信开导。他在信中强调，当朝为官，满汉有别。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学会适应。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
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人生得失难料，要想易得不易失，谈何容易？即使是天之骄子、运气的宠儿，也要懂得“乐极生悲”的道理。创业难守业更难，只有时刻提醒自己，才能让成功常伴身边。
羽翼不丰，绝不妄动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俱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诱惑，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作中途的无谓牺牲。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俱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诱惑，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作中途的无谓牺牲。
曾国藩对此体会深刻，尤其是他与太平军对峙期间。1853年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连克数城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他不愿大清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不想坐以待毙，但又苦于没有良策，最终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去围剿。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各地纷纷告急，曾国藩接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只是上奏解围之法，依旧按兵不动。这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
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贸然出兵多半会一败涂地，所以前期的准备显得尤其重要。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因为自己的按兵不动只能眼看师友战死沙场。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结果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二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够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他们二人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自己情感的角度，他十万个不愿意失去师友；可站在大局的角度，自己去救援只会损兵折将还会陷朝廷于更大的危机之中。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人生中的选择，利害轻重都要细细掂量。生命固然重要，但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相比仍旧是小事。
谨慎行事，巧于用智
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思考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再有把握的事情，再简单的过程都应该仔细地面对，不狂喜不深悲才能明白得失，头脑清醒。
曾国藩为官一生，活跃在千变万化的政治舞台上，伴君数十年得以自保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他的官运亨通，但从不以此自傲，还常常告诫家人为人要内敛，不可嚣张。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亲朋故友偶尔会有一些万难之事求助于他，并且是一些实有的冤屈之事。不帮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一帮就难免落人口实，所谓的“众口铄金”不可不顾及。这就要发挥聪明才智了。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又倔强的老农。老人一生勤劳俭朴，自食其力，日子过得蛮好，不想有一年清明节去扫墓时，与别人发生了纠纷。一户人家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毫不讲理地硬将一冢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老农哪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他，于是跑到衙门去告状，但势单力薄对有钱有势，衙门当然偏袒后者。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没个公道的。倔老头急得直想上吊自杀。
经友人的提醒老头才想起干儿子在南京做官，兴许能帮上忙。主意一定，老头四处筹措去南京的盘缠，凑足钱后，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奔南京。可是衙役不认识他，就是不让他见总督。
正在这时，督署里传讯来，总督大人要出门来。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头儿人老，眼可没花，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老头欣喜万分，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大喊：“宽一！”坐在轿中的曾国藩猛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乳名，忙叫轿夫停轿，下轿后他又惊又喜地说道：“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他赶快把干爹迎到家中。
曾国藩夫妇热情地招待远道而来的干爹，不住地问他家乡的情况。老头儿满腹委屈，见了干儿来不及品尝美酒佳肴，来不及消受干儿的孝心一片，赶忙就说明了来意。曾国藩温和地接过干爹的话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接着曾国藩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对干爹说：“因有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您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老人家根本无心游览，玩了几天，再也忍不住了。一天晚上，他对干媳妇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大的条子。欧阳夫人说：“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老人家听干儿媳一说，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过了几天，曾国藩办完一天公事后，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夫人劝曾国藩：“你就给干爹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大声叹气：“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让他们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爹是个本分的人，你总不能看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曾国藩思虑片刻：“好！让我再想想。”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城内达官显贵都来庆贺。曾国藩把干爹让到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向大家介绍，并极力推崇干爹为人忠厚，一生勤劳，文武官员一听，都起身致敬。曾国藩拿出一把折扇，说：“干爹执意要返家乡，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留下宝墨，以作纪念。”文武官员听总督大人一说，争相留名，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满了，曾国藩高兴地收好折扇，用红绫包好，双手送给干爹。
回到乡里，老人手执折扇去衙门，他大摇大摆走进公堂，知府想要将他治罪，一看折扇气焰矮了半截。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还热情款待一番，他的官司当然也顺利地了结了。
折扇虽小，但从中看出了曾国藩处事的机智。这种事情如自己出面恐会招来闲言闲语，但谨慎行事，借人之力达成所愿，实在高明。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深谙官场的险恶，即便是这种小事也要大费周章，谨慎处理，由此可见他做人处事的过人之处。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第二章处事如线——万事以“活”为宗旨
人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编成的网。面对它的时候必须能屈能伸才能在空隙间自由穿梭。在面临挫折和挑战的时候，不要意气用事，也无须不知所措，刚柔相济、处事如线才能使事情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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