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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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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利的视角对农民应有的权利进行了系统论述，对农民权利的缺失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制度建设、新农村建设的主张，比较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农民应当享有的平等权、生命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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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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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出生于湘西农村，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尊严。主要著作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论》、《农民公民权研究》、《认真对待农民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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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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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二
导论?以权利看待农民
农民问题实质上是权利问题
国际人权宪章与中国农民权利
农民主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评析
农民主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评析
农民维权抗争与中国政治发展
一?农民的平等权
平等：人类文明的基本信条
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的不平等地位
反歧视：国际视野与中国选择
二?农民的生命权
生命权的涵义
生命权的立法保障
农民生命权面临的几个问题
以人为本，尊重生命
三?农民的人身权
人身权的涵义及立法保障
转型期农民人身权保护失灵
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博弈
底线权利与社会正义
四?农民的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农民迁徙自由权的丧失与复归
以自由看待发展
五?农民的结社权
结社自由与法律保障
中国农会的历史考察
公民社会、利益集团与农民组织
重建中国农会的几个问题
六?农民的参政权
政治参与和参政权：概念辨析与界定
农民政治参与：方式和趋势
农民参政权：特征及张力
新世纪、新农村、新农民
七?农民的自治权
自治与自治权
地方自治及其历史发展
中国地方自治的演变
村民自治与自治权生长
八?农民的信访权
信访权：中国特色与宪法渊源
信访制度的缺陷与政治认受性流失
信访制度改革与信访权利保障
九?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财产权利、个人自由与国家繁荣
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与产权变迁
产权残缺、利益博弈与社会冲突
农民参与、宪法秩序与农地改革
十?农民的受教育权
教育和受教育权
农民受教育权的危机和转机
基于权利的教育变革
十一?农民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权：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农民社会保障权的缺失与生长
和谐社会构建与执政能力建设
十二?农民的健康权
健康权及其法律保护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
城镇医疗体制改革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构
农民健康安全面临新挑战
世界医疗制度与中国医改方向1
十三?农民的文化权
文化权：人权法渊源与国家政策
农村文化状况调查的基本情况
农民的文化生活与文化消费
农村文化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比较
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农民与干部视角
农村文化建设与文化权利保障
十四?农民的环境权
环境危机与环境权的提出
环境权的概念和内容
国际社会保护环境的努力
中国环境保护的历程
农村环境恶化与农民环境权
以环境权为中心改善农村环境
结语?不断提高中国农民享受人权的水平
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走出兴亡百姓苦怪圈
从农民权利到公民权利
初版后记
初版重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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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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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实质上是权利问题
多年来，从公民权利的视角入手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一直是笔者的一个主要学术旨趣。在不同场合和相关文章中，我突出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权利问题，并主张从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宪法的高度关注农民，提出“给农民以宪法关怀”。
梁启超说过：“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
在现代国家，公民个人有无权利，或者说，公民基本人权是否得到尊重、保障和实现，是区别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进步与落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标志。
曾被马克思称赞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向世人宣布了“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更加简洁地宣告：“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套用此话，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不知人权、忽视人权而导致权利缺失，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
中国几千年来长期处于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无论是统治阶级、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大都没有权利的观念和意识。或者说，在政治共同体中，每个人作为人，都应当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认识，却并没有进入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之中，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并不是基于对国民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尊重和保障。“爱民如子”是上至皇帝下至七品芝麻官的最高“官德”，追求“仁政”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渴望“青天大老爷”是平民百姓的最高愿望。而在专制主义政治框架中，这三个“最高”都是不易达到的东西。所以在公权力的不受约束和私权利的毫无保障的传统政治游戏中，农民的悲惨命运就在所难免。历史上，走投无路的农民往往依靠非制度化的周期性的揭竿起义来“暴力洗牌”。历史已经表明，“牌”虽然是不断地“洗”了无数次，但“打牌”的规则却没有改变，中国专制主义“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依然故我。由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最引人入胜也最悲壮的，莫过于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和血腥的朝代更替了。
我们还看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旗帜大都写上“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这种以平均主义为诉求的农民起义，反映了身处社会底层的弱势农民渴求基本生存权利的愿望，但却不能将中国导向个人权利平等而有保障的现代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看到西方“坚船利炮”优势的同时，也洞悉到了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从此，反体制的颠覆性革命就不再以“均贫富”为旗号，而代之以西方话语色彩的“民主自由”。孙中山高举“三民主义”旗帜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一个新的问题是，在中国这块专制主义肥沃的土壤里播下从西方引进的“民主种子”时，结出的却偏偏是“假民主”的果实。于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又举起“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
的大旗，又迅速颠覆了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短暂统治，最终在中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认为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从而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农民、动员农民的革命口号。1949年执掌全国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对农民的历史性承诺，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作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在照搬苏联模式中，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空前构建了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将农民降为权利被限制和被剥夺的二等公民，新的体制性束缚从而制造了新的农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20世纪80年代，被贫困折磨和集体禁锢已久的亿万农民，尝到了分田到户的丰收喜悦，获得了空前的人身自由。但随之而来的农民负担问题又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问题的突出焦点。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使我们认识到，农民负担问题、土地问题等等都只不过是农民权利缺失后的种种表现形式。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这样的现实发展基础上，我们提出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是权利问题，就是说，在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我们应该从土地问题、增收问题上升到权利问题。可以说，只要农民的权利得到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好，增收问题也好，以及农民的其他问题，都会因为找到了农民问题的总钥匙而迎刃而解。只有真正抓住权利这个根本，才能达到统率解决农民问题的目的。
国际人权宪章与中国农民权利
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和宽阔视野。但由于长期的专制主义的摧残禁锢和近代以来民族的内忧外患，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只能把视线和精力集中在国内治理上，而无力顾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学术理论界理当有一种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我相信中国将会有更大的全球影响，也会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学术理论界也应该更宽广地关注全球事务和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
在目前我们还无暇把主要精力用于关注全球事务的之际，以世界眼光来审视国内问题，从国际人权宪章和国家宪法的视角来观察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则不失为开阔视野、启迪思维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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