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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伊爱莲是二战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她的逃生颇具传奇色彩：在波兰的梅莱茨，只有12岁的她被好心人藏到鸡笼子里，她在鸡笼里生活了近2年，最后被苏联人救出。
本书以穿插倒叙的手法，记录了梅莱茨的犹太人从1935年到1945年间，被德国纳粹有计划地遣送、清洗、屠杀的历程。作者用细腻的笔法，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和生活环境入手，记录了一个恬淡安乐的犹太小镇是如何被恐怖气氛一步步逼近，犹太居民是怎样被纳粹有计划地剥夺财产与尊严，最终被纳粹有步骤、分批次地在肉体上绞杀的惨痛经过。
纳粹为执行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终极方案”而建立起来的系统非常有条理：先是剥夺权利、押遣，然后是死亡之旅，接着是押遣至集中营，最后是大屠杀。即将被送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前夕，作者在母亲的帮助下偷偷逃回了梅莱茨，幸运地被好心人藏到了鸡笼子里，并在里边呆了将近两年时间。最后在苏联红军解放梅莱茨时，才得以见天日。二战结束后，作者辗转到了美国求学并成为中国研究专家，后移居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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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记述了二次大战犹太大屠杀中一位幸存者逃亡、隐匿、生存下来并挣扎重新开始生活的震撼故事。
作者伊爱莲出生于德国哈雷市一个殷实的犹太商人家庭。1938年底，年仅8岁的伊爱莲随父母一起被纳粹驱赶回到了老家——波兰的梅莱茨。从此伊爱莲家的生存状况一落千丈。
本书以穿插倒叙的手法，记录了梅莱茨的犹太人从1935年到1945年间，被德国纳粹有计划地遣送、清洗、屠杀的历程。作者用细腻的笔法，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和生活环境入手，记录了一个恬淡安乐的犹太小镇是如何被恐怖气氛一步步逼近，犹太居民是怎样被纳粹有计划地剥夺财产与尊严，最终被纳粹有步骤、分批次地在肉体上绞杀的惨痛经过。
纳粹为执行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终极方案”而建立起来的系统非常有条理：先是剥夺权利、押遣，然后是死亡之旅，接着是押遣至集中营，最后是大屠杀。即将被送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前夕，作者在母亲的帮助下偷偷逃回了梅莱茨，幸运地被好心人藏到了鸡笼子里，并在里边呆了将近两年时间。最后在苏联红军解放梅莱茨时，才得以见天日。二战结束后，作者辗转到了美国求学并成为中国研究专家，后移居以色列。
1980年，年届50的作者回到了梅莱茨，她重返故地的旅程开启了意图永久封闭但仍历历在目的回忆闸门并最后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作者为我们重现了二战时的梅莱茨：对抗，竞争，勇敢慷慨的行为，犹太团体承受的从不间断的恐惧，还有在1942年所有犹太人被德国军队排队赶出梅莱茨并向多个死亡集中营押遣的历史事件。她做了一个也许是她一生中最为清楚的决定：当一个机会出现时，她不管父亲孤注一掷要全家人留在一起的愿望，单身离开了他们逃生。就这样，她开始了另一段毕生之旅：把被迫与家人分开的不幸与把握生命的自由调和并到最后再次接受自己。
在描述她如何战胜大屠杀幸存者特有的被内疚感、绝望、和遗失感折磨的同时，作者也为大屠杀文学做出了一个触动人心并且举足轻重的贡献，也由此为她的过去送上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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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伊爱莲是二战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她的逃生颇具传奇色彩：在波兰的梅莱茨，只有12岁的她被好心人藏到鸡笼子里，她在鸡笼里生活了近2年，最后被苏联人救出。
如今，伊爱莲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远东研究系洛洛乌?弗雷伯格东亚研究中心名誉教授和哈里 ? S ?
杜鲁门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1966年她从加利福尼亚的克莱蒙研究院获取了博士学位。她著写和编辑了六本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的学术性书籍：《近代中国的圣经》、《犹太主教与中国圣经1831
- 1906 》、《近代中国的犹太社会》、《儒教:传统的两难》等。现居住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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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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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第一章 押遣之旅
第二章 死亡之旅
第三章 祖母去世
第四章 托史卡
第五章 施粥所与绣帷
第六章 抉择
第七章 当初
作者家族成员（部分）
序跋前言
中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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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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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爱莲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站在父亲巨大的书架前，对着里面摆放整齐的大量书籍满怀向往：有蓝色的大部头，有红色的小薄本，有的书好像是用真皮做封面，有的书书脊上烫有金字。后来，我开始学看书了，仍然经常端详那些书，憧憬有一天我会把它们都读完。
又过了很多年，我发现了中国的伟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两百多年前诞生的曹雪芹和他的巨著《红楼梦》；蒲松龄与他富于想象的、令人着迷的故事；中国20世纪文学巨擘之一、著名作家鲁迅讲述的中国近代的黑暗过去。正是这些作家和作品，还有很多早些或晚些时期的作家们，激励我终于拿起笔写我的故事，这个犹太人历史上最悲惨的故事。我也从一个读者，成为了一个作者。
一开始，我是想写一个我住过的波兰小镇，镇里的人，他们被毁灭的过程，还有那里存在了多个世纪的、被终结掉的生活方式。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我个人孩童时代的生活、我家人的生活，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因此，这个故事既是自传，也是回忆录。事实上，正因为不是单一的线索，整个故事就在一个找不到回忆的过去与一个可以看到过去的现在之间来回游移。
过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既不是从我父母的家族背景，也不是从我在何时何地出生开始的，它是从德国军队在1939年9月1日挥兵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开始的。这次征服对波兰人来说影响深远，他们在占领军的统治下受到残酷的摧残，而波兰人当中的犹太人（当时有300多万人）受到的摧残更为残酷，直到最后几乎被完全消灭。
不只是成千上万住在大城市里的犹太人，连在全波兰无数乡村的数百万犹太人，这时也在德国统治之下。首先，饥饿与奴役劳动夺去了众多的生命。然后，犹太人被关进了禁区、隔离区。在这些超载关押的地方，生活更加艰辛。当德国兵持续不断地把人们从一个地方、一个国家驱赶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很多家庭被拆散了。熟悉的环境不再，人们流离失所、形孤影只，与家人朋友分散。大部分时间里，孩子们失去了父母与家人，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一旦他们在波兰的田地或树林里被发现——那是父母把他们藏起来的地方，就会被德国兵毫不迟疑地射杀。
希特勒上台不久，就开始在德国建立集中营了。然而，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以工业化的效率进行系列化谋杀的死亡集中营，却是建在波兰。这些配有毒气室、尸体焚化炉的集中营，是从1942年开始出现的。那时小隔离区、甚至一些大隔离区里的犹太人都已经被清除干净了。有的当场被德兵杀掉，有的被迫踏上“死亡之旅”，被押送到死亡集中营。如果集中营太远，犹太人就会被赶上运牲畜的火车。很多人因为在过度拥挤的运畜车厢里熬不过饥渴，精疲力竭，在路上就死掉了。到集中营后会进行筛选，看上去还算强壮、还能工作的年轻人，就会被强制抓走做苦力。这些人也许会活得久一点，但是相当一部分也被看守的卫兵们射杀、打死，还有的死于疾病或食物匮乏。年迈、生病的人以及孩子们，则被送进毒气室杀掉。从1942年至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德国以及德国侵占的欧洲国家里的犹太人，绝大部分消亡了。
到1945年，原有的300多万波兰犹太人，活下来的只剩4.5万人；原有的50万德国犹太人，只剩下3.7万人；原有的10万希腊犹太人，只有7000多人还活着。我并不想讨论这些统计数字，因为这些数字没有告诉我们遇难者遭受的恐惧、被剥夺的一切、被折磨的痛苦，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死于怎样的恐怖手段。
尽管这本书记述的是那个可怕的年代，但它的着重点并不是讲述几百万人是怎样死去的。相反，我尝试在这几百页里说一点我家庭的遭遇，还有我为存活下来而作的努力。因此，这本书写的是，在浩劫带来的痛苦中，波兰犹太人是如何保持勇气，以及当他们在突然又能活下去时怎样做出决断的前前后后。
我们这些幸存下来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人，目睹中欧鲜活的犹太意第绪文化，以及承载这一文化的男男女女的死亡。这一曾经在我们幼时培育我们的文化被摧毁了，不复存在了。到今天，她只是一个备受珍惜的回忆了。在我脑海里的记忆中，仍留存着很多的画面：那些我爱的人，我熟悉的家，还有我再无机会读到的父亲的书……
译者的话
吴晶
我有幸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得到作者伊爱莲教授的密切关注与帮助。每一章初稿完成以后，我和伊爱莲教授都会见面——我问她问题，她仔细地回答。从我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鼓励莫过于教授肯定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没有一个多余的问题”，并且认真地一一作答。
从技术的角度看，这份翻译工作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西方社会已经为“二战大屠杀”建立起来的非中文专用词语以及事件的表述系统。比如说，纳粹为执行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终极方案”而建立起来的系统非常有条理：先是剥夺权利、押遣，然后是死亡之旅，接着是押遣至集中营，最后是大屠杀。我们在寻找合适中文的同时，也参考现有的译法。有的我们采用了，有的我们觉得还得自己再尝试。作者本身作为学者，非常严谨。她也是当事人，所以她同意我们自己的新译法，也给予我很大的信心。
第二个挑战是人名的翻译、用字选择，还有有关地名的适当注释。
不同语言里的人名翻译中，作者对哪个中文字能用、哪个必须避免，都有一定的要求。德国的“德”字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在犹太人名字里的；残杀犹太人的刽子手们的中文译名用字，也是绝对不适合用于拯救犹太人的“正义的非犹太人”的中译名的。这并不说明犹太人“小气”，而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二战”幸存者们每时每刻挣扎在过去的记忆中的体现。
从非技术性角度来说，能准确明白作者字里行间要表达的每一份情感，殊为不易。德国纳粹的杀戳系统有计划地先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财产拥有权，然后在一系列的行动中以藐视、虐待的方式继续剥夺犹太人作为人的尊严。作者告诉我，这个系统很有效地磨灭了很多犹太人的自尊，使其麻木。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作者要表达的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情感，而是像她那样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的情感。然而，随着翻译的继续，我才慢慢意识到，有些情感，我作为另一代人是永远都无法完全明白的，而当翻译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确认，我宁愿不能完全了解那些情感——因为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可能完全了解；即使了解了，由于灾难的巨大，很多幸存者往往也表达不出来。
我记得在完成了第一、二章的第三稿后，发给作者验读。我的心里的确没底。事实上，我说不出是什么味道。出乎意料，作者很满意。我忍不住问她：“我不是很满意。因为我读完了，心里说不出是悲伤？是吃惊？是愤怒？是无奈？我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真的译得好，为什么会这样？”作者微笑着说：“为什么这说不清的感觉不能正是我们当时经历的情感呢？我们身在其中，就是说不出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大部分人没能生存下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头脑对如此灭绝人性的遭遇根本就没有准备。”
除了这些说不出的懊悔、悲伤、歉疚，书中表达的另一种情感就是对生命的渴望。作者没有一刻会万念俱灰。在书中，作者欣然记起并歌颂在浩劫前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丽回忆——美丽的人、美丽的地方、美丽的故事、美丽的歌，还有她自己的一颗美丽童心。战后，在创伤中，她和同代人也珍惜他们的重生机会，做出不由命运摆布的抉择。
翻译这本书，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努力让自己也恍若置身其中，并没有让我害怕。相反，我非常享受上面提到的那些挑战。更为珍贵的是，我与作者之间的友情也因此得到了升华。“二战大屠杀”对犹太人来说不但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关乎民族将来存亡的教训，因此也成为了一项非常复杂、深邃的学问。在翻译的时候，我与作者希望能尽量提供背景资料，为我们的中国读者带来不同一般的、有建设性的阅读经历。
精彩书摘
从梅莱茨的驱逐和恐怖的死亡行程中幸存下来，我的时间概念完全被饥渴和唯恐被杀的念头取代。我们被押赶到离镇几英里外的飞机场，然后被赶进了机库。尽管经历了沿途杀戮，而且之前很多男人已被押送去苦役集中营，我们还剩下好几千人。坐在机库的地板上，我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母亲和父亲试图安抚我，但印象中我哭了很长时间——他们又能给我什么安慰呢？最后，眼泪流干了，我开始寻找亲友们：娥丝特、玛尔卡、费格姑妈，还有我的朋友托史卡、她的妈妈和姐姐。
人们在空旷昏暗的大机库里挤成一团。一家家的在地上或坐或站，就像身处一个恐怖的野餐聚会。父母搂抱着孩子，老年人在祈祷，幼童在哭叫，母亲们厉声叫唤年纪稍长的孩子们……其他人两眼空洞地呆望，或者皱紧眉头，好像要尽力弄明白他们在哪儿，为何落到这般田地。含糊不清的喧哗声充满整个机库。在我四处走动时，脚总是绊到地板上的孩子和包袱，人们的面孔在我眼前飘来飘去。
无论我用多大劲儿寻找，附近蜷缩在一起的人群里一张熟悉的脸都没看见。再怎么努力分辨，面对的还是一片模糊的灰黑色人群。好像我认识的人一个都没有，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尽管我在他们身上乱爬、踩到他们的东西，他们也毫无反应，所有人在失去家以后，仿佛也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任何能让人辨认的东西。我开始变狂躁。有时我以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托史卡纤细的身材或是娥丝特平直如线的直发——但当我踩踏着人群和行李包到她们身边时，却发现是陌生人。这些人是谁呀？我问自己。他们不可能从梅莱茨来，他们肯定是从别处来的。是不是所有来自梅莱茨的人都死了，在来的路上被杀了？我迷失在陌生人群里了。
惊慌之下，我往回走，忽然间我心里产生一丝恐惧：找到我的小家庭时他们还活着吗？在这个疯狂的世界，我熟悉的一切都失去了，我发疯似地寻找家人。当我找到坐在冰冷的地上的家人以后，依偎着他们坐下，看着他们的脸——这个陌生世界里唯一熟悉的脸庞。我坚信，除了家人外，每个我认识的梅莱茨人都已经死了，我再也不敢离开母亲身边了。
没人给我们发面包或水。我们开始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随身携带的食品。我们融掉机库附近的雪当水喝。但是雪不解渴，只能用它来湿润我们干裂的嘴唇和口腔。雪很快就化光了，或是让人不小心踩成了泥浆。
在机库旁边挖出长长的沟，板条横搭在沟沿，就成了“厕所”。男男女女顾不上脸面和看守的监视目光，蹲在那里交谈，打听我们最终命运的消息或猜测。在德国人的眼里，恐怕这厕所的情景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本性是“劣等人种”。呆在机库这段时间，母亲决定，把她小心翼翼缝进大衣衬边里的美元毁掉。她认为如果德国人发现这些美元，我们会因为拥有“外国货币”而被杀掉。我们到“厕所”把挺括崭新的钞票撕成小碎片后，扔进发臭的沟。无论对她还是对我来说，我们要想活命显然就不能拥有这些钱。在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这个想法奇怪，只是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怪怪的。这个插曲好像象征着我们对生死还有一定的决定权，还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这完全是幻觉。其实如果我们保留了那些钞票，那年夏天还能派上用场。
过了大概一天，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让人似乎有了家的安全感。周围嗡嗡不断的话音和宿营地群居式的生活似乎成了日常的生活方式。渐渐地，饥肠辘辘，口渴难捱，睡在机库的地上，不冲洗也不换衣服，似乎成为每个人应有的命运。即使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家，睡的是床，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仅仅是一个还能记起的旧事。
一天，附近的铁路支道驶进一列火车。那是一部蒸汽机车，拖着长长一列运牲畜用的车厢。在大声吆喝和肆意击打下（这些已习以为常），住在机库的大部分人被赶上了这列车。人们在车厢里紧紧挤在一起，要是每个人都坐下来地方就不够。我们攥紧了剩下的少量食物。车厢小窗透入少许光线和空气。相比之下，机库称得上失落的天堂。在那儿，我们至少离梅莱茨近些，至少有空气可呼吸，有地方可走动。现在，整个世界萎缩成了一个装在车轮上的运畜车厢，它将把我们带去从未见过、也没听过的地方。饥渴把我折磨得精疲力竭，没问列车带我们去哪儿。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活到这个旅程的尽头。
时间再次失去了它的意义。列车偶尔动一动，但更多时候是一动不动，停在支道上。开始还能听到窗边大口吸气的声音，以及微弱的要水解渴的哀求，到最后只剩一片静寂，神志陷入昏迷：不再有人关心列车已经跑了多远，我们到了哪儿。在梅莱茨的生活、甚至在机库的生活都在恍惚中消失，显得那么不真实。眼前只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口渴。运畜车厢里一片昏暗，满载着身上发臭的“人货”前进。尽管在出发时已破坏和剥夺了我们作为活着的人的生命和身份标志，但我们还期盼着在旅程的尽头，能得到活下去的机会。我们中间，过去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年轻还是年迈，好人还是坏人，老实人还是爱耍滑头的人，现在都只剩下一个心愿：活着到达下一站。
紧急——立即呈交——绝对机密
卢布林区行政长官，内务部
内容：清空从梅莱茨来的犹太人
3月11日，运送2000个从梅莱茨来的犹太人的车将会驶往最后终点帕尔切夫（Parczew）和缅济热茨（Mi
.dzyrzec）。两个终点站分别卸下1000个犹太人。3月12日，凌晨5:53，到达帕尔切夫……3月12日，中午12点，到达缅济热茨。
——摘自一封1942年3月10日的电报
一天晚上，我们到达了一个白雪覆盖的村庄。在一轮明月的映照下，房顶闪着亮光。这儿有一个火车站，肯定曾是一个较大的城镇，但是现在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很快地被卸下车，然后被赶进了一座大房子里过夜。整座建筑漆黑一片，但谁也不在乎。我们早已疲惫不堪，进去后就瘫倒在了冰冷的地板上。我们不需要照明，也没有力气好奇打量这是什么建筑，我们被“吐”在哪个镇。这些不再重要。我们那么筋疲力尽，连为什么只剩这么少人都不想问——比出发上路要少了好几千人。我甚至都不害怕了——害怕也需要力气，我连害怕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德国兵赶到了房子外面。那是阳光灿烂却又冷得离奇的一天。炫目的白雪像一块白毯子，盖住了视野中的景观。附近一个人影都没有，马路上空荡荡的。黑鸦鸦的人群在德国人的监视下再次排成长列，像一条巨大黑蟒，从白雪皑皑的镇子里出来，向着白茫茫的郊外蜿蜒爬去。但是，这次向未知目的地的行进有所不同。前几天在去贝尔得荷的路上，人们惶恐不安，一边在队伍里你挤我推，一边躲闪着德国人的拳头、枪托，甚至子弹。而现在，每个人都精力所剩无几，吃力地迈出每一步。结冰的道路又滑又不平，我们必须小心翼翼，避免失去平衡跌倒。
我记得沿途见不到什么村庄，不会有人从紧闭的窗户后窥看我们。我也记得在这条延伸到死寂空旷的远方的路上，看不见其他人影。我没看到农夫驾着雪橇去赶集市，也没看到女人们从一个村子去另一个村子串门走亲戚。那天，路上只有梅莱茨的犹太人、坐着雪橇佩枪的德国兵和他们的狗。只有德国兵知道要往哪儿去。
致卢布林内务部区域部门行政长官，人口与繁荣（部门）
关于：1000个犹太人的转送
目的地：帕尔切夫火车站
如我在电话中通知你的一样，运送品在1942年3月13日
抵达了帕尔切夫（该列车终点站是海乌姆诺）。火车上的警察如此描述这次交接：“在1942年3月13日晚上快到17:00的时候，1000个被转送的犹太人被帕尔切夫警察接收。1942年3月14日继续对他们（犹太人）遣送。200个犹太人被安置在索斯诺维茨，800个犹太人被安置在弗沃达瓦。运输过程中没有困难。”
——摘自一封日期为1942年3月18日的信
计算时间的方式改变了，从火车上漫长的不知终点的停停走走，变成了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都可能由一颗子弹或致命打击中断。我们每踏落一步，并感觉还有力气再走一步，就意味着多活一会儿——尽管没有人知道这“一会儿”到底有多长。我们的队伍不像去贝尔得荷的路上那样喧哗，谁都没有力气说话了，嘴唇因干渴严重干裂。即使是德国人，可能是受到周遭白茫茫一片的影响，也不再那么活跃，叫嚷也少了些。寂静中，一些声音更剌耳：抽在马和人身上的皮鞭噼啪声，队伍前部或后部时不时响起的单发枪声。
那些不小心滑倒的，或是精疲力尽摔倒不能马上爬起来的人，都被就地枪杀。还有一些看样子力气已快用尽，或是已经知道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觉得起码应该由自己决定死亡。于是，一些男人和女人途中跨出黑鸦鸦的队列，走到路旁的雪堆边静静地坐下来，等着德国人走过去把他们杀掉。其中有老人，有带着婴儿的年轻女人，也有小孩，默默无语地走入茫茫旷野中的大墓地。德国士兵们“恪尽职守”，杀得有条不紊，很有效率。我也想过加入那些等死的人群，因为实在走不动了，哪怕让我的脚歇息片刻也好啊。但是，父亲好像觉察到了我的念头，紧紧拉住我的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离开了长长的队伍，路两旁很快就堆满了被射杀倒下的扭曲的尸体。白雪贪婪地吞噬着他们鲜红的血液，转眼间，路两旁的雪地在阳光下不再反射耀眼的白光，变成红色或粉红色的。黑鸦鸦的队伍继续走向白茫茫的远方，长长的队伍后面，一路留下了丢弃的行李，像一簇簇从雪里冒出的奇形怪状的花。
母亲、姐姐和琵琵表姐机械地默默迈着脚步，而父亲却好像找回了一些力气，不时提醒我们避开途中的致命危险。他似乎恢复到了从前的那个父亲，指导我们既不要走在队伍前头也不要落在队伍后面，以免引起德国人注意；还有，得避免走在队伍的两边，要是无意中被挤出长列，德国人会以为我们是到路旁去等死。“最重要的是，”
他警告我们，“不要摔跤或绊倒。任何时候都要留心脚下，小心冰滑。” 他时而
搀扶妈妈的手臂，时而拖住我的手，不断地小声鼓励我们每个人。“再走一步，”他说，“再一步，再一步。”他能做的，也只剩下尽力用话语给我们鼓劲了。
长长的队伍缓慢地穿过死寂苍白的郊外后，队伍当中我们200个人被分出来赶上一条通往索斯诺维茨的岔路，走向这个茂密树林边上的小村庄。太阳下山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被赶着连走带跑地从帕尔切夫到这儿的18英里路程，只用了不到10个小时。这已经是我们被赶出家后的第六天了，忍受寒冷饥渴的六天，充满恐怖和杀戳的六天。另外800个从梅莱茨来的犹太人走了七天才到达弗沃达瓦，据电报记载，他们在3月15日晚上6点半到达。所以我们这200个人算是幸运的了。
德国人选弗沃达瓦、索斯诺维茨、拉曾和赫鲁别舒夫作为遣送梅莱茨犹太人的终点站，是因为它们都邻近索比堡。那个地方终极毁灭的准备工作已近完成：索比堡建了三个新的毒气室，与贝乌热茨一样。
克拉科夫市主管“人口与繁荣”部门的A.D.让格格尔少校在3月13日十分愉快地报告：梅莱茨“行动”，即全部梅莱茨犹太人抵达他们的终点站，会在三天后的星期一完成，精确时间为下午1时12分。他没有说，也没有必要说，那些不能在精确预定时间内到达的迟到者，必须被处决。负责运送任务的何曼?何夫勒②办事效率让德国人敬佩。1942年3月16日下午，在他那间有“恐怖营房”之称的卢布林办公室，何夫勒生硬地宣布：被送往贝乌热茨的犹太人将永远不会返回波兰总政府辖地。这话不假。到了秋天，那些犹太人突然间完全消失，所有他们曾存在过的痕迹也荡然无存。我们得知谁是死是活，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战争结束很久以后，还常常听到很多传闻：说在某个地方看见了谁，或是在另一个地方的某人听说过这个人的消息。虽然渺茫，仍在期待，希望有亲戚，甚至哪怕仅仅是认识的人，能历尽千难万险地活下来，还在世界某个遥远的角落里平安地生活。但是，这一切都是幻想，不久之后，这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从死亡行军的辗转中幸存下来的梅莱茨犹太人，大部分都在1942年7月被转运到卢布林地区，然后被后备警察民兵组成的“预备警察101营”熟练地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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