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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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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是后世思想学派的源头，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中国恢宏历史的结晶，塑造独立性格，传承灿烂文明，两者缺一不可。研习先秦诸子应注意：汲取各家学说要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二、与时俱进，学以致用。《史记》究天人之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拜读应谨记：一、读史学做人，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二、读史学智慧，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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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诸子百家学说，一览无余；华夏史诗绝唱，贯通古今。
本书收藏整理了傅斯年先生关于“战国子家”和《史记》的珍贵讲义资料，前者概括了诸子百家的源流和特点，后者则开创了现代《史记》研究的先河，两部分内容都是傅斯年巅峰时期的精华之作，至今仍为学界所推重。后人对文中涉及的相关历史篇目做了辑录，在附录部分还精心编撰了傅斯年年谱，具有很强的收藏性和阅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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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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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1950），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治学既严谨，又有其创新精神，他将中国近代的治学方法和西方的科学方法相结合，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历史研究新方法，为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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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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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战国子家 纵横捭阖
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 002
诸子天人论导源 005
春秋战国之际为什么诸家并兴 012
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 015
止有儒墨为有组织之宗派 022
儒为诸子之前驱，亦为诸子之后殿 025
战国诸子之地方性 027
《非十二子》 041
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 044
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 052
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 065
墨家之反儒学 079
墨子之非命论 085
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098
所谓“杂家” 123
祥之重兴与五行说之盛 124
梁朝与稷下 125
齐晋两派政论 128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 140
预述周汉子家衔接之义 149
下篇 史家绝唱 博古通今
《史记》研究参考品类 152
老子申韩列传第三 172
十篇有录无书说叙 181
论太史公书之卓越 184
论司马子长非古史学乃今史学家 186
手批“史记”（全文周法高辑录） 187
与颉刚论古史 204
附录 傅斯年著述年表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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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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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为什么诸家并兴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问诸子并兴是不是起于春秋战国之际？近代经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观念大别有两类：
一类以为孔子有绝大的创作力，以前朴陋得很，江永、孔广森和好些今文学家都颇这样讲；而极端例是康有为，几乎以为孔子以前的东西都是孔子想像的话，诸子之说，皆创于晚周。
一类以为至少西周的文化已经极高，孔子不过述而不作，周公原是大圣，诸子之说皆有很长的渊源，戴震等乾嘉间大师每如此想，而在后来代表这一说之极端者为章炳麟。
假如我们不是在那里争今古文的门户，理当感觉到事情不能如此简单。九流出于王官，晚周文明只等于周公制作之散失之一说，虽绝对不可通；然若西周春秋时代文化不高，孔老战国诸子更无从凭借以生其思想。
我们现在关于西周的事知道的太不多了，直接的材料只有若干金文，间接的材料只有《诗》《书》两部和些不相干的零碎，所以若想断定西周时的文化有几多高，在物质的方面还可盼望后来的考古学有大成功，在社会人文方面恐怕竟要绝望于天地之间了。
但西周晚年以及春秋全世，若不是有很高的人文，很细的社会组织，很奢侈的朝廷，很繁丰的训典，则直接春秋时代而生之诸子学说，如《论语》中之“人情”，《老子》中之“世故”，《墨子》之向衰败的文化奋抗，《庄子》之把人间世看作无可奈何，皆都若无所附丽。
在春秋战国间书中，无论是述说朝士典言的《国语》（《左传》在内），或是记载个人思想的《论语》，或是把深刻的观察合着沉郁的感情的《老子》五千言，都只能生在一个长久发达的文化之后，周密繁丰的人文之中。且以希腊为喻，希腊固是一个新民族，在他的盛时一切思想家并起，仿佛像是前无古人者。然近代东方学发达之后，希腊人文承受于东方及埃及之事件愈现愈多，并非无因而光大，在现在已全无可疑。
东周时中国之四邻无可向之借文化者，则其先必有长期的背景，以酝酿这个东周的人文，更不能否认。只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材料，不够供给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详细的就是了。然而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
论语有“述而不作”的话，庄子称述各家皆冠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这些话虽不可固信，然西周春秋总有些能为善言嘉训，如史佚周任，历为后人所称道者。
既把前一题疏答了，我们试猜春秋战国间何以诸子并起之原因。既已书缺简脱，则一切想像，无非求其为合理之设定而已。
一、春秋战国间书写的工具大有进步。在春秋时，只政府有力作文书者，到战国初年，民间学者也可著书了。西周至东周初年文籍现在可见者，皆是官书。《周书》《雅》《颂》不必说，即如《国风》及《小雅》若干篇，性质全是民间者，
其著于简篇当在春秋之世。《国语》乃由各国材料拼合而成于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无此力量。《论语》虽全是私家记录，但所记不过一事之细，一论之目，稍经展转，即不可明了。礼之宁俭，丧宁戚，或至以为非君子之言，必当时著书还甚受物质的限制，否则著书不应简括到专生误会的地步。然而一到战国中期，一切丰长的文辞都出来了，孟子的长篇大论，邹衍的终始五德，庄子的卮言日出，惠施的方术五车，若不是当时学者的富力变大，即是当时的书具变廉，或者兼之。这一层是战国子家记言著书之必要的物质凭借。
二、封建时代的统一固然不能统一得像郡县时代的统一，然若王朝能成文化的中心，礼俗不失其支配的势力，总能有一个正统的支配力，总不至于异说纷纭。周之本土既丧于戎，周之南国又亡于楚，一人春秋周室只是亡国。所谓“尊天子”者，只是诸侯并争不得其解决之遁词，外族交逼不得不团结之口号。宋以亡国之余，在齐桓晋文间竟恢复其民族主义（见《商颂》）；若鲁颂之鲁，也是俨然以正统自居的。二等的国家已这样，若在齐楚之富，秦晋之强，其“内其国而外诸夏”，更不消说。政治无主，传统不能支配，加上世变之纷繁，其必至于磨擦出好些思想来，本是自然的。思想本是由于精神的不安定而生，“天下恶乎定，曰，定于一”；思想恶乎生，曰，生于不一。
三、春秋之世，保持传统文化的中原国家大乱特乱，四边几个得势的国家却能大启土字。齐尽东海，晋灭诸狄，燕有辽东，以鲁之不强也还在那里开淮泗；至于秦楚吴越之本是外国，不过受了中国文化，更不必说了。这个大开拓，大兼并的结果：第一，增加了全民的富力，蕃殖了全民的生产。第二，社会中的情形无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出来了好些新方面，更使得各国自新其新，各人自是其是。第三，春秋时代部落之独立，经过这样大的扩充及大兼并不能保持了，渐由一切互谓蛮夷互谓戎狄的，混合成一个难得分别“此疆尔界”的文化，绝富于前代者。这自然是出产各种思想的肥土田。
四、因上一项所叙之扩充而国家社会的组织有变迁。部落式的封建国家进而为军戎大国，则刑名之论当然产生。国家益大，诸侯益侈，好文好辩之侯王，如枚乘《七发》中对越之太子，自可“开第康庄，修大夫之列”，以养那些食饱饭、没事干，专御人以口给的。于是惠施公孙龙一派人可得养身而托命。且社会既大变，因社会之大变而生之深刻观察可得丰衍，如老子。随社会之大变而造之系统伦理，乃得流行，如墨家。大变大紊乱时，出产大思想大创作，因为平时看得不远，乱时刺得真深。
综括上四项：第一，著书之物质的凭借增高了，古来文书仕官，学不下庶人，到战国不然了；第二，传统的宗主丧失了；第三，因扩充及混合，使得社会文化的方面多了；第四，因社会组织的改变，新思想的要求乃不可止了。历传的文献只是为资，不能复为师，社会的文华既可以为用，复可以为戒。纷纭扰乱，而生磨擦之力；方面复繁，而促深澈之观。方土之初交通，民族之初混合，人民经济之初向另一面拓张，国家社会根本组织之初变动，皆形成一种新的压力，这压力便是逼出战国诸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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