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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讲述80后、90后打工女孩的寻梦历程
追问现代工业洪流中的个体命运
2011年，诗人丁燕先后在东莞的三家工厂打工，经历了200天最真实、最深刻的工厂生活，记录下这些工厂女孩青春、爱情与梦想的萌生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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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东莞，这个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数百万女孩从乡村奔赴这里，固定在流水线旁，日夜重复着机械的劳动。
在工厂，女孩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
在流水线上，人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一个简单的动作，一百次地重复，一万次地重复，一万次乘以一万次地重复。一切围绕着机器旋转，人成为无意识的附庸。
2011年，为深入理解东莞工厂女孩的生活，诗人丁燕先后在两家电子厂、一家注塑厂打工，经历了200天最真实、最深刻的工厂生活，记录下这些工厂女孩青春、爱情与梦想的萌生与破灭，也是对裹挟了无数人命运的现代工业洪流的追问。
只有亲历过工厂生活的人，才能写下这样细致、敏感、真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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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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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燕，诗人，作家。二十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诗作入选百种诗歌选本。出版诗集《午夜葡萄园》，曾获得多种诗歌奖项，2011年获第三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评论创作，有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等。2010年迁居广东东莞，专事写作，系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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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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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飞跃电子厂
啤工初体验
赌徒阿凤
插嘴事件
玛丽的爱情
第二面的生命
深夜尖叫的兰花
怀揣菜刀的女孩
从女工到女生
阴性帝国
北方出逃
厚街有女初长成
梅娇梅娇我爱你
何日君再来
疼痛的肉身
后记：从西北到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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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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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工初体验
一
那条横幅一直挂在那里：
大量招收男女工，薪多粮准！
宽红布，大白字，如火如荼的感叹号。
工厂过去和现在都需要人，而工人并非生来就是工人，在某段时间，工人是被邀请到工厂来的。和传统大厂不同，在珠三角，密集的小楼里拥挤着各类小厂，重复而相像。
从新疆迁居珠三角后，每当我对某些场景提出疑问：人们为何边走路边吃盒饭？厢式货车为何横冲直撞？邮局提款机前为何排着长队？皆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所打发：工厂多啊。那条通往镇中心的道路，正午时分，行人稀疏，但在清晨或黄昏，车轮滚滚，人流澎湃，米粉店、小卖部、菜场或水果摊前，到处是穿工装的人。
很快我便发现，事情比我所看到的更为复杂。在我的周围，半明半暗中，大多数是穿工装的人，数百名、上千名穿工装的人??这么说，简直像在拍电影，然而，这是真的。
在新疆，我知道游牧文明的魂是转场，农耕文明的根在定居，然而，对工业化进程中的钢铁、戒律和坚硬，我是目盲的；这一空白，令我对目光所及的南方景象，总处于惊讶状态。我变得不安起来。我的不安告诉我，在我的近旁，还有另一个隐秘世界。我想进入那里，不是被人介绍、处处受照顾的体验生活，而是自己拿着身份证，递过去。
中年女瞄了我一眼，即刻做出判断：“你干不下来的。”
又问：“高中（我在学历一栏填了高中）？”见我点头，说：“我帮你问一下QCquality
controller，质量检查员招不招人。”
我穿着灰衣灰裤旧运动鞋，戴着隐形眼镜，试图让以往的身份变得模糊，然而，这个女人依旧看出了某种差别。我身旁的女人粗矮黑胖，头发腻成缕，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掏出身份证，让保安帮她写，而中年女对这举动没提出任何异议，好像这个女人才是她要招的人。
在中年女打电话时，保安递来叠发黄的打印纸，写着各类规定：上下班要打卡，厂方有权利要求员工加班；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厂方；殴打他人、罢工、调戏女工，解雇时扣工资20%；严禁上班睡觉，厂方可没收员工在宿舍内的煮食器??
中年女沮丧地向我摇头：“不行??你年龄太大了。”
她的惋惜令我迷惑。她是招工的，却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竭力阻止我进厂。保安突然笑起来，犀利夸张。女人把脸一沉，嚷道：“我不想把人家骗来，干不了又走！”??骗？片刻的沉默后，中年女又拿起我的表，不甘心地问：“文凭带来了吗？有复印件吗？”见我摇头，她便肃然起来，在表格的职位栏，写下两个字：“啤工。”
可这不是啤酒厂??这是音像带盒厂啊！然而，我忍住纳罕。我已不能随便发问，我已不是我自己，而是118号。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字的念法：biē。
二
第二天，6点50分，我已骑着电动自行车，拐入工业区。春风猎猎，扬起头发。迎面走来一群女工，清一色土黄工装，大声说话，伴以粗粝锐笑，牙齿白得瘆人。是她们的嘴咧得比常人大，还是晨光中明暗对比更强烈？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也是啤工，我上的是白班，她们是晚班。机器二十四小时不休息，所以啤工一般都是两班倒，半个月白班，半个月晚班，倒班时休息两天，平时周末正常上班，每天八小时后，再加班三小时。
四周高墙包裹着办公楼、厂房、操场、宿舍楼。办公楼的玻璃窗很大，外墙悬挂着空调主机，操场上立着篮球架，宿舍楼上晾晒着衣服，而车间的模样，显得既现代又壮观??如今，这一切都和我有了联系。我心跳怦怦地冲进门卫室，拿起卡，却不知该打两台打卡机中的哪一台。保安疾呼：“这个！”打卡后，我居然??迟到了两分钟！我拿起手机一看：离7点还差四分钟。
虽然厂规规定，迟到或早退五分钟，扣人民币一元，我迟到了两分钟，还不会被扣款，然而我惊讶的却是这时间。保安道：“打卡机快六分钟，二十年了，一直这样！”我脱口而出：“这种走在时间前面的时间，根本没道理！”
在车间的时间越长，我便越理解“时间就是金钱”的含义：抓紧一切时间，埋头苦干，是工厂创造财富的秘诀；而时间的损失，就是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的损失。不同的时间段工资不同：正常上班时间，工资较低，只有加班时间，工资才高一些，故而精打细算地控制时间，不仅是来自生产机器的要求，也来自生产者本身。
保安将我带进通道，左右敞开两个巨大的车间。他指着右边道：“进去吧，找组长。”
我傻了：“谁是组长？”保安眯起眼，指着晃动的白衣服说：“就是他。”
三
这就是注塑车间：水泥地面潮湿，噪音巨大，四处是碎屑，充满刺鼻的混合味。
这个车间并非全封闭，相反，除东西方各有两个大门外，中部还有两个对称小门。车间长五十米，宽三十米，有两层楼那么高，顶部挂着排排日光灯，行车轨道上吊着大铁钩，像倒置的问号，能轻而易举钩起千斤重的货物，一圈圈铁链弯曲而下，机修工一扯，链子便哗啦响。靠墙的两侧摆放着十几台注塑机，中部立着六七根水泥柱，白灰斑驳，每根柱子上悬着台风扇，一圈圈黑铁丝，中间是花瓣心脏。
在注塑机和水泥柱的空当，垒着一摞摞高出人头的塑料箱，一摞十几个，或黄或蓝，内铺塑料薄膜，放着各类产品。在箱子和箱子间，夹着小纸条，是“塑胶成品标签”，印刷着日期、班别、机号、工号、产品、色粉号码、数量、检查员??这些红字居然是繁体字：原来老板是香港人。
路过卫生间时，我从脏污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土黄工装，淡黄帽子，松紧带已脱线，帽檐软塌塌地耷在脑袋上，邋遢如一片落叶，但我的脸色是红扑扑的。几乎所有从农村来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红晕；但到了工厂后的第二年，脸色就会变得发黄，及至发青、发乌。
我迎向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米八，五官祥和，但各个部位都发生了下垂，无论眉毛、眼皮还是嘴角。说起来，他长得不差，但器官从原来的位置歪斜下来，显出不可遏制的老相。他已秃顶，侧旁头发留得很长，搭到头顶，支援中央。我对他说：“组长你好，我是新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我就跟着他走。他歇脚后，指着29号机说：“你到那儿。”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我完全愣怔。到那儿？干啥？
两台机器的空当，有个女人，正从水箱里捞货，看到我，用脚踹过个反扣的塑料箱来：“坐。”箱底上垫着纸壳，边缘沾着水渍，箱子下汪着水，浮动着机油。我坐到上面—在两台注塑机的缝隙中，坐了下来。轰隆声在这个地方，陡然变得巨大，前后叠加的雷声，无碍地砸向前胸后背，我怀疑我马上就要碎掉。我的脸正对着机子闸口，每过三分钟，闸门打开一次，将啤好的注塑品“扑哧”吐出来，刚好掉进装满凉水的箱子里。刚啤出的产品温度太高，要用凉水降温。
这个叫方姐的女人，身材瘦小，五十多岁，焦黄的长脸上挂着双三角眼，额头皱纹深刻，鬓角处有白发。她让我把“726刷头”（刷马桶的小型刷头，像两根冰棒，中间被水口相连）从水箱里捞出，再放进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塑料筐压住。还是为了降温。而她呢？终于可以从两台机器间抽身而出，坐在通风的过道口，待刷头完全冷却，从水口上拧下，用干净的白布擦拭，刀片削去披锋（凸起毛刺），交替码在箱内。
一旦跨入车间大门，被安置在特定位置，工人便被牢牢地钉在网格之中，劳作即刻迫不及待地作用在工人的身上。每个工位都规定了身体应采取的姿势。个体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工艺流程。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四方四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一个小时呢？五个小时、十一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通、扑通”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我好羡慕方姐，她让自己稳稳地坐在干爽处，拿布擦刷头，浑身松弛；而我所在的位置，扫水是没用的，因为将刷头捞起，放进旁边水箱时，总会有水溢出。水混合上机油（姜黄如糖浆），形成一条条变形的蛇。我貌似有板凳，却要不断起身捞刷头，根本无法享受坐的滋味。因脚底寒凉，一阵风从大门吹进时，我止不住打了个冷战。车间里的浮尘侵入眼睛，让原本如水滴般柔软的隐形镜片，变成两把小刀，不断刮擦眼仁儿，硬生生地痛。
在捞刷子的间歇，我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突然，组长从天而降，话像锥子，猛地扎入耳膜：“一大早就打瞌睡！货都满了！”我的脑袋轰地一下，突然变得清醒，双手赶忙探入水箱。方姐见组长走了，一拍大腿笑起来：“我来不及告诉你啦。下次吧，下次一定！”方姐说，她最害怕组长说“交工衣，走人”！听到组长只是催促干活，知道他不会辞退我。我心存感激，说我倒不是瞌睡，而是眼睛疼。
奇怪得很，每次当我试图闭眼，或吃了口东西，或拿出手机看时间时，组长都会从天而降，大喝一声：“还不做事！”是因为我开小差时，表情很慌张吗？我渐渐发现，恐惧是个活物，在脆弱而孤独的灵魂里，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你要小心，有人会打小报告。”当方姐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我感觉脚底愈发寒凉。
只有我是傻瓜—以为只要逃得组长盯视，便可偶尔偷懒。我错了。车间里的每个人，都目光灼灼，互相盯视，然后在某个隐秘时刻，向组长汇报，以换得他们想要的好处。他们并不为二十年如一日，提前六分钟打卡而愤怒，相反，却要死死地盯着那些新来的、更弱的、懵懂的人。然而，在车间干活，每个人都会疲惫、打瞌睡、往嘴里塞食物、到卫生间接电话??每个人，都无法让自己彻底变成机器。
方姐对我接替了那不断躬身、将双脚浸在油水中、双手泡在凉水里的活计，充满歉意。她絮叨说：“这活儿一个人做不来的。”她说她的手一会儿干，一会儿湿，腰一会儿直，一会儿弯，所以，向组长提出一个人干不了！现在，为显示她的工作强度，她举着抹布道：“这水是有毒的！”矿泉水瓶子上贴着三个字：天那水。就是香蕉水：无色透明，易挥发，易燃烧，有一定毒性，对人体有害。我们无法不闻到那味道，无形无象，却尖锐存在，堵得鼻孔发紧，每呼吸一次，心脏就更猛烈地跳动一下。但我却无法不呼吸，不管我多么不想让这毒气进入体内。
方姐说她不愿去别的厂，因为这里发粮准，二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出门打工就是要挣钱，不加班的厂，谁去？！”对从没打过工的人来说，这是种陌生的生活，根本无法想象。当我听到方姐这样说时，深深地吸了口气，像将某种灼痛也同时吸进肺腑，然后，再吐出。仅仅坐在办公室，或看报纸、听广播，根本无法体会方姐们的心情。存钱是她们的终极目标，如果将时间用来娱乐，那简直是扯淡。
我们俩分工合作，步调趋向默契一致。某个间歇，方姐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新疆，她于是两眼放光。“你们那里雪下得很大吧？吃什么肉？有没有鱼？棉花几月熟？”我尽量以形象而专业的语言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厂规规定，闲聊、开玩笑、吃东西是不允许的，但是，有时候组长走来走去，盯的只是工人的手，只要手还在麻利地动着，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知道，不聊天是不可能的，人会崩溃；同时，组长并不指责我们在卫生间里磨蹭几分钟。
总算熬到11点，我准备下班，但方姐却拦住我：坚持到12点。她分析给我听，上午干四小时，下午就要干七小时；上午干五小时，下午只干六小时。她说：“劲儿要匀着使才行。”我点头同意。然而，下班前的最后一小时，难熬至极，大脑趋于呆滞，手指的速度明显降低。快到12点时，组长来了，看着我，语气突然变得温柔：“吃完饭快点儿回来啊，机器可是不停的哦。”他指了指那箱子，“货堆得太多可不行啊！”
从早7点到晚7点，不间断工作，中间只休息一小时，而他居然说，吃完饭快点回来！他要求啤工像机器，完全适应钢铁的速度。要知道，人下班了，机器不停，人走开的那段时间，虽然有同事会帮着接货，可货堆在那里，要等自己回来做。除非这个机器坏掉，否则，它便永远不会停下来。这种所谓的午休，反而需要身体更加卖力才行。
我的午饭怎么办？我刚进厂，到食堂吃饭要交五元现金，不能享受从工资里扣三元的待遇。去外面吃，我对小吃店一概不熟。方姐一挥胳膊：“走，到我家！”时间太紧迫了。一小时六十分钟，每一分钟，都在静静流逝，我来不及多想，触电般起身，朝门外走去。打卡后，我将帽子从头上捋下来，把工衣也脱了，而方姐，只摘下了帽子。
四
一百米处就是巷子尽头，过了主通道，进入对面小巷，两侧是五六层高的农民楼，穿过小菜场的凉棚，空间陡然变暗，味道比车间更难闻：黑泥、灰尘、排水沟、鸡屎、尾气、皮革、化学、汽油??菜场旁的空地上，纵横交错着瓦房，有上百间，每一间都有扇单独的门。
这片瓦房得以存在的原因是，打工者永远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在劳务市场，农民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而只是临时工，不仅“认真、肯干、易于管理”，且“不用变更户口”，“有工作的时候来，没工作的时候走”，这种暧昧的身份，为城市提供了劳动用工，又不会导致城市人口增多。而当农民被召唤到城市来打工时，这里并没有相应的住房和教育提供给他们，他们要么住宿舍，要么租住贫民区；他们的孩子，要么在老家读书，要么上当地的私立学校。
方姐掏出钥匙，打开房门，阳光射进内部，投下斜影：只是单独的一间屋，没有窗户，靠门的左侧，立起道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令整个房间弥漫着浓烈的怪味，像钢爪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咙，让我想吐。屋子四壁黝黑，从没粉刷过，墙角有霉点，双人床上窝着被子，桌上倒扣着碗筷，拉杆箱靠在衣柜旁。
没有阳台！没有厨房！没有阳光和清洁的空气！这片瓦房令人沮丧：它莫名其妙地藏在小巷深处，像个巨大的垃圾场。房间里除了味道难以忍受，还有种可怕的窒息—如果将门关上，整个房间将完全陷入漆黑，无一丝光亮，如墓穴。
显然，这屋子仅仅是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不具备房屋所包含的温馨内涵。到了夜晚，这片瓦房如黑魆魆的波浪，潜伏在周围灯光璀璨的摩天大厦下。
这些房子的主人是本地人。他们不仅盖起了五六层小楼，还在逼仄处盖起简易瓦房，皆用来出租。这个地方已形成两个阶层：拥有本地户口的本地人（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居住权）；向本地用工单位出卖劳动力的外来工（但没有在此长期定居的权利）。
方姐将煤气罐搬到屋外，拎出炒勺，撕开两包方便面煮起来。这时，周围的门一扇扇打开，回来的几乎都是中老年妇女。她们大声嬉笑，麻利地做饭。有人在面条里下了几片生菜叶，有人蒸了米饭，就着榨菜和辣椒酱吃。食物在这里变得异常简单：一个菜、一碗米饭、一碗面。没有肉。我目光所及的碗里，没有一星肉。但她们非常爱笑，喜欢互相开玩笑：谁和谁去吃饭啦，谁和谁分手啦，谁因为谁的关系从普工变成文员啦??她们总会说到男人，出现在她们话里的那些男人，不再高大神圣，反而遭到了某种程度的亵弃。虽然她们知道这种亵弃是无力的，然而，同样能给她们带来快感。
方姐说，不同年龄段的打工者，住的各不相同。十几岁的年轻人住宿舍；二十几岁的租一室一厅，两百五；有老人和孩子的中年人，租两室一厅，三百五；四五十岁的夫妻俩，租瓦房，一百五。方姐的丈夫就在旁边印刷厂工作，两个人每月可挣四千元，一千五用来维持基本生活（房租、食品、电话费），预留五百元现金机动，存两千。
我想弄明白，何以方姐如此大的年龄才出来打工。答案令我惊诧，原来早在二十年前，方姐就已出门打工。她和这家音像盒带厂的关系，哪里如我这般简单—看到招聘启事，一个人来到门卫室，掏出身份证—不，她和这个厂的关系，几乎称得上血肉相连。
二十年前，当这家厂刚刚建成，方姐的小姑子便离开四川农村，成为第一批打工妹。春节时，小姑子说起工厂趣事，令方姐十四岁的女儿颇为心动，遂弃学南下。几个月后，方姐亦收拾行李，来到此厂—家里的地让丈夫打理。小姑子和女儿在拉线上当普工，方姐当清洁工。对在大田劳动惯了的方姐来说，打扫卫生相当于玩耍。她和女儿住在同一间宿舍，小姑子住在隔壁，周末时三人去逛街，并不寂寞。
在珠三角的工厂中，工人们之间大多有着各种联系。内地乡村的异变，通常从两三个女工开始，之后，以她们为核心，扩散到她们的家人、亲戚、老乡，令打工者队伍不断扩大，形成族群，大家彼此照应，遵守互惠原则。这种蜂窝状的关系网，是被特定的时间和情境创造出来的。那些刚到城市来的打工者，往往寄身于熟人的工厂宿舍。她们住不起招待所—哪怕是最便宜的地方，于是，由亲戚或同乡构成的这个隐秘族群，便为她们抵达城市并进入其内部，提供了最初的支持。
年复一年，五年过去了。女儿十九岁时找了个男友，是老乡，于某个周末突然宣布要辞工，回老家。方姐惊诧：难道女儿要跳槽？她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犯不着去别家。然而，女儿的理由让方姐无法不辞工：她怀孕了。这是显性原因；隐性原因是，女儿厌倦了打工生活。女儿越来越知道，她们和本地人有差别。女儿拼命存钱，但并不奢望在这里定居，她知道她买不起这里的房子，也知道没有户口，孩子上不了公立学校，她想的是多存些钱，回老家结婚。
方姐操持了女儿的婚礼后，将自己和女儿攒下来的钱凑起来，开了家服装店，让女儿经营。又买了辆二手小面包，让女婿进货。她自己，当起了全职外婆。看起来，方姐的生活和周围村妇一样，做饭，带外孙女，洗洗涮涮。然而，关于工厂的回忆，常在夜深人静时，猛然涌起。
方姐变了。她不再像别的村妇那样没有时间概念。在乡村，农民遵循着耕种和收获的模式生活，这种劳动方式是闲散的，无需争分夺秒。然而，五年的工厂生活，令方姐习惯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起床、做饭、歇息，皆有定时。参加红白喜事，方姐总穿得整齐干净，手里捏着餐巾纸。
六年后，方姐决定再次南下，不仅女儿吃惊，更令全村惊骇。“哪有厂要你这样的外婆？！”但方姐自有打算：外孙女上的是住宿学校，田里的事可让女婿打理，家里虽盖起二层楼，但手头还是拮据，不如最后一搏！她和打工回来的女孩闲聊，获悉珠三角缺工人，年龄大的女人也能找到工作。
方姐似乎又回到了十一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灯下，也在收拾行李。然而那时，有小姑子和女儿等在厂里，她并不害怕；而这次，她还要带上从未出过门的丈夫！
她用工资说服他：哪怕是清洁工，一个月也有好几百。并且，再等下去，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方姐不懂政治，不懂经济，只凭生存嗅觉，在关键时刻，心一横，脚一抬，做出决断。
二楼清洁工的美差，自然不会等着她，然而一楼的啤工，又脏又累，总是缺人。方姐一咬牙：干！她不愿去别的厂。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总会有人要走，总可以等到机会。她带着丈夫围绕着这家音像带盒厂找工作。没出几日，便被印刷厂要去。两人一合计，在两家工厂间的巷子里，租了间瓦房。
五
返回车间，水箱里虽然浮着刷头，但却不多，显然，有人帮我把货捞了出来，且已堆在旁边箱子里。是谁呢？两台注塑机间的位置，空空荡荡。来不及细想，我即刻弯腰，开始干活！
时间一声不吭地下达着命令，让我从脑海中挤掉哪怕半点想象，开始变成注塑机身上的运动零件。短暂的午休，换来的是频率更高的劳作：我的手、肩、颈、腰，全都动了起来，希望能把活儿干得更巧妙、迅速、出色。和早晨不同，那时的肉身充满清新和希望，而现在，只剩单调和艰涩。我渐渐领悟，农民在田里干的活儿可能更繁重，秋收时需要连夜干，但他们可以选择干活的时间，也便更自由；车间里的活儿却像苦役，其艰苦程度在于永无休止、不断重复。
空气越来越污浊：汗腥味、脚气味、塑胶味、柴油味、铁锈味，受潮的木板味、腐烂的石灰味、电焊味、旧塑料味；噪音更剧烈—咚咚、轰隆、吱嘎、咔咔、沙沙，每一种声音，都比早晨扩大了好几倍。气味和声嚣互相重叠、倾轧、交织，并非只侵占了人的身体，更如蛇信，引毒钻入人的血液，形成痉挛，要将五脏六腑都掏出来。
组长板着脸走过来时，没有在我的身旁停留一秒：他在表达他的愤怒！他像只秃鹫，锐利的双眼什么都能看见。越到快下班，方姐变得越有耐心。她告诫我：别出现不良品，省得返工。而我却愈发焦虑、烦躁，心里乱成蚂蚁窝，想即刻逃离此地。
这就是我和方姐的差别：这个车间对我来说，是某段旅程中的客栈；但方姐做活儿用力均匀，有条不紊，不随意停歇，也不猛烈狂干。她不觉得这活儿是惩罚，也不觉得这车间是牢笼，她将整个身心扑在活计中，反而更坦然。
当方姐让我帮她填写工单时，我才发现她是个文盲。她自己无法将“塑胶成品标签”上的空白处填满。显然，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邀我吃饭，而是早有预谋。同时，她说出了新的打算：“去新疆打工！”
听说音像带盒厂要搬迁到江西，方姐意识到，她不能随厂迁徙。内地有大把年轻的女孩，就是啤工，也不会轮到她。但方姐却不想返乡。有老乡从新疆回来，说那边活儿多，无论拾棉花、晒辣子皮、摘红花、割麦子，总缺人，吃的饭里有肉，喝的是雪水，就是离家远。我这个新疆人的出现，令方姐的狂想有了依据。她下定决心，下半年走西口，去新疆！
“新疆再远，还不是中国？”她哈哈笑着，像已经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天山。
赌徒阿凤
一
卡上出现的时间是6:58。我笑了，同时心里一紧。
我已不再像刚进厂时那么愤怒，身体像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打卡机快六分钟。现在的真实时间，应是6:52。当我习惯性地“走在时间前面”时，我知道,我还习惯了其他的。
譬如这个车间。它还如第一次所见的那般喧嚣，那些气喘如牛的注塑机，依旧轰响；穿土黄工装的啤工，依旧如枯草般抖动??然而，时间一久，这一切便如褪色画面，丧失了最初的饱满和尖锐，变得不再扎眼。
譬如每天六小时的睡眠。开始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一周；然而，一周后，那种重复的循环、稳定的规律，不仅精密地操控住我的身体，同时，还渗透进我的灵魂和精神中。无论我起初多么不适应，最终，还是屈从了这新的日常生活习惯。工厂的时间表规定得细致而严格，每个进厂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都必须熟悉它，实践它。现在，当我套上工衣，对着脏镜子扣上帽子，端着不锈钢茶杯，走向注塑机，脚步平稳，眼神安然，像在这里已待了几辈子。
在工厂工作，比参观工厂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无论是注塑机、卫生间、塑料箱，还是那敞开的前后左右四个门，都显得真切起来。人们承认工厂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参与其具体的日常工作，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也会对工人的某些行为感到怪诞惊诧。参观者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工厂：工厂被努力装饰过，而参观者所能提出的疑问又那么少。
那天早晨，一切都那么平静。当我走向29号机时，停住脚步：那里已有人在干活。是个女孩，十七八岁，身子细长，小脸白肤，单眼皮，怯生生望着我。我问她，方姐呢？她没听懂：“什么意思？”
我将茶缸放在倒扣的塑料箱上，冲着机器里喊：“方姐？”
阿凤探出身子，团团的脸，肿眼泡。她用手戳了戳对面车间：“去了那边。”
我瞥了眼那女孩：“你老乡？”
她点点头：“新来的。”
看起来，她像片移动的纸，白、薄、脆；而阿凤则刚好相反，黑、胖、粗。
二
118号！
我打了个寒噤。在车间，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而变成某种被高度浓缩的简化品。我想起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他们能认得出羊群中的每一只，并根据不同特征，给它们起名：半只耳、黑白花、小尖角、傻大个。
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里凸起的塑胶棍，需用钳子剪掉，再用布擦净，放在箱内，每箱五叠，每叠二十个，一箱一百个。看起来，这个活儿比从水箱里捞刷头轻松许多，至少，那种钻入骨缝的寒凉，不再侵袭我；然而，我高兴得实在太早。衣架刚啤出，滚烫，凸起小棍虽细如铅笔芯，有一指节长，却相当坚硬，加上支架内交叉着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稳剪去小棍，须将钳子完全探入，适度斜侧，方能彻底了断。若第一次剪不彻底，留有凸点，需补剪。
这一天，我做了二十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从无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红印迹，大拇指变粗，虎口处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群群出现，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我总想找一块尚未受到挤压的地方，然而，丝缕暗伤，已蔓延到整个掌心，无论我从何种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
没有人计算过，一双手的皮肤、血管、肌肉和神经，到底能承受得住多少次挤压。枯燥、单调，单调、枯燥。循环往复。也许我会发疯。现在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和钳子组成一个整体，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钳子的一部分。
三
嫌我干得慢，组长把阿凤调过来。她确实快，简直是，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时间，她已剪掉两三个。这种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抡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慢一点儿。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阿凤才不傻，不会只顾埋头苦干，把自己变成机器人。不，阿凤的聪颖，需面对面潜心观察才能发现：她往往在一阵大干之后，突然起身，像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首疾步走到对面，从注塑机间穿过，从有风和阳光的门口穿过，再挺直腰杆，大踏步返回座位。
她干得太漂亮了！
脸色坦然，嘴角挂着笑，根本不像无故脱岗。当她返回，坐定，再次启动手指时，像某台机器被按了启动键，闪电般干起来。如果这时组长进来，会一眼看到，整个车间里，惟阿凤最卖力。
阿凤的快让我的慢变得扎眼，我戴着隐形眼镜，对焦总不那么利索。并且，我没有那样一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她削东西时总是刀片朝内），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划过。
她说：“绝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
我纳闷：活干得快，有表演性质；但活还要干得细，不返工，才是最后的胜利。
我惊诧地问：“QC让返工怎么办？”
她“呸”了一口，咬牙道：“QC跟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家！”
组长喜欢熟手，怂恿大家速度要快，填工单时，可以将总数最大化。可是，这一切都必须要过QC关。阿凤将对QC的声讨扩大化，延展到对这个厂的不满。她扬言再过两个月就走，回原来的玩具厂，说这里不好，要连上十三天才能休息，下半个月还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诧异地问她，何不现在就离厂？她叹气，春节为回家辞了工，再来时，厂里已招满人。但她揣测，再过两个月，天气变热，到了卖玩具的高峰期，工厂为赶货，还会再招工。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阿凤甩下钳子，冲着小老乡喊：“阿红，走！”阿红像触电般，即刻抬起苍白小脸，丢下刷头，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着阿凤冲出大门。她们居然??上了办公楼！上班时间擅自离岗，简直是发癫。阿凤打工多年，哪里不知这道理？即便是阿红，也不会如此愚痴。可是，听到阿凤召唤，阿红依旧毫不犹豫地跟在她身后，一派生死与共的模样。
她们离开车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继续，像没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某种古怪的情绪四处蔓延，致使空气稀薄。每个人都呼吸紧张，眼神古怪。二十分钟后，她们从大门口进入，我即刻做出判断：她们不会走。因为??她们没有摘下帽子！那帽子在我看来，实在丑陋：面料稀疏，帽檐疲沓，松紧带丧失弹性，既不像厨师帽般雪白，也不似头盔般坚硬，非但不能赢得某种职业尊重，反而更让人丧失自信。若我离职，第一时间，就要把那帽子摘下来。
我对啤工的工装颜色亦很愤怒：土黄色。在这个厂里，还有湖蓝、粉红、果绿、白色工装，那些颜色让人显得鲜艳、干净；而“普工＝土黄”，其心理暗示是：低人一等。我曾在克拉玛依陆梁油田和采油工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既不感觉害怕，也没有因穿了工装而感觉身体遭到贬抑。现在想来，同为工装，意义却大不相同。石油工人是个确定称号，他们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城市里，颇具自豪感，完全不同于珠三角的打工者。
阿凤和阿红回到座位，一声不吭地开始干活。不到十分钟，阿凤忍不住骂起来：“破保安！”昨晚，保安突击检查宿舍，发现阿凤屋里接了电线，要罚款（工厂为省电，宿舍不安装插座，手机在门卫室充电）。阿凤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根电线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说，你们湖南女人最会说谎！
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广东人看来，外省人懒惰、不讲文明；而外省人则总是力图通过抗争来纠正这种偏见。阿凤虽打工多年，能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却坚持说湖南普通话。她不喜欢广东人，觉得他们仗着自己有钱，就胁迫别人说他们的方言。
而在女工宿舍，很多女孩周末租碟看电视剧，不是为了剧情，是为学广东话。她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珠三角，若想获得更多上升机会，不仅要改变以往生活的“坏习惯”，还要改变口音。而阿凤则认为，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快，就已是好员工。
今天一早，阿凤都在寻找机会，当看到经理的身影闪过门口时，她弹跳起来，喊上阿红，直冲三楼申冤。这种做法危险至极，如果经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说；如果碰巧经理心情烦躁，懒得听这种越级汇报，阿凤便会失去工作。今天，经理的心情不坏也不好，听完阿凤的讲述，叫来组长，让他处理这件事。
经理并非纵容这种行为，实在是，珠三角严重缺工。并且，工厂就像个压力锅，必须让工人有地方透气。放别人一条生路，否则，就会有人在你喉咙上开一道口子—这道理，经理懂。组长根本不愿辞退阿凤，他最讨厌培训新手。一切因素纠结在一起，国际大环境加上工厂小环境，令阿凤的这次赌博行为，非但没有遭遇惨败，反而以保住工资、挽回尊严告终。
四
车间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复制、复制、复制。注塑机中不断吐出啤好的模具，让它们从一变成一亿，无限膨胀，大如银河系。所有的机器都在动，自己也在动，整个世界都在动。在运动的车间，思想是软弱的，没有中心，一切都在围绕着机器旋转，没有任何支撑点，人变得随波逐流，成为漂浮物。
当我不断地捏下钳子，终于明白：肉身是有极限的。手掌磨烂，肩头酸痛，腰肢弯曲，汗液从全身喷涌??疲惫、疼痛、困倦，无尽头的重复，没完没了的衣架，汹涌而来的珠光蓝小棍??扭成龙卷风，裹挟着我，让我几近晕厥。人到底不是机器—甚至机器，也要加油，也要发脾气，突然啤出如婴儿拳头般大小的产品，像某天心情不爽，要罢工。
人在机器面前失去的是自由—这是最重要的症结。
当我陷入思忖时，干活的速度就会变慢。我总比不上阿凤。她说，最初在电子厂干活时，也慢，被拉长训斥后，她还被罚不准吃饭，中午加班。整个拉线上只有她一个人，她边干边哭，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屈辱。她发了狠，尽量不去想任何事，让脑袋一片空白，只用眼睛盯着电子板。奇迹发生了：速度提了起来。
我试图照着阿凤的样子，让手指快起来，然而，我却无法让脑袋一片空白。阿凤说我的心思太多，说老板根本不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说老板喜欢年轻、没有经验的女工，不会提更多要求，不会打架滋事，一干就是好几年。
终于熬到中午。
厨房紧靠宿舍楼，是间大平房，侧旁开着窗，窗外有个铁护栏，长四五米。人群在其间蜿蜒，一个挨一个。菜装在长方形不锈钢铁盘里：炒豆腐、炒黄瓜片、炒油白菜、炒笋丝。除笋丝里有些肉外，其余三个皆素。汤和饭放在露天的大桌上，管够。汤的颜色灰白发乌，装在大桶里，看不到底，用木柄长勺舀起后，有丝缕蛋花浮动。
饭堂不大，有二十平方米，长条木凳前坐着三四个人，端着碗，正盯着电视看《甄嬛传》。坐在中间如痴如醉的人，居然是组长！一绺头发耷拉到额头，他却浑然不觉。屏幕上的人服饰华美、面孔精致，正与他疲倦的脸色、脏污的工装形成反比。据说，组长算不上管理级，工资只比普工稍高一点儿，角色十分尴尬，别说董事长、经理、QC他得罪不起，就连熟练的普工，他也不敢怠慢。他在监督别人干活的同时，自己也要干，将装好货的塑料箱码在大拖车上，运走，忙得昏头涨脑。
更多的人走到露天的棚子下，坐在塑料桌椅上吃。靠墙立着个一人多高的木架，六七米长，搭着木板，放着各式碗筷。洗碗池三米长，前后两个水龙头，有公用洗洁精。我洗净碗，打了饭，坐在凳子上时，突然反应过来：阿凤呢？
阿红说，阿凤出门，是为了还赌债。
上次倒班时，阿凤去打麻将，输掉一百五十元。我知道男工嗜赌成风，却第一次听说女工也爱赌。阿红垂下眼皮：“湖南人没法不爱打麻将，小伢子站不稳时，扶的就是麻将桌！”
我们俩沉默地吃起饭来，米粒和菜搅拌在一起，第一口和最后一口的味道，一模一样。喝完汤，肚子鼓胀起来，舌头却没有任何滋味，嘴里淡得很。离上班还有四十分钟，这时候就返回车间，下午简直没法熬。我提议出门去吃烤肉肠。
出了大门，走到巷子与大街的交叉处，是排农民房，一楼是铺面，楼上出租，晒着各类衣物，衬衫、牛仔裤、胸罩、枕巾，像万国旗，招摇在灰尘和尾气中。便利店门口放着台烤肠机，滚动着油光锃亮的肉肠。
阿红接过肠子，咬了一口：“真香啊。”这是她第一次吃烤肉肠。我笑了起来，随后，又被一阵抑郁淹没。
五
侧旁的屋里传出喧闹声，从门外看进去，麻将桌前围坐着男男女女，夸张地抓起牌，瞅一眼，再甩出去。女人戴着金戒指，男人将赤脚缩在凳子里。有台小风扇在半空旋转，它放在一个倒置的塑料凳中，用绳子缠住腿，勒在柱子上。我直喷笑：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断然不能想象，还有这种放风扇的办法。而那风扇底下的女人，正是阿凤。
这时候的阿凤，不再是车间里的阿凤。她的眼里像有种怪异的光，身体不可思议地晃动着，变成了某种精神的附属品，无论眼睛、鼻子还是眉毛，皆像被强光照射，变得灵动溢彩。她被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幸福感所笼罩，并且，这感觉似乎会伴随她一生。
然而，这种时间太短了。打完一局，阿凤起身，当她离开桌子，像离开了她所依赖的土地，陡然变得虚空，皱纹爬上她的额头眼角，她又变成了平庸的啤工。
我诧异何以没有年轻女孩打麻将，阿凤撇嘴道：“靓妹可以到网吧聊天，逛商场，拍拖，她们的日子不难熬啊！”“熬”这个字，从她的齿缝冷冷蹦出。
我递给她烤肉肠，她不客气地咬着，突然发狠，咬牙低吼：“我根本不喜欢打工！”而我却无法接话。在车间，她是强者，她的活做得那么快，总能获得组长首肯，而我，则几乎是个被嘲弄的笨蛋。转瞬，她又笑了起来：“改天我请你们吃邵阳米粉！”
邵阳这两个字，在珠三角是重要的：邵阳人从不打广东麻将，只打家乡麻将，且只和老乡打。一晚上输个几十块、几百块，不算什么事。打牌的人有小老板、主妇，也有如阿凤这般的普工。到了牌桌上，外在的标签皆被解除，只剩下两个字：老乡。邵阳人始终是岭南大地的陌生人，他们不说粤语，喜吃辣椒，但他们的身体上像长出了软壳，压住他们，让他们不能轻易返回家乡。于是，某种精神上的返乡之旅便建立起来：打麻将不仅仅是娱乐，更是某种“中国式的社交活动”，邵阳人用家乡话传递信息，相互照应，形成小集团，对抗外部的强大世界。
见我用五元钱买了双塑料手套，阿凤瞪圆眼睛：“你不能这样花钱！”我说我的手好疼。她瞧了瞧，确实，和她的不同。突然，她看我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她从我请客吃烤肠、买手套不眨眼等细节，觉察出我是“富裕”的，但是，某种惯性思维依旧让她止不住说下去：“咱们出门打工，就是为了存钱，你这样花钱，哪里能存得住，一个月不是白辛苦了??”
我冲口而出：“你输掉的一百五十元，能买多少双手套？”
她愣住，血气凝在脸上，愈发苍老。她慢慢道：“我是戒不了??”
某种压抑的气氛笼罩住我们，那吃到嘴里的烤肠味，变得有些古怪。
六
下午的时间打发得很快，转眼到了三点。我暗中计算，还有四个小时就可以下班；还有四个小时，今天就变得无比完美。组长疾步走来，速度快得吓人，令我浑身一抖，然而，他却看都不看我，直挺挺走向阿凤。阿凤将钳子放进塑料箱，跟在他身后，出了车间大门。二十分钟后，阿凤回来，头上居然没了帽子！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凤。这时的她，和中午在牌桌上的她，精神迥异。她脚步踉跄、脸色乌黑，像被人举起枪打了一靶，正中眉心。她已经死去，只凭借着本能挣扎，挪动身躯。她无力多说话，只在拿走茶缸时，向我们摆了摆手。
阿凤的丈夫雨天跌下山沟，摔断了腿，高位截瘫。
和别的女性主动逃离乡村不同，阿凤是被丈夫赶着出门打工的。丈夫眼瞅着别人家里慢慢富起来，心里急，就和阿凤商量：必须有个人出门打工。说来说去，还是决定让阿凤出门。阿凤便拎着包，上了火车。阿凤的强悍坚毅，都是在打工途中历练出来的。她也累，甚至比别人更累，但却咬着牙硬挺着。一年又一年，每次春节都嚷嚷着不出门，可正月一过，还是照样上了车。
虽然她的能干有口皆碑，然而她从不以此为豪。她和工厂，和城市，始终处于隔离状态。现在，阿凤将重返老屋，照料丈夫吃喝，下田种地，烧火做饭，洗涮缝补，拉扯孩子，巨细靡遗，一点不漏。她将变回一名普通村妇，春种秋收，曾在南方的生活，恍如一梦。
然而，这样一场梦，那么容易被遗忘吗？
阿凤不再是从前的她。从前她是家里向外延伸的翅膀，说不定，能带着一家人飞起来；现在她是家里的一根梁，里里外外都靠她，她需加倍努力，才不致让日子陷入困顿。但她到底和那些从未出过门的女人不同。
“嘿，我打工的时候啊，你才这么大点儿??”阿凤曾和阿红这么开始聊天。
阿凤能够诉说的南方，不过是把门推开了的微小的局部，而就那么一点点光亮，吸引着阿红，毅然离家。如今，当阿凤返乡回家，那扇已经推开的门，在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插嘴事件
一
早晨一进厂，组长还未派活儿，大家便围坐在凳子上，边剪迷衣架上的小棍，边说笑。好景不长。二十分钟后，组长拿到工单，伸出手指：118号！
我被调到23号机前：它正从洞里吐出B-370刷头，白色，用PP塑胶粒制成。这种刷头成型后，以四个小圆缀成“品”字形出现。我先拧下刷头，再将半米长的柄插入，看能否到底，将接缝处的白色凸点、披锋（边缘毛刺）用刀片削去，擦净水和油，方始合格。有些刷头因浸泡不充分，长柄插不到底，或插进去拔不出来，我便对着箱子边磕。无论插、拔、磕??都得使大力，干半个小时后，肩头酸痛起来。
阿清出现在门口，车间一片窸窣：“QC来了，QC来了。”大家并不叫她的名字。在珠三角，我逐渐习惯靓妹（美女）、醒目仔（漂亮的孩子）、炒鱿鱼（被辞工）、出粮（发工资）、搞掂（办事成功）、八卦婆（多嘴女人）、卖剩蔗（大龄未婚女）等词，也不再为英文字母混在粤语中皱眉。这种南方语汇的侵蚀力是强大的。某些词语已成功北伐，譬如，埋单（结账）。
阿清穿着蓝工装，帽子戴得稍微向后，将刘海裸出，像道黑瀑布，恰好停在清泉之上。她的五官虽然标致，但却有一股稚气，说话细声细气，总喜欢“哎呀哎呀”大叫，那声调出现在车间，简直就是娱乐。
阿清在查阿超的刷头。阿超的手虽然还在忙碌，但眼神已变得暧昧，语调从贵州腔换成广东腔。阿超二十八，十年前，他出门打工，先在浙江，后到广东，攒了点钱，去年回家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婚。新婚妻子不让他赌钱，他就甩出拳头，打来打去，只能散伙。
“靓妹，和哥晚上去宵夜？”
“没空！”
“哥好想你哦??”
“闭嘴！”
“哥很累了，你不心疼啊？”
“关我什么事？！”
“你不要让哥返工啊??”
“该返就要返！”
“返就返，谁让你是皇太后！”
“做不好就要返！”
阿超正处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饥渴期，他疯狂追求阿清，而阿清却不吃他那套。阿清在箱子里挑挑拣拣，眼神锐利，态度凛然：不良！不良！不良！最终，阿超抠女（泡妞）失败，被迫端着塑料箱，坐到注塑机对面，一个人孤零零开始返工。
阿清走到我身旁，轻声说：“干得仔细点。”
她住在我的隔壁宿舍，晚上聊天时，我获悉她是广东焦岭人，父母连生七胎，最后一个是儿子，她排行老三。小学毕业那年，她跟着叫“吴校长”的人，到广州附近印刷厂打工，说是“培训实习”。父母倒很愿意她出门，家里孩子太多。她说印刷厂的环境还可以，但组长脾气太坏，如果做得慢或做坏了，就要吃拳头；男孩子更惨，要被抓起头发来扇巴掌。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一个月八百元，而且她知道厂里根本没按加班工资付。她想要跳槽，便常买报纸看招聘信息。听同学说这个厂出粮准，便来见工，因为视力好，直接分到QC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的眼前，无数个刷头跃动起来，像一群刚上岸的鲤鱼，我头晕眼花。太累了。我起身朝厕所走去，在那里可以暂时歇息一下。厕所在车间大门右侧，用水泥墙隔出两个屋，镜子脏污，洗手池发黑。没有门，穿过水泥框架，拐个弯，就到了里间。三个坑，也都没有门，没有垃圾桶，卫生纸、卫生巾，就丢在角落，散发着黏稠的血腥味。我蹲下，一侧眼，发现墙上写满字迹—
我很累！我不想加班!都是我的错!我只爱你!我想要你!你去哪里了？我要杀了你!嫁不出去吗?王鲜香爱马为亮!有你这样的男人!如果你爱男人?如果有一天!相识是一场梦！我叫马志英！女人没人爱!我累得要短路！恨能维持多久？快乐的我不见了！快疯了我！我一直在等你！
在珠三角，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女工对性的需求格外强烈。“60后”、“70后”的打工者，因为穷怕了，一心想挣钱，把性的问题紧紧压抑住；到了“80后”、“90后”，性成为格外刺目的问题。
二
没有任何征兆，我被调至36号机。这个机器面目狰狞，像一张狮子大嘴，外套闸门，关闭后，内里两个铁家伙一对接，浇铸出塑料壳。啤工需把外门拉开，将胳膊完全探入，将粘黏在机器左侧的壳子取下来。壳子滚烫，散发着甜腥味。将外门关闭后，机器继续对接。组长演示一遍，即刻转身走人；我凝立在机器前，陷入两难：我怕胳膊伸进去后，把握不准手指缩回的时间，被两个铁家伙夹在正中??
断指！
我在虎门医院工伤康复中心，一早晨见到过六个断指者。
一个男人的右手只剩大拇指，被切掉其余四指的地方，形成道古怪斜线；另一个男人的断指被及时接上，但不如以前灵活（即便是最成功的手术，看起来，也和正常的手指完全不同）；那个断脚趾的男子对我说：“我可以把脚趾向上翻过去。”我惊骇得直摆手：“不要??不要??”然后他大笑，说现在不行，是刚砸断的时候。他走路时斜着身子，已经做了手术的脚趾黑黄，粘着干巴巴的药膏，像秋天被雨水浸泡后的树根。
当我伸出右臂，浑身都在发抖，满脑子闪过那些断指者。
我关上外门，紧紧盯视内里的运动：凸起的钢铁深深插入凹槽。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啤出的产品越来越小，充满黑气纹、淡黄油渍，无一合格。我毛发悚立：机器有问题！
几分钟后，阿清和QC主管到。主管拿起产品仔细看：不良、不良、不良！然后将废品丢弃，顷刻间，堆满两大筐。我好不容易挑出个齐整的，递给阿清，她却轻易地找出瑕疵。我们继续，拿起一个又一个。
主管走后，阿清揉着眼睛说好累。
我也累，不仅仅胳膊、手、腿和脚趾累，眼睛最累！
要紧紧盯着白色面板，在灯光下晃动，细细检查表面，一遍遍重复后，眼里像揉进沙粒，磨得发痛。
我恍然明白，何以阿清一进厂就干上QC，而我只能干啤工。她那十八岁的眼睛，多么明亮、新鲜！工厂要的就是这样的眼睛。如我这样的年龄，必然遭到歧视。似乎，中年妇女、老年妇女，是可以被完全忽视、根本不存在的群体。
阿清轻声说：“主管不喜欢你。”
我知道，她说出这句话，下了很大决心。同时，我也能理解主管何以讨厌我。
在注塑车间久了，啤工们驯服于这里的气场，卑躬屈膝，视角越来越低，只顾盯着脚面看，只看到那些浮动着油花的积水。因为是超负荷劳作，且每一项工作，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啤工的适应能力格外强，见了主管，便不自觉地畏缩、讨好、巴结。但是，即便农民耕田再自由，人们还是愿意到工厂里受束缚：从土地里得来的收入太微薄。
厂规第五条：厂方有权要求员工加班或调动部门及工作时间，员工请假，经部门主管、组长批准，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员工必须服从厂方负责人支配工作，否则，将予以解雇。
阿清丢下产品：不行。她叫来机修工。那男人瘦而黑，脸色冷峻，扯过挂在行车上的大铁链，套在注塑机上，又拿起钢钎，对着某个地方捣鼓。在他大规模动作时，啤机的外门依旧一张一合，我依旧要伸进胳膊去。
我忍不住问他：“如果不关外门，里面就不动？”他含混地“嗯”了一声，脸色愠怒。难道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啤工，对这台机器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而它，显然不是万能的：我眼瞅着它因为缩水，让产品从一本书的面积缩成一片树叶。然而，在机修工看来，我对机器的不信任，就是对他工作的藐视，我对机器性能的揣测，就是对他技术的嘲讽。后来，机修工说我多嘴多舌。
我不放心这个铁家伙，拉开外门，取出产品后，仔细揣摩凸起的钢板要过多久才会插入凹陷处。虽然我知道，厂方压下我的身份证，并用我的五元钱买了工伤保险，但是，我才不想享受那个保险！我本来就对机械反应迟钝，加上近视，举止有些迟缓；现在，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掐算好时间，举起手臂，一次次伸进那个恐龙大嘴里！
在工伤康复中心，那个家具厂的男工说：随时随地都存在危险！
他盯视着我：不管你是新工人，还是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不管你是刚上班，还是要快下班，因为你不是机器，总会有一不留神的时候，然后，扑哧，你的手就完蛋了??
他伸出他的手，凑到我眼前，我下意识地朝后退了退：看起来，那手掌完好无损，白而大，没有明显的疤痕，然而，他抱怨说，明显不如以前灵活。
他说：我做家具十年都没出事，那天，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剩下最后一片木板，用手推过去，心里一愣神，扑哧一下，指头已经被咬住了，举起一看，血淋淋的，断了四根，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我大叫着“完了完了”，赶快坐上摩托车到医院，说“快做手术，快做手术”，可医生先包扎起来，让我去交钱。两千不够，我让工友们凑，交了五千元，一个小时后才开始做手术，做了四个小时，总算都接上了。麻醉过后，疼得直打摆子。现在好些了，不那么疼了??
他的模样很周正，甚至算得上英俊。他是湖北人，三个孩子的父亲，已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当晚就要上火车。然后，“扑哧”，一切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他将很难再找到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全家老小的开支，原本都靠他。但他又笑着指指旁边的人：“总比没有手指强！”
难道这种社会底层的牺牲是发展之必需？
三
注塑机修了十分钟，没有好转迹象。
主管到了，拖着长腔：“哎哟，看来，早晨是搞不掂了？”
她耸着右肩，顺势往机修工身上顶了过去。在这样的空间，看到如此暧昧的身体动作，令我瞠目。那机修工无言地转身走了，而她还在笑。直到那男人走远，她的嘴角依旧上翘。
36号机是无法继续等下去了，组长带我去20号：那里有个钢铁装置，类同机械手，高高在上，咔哒，右移，长铁杆下缀着铁板，上面吸着两个白色PC305内碟，铁板向下一翻，内碟坠落桌上，铁杆收回，左移，再向下探去，吸出内碟，循环往复。
被调离此岗的大姐皱眉：“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我去那儿？”
我理解她：到新岗位，要适应新程序，会加重身体的疲劳感。
每日连续工作十一个小时，人的身体会变薄、变脆，皮肤变厚，脸颊干燥，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则发酸，肌肉不可控，四肢失去整合能力，目光无法长时间集中于一点，看什么，都有些摇晃。
但她还是接受了现实，教我如何操作。机械手在半空丢下两张碟片后，她将其分别归拢后道：“左边那叠很干净，不用管它；右边的，侧面有油垢，要用棉花蘸上天那水擦掉。”我不解，为什么左边没油垢？她住手，惊骇地瞪我：“不知道哦。”
我已很熟悉这种表情了??上一个啤工只负责告诉下一个怎么去干，没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的想法是，如果出现油污，说明机器的某个部位脏了，可以直接擦净机器，而不必让啤工在成品上一个个擦拭，浪费时间。但是，我的提问让我在这个空间变得滑稽、突兀。人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工业化流程中，已被榨干，人只剩一具机械操作的躯壳，像牲口一样不停地干活，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时候都得服从命令。
大姐拿起吹风机，对准光碟的披锋吹，原本细小的碎片，在热风中缩成小晶体，渐次消亡。要等到吹风机的头部变红，再开始吹；风不能太大，否则会吹过头，让盒子上出现白色晶体。她告诉我怎么将二百六十张碟片装入箱子后，走了。我扯过铁腿高凳坐下，打开电吹风，启动身体内部的程序，一刻不停地擦、吹，将碟片对好，先数出五十个为一叠，用硬物压住，压好四叠后，将第一叠装入箱中。
每个动作看起来都毫不费力，但却要保持快速和稳定的节奏。
我真想磨洋工。但是，不行??
一旦机器设定好速度，便有了自己的意志，它会推着人往前走。如果不想被组长骂，桌上便不能堆货太多，所以啤工虽然是一个人面对啤机，无人盯视，但却像身旁站着个幽灵，正监督着这一切。身体陷入周而复始的怪圈中，能量被最大限度地压榨了出来。
崩溃终于来临，这种无止尽的节奏让我真想大吼一声：不干了！
可我到底还是忍住了。
我想起那个中年女，她看穿了我。她说，你干不下来。不，我不能自己败下阵来。
我趁着去找空箱子，快步走到车间大门，在那里顿住脚步：一股风吹过，我赶紧深吸两口，喔，干爽，甜，洁净。原来，外面的风是这样的味道！此前，我从未觉察。咬咬牙，返回啤机，挥动手臂，接着干起来。
当越过那个尖锐的坎儿后，身体变得麻木起来。
身体像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沉入深海，意识居然纵入茫然。
现在，我不看任何人的脚步，不管任何人的脸色，一心一意将碟片擦净，吹好，扣在一起，数好二百六十个，装入空箱。
汗流了出来，不是从额头渗出、从腋窝泌出，而是从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喷涌而出。身体像水库的闸门被拉开，汩汩外溢液体。汗如此之多??甚至腰部，也滑腻起来，人像泡在游泳池。
此前，我从来不知，身体可以这样流汗。
我陡然想起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会因为脱水而晕厥、死亡，突然害怕起来，赶忙翻出水杯，接了水来，啜了两口。我忘记给自己补充水分，忘记身体是个多么纤细、敏感的物件。
我干得太投入了，甚至中午去食堂，还惦记着那些“噗噗”掉下来的碟片。
我居然，用十五分钟吃完饭，五分钟返回车间，提前四十分钟到岗！
桌上多了四堆碟片，静静地等在那里，等着我来处理。我的身体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咔哒，咔哒，加速运转起来。我和它—20号机—融为一体。我逐渐适应了这个空间的一切：味道、噪音、油污、速度??我投入地劳动。我正在自我消失。我作为人的特点，正在被机器抹煞，它越来越坚强，而我，越来越像它的某个零件。这是我到达这里后，最和谐的时刻！
我不再紧张地环顾左右，看组长是否来巡查，想法子去厕所，找个机会偷懒??没有，我一心一意干活，将整个桌面清理得干净利落。我简直要表扬自己：在某个时刻，我甚至比机器还快！当停下来等它时，我会犒赏自己：看窗外。
围墙边那排芒果树，顶着繁茂而可爱的绿叶，每一片叶上，都有纹脉，涌动着鲜活气。
四
阿清来了，拿起一张碟片，对着阳光道：“披锋有些没吹好。”
我接过那张：“还要再吹？”
她点头。我便抄起吹风机，再吹。递过去后，她皱起眉头：“过了。”
“过了？怎么过了？”我太想把这个活儿干好，于是，不断吹，不断问：“这样？这样？”很快掌握了技巧。这个度，无法精确计算，但干多了，手便有了灵感。阿清不断点头：“就是这样。”
主管来了，径直走到这台啤机前，看了看箱子里的货，突然道：“这里绝不能出现次品。”
我不明白这话从哪个角度横空出世，下意识地反抗：“没有次品啊。”
她和我对视一眼：她的脸很白，眼皮有些浮肿，涂着淡色唇膏，面色愠怒，和冲着机修工媚笑时，完全不同。我和她，同时想到了那一刻：她知道我看到了那一幕！
她突然恼羞成怒：“你顶嘴！”
我的忍耐亦达到极限：“我只是说这箱子里没次品??”
她容颜大变：“你还插话！”一转身，她大喊：“组长！”
组长顷刻间赶来，铁青着脸对我说：“她们是检查产品的，你要听她们的，不然会返工！你要返工的！”他浑身颤抖，像触到高压线。他急切地说：“你不懂，产品要让她们查，你刚来，不明白??”
我怎么能不明白！QC主管高看一眼，产品就过了关；低看一眼，就要返工。一箱子几百个货，端到一边，比别人多干一个小时，还连累整个车间的出货率。
组长说：“你道歉。”
我瞪着眼，简直不敢相信。我闭紧嘴唇。
不??我绝不会道歉。
我提前四十分钟来上班，努力掌握吹披锋的技术，甚至将速度提前到机器之前，工作台没有堆积一个产品??如果我承认我有错，那就是将我自己的汗水一笔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别说我的自尊心不答应，首先是我的汗水不答应。
组长道：“你怎么不听我的话？”
我不解：“我一直都在听啊。”
他苦笑：“你看，我说话的时候你也插嘴。”
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瞬间真是具有典型意义：啤工，车间里最低级别的工种，身体上只长着耳朵，没有嘴巴，只能乖乖地聆听，而不能开口说话。只要开口，无论说的是什么，就是插话，就是反抗，就是不服管教！
后来，每当我试图反思这场“插嘴事件”，都像深夜里走在戈壁滩，感觉周身辽阔，彻骨寒凉。这场事件，对真正的打工者来说，小得不值一提；但是，我记录下它，它的价值在于我是现场亲历者。无论我将身体的耐力发挥到怎样的极限，如何适应各种规章制度，忍受疲劳疼痛，都难以改变啤工的最终命运：在这个大系统中，作为个体的啤工，其力量是微小的。在车间，啤工并未自由地发挥出体力和智力、因劳动而幸福，只感觉肉体备受折磨，精神备受摧残。只有逃出车间后，啤工才感觉获得了自由。
然后，他们全都消失了：主管、组长、阿清??只剩下我和20号注塑机。
半小时后，组长走来，向我招手。我站起身。他眼皮耷拉，脸色很不好看。他并不看我。在我和他之间，出现了一段极为复杂的安静。我心跳得厉害。
他终于开口，语调沉闷：“他们反映你插话、打瞌睡、偷懒??现在，你可以??”
他咽了口唾沫（他知道我比刚进车间时进步了多少）：“你可以走了??”
在这个车间，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做什么都不对，因为我骨子里是剽悍的，我的脑袋里总在想着什么，我的舌头下总藏着个大怪物，让我止不住要说点什么，所以，我是被一股合力推出车间的，而不是被哪个人，哪项制度。
厂规第八条：员工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当事方，按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核算；离厂前将工衣洗净，交回人事部，如果遗失，照价补偿。凡没办理离职手续者，当月工资不发。员工触犯法律法规，后果与厂方无关。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拽下帽子。
我看着他说：“谢谢你，组长。”他涨红了面颊。
我三下两下脱掉工装，朝门口走去。我知道，那些忙碌在啤机前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我获得了解脱，而他们的刑期，还长得很，须在这个油污之地，在声嚣和浊气中，过着没有希望又胜似有无穷希望的日子。当我转身挥手时，他们并不显得吃惊，但我知道，他们因清楚自己无法轻易摆脱这个地方，而在内心悲伤不已。
回到家，倒在床上，我听到骨头缝咯咯响，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像遭到强有力的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某些地方变得沉重、坚硬；而另一些地方，又像根本不存在。这种累所导致的痛，令人昏沉，像吸食了乙醚，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尽快睡着，白天晚上地睡，一周、两周、三周、四周地睡。
我沉沉睡去，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能闻到鼻腔中仍存有股怪味：是混合了机油、塑胶、潮湿的车间味。我可以洗净身体表面，却无法涤荡掉那已吸入肺部、进入循环系统的车间味。
我的身体！
它迸发出超强能量，变得安静下来时，多像一片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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