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废研究——汪丁丁
年内各报章，关于死刑存废问题，议论蜂起，各执己见。然究其论据，多为“个案”而非“通例”，与以往十年至二十年间已发议论，何其相似乃尔，且与诸如潘军《死刑报告》这类旧作，又肤浅了许多。社会记忆如此短暂，与大众媒体的“大众化”（媚俗）关系密切。无奈，这是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特质。由于这一时代特质，甚至“死刑”及其报道，也如观看表演，不过为大众最原始的情感提供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而已。
然而死刑存废毕竟是一个严肃的从而值得研究的问题。姑且不论“研究”如何，借这篇随笔，我们至少可以“探究”或初步地“探讨”这一问题。浏览最新发表在“Elsevier”服务器上的近两千种英文学术期刊，在一份堪称“权威”级别的社会科学跨学科期刊《Kyklos》2011年8月，有一篇文章，题为“Econometric
Estimates of Deterrence of the Death Penalty：Facts or
Ideology？”这一标题，我直译为“死刑惩罚的慑制效果之计量经济学估计：事实或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堪称“死刑存废研究”，容我引为论据。请看附图1，转自这篇文章的“图1”，它显示美国在1979-2004期间死刑惩罚数目（左侧纵轴）与谋杀案数目（右侧纵轴）沿时间（横轴）的变动关系。附图1最初发表于《华尔街日报》2007年11月2日，这样一份坚持保守主义政治立场的报纸发表了这样一份报告，或许是要争取舆论反对废除死刑。《华尔街日报》发表这张图时，没有提供任何统计研究以为论据。
事实上，死刑存废争论的双方，都可从附图1找到支持的论据。以坚持保存死刑的论据而言，根据这一派作者的统计分析，在这一期间（1979-2004），每执行一个死刑大约可减少同一年内71宗谋杀案，并且这一统计关系的置信度在95%以上。假如考虑到死刑对谋杀活动慑制效应可能滞后若干年，则根据同一项分析报告，死刑对谋杀的慑制效应的统计显著性可上升至97%以上。针对这一报告，反对派表示怀疑，因为“统计联系”并不是“因果联系”。况且，从附图1也可提出对上述统计联系的怀疑。因为，谋杀案的数目在这段期间保持为每年15000宗至25000宗之间，而每年执行死刑的数目是从零逐渐上升到100，然后下降至大约60，而且死刑的峰值滞后于谋杀案的峰值大约十年之久。这样严重的滞后，让读者很容易怀疑死刑是否真对谋杀有慑制作用。不过，坚决支持死刑的读者可以向提出这一怀疑的读者指出：假如慑制作用之发生，必须等候死刑数目超过某一阈值，那么，从附图1很清楚可见到，这一阈值是40，即每年执行死刑的数目高于40时，才对谋杀产生显著的慑制效应，故而，谋杀案的数目从那时开始下降。考虑到每一项死刑判决都需要费时侦讯和断案，故谋杀数目虽已下降，但死刑数目在若干年内仍要上升，这是审理旧案所需的时间。最后，大约十年吧，旧案审理完毕，死刑数目也开始下降。
不论如何，恰如这篇2011年评论的作者所言，计量经济学的议题，在最近二十年美国社会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统计联系与因果联系，在计量经济学的中级教材里，已有相当程度的介绍，例如“格兰杰因果性”（Granger
causality），在货币政策的争论中，也有大量的应用。诺贝尔经济学家格兰杰引入的这一方法，用来确定一个时间序列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可用来预测另一个时间序列。在可预测的意义上，我们说，一个时间序列是另一个时间序列的“格兰杰原因”。这一方法，我必须指出，现在也用于脑科学研究，尤其是处理功能核磁共振脑成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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