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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顾城自杀20年 海子卧轨24年纪念
回望两个诗人的愁肠，回味一代世人的忧伤！
我写顾城和海子，是想用一种私人化的眼光、经验、性情，去把握对一个时代有巨大影响的两个诗人的内心体温，复原他们远去的忧伤面影和久违的文学现场。
——刘春
■诗般凝练的文字；有趣丰富的想象；精美图片。
■采访当事人，对顾城、海子典型事件分析，解密
■顾城、海子经典诗歌解读，祭奠那些人，缅怀那些事，走进60后、70后不可忘却的时代，80后、90后期待却不可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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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顾城与海子，中国诗坛一对早逝的孪生天才，他们的肉身已经消失，灵性却永世长存。
本书是著名诗人、评论家刘春继《一个人的诗歌史》后又一力作，对顾城和海子的人生和作品进行别开生面的描绘与阐释，复原了两个诗歌天才的忧伤面影和久违的文学现场。他把私人阅读体味公之于众，为的是展现顾城和海子的悠远影响，也表示了对纯粹心灵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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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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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著名诗人、评论家，1974年出生于广西荔浦。著有诗学随笔《一个人的诗歌史》《朦胧诗以后》，随笔集《博尔赫斯的夜晚》《或明或暗的关系》《让时间说话》，诗集《忧伤的月亮》《运草车穿过城市》《幸福像花儿开放》等。近年来在《花城》《读库》《星星》《名作欣赏》等开设诗学随笔和评论专栏，现为中国作协会员，长居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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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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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的顾城，我的海子
顾城：黑色的眼睛
狭长贝壳里的梦与幻影
我的诗只发出小小的声音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诗歌万岁，诗人万岁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朦胧诗和朦胧诗人
“懂”与“不懂”
古怪的“弧线”
你颈后的最淡的头发
周游列国
永远的“杀妻”之迷
利斧下的玫瑰
我知道永逝降临
诗人杀人犯
杀人是一朵荷花
顾城杀鸡
顾城与舒婷
顾城与北岛
我离开你是因为害怕看你
海子：亚洲铜
十五岁的北大生
从《小站》出发
数字之争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
火车载他而来，火车载他而去
抒情的两种面目
最后一首诗，最后一个海子
被自己否认的遗书
死亡细节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什么让他钻入车轮之下
诗人俱乐部的争吵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为何入选语文课本
以诗换酒
离世之后的辉煌
海子的事与两封邮件
附录 与本书有关的一些名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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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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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的顾城，我的海子
刘春
1
对于顾城与海子，相信即使平时不读书的人也不会陌生。他们“寻找光明”的“黑眼睛”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的关键词。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天才，英年早逝，诗歌广泛流传，重要性日益凸显并巩固……他们活着的时候，夹杂在芸芸众生之中，始终无法适应生活与现实的规则。无论曾经辉煌还是长久寂寞，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写一本书，涂抹了诗人生活中的卑微与梦想、诗歌中的伟大与辉煌，澄清诗歌史上的一些误解和偏见，同时顺便回顾一下自己的读诗历程，会不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2
尽管顾城诗龄和年龄长于海子，成名也较早，但对于我来说，这两个诗人是同时进入阅读视野的。
1990年秋天，我初中毕业，到位于都江堰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来自各方面的因缘让我由一个对诗歌怀有好感的小青年迅速变成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在此之前，我只买过余光中和席慕容的诗集，抄录过汪国真的诗歌，虽然也读过“相信命运”、“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和“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根本弄不清作者是谁。引领我走上诗歌之路的是一个叫陈道谟的老人，他主持着当地最有影响的民间社团“玉垒诗社”，社刊《玉垒》一度是国内非常有影响的民间刊物。大约是1991年3月，我在《玉垒》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晨歌》的小诗，自此和陈老有了联系。陈老出生于1919年5月4日，不知道是新历还是旧历，如果是新历，他就与五四运动同一天诞生。作为何其芳的学生，陈老也写诗，出版过诗集，但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影响，他的主要业绩是在退休后倡导诗歌活动。玉垒诗社团结了大量诗人，以中老年诗人为主力，有两个被认为是后起之秀的女诗人曾得到过著名诗人沙鸥的指点，但几乎不参加活动，因此，我这个来自桂林郊县的毛头小伙子常夹杂在一批皓首老人之间，显得异常“青春”。《玉垒》的办刊取向和饱经风霜的老人的性格一样，宽容而温厚，这在“口号”横飞、“先锋”遍地的四川显得尤为另类。也许是因为爱屋及乌，有时候我会更珍惜“玉垒”的宽容，当一块土地上所有的诗人都以先锋为荣时，先锋也就不存在了，“保守”倒似乎更为可贵。
老人没有教我的多少诗艺，却为我树立了做人的典范，直到今天，我都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导师。也正是在他的包容和鼓励下，我身处众多老人之中却没有丝毫暮气。一连四年，我在玉垒山脚与老人们一起开会、朗诵、聚餐，目光却越过山上的浮云，与国内那些具有现代性的作品交集。
在那个时期，与全国大多数同龄诗人一样，安徽《诗歌报》对我的启蒙最大，这份由对开的报纸变为24开、再变为16开的月刊，她的很多重要栏目至今我仍能脱口而出——挑战者：第一千零一个、探索诗之页、创世纪：青年诗人谈诗、散文诗：如歌的散板、柯大夫诊所、现代诗歌技巧十二讲、诗坛三人行……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当年的《诗歌报》是我看到的最好的文学刊物。我对朦胧诗的了解主要依靠阎月君等人编选的《朦胧诗选》和一些个人诗集，朦胧诗以后涌现的代表性诗人和评论家——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于坚、韩东、柏桦、李亚伟、萧开愚、宋渠、宋炜、翟永明、梁晓明、陈东东、柯平、廖亦武、周伦佑、杨黎、简宁、南野、唐晓渡、程光炜、燎原、陈超、陈仲义……大都是《诗歌报》“推荐”给我，并在《诗神》、《星星》和一些优秀民刊中得到互证和巩固。如果说上述诗人是我们这一代诗人的榜样，哈尔盖、德令哈、尚义街六号是新时期诗歌的名址，那么《诗歌报》编辑部联系地址合肥市宿州路9号绝对是青年诗人们心目中当然不让的诗坛地标。源于这难得的“革命感情”，在后来的20年里，我多次搬家，扔掉了许多曾以为会收藏一辈子的图书和杂志，但朋友赠送给我的诗集和当年保存的一箱《诗歌报》一直保留着。
仅就海子诗歌的传播这个角度来说，《诗歌报》最大的遗憾和最大的功劳都与此有关。在海子创造力最旺盛的1987年到1989年，当时风行全国的《诗歌报》却没有发表过海子的任何作品，甚至1986年秋天《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举办的现代诗大展，展示了大量令人读了不知所云的“现代诗”，也没有海子的一席之地，只是后来在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诗坛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里，才补上了海子的三首诗。但《诗歌报》对海子诗风的推广却功不可没——海子去世不到一个月，《诗歌报》就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了海子的短诗《九月》，然后陆续大量发表类似于海子风格的作品，掀起长达数年的“麦地诗潮”。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1991年左右《诗歌报》多次发表海子的同乡、安庆诗人陈先发的作品引起的争议。批评者认为陈的作品过于接近海子，不值得如此推荐，而《诗歌报》则力排众议，甚至以“编者按”的形式为陈先发“撑腰”。我们姑且不讨论当时的是非曲直，光看结果——在人们的赞扬与批评声中，海子的影响日渐深入；陈先发也不负众望，诗艺日益精进，成为新世纪以来成就突出的青年诗人之一。
对《诗歌报》的阅读一度让我“轻视”北岛，认为北岛过时了。很多年后才醒悟，“Pass北岛”只不过是后来者谋求上位的一个手段而已。正如我在2008年出版的《朦胧诗以后》里所写的：我愿意把“Pass北岛”理解为更年轻的一代在表达他们渴望超越前人而出人头地的良好愿望，至于是否能够真正地超越，我持保留态度——你可以在嘴皮子上“Pass”，但你在诗艺上“Pass”不了；你可以在诗艺上“Pass”，但你的灵魂还不够强大。
而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文学国刊”《诗刊》，则告诉我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诗会”。说实话，我很不喜欢90年代初期的《诗刊》，但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专号”是个例外，每年的“青春诗会专号”都让我如获至宝，大解、蓝蓝、张执浩、伊沙、叶舟、马永波、白连春等诗人，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却完全没有想多十年后，自己也有幸参加了这个盛会，成为他们的“学弟”。我还报名参加了《诗神》的刊授，诗人大解成为我的指导老师，记得有两次我交作业，大解的回信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大意是“你的语言和技巧都很娴熟，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之类。这封信，至今仍然存留在我书房里的一个小纸箱里。我在《诗神》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干草》也是大解编发的，那是1993年第12期。后来，我把《干草》列在我的诗集《忧伤的月亮》首位。而我的家乡广西，当时也掀起了一波波青年诗歌运动，《扬子鳄》、《自行车》、《新密度》等民间现代诗报相继创刊，我很快和它们的主办者接上了头……
后来我写《朦胧诗以后》和《一个人的诗歌史》，当年这份阅读和交往所积蓄的营养开始呈现。很多读者说我写的书能够读得下去，我想，那是因为我写下的都是带有体温的文字，所涉及的都是多年以来反复阅读的诗歌和诗人，都是我的交往、我的温暖或狂热的记忆……
内文
顾城：黑色的眼睛
顾城
原籍上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著有诗集《黑眼睛》、《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诗全集》，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没有目的的我》、《顾城文选》四卷，长篇小说《英儿》等。1993年10月8日去世。
2000年夏天，我在应90年代诗歌论坛（又称“衡山诗会”）主办者之邀列举9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10个诗坛事件时，列出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顾城袭妻、自缢，《诗歌报》停刊、复刊再停刊，《〈他们〉十年诗歌选》出版，盘峰会议，“70后”诗人浮出水面并引起关注，诗生活、界限等网站的出现等内容。尽管在行文时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列于首位，但事实上我首先想到的是顾城。
我至今忘不了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上午，正在四川乐山市造纸厂进行毕业实习的我，从当天出版的《乐山日报》上看到了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上吊自杀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我双重震惊：首先，我几近崇拜的诗人英年早逝；其次是他离开人世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此前的行为——用斧头袭击妻子谢烨并最终致其死亡！
那之后整整两天，我都神志恍惚，百感交集。我知道，受到震撼的绝不止我一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时谈论这一话题。在纷纭的传闻中，每个人都在对事件作出自己的甄别和判断，自然，结果不尽相同。
狭长贝壳里的梦与幻影
1956年9月24日，顾城出生于北京白塔寺边的人民医院，父亲顾工是有影响的部队诗人，但从顾城后来发表的作品看来，他的写作风格并没有受到父亲的影响。
6岁的时候，顾城“写”下了他生命中的第一首诗：“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的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说是写，其实是“口授”，由比他大两岁的姐姐顾乡记录在一张明信片上，因为当时顾城还不懂得写字。
这样的“诗歌”自然不会有什么微言大义，它更接近顺口溜，但明信片寄出后，仍然在顾工的单位引起了轰动。
在顾城看来，自己5岁前是快乐的，后来进了幼儿园就不那么快乐了。为了逃脱幼儿园的拘束生活，顾城没有上大班就直接读小学。哪料到小学同样不幸福，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他反复更换学校。只有在课外时间，顾城才会开心起来——他可以在草地上找小动物玩。
“文革”开始时，顾城正读三年级。“同学们都兴奋起来，老师开始也还高兴，给我们念一段《燕山夜话》，然后怒火万丈地批判；很快好的就都变成了坏的，老师带头造反，把校长围了起来，校长也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把模范老师修正主义地主分子捉起来。”（顾城：《责任与思索》）学校乱了，学生们自然无人管束，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那个暑假因而很漫长，从夏天一直放到冬天，斗争也愈演愈烈，老师和学生都分成两派，互不相让。顾城换了一所学校，上课不久，学校再次停课。从1966年冬天起，顾城再也没有进入过学校学习。
最初的兴奋逐渐演变为恐惧。有一天，有人在顾城家对面的墙壁上贴标语，不小心贴反了，被路人发现，贴标语者马上被众多群众围攻、殴打。这个场景正好被顾城透过窗户的缝隙看到，幼小的顾城被吓得脸色苍白，全身发抖。他不敢再往窗外观看，而是把窗户关紧，像蜗牛般蜷缩在床头。也许正是从这一刻起，顾城躲开喧嚣、回归宁静、终生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的性格已经初步奠定。
“文革”运动开始“革”到顾工头上。1968年，军宣队将顾工保存的书籍用麻袋装走，只剩下一本《昆虫记》因为包在旧报纸里而未被发现。这本唯一幸存下来的科普读物对顾城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后来很多次演讲中，顾城都会提到书中的一句话：“它来到世界上，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而他的那些融入天地、歌唱自然，充满了对微小事物的热爱与亲近的“童话诗”，也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那一年9月，12岁的顾城第一次用笔写下诗歌《星月的来由》和《烟囱》。
树枝想去撕裂天空，
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
它透出天外的光亮，
人们把它们叫做月亮和星星。
——《星月的来由》
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
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
不断地吸着烟卷，
思索着一件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烟囱》
这两首诗作为顾城的处女作，被置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城的诗》篇首，我们从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自然万物的倾心。
受《昆虫记》影响，幼小的顾城对大自然充满了向往。1969年秋天，当顾城听到全家要下放到山东火道村时，竟然欢喜万分。少年的心中，对远方有着绚烂的想象，那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没有争斗，没有喧嚣，只有纤细的野草、清丽的花朵、可爱的虫儿、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然而，到达目的地后，顾城狂热的心冷却了下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自在的昆虫世界，而是灰暗的茅草房、斑驳的土墙，和无边无际的滩涂。
那以后的三年里，顾城由一个昆虫爱好者变成了“放猪和拾柴工作者”。每一天，顾城在拾柴之余，就跟着父亲一起拌猪饲料、煮猪食、喂猪。顾城还根据每头猪的身材、性情等特征，给它们取名为“老病号”、“老祖宗”、“天吃星”、“饿死鬼”。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别有天地》一书里，就收录了好几幅顾城与猪的合影。其中有一幅：小小少年身着灰衣，站在猪圈门口，一脸宁静。
虽然每天放猪拾柴，但顾城没有放弃他的文学爱好。仅1970年这一年，他就写下了50多首诗歌，这些作品多与自然景物有关，如树、草、大雁、云朵、星星、月亮等，虽然稚气简单，但清新生动，诗意盎然。难得的是，其中少数作品颇值琢磨，如四行短诗《风和树》：“风如鞭抽打着树树如针切削着风风可以说树在哭泣树可以说风在呻吟”。通过风与树的搏斗，指出了因视角差异而造成的认识区别，俨然进入了辨证哲学的范畴。
另一些时候，这个14岁的少年也会流露出那个年龄段特有的青春蓬勃与昂然斗志：
我在密林中穿行，
我在瀑布下游泳，
我能去一切不能到达的地方，
不论是地层还是高空。
当我骑上洁净的白云，
身后便刮起了二十四级狂风；
我又以闪电的速度，
去追赶永无止境的旅程。
——《旅行》
诗句铿锵有力，体现出了一种难得的乐观向上精神，但这样的诗歌缺陷也很明显，它的空洞，令人想起了那个年代广泛张贴于墙上的标语。当然，考虑到作者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我们对这些作品也不必过高要求。
顾城迷恋上了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一本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洛尔迦诗选》被他翻得残破不堪。有时候，还向作为著名诗人的父亲发出挑战：“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你有首诗题目是《黄浦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还有首叫《芦苇中的雁》，我想对首《沼泽里的鱼》。”父子俩把诗用树枝写在灰烬上，火焰是他们唯一的读者。（顾工：《顾城和诗》）
我注意到，在顾工笔下，顾城少年时便接触到《洛尔迦诗选》并极为喜欢，而在北岛笔下，顾城接触洛尔迦要晚好几年，而且是他将洛尔迦介绍给顾城的：“80年代初，我把洛尔迦介绍给顾城，于是他的诗染上洛尔迦的颜色。”（北岛：《洛尔迦：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到底是顾工还是北岛记忆出错呢？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就是在这样的寂寞荒凉之地，顾城写下了《生命幻想曲》、《我赞美世界》等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诗歌。
长达60行的《生命幻想曲》是1971年夏天，顾城利用放猪的时间用手指写在沙地上的，这首诗被批评家吴晓东誉为“20世纪70年代初贫瘠的诗坛上难得的一朵幻想之花”，也是顾城少年时期最满意的作品。现在看来，它的确写得开阔而瑰丽。诗歌中的许多句子，后来都被论者反复提起：“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
接下来的情形简直像是后人有意为名人编造的神话故事——顾城在沙滩上写这首诗时，顾工正在河里游泳，诗歌完成后，顾城发现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的身后，忧心忡忡地说：儿子，我们放的猪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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