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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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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早的路始自“北京人”〈br〉 从民国北京城到现代北京城，道路经历了什么？〈br〉 修路疏堵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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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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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与人类相伴而生，城市也因为道路生机勃勃，北京作为历史上的六朝古都和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其道路的故事也是举不胜举。从“北京人”的活动痕迹到元大都开始的胡同，明北京城的建城理念，到如今遍布北京的各种式样的立交桥、过街天桥、绿化桥，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些什么，北京城路越修越多，为何依旧很堵？听当代北京道路史话给你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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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郭 欣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供职于中国交通报社、中国交通年鉴社，先后任常务副总编辑、总编辑。出版文学、新闻、交通专著《春天的恋情》、《橙色年代》、《人海撷英》等五种；有文学作品《春歌》等列入大学、中学教材，并被译介至美、英、日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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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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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章 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
北京的道路比北京城拥有更悠久的历史。经过几十万年的开拓，北京成为全国道路开发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对北京的文明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北京人”是北京道路的开创者
二、北京自古就是南来北往的咽喉要道
三、古代帝王的北京之旅
四、元代：北京成为全国交通中心
五、明成祖改造城市道路功不可没
六、清代的皇家御道和官马大道
七、民国——现代道路的初萌
第二章 北京道路迎来历史性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北京道路掀开崭新篇章。思想上的大解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北京迎来大规模改造城市道路时期。中国道路史上的许多第一在北京诞生。
一、确立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城市发展原则
二、为经济建设高潮大规模“开路”
三、改造长安街和朝阜路
四、诸多城门为交通让路
五、北京人不再“宅”在家里
六、北京是全国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
七、复兴门立交桥：中国的第一座城市立交桥
八、公路建设的“三级跳”
第三章 改革开放让交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改革开放让北京道路承受着从未有的压力，也迎来史上最难得的发展契机。五条环路、高速公路、立交桥、农村公路成为新时期耀眼的“明星”，北京道路开始步入现代化的里程。
一、“别挤了，我都快成相片了”
二、五条环路，北京胸前的五条金项链
三、棋盘式格局与蛛网式系统巧妙融合
四、京郊公路解困出城难
五、北京高速公路，当代的《神曲》
六、桥——北京道路上的美人痣
第四章 在堵车中涅槃的北京道路
“谈堵色变”曾是不少人对出行的恐惧心态。新世纪伊始，北京以疏堵为突破口，大胆改革道路建设的理念和模式，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奥运交通任务，也使北京道路实现了一次涅槃式的飞跃。
一、堵车，新世纪的下马威
二、道路建设的“三板斧”
三、轨道交通再成“新嫁娘”
四、奥运让北京道路建设速度加快十年
五、交通枢纽，美丽的“鸟巢”
第五章 胡同——北京交通微循环的血脉
人们终于认识到：胡同不仅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北京道路通行不可或缺的微循环血脉；疏堵，必须从保卫胡同开始。于是，胡同终于结束被大量拆毁的噩梦，迎来重生的希望。
一、胡同的前世与今生
二、刘秉忠的建路理念与今天惊人一致
三、胡同，永远的财富
四、保卫胡同
第六章 以人为本，新世纪道路的关键词
道路不仅仅是为行路而用的，它还与人们的健康和生存质量密切相关。“以人为本”，处处体现人文关怀，成了北京道路建设与管理的最高宗旨。北京道路也因此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轨道。
一、北京公路的新传说
二、道路与科技迎来蜜月期
三、安全，道路的NO.1
四、“马路天使”
五、“自行车王国”，一顶正在找回的王冠
六、告别“摊大饼”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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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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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
一、“北京人”是北京道路的开创者
如果说北京道路有70万年的历史，肯定有人会咧嘴，北京建城才3000年，怎么会是70万年呢？
众所周知，“北京人”是北京人的先祖，他们是目前已知的北京地区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70万年前就落户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一带。那里背依大山，面对华北大平原，有条条小河穿流，气候温润，是古人类极佳的生存之地。为了觅食和狩猎，他们必须走出洞穴，四处游弋，披荆斩棘开辟道路。
据考古学家揭示，“北京人”在北京居住了40万年，所游走的范围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他们开道修路的伟大创造力也同样令今人惊叹。时隔数十万年，“北京人”所开拓的道路早已被岁月的风尘掩埋，踪迹全无。尽管历史诡秘且幽深，但它有时不经意间也会露出马脚，赐给后人认识、尊崇先祖的机缘。
“北京人”在30万年前就从周口店消失了——他们到哪去了呢？迟滞的时间老人直到1974年才突然揭开谜底：考古学家在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发现了距今10万年的“许家窑人”，他们与“北京人”在体质上很是相似，特别是牙齿的模式极为相像，所制造的石器风格也一脉相承，只是人的体征上有种种进化。考古学家们断定，“许家窑人”就是“北京人”的后裔。
从周口店到许家窑的直线距离是200公里，可以遥想，30万年前的大迁徙一定是十分悲壮的。据考古学家考证，那次迁徙是从周口店出发，向东顺永定河道抵达门头沟三家店，然后沿河谷向西，途经河北，再沿山西境内的桑乾河河谷西行，最终在许家窑落脚。
无独有偶，1996年北京在建设位于东单十字路口的东方广场时，发现距今2.5万年的古人类遗址和遗物，于是“王府井人”浮出水面。他们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古人类。据考证，“王府井人”与“北京人”是同一脉系，也就是说，“王府井人”是从房山丘陵地带移居到平原的，房山至北京市区的道路几万年前就有了。
专家们还论证，北京至张家口、太原、郑州、承德、山海关以至辽宁诸地的道路……都是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就开拓出来了，只不过都是些“蹈”而“露”的道路罢了。开拓的功臣，是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新洞人”、“王府井人”、“山顶洞人”，新石器时代的“雪山人”、“镇江营人”、“上宅人”、“东湖林人”，当然肯定还有尚未发现的诸多的“人”。
二、北京自古就是南来北往的咽喉要道
西汉经典《礼记》有这样的论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此书的编定者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属地人群的兴衰，显然这一观点与孟老夫子“人定胜天”论相左。北京是最早发现古人类的地区之一，其后一直香火甚旺，这一史实恐怕更支持前者的论说。
北京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面和北面被太行山余脉和燕山山脉环绕，可抵御北来的严寒；而中部、南部和东部是平原，面向渤海，可直接吮吸大海的润泽。先祖能够在这里“生根发芽”有其必然的地缘道理。
北京居于蒙古高原、中原大地和东北平原的交接地带，地处南来北往的咽喉要道，“北京人”能够薪火世代相传也得益于这个地缘优势。
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让北京与中原、山东以至华东诸地没有阻隔。尽管远古时期北京被湖泊和沼泽所包围，但永定河、海河、黄河等众多水系冲积而成的平原，为交通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山海关狭长的滨海之路又为北京通往东北提供了绝佳通道。尽管西北部有众多崇山峻岭，但天然形成的峡谷又让天堑变通途。据说当时燕山山脉的天然孔道就有一百多处。北京扼四方交汇的要冲，交通枢纽的地位自古天然形成。
考古学家们在同居于龙骨山的“山顶洞人”的洞穴里，竟然发现有来自渤海沿岸的蚶子壳，来自张家口宣化一带的赤铁矿，以及黄淮流域以南的蚌壳。便利的交通，使1.8万年前的北京人就坐享如此丰沛的佳肴和各类物资，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其他地区的人们可望不可即的。
史籍记载，北京地区通往外埠的第一条道路是京郑路。这条路的开通是由于北京的东南一隅很长时间被沼泽和湖泊包围，有“九十九淀”之称，从北京南下只能沿太行山东麓，经今北京市房山区，过今河北省涿州市、保定市、石家庄市、邯郸市，进入今河南省，最终抵达郑州市。后来人们又从郑州向西开发了到陕西西安的通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人又先后开通了抵达开封和山东的道路。当然那时的路绝非今日之省道、县乡道的模样，能磕磕绊绊走个车马就不错了。
三、古代帝王的北京之旅
古代帝王出于各种原因，总会来到北京。毫无疑问，尊贵而庞大车队的纷至沓来，加速了北京道路的发展。
1．黄帝、炎帝曾沿着郑西路和京郑路进京
黄帝和炎帝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帝王，据说他们就到过北京。史学家们认为，黄、炎二帝虽是五千年前的传说人物，但经多方论证，二位先祖确有其人，探访北京之事也绝非浮云。
黄帝族发祥于如今的陕西西北部。当年，他们东渡黄河进入今山西省境内，然后沿太行山东麓向北，最后落脚于河北北部与北京交汇地区，其所走的线路被史界称为郑西路。炎帝则从渭水上游出发，沿渭水和黄河东进，穿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最终也抵达河北北部与北京市的临界点，其线路名为京郑路。
两个部落先是合而为一，后又爆发族系之间、被称作开启中华文明史的阪泉大战。此战中心战场位于今河北省怀来县、涿鹿县与北京延庆县西部的一块平原上。这一带地势开阔平坦，且泉水密布。至今延庆县仍有阪山村和阪泉村。
据史学家考证，这场战争远非过去氏族间的械斗所能比，已具备后世战争的诸多要素。例如，队伍的调集与转移，士兵的训练与集散，战时的进攻与防御，后勤补给的运输，其规模之大、拼杀之惨烈是空前的，而这一切都要依赖于道路交通的保障。
二帝的大驾光临，战争的刀光剑影，不仅令延庆西部及周边一带早在数千年之前，交通网络就比较发达了，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了北京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往来。
2．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东巡之路
北京的道路发展还要感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大修驰道，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便于快速运送军队，镇压地方反叛势力。驰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为南线，分别通往今江苏、浙江和江西三省。另一条则是以今北京市宣武门一带的蓟城为中心的北线。当时，从咸阳直通蓟城的道路就有4条。蓟城是通往河北诸地、山东及东北的交通网络枢纽。秦驰道气势恢宏，在平阔地段宽达近70米，中间约合7米，为皇帝专用御道。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经太行山北麓，跨邯郸东巡至蓟城，然后渡过今通州区的白庙渡口，最终抵达北戴河的碣石，实现他“入海求仙”的夙愿。据说，御驾佩金戴银，极为奢华。为防止有人行刺，车队中与御驾一模一样的车舆就有5辆。
西汉时期，从燕蓟地区到首都长安的交通道路是十分方便和快捷的。那时的燕蓟已是全国七大商业都市之一，不仅北京地区的枣、栗等土特产大量输往内地，东北地区的物产也要经过燕蓟中转。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年）效仿秦始皇，也御驾东巡，与秦始皇走的路线一样。
当然，亲临北京的古代皇上绝不止上述几位。北京是幸运的，在历史的偏爱中，交通网络像血脉一样逐渐丰满起来，最终得以巨人般地站立起来。
四、元代：北京成为全国交通中心
1272年，北京实现了历史上最为华贵的一次转身，忽必烈宣布大元王朝从蒙古草原迁都燕京（今北京城区西南），并改名为“大都”。忽必烈慧眼独识北京这块宝地，是听了大元帅霸突鲁的进言。霸突鲁对北京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从此北京不仅成为统辖大江南北的国家政治中心，也第一次成为全国的交通中心，开始其世界级大都市的辉煌旅程。
大元帝国极为重视交通，固然有发展经济的初衷，但更重要的是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
1．刘秉忠——北京城的伟大缔造者
忽必烈定都北京，没有在辽、金留下的故城上修修补补，而是在城的东北部新建了一座都城。它的设计者是堪称世界史上最伟大建筑设计师之一的刘秉忠。
刘秉忠（1216—1274）乃河北邢台人。蒙古王朝灭金后，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就归隐武安山，更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刘秉忠与云海禅师一起入见。忽必烈见刘秉忠无不精通，尤精于易经，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大为赏识，于是把他留在幕府，参与军政大事，令其还俗，赐名秉忠。刘秉忠自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
元朝的国号“大元”就是刘秉忠根据《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提出的，意即创造万物的根源。他不仅为忽必烈制定了一系列治国大略，也是定都北京的积极倡导者，他还担当了大都新城的总设计师之职，是近代北京城及胡同雏形的创造者和奠基者，可谓功高至伟。
刘秉忠建设元大都是先勘察，后测量，绘制出总体规划图后才破土动工，确保了城市的完整性。从1267年开始建设，直到1285年完工，历时18年之久。
新城是按照《周礼 ?
考工记》中帝王之都的理想布局设计规划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元大都城的平面设计，皆以汉统治者建都思想为主导，即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新城为长方形，从里到外由三重建筑构成，外城有11座城门。
城内大街按“九经九纬”建造，也就是说东西向和南北向各有9条大街，犹如一张规整的棋盘，每条大街宽24步（约37米），
“九轨可并驰”。条条大街不仅与11座城门巧妙沟通，也与城外通往全国的大道顺畅接驳。除大街之外还建了一批小街和胡同。小街约18米，胡同约9米，号称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弄通”。当时的许多胡同还保留至今，西四砖塔胡同就是其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街两旁都修建有排水系统，铺设了用石条砌成的下水道。那时的街道绿化也很受重视，一排排绿树植于街道两旁，正可谓：“文明街上千株柳，尽是都人手种成。”
据载，元代的京城宫殿巍峨，寺庙雄伟，园圃美丽，而宽敞的街道上则是车水马龙，云蒸霞蔚，气势非凡。难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步入都城时惊叹不已：“全城皆是美丽道路，其行人由斯往来。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2．以北京为中心的驿站星罗棋布、驿道四通八达
“择天下之中而王”是先祖留下的名言，所谓“之中”并非指地理位置，而是告诉后人，定都要选择交通中心的位置，以便上情下达，也利于把各地资源汇集起来。大元帝国深谙道路对巩固统治、扩充疆土的重要，便着力打造以北京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忽必烈最为看重的是驿站建设，认为驿站是传递情报、屯粮戍兵的节点，没有驿站就没有道路的畅通。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北京地区的来往使臣、军旅调动、商贸活动十分频繁。因此，以北京为中心的驿站极多，最多时全国有1519处，驿马四五万匹，可谓是星罗棋布。驿道不仅直通西藏、新疆、云南，还可远达朝鲜、越南，甚至欧洲部分地区。传递官方文书，每昼夜要求行进400里，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都城的交通建设和管理亦为统治者所重视。仅大都地区鼎盛时期就有水陆驿站200所、驿马1000余匹、驿车近800辆。京承路、京张路、京榆路、京开路、京郑路依旧是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但此时更为宽阔和平顺。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代历朝都要加修京张路和京承路，这两条路皆通往内蒙古开平（今正蓝旗）。大元帝国为“安内攘外”设置两都，开平为上都。每年夏天，蒙古族统治者都要到上都度夏，秋天再返回大都避寒。京张路和京承路自然就成了统治者的掌上明珠。
五、明成祖改造城市道路功不可没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认为北京“势踞形胜”，乃“龙兴之地”，拥有“金汤之固”的有利地形，且当时威胁明王朝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塞外的元朝残余势力。基于以上考虑，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北京的城市建设和道路建设也因此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这项工程从永乐四年（1406年）就开始了，一直到迁都的当年才告竣工。此次改建使北京城的面积达到62平方公里，皇城为中心位置。朱棣首先审定了北京城的中轴线，新建鼓楼和钟楼，为中轴线的北端，南端则是正阳门，长达13里。明北京城的城门已形成“内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共20座。
明北京内城所有的街道都以中轴线为参照物，或与其垂直，或与其平行，基本上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方向，极为规整，斜街很少。当时纵贯南北的主要大街有5条，如东顺城街、西顺城街等；东西向的大街有4条，如东直门大街、朝阳门大街等。在内城的9门中，除正阳门外，其他8门内都有通向市中心区的大街，它们构成主干道网络，使市区交通畅通无阻。外城由于河流较多，与内城的街道大不相同，斜街、弯曲的街道居多，笔直的街道少且短。如今的前门大街一线当年叫正阳门大街，不过一里多长。
内外城的交通当时主要靠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三座城门沟通。
明成祖迁都不仅使北京城规模发生变化，而且使胡同数量激增。为吸引更多人到北京居住，明政府大举扩充外城，并统一建造廊房，使来京人员都能够安居乐业。此举使这一时期的胡同数量大增，据考，内城当时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当时新建胡同的命名是五花八门，但以艺人、手工业工人、商贩、居民、行业命名的胡同最多，可见命名之事乃民间为之，长官意志不多。例如：砂锅刘胡同（今大沙果胡同）、哑巴胡同（今大、小雅宝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今东、西颂年胡同）等等，十分亲民。
明成祖朱棣对北京城市及城市道路的改建，基本确定了日后清朝、民国时期北京城市道路的格局。
六、清代的皇家御道和官马大道
清代在都城交通上鲜有作为，但爱新觉罗氏在建朝初期便修建了三条高标准的皇家御道，把封建王朝的至高无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三条御道分别通向清东陵、清西陵和承德，显然都是为拜谒先祖和外出巡游所用。第一条出朝阳门，经通州、三河、蓟州到遵化清东陵；第二条出广宁门，经良乡、房山、涿州、涞水，抵达清西陵；第三条出东直门，经顺义、怀柔、密云、滦平，抵达热河山庄和木兰围场。三条御道都修得宽阔平坦，路的中间部分只许皇帝的御辇通行，其他车马一律走两边。
不过，清代使中国古代道路形成了最为完善的交通网络，也算是一个亮点。那时驿道已改称官马大道，分为三等。由北京向外辐射通往各省城的为一等，各省城通往地市的分别是二、三等，属于官马支路。当时清政府还在东华门外特设了皇华驿，统管全国的官马大道。这一机构的设立足见清政府对公路建设和管理的重视。
由北京起始的官马大道分为北路、南路和西路三大系统。北路主要通向东北和蒙古地区，东可达山海关、沈阳，甚至朝鲜，北则通往张家口、呼和浩特、海拉尔，最远抵达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西路主要通向西北、西南地区，向西通往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以至中亚、西亚的重要城镇，向南则是云、贵、川、藏；南路系统包括广西、广东、福建各地，远达越南诸国。覆盖如此之广的官马大道，无疑为北京的繁荣以及与各地交往奠定了理想的道路条件。
清时的道路管理制度十分严格，北京就规定，侵占街基道路，“杖六十，令各复旧”；穿墙流出污秽于街巷者，“笞四十”；如将街道作践成坑槽，淤塞沟渠，损坏城脚等，则“枷号一月发落”。如此严厉的处罚，使清时的北京道路得到有效保护。
七、民国——现代道路的初萌
辛亥革命的炮火攻破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坚壁，让俯首帖耳的臣民终于见到民主的曙光，现代道路也伴随各种文明磕磕绊绊地出现在北京。
1915年，北京的使馆区铺设了第一条沥青路，揭开了北京城市道路发展的新纪元。几千年来，这座举世瞩目的文明古城，除少数石板、缸砖、石渣路面外，绝大多数都是土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是最真实的写照。1928年，王府井大街成为北京市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修建的柏油道路。此后，西长安街、前门大街和西单、天安门等地区的街道也相继改成了柏油路。到1935年，北京城区的柏油、石渣、水泥灌浆路面的总长度达到255公里，占全市主要街道总长一半以上。这些铺设着平坦光滑、油黑瓦亮沥青的道路大都是城市主路，那些数量众多的胡同仍然被泥土主宰，北京城灰头土脸的旧貌并没有彻底改观。但无论如何，沥青路、水泥路的出现，是北京道路步入“现代”的一个标志。
民国时期，现代道路初萌的另一个特征是城门改造。过去北京路面上跑的是马车、驴车，更多的是人力洋车和排子车。这些交通工具速度慢、载重小，对道路要求不高。从清末开始，火车、汽车、有轨电车、公交车、出租车陆续挤进北京城，它们长呼短叫，喷烟吐雾，把这个封建皇城搅得不再安宁。北京的胡同狭窄，条条相扣，再加上城墙、城门的重重阻隔，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进了京城，犹如泥牛入海，威风全无。要想道路畅通，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拆改城门、城墙。
当年，京奉、京汉铁路的起止点都设在前门，火车站位于正阳门东侧，仅一路之隔。而此地又是南来北往进出北京的要道，再加上集市云集，交通拥堵已成大患。1914年北洋政府责成内务、交通二部对正阳门周边进行交通改造。随后，有关部门将正阳门的东、西月墙拆除，并在月墙与城墙交接处，东、西各辟一个新门，便于进出内外城。原来的瓮城变成一片广场，城楼和箭楼成了独立的建筑。如此拆改一番，正阳门地区的交通状况明显得到改观。
民国时期，内城的9座城门依然是进出城门的主要通道，随着交通流量的增大，北洋政府在枣林前街、菖蒲河、北箭亭的几处城墙上开辟豁口，供人车通行。1925年又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的城墙上，开凿了一座双洞城门，即今天的和平门。和平门的开凿，不仅贯通了南、北新华街，也多了一条穿过长安街，经府右街北抵德胜门的南北道路。除此之外，为方便东交民巷驻华使节的出行，在正阳门与崇文门之间的御河出口也开凿出一门。在西安门及翠花胡同附近皇城城墙开凿的豁口则更有意义，它让西四丁字街至东四一线变成了通途，成为连接阜成门和朝阳门的东西干道。
诸多城门的开辟，像为封闭的古都打开一扇扇窗户，使其呼吸着现代文明的新鲜空气。
为适应现代交通工具的需要，道路的改造也势在必行。打通长安街算是民国时期一件大事。明清时期，天安门前是禁止市民通行的。天安门前长安街上的左右两侧，分别立有两座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1912年北洋政府把它们打通，使长安街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贯通东西的干道。紧接着，1913年北洋政府又开通了紫禁城东西两边的南池子和南长街，为京城增添了两条南北干道。
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早在1914年，出于对现代城市的憧憬，虎坊桥至天桥一带出现了香厂新城区。当时新城区全面采用了西方国家城市建设理念，聘请西方建筑设计师参与设计，运用最新的市场经济手段来建设，短短几年便建起了一座“现代文明之城”。香厂新市区先后开辟了纵横经纬十四条马路，并在万明路和香厂路交叉路口设立了北京最早的交通警察岗和电灯柱。万明路上还开了一家名为“小小汽车行”的出租汽车行，可以称之为今天汽车出租业的鼻祖。后来民国政府迁至南京，北京人口大减，香厂新城区也就逐渐繁华落尽。不管如何，这次宏愿未尽的实验，为北京道路建设书写了数个第一。
现代交通工具汽车的大量使用，也极大地促进了北京与外埠的交往，客货运输陡然走热，北京公路的改造也迫在眉睫。截至1949年，北京通往外省得到改造的公路主要有7条，它们是：京塘公路（北京经天津至塘沽）、京榆公路（北京至山海关）、京古公路（北京至古北口）、平固公路（北京至固安）、京门公路（北京至门头沟）、京石公路（北京至石家庄）和京张公路（北京至张家口），总长398公里。
那时的改造主要是加宽、降坡和提高路面等级。可喜的是，改造浪潮也催生了新的公路建设模式，例如京古公路就是由绅商集资，政府出一部分资金，采用以工代赈方式改建的。有的路段甚至是由部队派兵整修而成。
清末民初门头沟盛产煤炭，各种需求使得这里中外企业云集，有煤矿、钢铁厂、发电厂、灯泡厂、琉璃厂等。通往门头沟的途中还有驰名中外的旅游景点，如香山、八大处、碧云寺等等。当时的地方政府应时之需，先后拿出50万元，修建了京门公路，这成为北京最早的一条地方公路，也为繁荣地方经济作出了贡献。
京塘公路北京至天津段则是第一条按照技术标准修建的正式公路。
尽管民国时期的北京在道路建设上作为不大，但毕竟向现代道路建设迈出了步伐。这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道路大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第五章 胡同——北京交通微循环的血脉
当人们终于弄懂了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微循环不畅时，才把目光对准了那些斑驳陆离、灰墙灰瓦的小胡同。很多年来，不少人把胡同视作封建遗老遗少的象征，是阻碍城市发展特别是交通发展的绊脚石。于是胡同就遭到了不该有的厄运：先是为畅通道路，把不少胡同展宽，胡同原有的肌理被破坏了，那本来四通八达的微细血管被一个个剪断；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老城区改造风风火火，胡同再遭罹祸；90年代，房地产开发商疯狂圈钱，胡同又是重灾区。
当一片片胡同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北京的交通却愈发拥堵严重，人们此时才慢慢苏醒：胡同，不仅过去，就是现在和将来，都是保障北京畅通的血脉！
一、胡同的前世与今生
1． “胡同”，最独特的道路称谓
北京城有三大宝：皇宫、城墙、胡同。皇宫也就是紫禁城，至今安然存在；城墙已基本消失；胡同虽然已被大面积损毁，但仍然幸存一部分——胡同要消亡了，北京城也就不复存在了。
“一城北京，半城胡同”——这句话既谓胡同之多，更谓对北京之重要。翻遍各国对城市道路的称谓，一般为大道、路、街、巷等等，唯独北京把它叫做“胡同”，一个与道路毫不搭界的名字。这个词是何意，又出自于何处？人们争论了几百年，至今仍没有统一的答案。
多数学者认为：“胡同”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其为蒙语“水井”之意。元代建北京城时，大批蒙古族人入住。蒙古族系游牧民族，哪里有水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因此每条街巷建成后，首先都要打一眼井。久而久之，人们是按某某井来记某条街巷的，街巷也就称为某某“胡同”了。这种说法似乎比较靠谱，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从史籍中看，除了“胡同”的叫法外，自元朝到清朝还有：衖通、火弄、火疃、火巷、火衖、胡洞、衙衕、衚衕、忽洞、湖洞等十多种叫法。其中有不少名字带有“火”字，那是认为“胡同”不仅有通行之用，还可以成为房屋间的隔断，起到防火作用。那时人们对胡同的认知，就已超越“通行”的单一内涵了。
北京到底有多少条胡同？这又是个没人能说清楚的猜想，800年间它始终是个变量。有人引经据典称，元大都初建时共有街巷胡同413条；明代有1300条；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清朝有街巷胡同2077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有978条；1944年据《北京地名志》统计有胡同3200条；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照着北京市公安局出版的《北京市街巷名称录汇编》，一条一条数出的数字是6104条。而据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统计，现在尚存传统胡同1320条。
胡同，实质上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一个紧挨一个地排列起来的四合院之间的通道。为便于采光，讲究的四合院都坐北朝南，其排列结果，胡同多数成为东西走向。为了便于沟通，在较大胡同之间又有许多南北走向的小胡同。整座北京城，如同放大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基本对称，布局严谨，气势壮观，周围加高墙以矩形圈围，整齐划一。
元代的北京虽然只有几十万人，却有400多条胡同，足见当时的道路已十分发达。1950年，北京不到200万人，那时的胡同多达3000多条。如此丰富的微细血管，使北京免遭拥堵之患。
北京的胡同名称五花八门，起的随性但又十分讲究。在胡同里游走，随便一抬头就是一条胡同的名字，里面兴许就有经历过岁月洗礼，或美妙或哀婉的故事。
说北京胡同的名字接地气，首先是因为它们都离不开百姓的喜怒哀乐，都是百姓眼皮底下最关心的事儿。一听就明白，好记，顺口，是一部民俗俚语的百科全书。例如，米市胡同、茶儿胡同、盐店胡同、铁门胡同、大豆腐巷、烧酒胡同，甚至连裤裆、臭水、牛蹄、粪场都成了胡同名。有人把北京的胡同名分为四大类：以人名命名的胡同，以市场物品命名的胡同，以建筑物命名的胡同，以地理位置景物命名的胡同。其实北京的胡同名包罗万象，很难全部归入几大类。正因为大都出自百姓之口，是正版的京腔京韵，感到亲切贴心，所以可以代代相传。有些名称，外地人甚至本地的80后、90后都听不懂，就更咂摸不出其间的绝妙味道了，例如：取灯儿胡同（照明用的油灯）、一溜儿胡同（一排之意）、油炸鬼胡同（油条）、胰子胡同（肥皂）。人们在记住名字的同时，连同胡同的特征、方位、周边的标志物都一同埋在心里了。因此一提起某胡同名，就立即会想到它在哪儿，坐什么车去，路是否好走，要拐几个弯。
胡同名接地气的第二个特征是，能够应时而变，不断地吐故纳新，一些百姓不喜欢或陈旧过时的名字会遭到淘汰，使胡同名保持着生命活力。到了明代，元大都时的胡同名有三分之一剔除掉了；到了清代则有200多条胡同名得到更新；民国时期胡同名发生变化的有300多条。
胡同更名的原因有些是因为难听，例如，屎壳郎胡同、狗尾巴胡同、烂面胡同等等。有些则是口口相传，因谐音而变化。例如，裤裆胡同变成了库藏胡同，东江米巷变成了东交民巷，牛血胡同变成了留学胡同。也有因为一些重大事件而改名，民国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将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路东的铁狮子胡同改名为张自忠路。
西四砖塔胡同的名字有700多年历史，它是因附近至今仍在的青砖塔得名，可能是迄今最长寿的胡同名了。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都曾先后在这里居住过。
新中国成立后，胡同易名的浪潮在1965年。那是由市政府领导，对大街小巷的一次整顿。整顿的基本原则，一是将胡同名规范化，如小石桥改为小石桥胡同，前马厂改为前马厂胡同。也就是说在胡同名后要缀以街、巷、胡同。二是去掉以寺、庙、观、堂为尾称的胡同，认为那是宣扬封建思想。如碧峰寺改为碧峰胡同，灵光庙胡同改为灵光胡同。有些则彻底改头换面，姑姑胡同改为永恒胡同，千佛寺胡同改为千福巷。这次整顿让北京老城区之内，以寺、庙、观、堂为称的街巷基本绝迹了。整顿还把一批小胡同名字归并到大胡同中去，如安定门内大街是两侧原有的如意巷、小炮局、牛圈、钥匙、背阴胡同，整顿后的统称。其实，和这些胡同名一同消失的，是一段历史、一种风情。难道如意巷、小炮局、牛圈、背阴胡同不比安定门大街更生动、更活泼、更有情趣吗？
真正改名高潮还是“文革”时期，北京胡同名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有人统计，“文革”时期，因毛泽东有“东”字，以“东”字起头的胡同多达475条，除去历史上遗留下的“东”字头胡同333条，“文革”净增的有142条。当时仅“东方红路”就有三条，还有“东风路”、“东红路”、“东光路”等等。“红”是革命的颜色，以“红”字开头的胡同100多条，“红日路”就有7条。著名的东四北大街改成“红日路”，东四头条至大菊胡同依次改为“红日路”头条至十七条。此外还有“红小兵胡同”（共六条）、“红到底胡同”（豆角胡同）、“红哨兵胡同”（戴家胡同）等等。北京一时陷入“东”与“红”的胡同迷宫中，人们要是据名寻路可就难了。
所有当时最革命的词汇几乎都入了胡同名，例如：“总路线路”（地安门内、外大街）、“人民公社路”（德胜门内大街）、“大跃进路”（安定门内大街、交道口南大街）、“学毛著胡同”（南下洼子胡同）、“灭资胡同”（八宝楼胡同）、“反修胡同”（东扬威胡同）。有些名词当时已不用了，但仍当做胡同名，恐怕连70后都听不懂，更别说代代相传了。
对胡同改名的“红色风潮”，1967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地图》进行了一番“红色”图解：“为了迅速涤荡旧社会在北京街巷名称上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使首都的街名、地名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精神风貌，本图所用的新街名，都经有关部门根据广大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倡议，研究确定。”
在当年畸形政治生态影响下，北京的胡同名也谈不上接地气了。不接地气的胡同名注定是短命的，百姓不喜欢、记不住，也就自然消失了。
2．胡同经历的沧桑
北京的胡同历经800年的建设和变迁，可谓是一位沧桑老人。它承载着一座古都的历史和文明，也目睹了一个民族的屈辱与辉煌。当一个个帝王成就霸业，而最终消失于胡同的烟海中；当一代代百姓含辛茹苦完成了族系的更替，默默惜别于胡同的日升月落——胡同，依然倔强地高举着一座城市的烛火，繁衍生息，展现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伟大与不朽。
如果说北京的胡同是在元代呱呱坠地，并度过少年儿童成长期的，那么当时它的超凡脱俗已预示着不可期量的未来。明清使胡同发展成为四肢完善而又强健的青年，并且名声大噪，兀立于世界城市道路和人类文明之中。
上个世纪40年代末，胡同伴随着新中国迎来了极为兴奋而又朝气蓬勃的岁月。由于连年战乱，胡同也是一片破败，污水遍地，垃圾成山，臭气熏天。即使是故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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