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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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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吾康是当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和汉堡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他精通中、英、德文，一生潜心研究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东南亚华人史，著作丰富。全书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傅吾康各时期的经历，多参照作者日记、书信以及发表的文章、报告等写成，完整地呈现了傅吾康先生一生的中国情结——他的求学、婚姻乃至治学、事业无一不与中国密切相关，一个德国人一生为中国着迷，而且是心中只有“一个中国”，为研究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奉献了全部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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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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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德国的出版引起了汉学界以及历史学界的轰动，作者分上下两卷分别对1912-1950年以及1950-1998年的经历作了令人激动回忆。由于作者系当时著名汉学家福兰阁之子，战后又成为了德国汉学的领军人物，因此他的回忆弥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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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当代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和战后汉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名誉教授。他是福兰阁子女中唯一一个继承父亲事业的。他精通中、英、德文，一生潜心研究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东南亚华人碑刻史籍，著作丰富。20世纪70年代赴马来亚授业和研究.2007年9月6日逝世。学术贡献：傅吾康是当代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和战后汉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名誉教授。他精通中、英、德文，一生潜心研究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东南亚华人碑刻史籍，著作丰富，是国际知名的明代史权威学者和国际著名的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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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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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1912～1950年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引言：为中国着迷
第三章 童年时代
第四章 大学求学
第五章 中国岁月：1937～1950年
下部 1950～1998年
第一章 汉堡：1950年7月～10月
第二章 中国语言与文化系和汉堡大学的东亚研究
第三章 汉堡的初期岁月：1951～1954年
第四章 汉堡：1954～1957年
第五章 美国之行：1957～1958年
第六章 汉堡：1958～1962年
第七章 学术会议与大会
第八章 日本之行：1962年
第九章 汉堡：1962～1963年
第十章 吉隆坡：1963～1966年
第十一章 汉堡：1966～1969年
第十二章 吉隆坡：1968年 新加坡：1969～1970年
第十三章 汉堡：1970～1977年
第十四章 1977年以后
第十五章 1966年以来的国际学术会议
跋
年信
讣告
附录一 刊物、机构等缩写
附录二 傅吾康汉学论著目录
附录三 人名对照、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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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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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2年的冬季学期，我转到柏林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刚刚退休
。我继续在东方语言学院接受中文训练。汉堡的课程很不系统，所以我在 柏林只能上第三学期的课，这是许勒Wilhelm
Schtiler，1869—1935教 授教的，他的课有点儿沉闷，但他本人却是一位友善的老先生。许勒教授
是神甫，常年生活在中国，很了解中国，也很理解她的人民，他在学生当 中有一个外号叫“小爸爸”。10年以后，我从他的后代那里得知，许勒是
因为缺乏正统的教会观，受到教会管理部门的惩罚而被调往中国，这恰好 说明了他为人很好。瓦尔特·特里特尔Walter
Trittel讲接下来的第四 学期的课，他特别注重操练。特里特尔同样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后来
在荷属印度工作。在他严厉、有些吹毛求疵的指导课上，特别要阅读的是 经济方面的文章如购物合同、船运清单、官方的规章制度等，它们用书面
的专业术语写成，往往不易理解，尤其是内容极少能引起我的兴趣，但这 些读物对我必须参加的毕业考试是绝对必要的。此外，每周有几个小时的
会话课，由语言老师曾垂祺教这门课。他是四川人，友好但令人印象模糊 ，说起德语和说他的家乡方言一样，从来不能区分I和n等边音和鼻音。曾
垂祺这样上课：他讲短小的中国故事，学生们必须用中文复述。1932年7月
就是所谓的研究生考试。考试委员会里，除了系里相关的教授以外，还有 外交部的代表，即当时已经在高延那里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彼德尔
H.Bidder博士，此外还有我父亲，但他没有向我提问。毕业成绩单上写 着我的成绩：
该考生在闭卷的笔试中，将一篇不太容易的汉语文言文翻译成德语， 获得“及格”。用中文口语翻译同一篇文章得到的评语为“良好”。用中
文口语翻译另一篇德文文章的成绩为“及格”。
在闭卷考试“中国农业经济与农业问题概况”“Grundztige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Agrarfrage in China”中，考生表现出良好的
综合知识，但鉴于他极少围绕主题回答问题，分数是“及格”。
口试中，该考生翻译了一篇中等难度的汉语文言文、汉语口语对话，
并围绕专业进行了谈话，表现了“优异”的知识。
综合笔试和口试成绩，考试委员会向哲学学院学生傅吾康先生颁发此
毕业证书，总成绩为“良好”，并通过了中文语言考试。
对我来说，闭卷考试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在跳蚤上准备考试的动物学家
，只不过动物学家得到的考题是有关大象的：“大象是一种哺乳动物，有 四条腿，后面有一条尾巴，前面有一个象鼻和两颗长牙。它身上有许多跳
蚤。跳蚤属于某科……”。我不懂经济，更确切地说不懂农业经济，但对 一些内容也有所了解，可以谈谈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道教对这种
关系的阐述，以及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观念上的区别。在谈论上述内容的时 候，我还能用希腊原文逐字逐句地叙述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
Antigone中的一段引文，其德语的开头是：“有许多强有力的事物，但
没有比人更强大的东西。”显然，这给考试委员会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导 致他们做出了宽松的评语。
在大学真正的汉学课程中，我定期听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
1981的课，他是大学图书馆馆员兼学院的无薪讲师。我还记得《聊斋志异 》、《庄子》读物、一门语言学讨论课和一门日文中的中文——汉文
Kambun导论课。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情景仍然那么清晰，仿佛就在眼
前。西门尚未到过中国，却非常清楚如何从多方面来安排课程，令学生的 学习情绪高涨并获益良多。我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与他和他妻子在
校外也有联系。1932～1933年的冬季学期，我父亲也教过一门课，读物是
《春秋公羊传》，他很有把握自己掌握了这一读物，知道如何讲解才能激 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此外，我还参加了雷兴Ferdinand
Lessing，1882— 1961教授的讲座，他1933年从中国回到东方语言学院，也常到我父母家做
客。我们阅读一本现代的佛教教义问答手册，雷兴拥有渊博的佛教知识， 懂得梵文、巴利文、藏语和蒙古语所著的佛教教义，知道如何安排读物才
能引起大家的强烈兴趣并有所心得。我所了解的一点佛教知识，要归功于 他的这门课程。
我父亲的接班人是海尼士。他来自莱比锡，受聘担任柏林的汉学教授
，他可能是当时唯一有资格坐这个席位的人，大家显然不愿意聘请外国人 ，所以也就别无选择。我父亲大概不甚了解莱比锡的汉学，这是由孔好古
August Conrady，1864—1925所创建的汉学学派，海尼士1925年接任。
不管怎样，我和父亲谈到我可能的学习地点时，从来没有提到莱比锡。相
反，他劝我到莱顿Leiden，到他赏识的戴闻达Duyvendak，1889—1954
教授那里去学一个学期。可惜，戴闻达在我想去的那个学期刚好去了美国
客座讲学而不在荷兰当地。所以，1932—1933年冬季学期到1933～1934年
冬季学期，我上了海尼士的课，内容我已经忘记，很可能是古文。他对待 教材的方法、针对中国的一切方式都令我不感兴趣。他让学生翻译中文文
章，就像文理中学里水平一般的7年级老师要学生翻译恺撒Caesar的《高 卢战记》Bellum
Gallicum一样：唯一重要的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内容必 须准确，语法必须清楚。对海尼士来说——与翻译拉丁文一样——始终只
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翻译，如果背离此原则，在他看来就是错误的。他并不 了解文言文的精微差别，而对这些差别常常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还
记得，有一次海尼士在课堂上对冯·查纳尔E.H von Tscharner刚刚发表 在《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上的文章《德译中国诗歌》 “Chinesische Gedichte in deutscher
Sprache”提出了批评，态度很 轻蔑。冯·查纳尔在文章中指出，中文诗歌具有较为丰富的多种含义，因
此要进行翻译是比较困难的。查纳尔的说法令人非常信服。我们没有从海 尼士那儿感受到文学的精美，也没有了解所读文章的更深刻的内容，所以
这些没有给我留下长久的印象。与提到过的其他老师相反，我也从不认为 自己是海尼士的学生。那时，海尼士在学生中有个绰号是“玛丽阿姨”，
我父亲则被称为“伟大的奥托”。P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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