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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回望大国风云,带你踏上一段轻松愉快的历史之旅
◎一个豪情与悲歌夹杂、英雄与枭雄同在的国度
◎一部让人大开眼界之作,让你一本书读懂、读透德国史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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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历史上由于欧洲各国对它的忌惮,致使德国常年处于严重分裂状态。以至于歌德在一首诗中呐喊:“德意志,你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德国人在世界史上留下的笔迹总是那么凝重而深刻。两次战败,两次成为废墟,但又两次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跃升为欧洲第一!
本书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德国历史画卷。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读者对德意志历史有一个比较明晰、客观的认识,并从中学到德国人独特的处世风度和严谨的工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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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刘连景,河北人,图书编辑,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多年致力于西方历史的研究,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均有独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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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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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莱茵河畔文明的勃兴
第一节 德意志文明的源头
第二节 基督教文明的洗礼
第三节 查理大帝
第四节 德意志王国的建立
专 题:日耳曼民族的几度迭兴
第二章 德意志的宗教改革
第一节 宗教改革
第二节 为真理而战的马丁?路德
第三节 闵采尔与农民战争
第四节 三十年战争
专 题:理性和冷峻的民族精神
第三章 普鲁士王国的崛起
第一节 神圣罗马帝国的砂石罐头
第二节 军事立国
第三节 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第四章 德意志的民族统一
第一节 铁血宰相上台
第二节 德丹战争
第三节 普奥战争
第四节 德法战争
专 题:德国人的铁血精神与骑士传统
第五章 德意志的工业革命
第一节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节 火炮大王克虏伯
第三节 汽车王国
专 题:德意志民族的职业精神
第六章 一战前后的德国
第一节 军国主义的形成
第二节 威廉时代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四节 魏玛共和国
第七章 德意志的极端民族主义
第一节 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三节 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
第四节 柏林危机
第八章 德意志民族的再统一
第一节 联邦德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节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
第三节 民主德国的复兴
第四节 两德统一
专 题:信仰造就强大的政党和政府
第九章 德意志的经济现代化
第一节 德意志资本主义的起飞
第二节 崛起路上的经济奇迹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第四节 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专 题:创造经济奇迹的金钥匙
第十章 德意志的教育模式
第一节 民族复兴教育
第二节 自由的高等学院
第三节 大学之父与洪堡传统
第四节 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
第五节 闻名于世的学府
第十一章 大师辈出的日耳曼民族
第一节 哲学大师的智慧光芒
第二节 光照古今的文学巨匠
第三节 登峰造极的音乐天才
第四节 彪炳史册的绘画大师
第五节 深沉静穆的德国建筑
第十二章 德国的体育与传统节日
第一节 体育强国
第二节 德国的重要节日
专 题:“足球皇帝”贝肯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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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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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德意志民族的再统一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堪称是上世纪最独特而又大胆的试验。柏林墙的倒塌,使被隔离了28年的东德公民第一次有机会观察另一个德国和其制度。人们沉浸在别后重逢的巨大喜悦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更是激发了东德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尽管其间利弊至今众说纷纭,尽管其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它至少昭示了:两个互相排斥的肌体,在外力作用下快速接纳对方的可能性。
第一节 联邦德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国家——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两个德国对立的格局形成了。
联邦德国是德国历史上真正具有西方性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的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西方式的民主化和前沿工业化,而相比较而言,政治民主化也许是当时联邦德国更为紧迫的任务。
联邦德国1949年5月通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是实行议会民主制和社会福利制的联邦制国家,奉行民主制、法治、联邦制和福利国家“四原则”。联邦德国国家机构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西方模式行使权力。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总统在“平衡”总理的独断擅权和对西方的过分依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联邦德国的立法机关采用两院制,由参议院(上院)和联邦议院(下院)组成,议员每四年选举一次。联邦政府由总理和各部长组成。联邦总理由联邦总统根据国会占多数席位政党的意愿提名,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各部长则由总理指定,对总理负责,只有总理单独向联邦议院负责。联邦德国还专设联邦宪法法院,负责监督《基本法》的执行,对行政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
与政治现代化相辅相成的且较政治现代化远为耀眼的是联邦德国的经济现代化。战后三年里,西德的经济形势已经宣判了中央统治经济体制的死刑。在美英法三国对德政策上取得协调一致后,全面整顿西德经济体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联邦德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社会市场经济”为理论指导而展开的。这一理论以竞争为基本内容、主张自由贸易而又带有福利保障的社会化色彩,不仅为联邦德国企业主们所接受,同时也深得民心。路德维希?艾哈德就任双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后,依据“社会市场经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联邦德国的经济得以初步恢复。1949年的生产达到了1936年的80.6%,1950年又比1949年提高了60%。
从1952年起,联邦德国的经济开始进入振兴和繁荣期。1952~1959年,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1%,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9.2%,远高于同期的美、英、法,只稍低于日本。
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指标也居西方国家前列。其中,钢产量从1952年的1581万吨增至1965年的3682万吨;煤产量在1955年超过英国,达2.4万吨,居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汽车产量在1967年也居西方国家前列,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更难能可贵的是,联邦德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物价仍然比较稳定,通货膨胀率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业状况迅速好转,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大幅下降。稳定的物价与高速增长的经济相互促进,使得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佳状态。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是联邦德国战后经济第一个复兴时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联邦德国迅速得以重新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
但是,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在1966~1967年遭遇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厄运。幸运的是,联邦德国在1967年7月就顺利渡过了此次危机的低谷,重新转入经济复苏。1966~1973年可谓是联邦德国经济的“中速发展式稳定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36%。1971年,联邦德国的外汇储备猛增至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
虽然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在60年代中期之后放慢了前进的脚步,但联邦德国已经不可遏制地成长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两德统一之前,其国民生产总值一直稳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达24477亿马克(1990年)。
为了使联邦德国重获完全的主权并自立于西方世界之林,联邦德国走上了靠拢美国,与法国和解,与西方结成经济、军事同盟的道路。在阿登纳的领导下,联邦德国迅速恢复国家主权,并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舞台上重新占据了一席之地。
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联邦德国不仅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上逐渐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牢固地占据着欧洲头号大国的地位,并成为通向国际经济政治黎明时代的引路人。
第二节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
一名记者曾经问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他的政治生涯期间什么时候最幸福。这位89岁老龄的老人说是迁入绍姆堡宫——当时的联邦总理府所在地的时候。
阿登纳在位14年,其间,不断地证实了他那种稳健的权力意识,执掌权力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和满足,但是他没有沉湎于权力之中,权力只是实现他坚定信仰的方法与途径。当他预感到遭遇的抵抗非付出重大代价不可挫败的时候,权力也并不阻碍他去寻求妥协——但是他深信,他所放弃的,明天或后天便会重新得到。
为了联邦德国的政治自由,他付出了自己的一生,直到他死后20年,两德才得以统一,可惜他却看不到了。
1949年8月14日,当时的西德人民选出了第一届联邦议院。9月15日,年届73岁的阿登纳当选为联邦总理。五天以后,他宣布,要利用“起码是相对的国家自由”来克服燃眉之急的物质匮乏,并要为西德人赢回外交上的行动自由权。他决心推行欧洲一体化政策,使西德成为自由欧洲国家共同体中坚定的一员。他努力与西方战胜国结成联盟,先决条件是他们能重新在德国及其政府中树立威信,并在苏联发动政治、军事进攻时挺身相助。
阿登纳在为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新赢得信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一方面他坦率地表明纳粹政府打着德国的名义奉行的是一套犯罪政策,但他本人并不对德国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1933年,身为科隆市长的他被解除了职务,1944年他甚至被捕入狱达数月之久。从1933~1945年纳粹统治期间,阿登纳不得已而无所作为,并常常处于盖世太保的监视之下。另一方面,他强调说,任何一个战胜国都无权对一个战败国的全体人民进行惩罚,更不能长期剥夺他们的自决权利。1955年巴黎协定生效,德国重新确立了它的国家主权,这应归功于阿登纳为解除盟军的占领与控制,扩大德国的权益和在西方联盟中取得平等权利而作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阿登纳的另一目标是创建欧洲委员会。创建初期的1951年,在倡议者夏尔?戴高乐、罗伯特?舒曼(法国国务活动家)、让?莫尔(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和外交家)和康拉德?阿登纳的共同努力下,签署了欧洲煤钢联营协定,由此也使“世仇”的德、法两国握手言欢。阿登纳明确表示:“在今日的欧洲,世仇已完全不合时宜,我决心使德法关系成为我们政策的核心。一位联邦总理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德国人和一个好的欧洲人。”
三年之后,德国加入了西欧联盟,1957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成员。鉴于当时的形势,阿登纳认为建立一个联合的欧洲势在必行。欧洲统一既是其本身之目标,同时也关系到德国的切身利益。“我们是一个弱小又易受攻击的国家。凭借自身的力量我们将一事无成。作为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真空地带,我们没有任何盟友,却在东边有一个危险的邻国,拯救德国即拯救欧洲。”
康拉德?阿登纳不仅想做一个“欧洲人”,还想成为一个“大西洋人”,他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欧洲是无力对抗苏联的不断日益增长的威胁的。他尤其认为美国不会怀疑联邦德国对联盟的忠诚,这样,1954年西德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保证联邦国防军随时投入作战状态。
由于当时不可能获得统一德国的政治自由——如果两德统一就必须保证保持中立,这样便很可能成为苏联进攻的牺牲品,所以阿登纳希望至少能阻止国际法认可的国家分裂。在1955年秋出访莫斯科之际,他又强调了这一政策。他和他的代表团成功地同苏联协商了有关释放10万德国战俘和20万和平居民等事宜,并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赫鲁晓夫旷日持久的谈判中,他尽力谋取一种令人满意的统一德国的办法。
阿登纳十分重视对受迫害犹太人的赔偿问题。他认为出于道义必须作出表示,并终于在内政方面争取到了巨额的赔偿资金。他在回顾1952年签订的赔款条约时说道:“德国在其表示并证实了它的赔偿意愿之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各国中受人尊重且享受平等权利的一员的。”
阿登纳第四次当选联邦总理时已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他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不断遭到批评,特别是民主德国政府1961年建造了柏林墙,更使他失去了本已享有的威望,人们谴责他对这种做法的容忍。
除此之外,公众亦对他的高龄表示怀疑,对于这种忧虑,“老头儿”表示不解。一次,他因患支气管炎不得不卧床休息,他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特派代表到他家中探视。代表向他暗示,他应该考虑接班人的事宜了。阿登纳避而不谈,结果谈话难以继续。探视代表回到家里后,妻子关切地询问起丈夫的健康状况,说阿登纳打电话来告诉她,她丈夫在探访时总是谈到死的问题,该请医生看看了。这是年迈的阿登纳对探访者的幽默报复,他还表示以后再也不上诸如此类的外交手腕的当了。
1963年,阿登纳辞去联邦总理之职,但仍继续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至1966年。1967年4月19日,他在撰写回忆录时与世长辞,终年91岁。
第三节 民主德国的复兴
民主德国从1949年建立到1990年最终为联邦德国所统一,经历了41年的风雨。在这41年中,民主德国坚持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取得这一体制下最大的成就,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都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高的。但是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民主德国像一颗流星一样,一刹那辉煌之后,便陨落于历史的长河中。
根据1949年的民主德国宪法规定,民主德国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为领导的多党议会民主制。人民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按宪法规定行使立法权,监督一切国家机关的活动,由经普遍、平等和秘密选举产生的400名议员组成,任期4年。总统为国家元首,由人民议院和州联邦议院共同选举产生,总理为行政首脑,由人民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议会党团提名、选举产生后组织政府。人民议院还负责选举和罢免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根据宪法规定,民主德国的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国家必须为人民的幸福、自由、和平及民主的发展服务。
1960年9月12日,民主德国第三届人民议院召开第14次会议,决定取消总统制,设立国务委员会,由人民议院选举产生,对人民议院负责,执行宪法和人民议院所赋予的任务,任期5年。国务委员会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民主德国。部长会议是国家最高权力执行机构,部长会议主席为政府首脑,同时也是民主德国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由国务委员会主席提名、人民议院选举产生。部长会议受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执行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虽然民主德国的政治体制在开始阶段并不是简单地照抄苏联的政权形式,还注意吸取了本国过去的历史经验,但随着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苏联的扶植之下逐渐牢牢控制了领导地位,一种所谓的“民主化中的政治集中趋势”得以不断加强。这种斯大林式的统一社会党专权,加上克格勃式的秘密警察,特别是一种“跟着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德意志民族政策”,逐渐导致了民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隔阂,并最终导致了民主德国在与联邦德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民主德国在经济领域实行全盘“苏联化”,参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依靠行政机关和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和管理所有企业,发布各种指示,规定各项细节。针对建国初期不利的经济处境,新成立的民主德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两年经济恢复计划(1949~1950年)。到1950年底,民主德国的生产已经基本恢复到了1936年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之后,1955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比1950年增长了91%,平均增长率达13.7%;农业生产增长了44%。同时,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7.6%,在农业生产中占27.4%,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56.8%上升到69.9%。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民主德国已经具备了较为稳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仍保留着多种经济成分,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与联邦德国相比较而言要缓慢得多。
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七年计划”,民主德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国民经济已初具规模,国民经济总产值已达到建国初期的3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5倍。
1964年1月,民主德国开始在全国推广“新经济体制”,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废除一些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并利用经济杠杆调动民主德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1966~1970年,民主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6%。1970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突破1000亿马克大关,人均收入增长22%。民主德国也向世界宣布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经济体制”是民主德国突破旧框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经济道路的一次尝试,它着力改变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和“绝对平均主义”现象,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加上苏联以及民主德国部分老一辈领导人的反对,最后被迫中止。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成为民主德国发展史上最有成效的建设时期的开端。埃利希?昂纳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大会确定了“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必须任务,提出要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统一”,以“集体化”、“合理化”为建设中心。在此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民主德国在70年代逐步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国家。10年中,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投资额从1971~1975年的1830亿马克增至1976~1980年的2500亿马克,生产率增长53.6%,国民收入增长53%。1980年,民主德国的工业产值为2689.5亿马克,比1970年的1508亿马克增加了近一倍。机械、能源、化学、冶金等部门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产值达到300亿马克,占工业生产值的11.2%。截至1980年,民主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204亿美元,人均达7180美元,居同期世界第28位,在苏联东欧国家中居于首位。
进入80年代以后,民主德国继续贯彻经济改革,建设了大量的联合企业。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国民收入更有大幅度提升,1980~1985年的增长率达到了30.7%,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4.4%,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7.6%。这期间民主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10位,国民收入总额居世界第12位。1988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1873美元。1989年,其生产性国民收入达到2735亿马克,比建国初期增长了10倍多,其中工业生产增长18倍,农业生产增长1倍,畜牧业生产增长8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5倍,人均纯收入从1970年的794马克提高至1988年的1620马克,人民生活水平居世界第24位。
广大民主德国的劳动者以自己的勤奋创下了东欧集团中最高的工业产值以及最高的生活水准,民主德国在短短41年内也曾崛起于世界,跻身于世界十大发达工业国家的行列。
民主德国的外交内政一直受苏联的影响,相比较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外交更多的是被动式的反应,而长期对苏联的依赖也导致民主德国政府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当苏联这棵大树轰然倒塌时,民主德国便如同一颗流星,悄然陨落了。
第四节 两德统一
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迎来了国庆40周年。然而,就在总统昂纳克在东柏林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大谈民主德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民主德国的一些地方城市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群众示威游行,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化,推行改革,改善供应和服务,放宽对出国旅行和新闻媒介的限制等。当天晚上,正当东柏林共和宫举行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招待会的时候,东柏林一批青年人也在离会场不远的地方举行示威游行,一路上加入的群众达六七千人之多。当局出动警察镇压,警察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数以千计的游行者被捕,游行队伍亦被驱散。从10月8日起,东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波茨坦、马格德堡、耶拿等许多大城市再次相继爆发了群众性的抗议示威活动,其人数之多为民主德国历史上所罕见。
事态在不断地扩大、蔓延,口号也从要求“改革”、“旅行自由”、“新闻出版自由”迅速转变为要求反对派组织合法化、实行真正的多党制、举行“自由选举”等。这期间,民主德国政治反对派组织也应运而生,其中于9月19日宣告成立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新论坛”,该组织成立后随即被取缔,但它仍在公开活动并迅速壮大起来。
10月18日,担任党的最高职务长达20年之久的昂纳克被迫辞职。新任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上台后立即宣布实行“彻底改革”,严厉批评前领导的严重错误,宣布赦免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然而,抗议活动并未因此中止。次日,各地群众继续举行示威游行。人们呼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要求新闻出版自由、旅行自由,实行自由选举,结束一党独裁。29日,民主德国撤销对“新论坛”的起诉(指控“新论坛”为国家的敌人)。
11月4日,东柏林爆发50多万人大游行;6日,莱比锡也有50多万人大游行。在强大的压力下,民主德国不得不加大变革力度,11月7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集体辞职;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十一届十中全会,政治局宣布集体辞职,同时选出以埃贡?克伦茨为首的新政治局。党总书记克伦茨在此次中央全会上再次向全党全国人民承诺,民主德国要在世界开放的形势下革新社会主义,进行彻底改革;9日,民主德国宣布:从即日起公民无须申报特殊理由即可获准办理出国旅游或移居国外的护照。这意味着推倒柏林墙,开放边界。
开放柏林墙只是克伦茨政权作出的一个无奈之举,但这个晚上却成了两德人民“疯狂的时刻”,演出了一出轰动世界的悲喜剧。晚上10点钟,民主德国边防战士奉命打开东西柏林过境关的栏杆,数以万计的人组成巨大的人流,不受阻挡地涌向西柏林和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和西柏林居民纷纷驱车前往边境站,欢迎来自民主德国的同胞。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人们自发地开始拆除柏林墙,一时间柏林墙被敲凿得千疮百孔。在这以后的几天,西柏林人在过境道口铺上大红色的地毯,开来免费大轿车迎送东柏林人。仅11月12日这一天,去西柏林的民主德国公民就达到了50万人。12月12日,象征着“大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也被打开了,东柏林的菩提树下街上,人们欢声雷动,挥舞着两个德国的国旗,像一家人一样欢庆盛大的节日。
随着柏林墙被推倒和边界彻底开放,民主德国政治多元化被提上议事日程。11月13日,民主德国民主党派“德国民主农民党”主席京特?马洛伊达在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九届十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民议院主席,这是民主德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种现象。11月17日,以积极主张改革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新任政治局委员、原德累斯顿专区党委第一书记汉斯?莫德罗为首的联合政府宣告成立,此届政府由原来的44人减至26人,其中15人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11人为其他4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而这种力量对比在民主德国历史上也属罕见。
这一天,莫德罗政府提出建立和发展两德间的“契约共同体”构想(11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提出统一德国的“十点计划”)。12月1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通过修改宪法第一条的提案,删去了关于民主德国受“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6日,克伦茨下台。7日,民主德国14个党派、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在柏林举行“圆桌会议”。这不仅是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全国政治力量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而且表明德国统一社会党正式承认政治反对派组织的合法地位并准备实行多党制。
12月8~17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举行特别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41岁的律师格?居西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并正式确定,将党的名称更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实行多党制,建设民主社会主义。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议会自由选举,共有24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参加了竞选,93.22%的选民参加了投票。经选举,民主德国基民盟以40.82%的选票获胜,在人民议院400个议席中占163席,成为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权,而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仅获得16.40%的选票,在人民议院400个议席中占66席,成为第三大党。4月12日,以民主德国基民盟为主体的德国联盟与民主德国社民党等达成协议并组成新的大联合政府,民主社会主义党由此而失去执政地位并成为在野党。5月6日,民主德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地方议会自由选举正式举行。在这次地方议会选举中,民主社会主义党再次失利,总共仅获得14.59%的选票。由于以积极主张德国统一的民主德国基民盟为主体的德国联盟在民主德国执掌大权,德国统一进程加快,民主德国政治体制转型也随之加速。
自1990年4月起,有关两德统一问题的艰难谈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5月18日,两德正式签署有关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第一个“国家条约”。7月1日,该条约生效,东德马克退出流通领域,西德马克进入民主德国并作为其唯一合法的支付货币。这意味着两德走向经济统一,民主德国开始接受联邦德国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
7月6日,两德又开始就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进行谈判。第二个“国家条约”包括规定两德统一的原则、方式和时间,确定两德统一后的政治制度等。经过讨价还价,8月23日,民主德国终于作出决定,即民主德国将恢复1952年行政区划改革前的5个州建制,并于10月3日按联邦德国宪法即基本法第23条集体“加入”联邦德国。很显然,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就意味着德国统一后的政治制度是按照联邦德国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多党议会民主政治制度。
8月31日,两德正式签署了实现两德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自此,民主德国便按照第二个“国家条约”和联邦德国基本法的规定着手彻底变革和转换其政治体制。10月2日,民主德国政府及其机构正式停止运转。同日下午,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人民议院主席波尔女士宣布它“圆满地完成了以自由方式实现德国统一的任务”。晚上23点50分左右,民主德国带有国徽(由代表工、农、知识分子的锤子、麦穗、圆规组成)的黑红黄三色国旗从勃兰登堡大门和所有政府机关建筑物上降落,由联邦德国的黑红黄三色国旗取而代之。
1990年10月3日零时,德国统一大庆典在柏林正式举行。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总理科尔以及其他德国政府官员,来自全德各界的2000名代表和驻德国的外交使节,出席了升旗仪式。从此,世界上只有一个德国——联邦德国。
专题:信仰造就强大的政党和政府
进入新世纪后,在德国产生了一位女总理——默克尔,这位德国新任女总理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总理,也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1954年7月17日,默克尔出生于联邦德国北部港口城市汉堡的一个牧师家庭。出生后不久,她的父亲带领全家迁往民主德国。默克尔从小就显露出在科学方面的天赋。1973年,她以优异成绩进入莱比锡大学,1973~1978年在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物理学,1978~1990年在原民主德国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工作,1986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9年11月,默克尔加入原民主德国“民主觉醒”组织,开始其政治生涯。
默克尔在德国政治中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基督教对德国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默克尔任主席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其前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中央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基督教民主党在各地成立,1950年10月举行第一届联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基督教民主联盟,选举阿登纳为联盟主席。1949年起同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联盟党,在联邦议院组成一个议会党团。1949~1956年和1961~1966年,基民盟—基社盟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1956~1961年单独执政,1966年底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1969年10月大选后成为在野党。1983年3月和1987年1月大选后,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连续组成联合政府。该联盟主席H?科尔连任总理,主要成员是企业主、农场主、职员和知识分子。该联盟对内主张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对外主张加强欧洲同美国的联盟,实现以欧洲共同体为基础和核心的欧洲统一,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毫无疑问,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德国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而基督教参与现世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其政治代言组织——基民盟来实现。德国在全国大约有将近5800万人信奉基督教两个教派中的一个,其中大约2950万人信福音新教,2800万人信罗马天主教,还有一小部分属基督教其他小宗教团体,如福音会、卫理会教、浸礼会、老天主教会、门诺会等,这些都是自由教会。
目前,在德国共有24个州立基督教会和27个教区、4.2万名神职人员。德国几乎每个角落都有教堂,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有2个牧师从事教会工作。由此不难看出,宗教在德国具有很深的根基,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对德国政治影响至深。
在德国没有国家教会,即国家对教会没有行政监督作用,国家对宗教信仰持一种中立态度,但教会并不是一个私人团体,而是同国家保持有伙伴关系的特殊形式的公法团体。在现实生活中,教廷通过同国家签订协议与和约来处理它与国家的关系。为了在联邦政府和议会面前代表自己的利益,各教会在波恩驻有自己的全权代表。教会有权要求国家提供财政帮助,教会办的幼儿园、医院、学校的费用全部或部分是由国家承担的。在德国,教会从事的慈善事业遍布全国。天主教有24033个社会福利机构,重点是医院和幼儿园,拥有11.3万多个床位,工作人员40.7万人。新教有27885个社会福利机构,拥有91.2万张床位,有32.6万名工作人员。德国75%的养老院在教会控制之下,教会是仅次于全国公共机构的第二大“雇主”,提供了120万个工作岗位。由于教会办的青年旅馆、教会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收费比较便宜,因而深受人们欢迎。如今,教会的社会福利和慈善活动已成为公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德国,教会有权向教徒征税,通常由国家以报销费用的方式代理征收,教会的后继神职人员也多在国立大学中接受培养。在聘任神学教授方面,教会拥有发言权。
今日的德国,尽管青年对宗教的信仰不像老年人那样虔诚,但宗教仍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在德国每两年更替举行德国天主教代表大会和德国福音新教大会,以此来加强教会的影响,引起社会对教会的关注。平时就是通过大量的慈善工作来扩大教会的影响力。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有自己从事慈善工作的专门机构。天主教进行慈善工作主要是通过德国慈善协会,新教是通过教会救济署。教会用于慈善救济事业的资金主要靠善男信女们的自愿捐赠。此外,就是办医院、养老院、康复院、幼儿园、学校等。虽说这部分资金全部或部分来自国家。但这些活动已成为公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难以替代的社会福利活动,它填补了国家在此方面的空缺,因而深受公众欢迎,反过来这些慈善活动也极大地扩大了教会的影响,加深了它对国家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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