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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一次《看地球》将目光投向了海洋。《海洋的新边界》系法国开发署《看地球》系列的2011年版，也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继2010年出版《城市：改变发展轨迹》后的第二本。
在20世纪中，海洋的边界不断遭到挤压，人类的足迹已经到达所有海域，人类一再突破海洋的界限从而获得鱼类、矿产、遗传等资源。随着技术进步、发明创造的涌现、工业需求、国家的战略调整以及生态保护等的变化，各方利益纠结在一起，海洋的编辑不断被改写。当前的一些变化给海洋世界造成了一定冲击，本书就是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何使未来的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的保护相结合等问题进行讨论。作者采用全面的、跨学科的研究路径，用一种科学的、与政治决策相联系的方式来解析国际社会在海洋生态系统的综合开发利用、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海洋遗传资源的开发以及海洋污染的防控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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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皮埃尔·雅克，法国开发署战略总监兼首席经济学家，法国路桥学院人文科学、经济、管理与金融系主任，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拉金德拉·K.帕乔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所长。
劳伦斯·图比娅娜，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巴黎政治学院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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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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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一个新兴世界
引 言 海洋：新边界
第一章 与海洋共谋未来
第二章 一个待发现的世界：生物多样性评估
聚焦 海底山：生物多样性的绿洲？
聚焦 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评估
第三章 海洋：取之不尽的能源之源？
第四章 全球化的海洋经济：何种代价？
聚焦 船舶拆解：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第五章 鱼与人的关系：如何管理“不可管理者”？
聚焦 鱼类资源枯竭：水产养殖能替代吗?
第六章 海洋治理：过于分散的管理框架？
第七章 海洋保护的区域路径：“区域海洋”的经验
聚焦 东非：生态系统方法的贡献
聚焦 欧盟“Natura 2000”网络：欲向海洋领域延伸
聚焦 东非：陆地源污染防控
第八章 海上运输：经济与环境问题的交汇点
第九章 打击非法捕捞
聚焦 渔业码头：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
聚焦 欧盟与西非的渔业协定评述
第十章 有关捕鲸之争的观点交锋
第十一章 海洋遗传资源，活体专利申请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聚焦 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地位问题：相关国际讨论详解
第十二章 海洋增铁“ 施肥”：2009 年德印联合科考行动
第十三章 北极治理的挑战
聚焦 海上石油开采或将受到国际监管？
聚焦 一个塑料的海洋： 太平洋垃圾旋涡
第十四章 气候：海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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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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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新边界
拉斐尔· 若藏（Raphaёl JOZAN），法国开发署（AFD）
朱利安· 罗谢特（Julien ROCHETTE），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Iddri）
桑吉维· 孙达尔（Sanviji SUNDAR），印度能源和资源研究所（TERI）
在过去的20世纪，海洋的边界不断遭到挤压。自沿海民众逐步开始征服海洋这一恶劣环境的那个时代起，这个决定性因素彻底改变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人类的足迹如今已经能抵达所有的海域。离海岸的距离以及海水的深度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类一再突破海洋的界限，不断从海洋获取各类资源，包括渔业资源、矿产以及遗传资源等。随着技术的进步、科学发明创造的涌现、工业需求、国家的战略需求以及近年所出现的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要求，海洋的边界线被不断地重新改写。对此，没有一片海域能够幸免。
北极的例子最有象征意义。虽然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这里仍然是一个交通不便、未得到多少开发的冰雪世界，但实际上这里正在上演着激烈的能源争夺。对此，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当属俄罗斯的科学家在这里的海底插上了他们国家的国旗。这种争夺与20
世纪以来能源行业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蕴藏在海底的化石燃料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全球化石燃料的供应30%
来自海洋，而这种燃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市场上几乎见不到踪影。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得人类对能源的胃口越来越大，海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更多“深海”的石油被开采出来，而沿海海域到处安装了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新的发现使得人类每一天都在推进海洋的界限。“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项目估计，过去10 年间人们共发现了近6000
多个新物种。近年来航海和捕捞等领域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使得一些海洋生态系统被人们开发利用，如一些位于公海深处的海底山：这些地区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这里才出现大规模的渔业捕捞。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各种养鱼场和贝类养殖场大量出现，所采用的正是过去人们饲养家禽家畜的方式。2008
年，水产养殖业提供的产品占了全球水产品总量的37% ，海洋成了全球蛋白供应的一个重要来源。
航运业的巨大发展则使海洋成了全球化经济的一个重要联系纽带。海上航线成了价值链上的一个重要载体。作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高速公路”，这些海上运输通道承载着80%
~ 90% 的货物运量，成了21 世纪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像在陆地上所发生的那样，现代化和大量技术的应用使得海洋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只能在近海地区作业的小马力渔船如今早已被大型拖网渔船所取代：这些装配了先进技术设备的渔船是真正的“海上推土机”：它们能够在任何天气状况下工作，作业深度可达2000
米。这一高产的捕捞方式必须以相关的研究成果为支撑：它们能够以历史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建立起能推算某一海域鱼群数量的动态模型。
海洋活动不仅自身发生了改变，而且它们还改变了大陆与海洋的边界线，使其变得越来越模糊。人们通常所说的20 尺或40
尺标准货柜，就是指那些被喷上各大船运公司自己特定颜色的集装箱。这一技术发明使得各类琳琅满目的货物能被装上各种超大型船只，在短短20
天的时间内就可以从新加坡运抵荷兰的鹿特丹港C。港口的基础设施和陆路上的运输卡车也都有着相同的技术规范标准。此外，集装箱也有利于展开多种形式的联运。集装箱在进入物流领域后大大提升了流通的速度。它已不仅仅是海上运输的象征，而且也成了全球化的象征。即使在类似中亚的塔什干这样距海港数千公里、堪称地球上最为偏远的内陆地区，人们也照样能见到集装箱的踪迹。海洋运输对于陆地经济的影响是如此之深刻，以至于内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要低于沿海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相差1.5
个百分点，而且陆地经济的地理布局也会按照大型海上航线的分布而做出调整。
事实上，陆地与海洋之间的边界正变得模糊。长期以来，海洋经济一直局限于沿海地区的某些点上，而且参与方往往只有生活在当地的居民。而如今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挪威、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纳米比亚这样一些完全不同的地区，海洋经济同样都存在着。事实上，渔业捕捞已经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行业，它的一些专业网络甚至将触角伸向了偏远的内陆深处。海洋资源不再为生活在沿海的一小部分民众所独享，它们成了一种“国家资源”，
而且从事这些公共资源开发利用的往往是一些国际大公司。与能源一样，渔业收入超越了沿海的范围，成了“国家政策”所管辖的对象。例如，纳米比亚在1990
年获得独立以后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与国家的渔业收入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样，鱼类产品的价格也不仅仅取决于那些小的渔业码头，而是取决于一些远离海岸的权力机构——如布鲁塞尔——所提供的财政补贴。而渔业捕捞这个行业则越来越受控于那些国际金融中心。
然而，海洋仍然有着很多秘密。这些秘密依然鲜为人知，正等待人们进一步探索。这些资源正在激发起新的欲望，并展示出一些良好的前景，如制药、海水淡化处理以及潮汐和海浪发电等。然而，由于全球的人口及其活动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沿海地区，因此这更容易受到海啸或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危害，如水位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本书各章节所要描述的正是人类社会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所发生的变化：人类对海洋的了解越多、对其开发利用的程度越高，知识的局限以及开发这些资源所遇到的挑战就会越多。
一个受威胁的共享环境
几十年前，人们还认为海洋是一个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方，而如今海洋的环境已十分脆弱，而且海洋环境这种脆弱的平衡正受到人类各式各样、高强度的活动的威胁。过去几十年来，国际航运业持续快速的增长加剧了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的风险，海洋物种也受到了干扰。除了引起沿海居民不满和愤怒的原油泄漏之外，非正规的油舱清洗所造成的原油污染以及船只在排放压载物过程中所带来的一些外来物种，这一切每天都在破坏着海洋的生物多样性。雅克·
库斯托船长曾经巧妙地展现给我们的那个无声的世界早已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各类船舶给海洋带来了严重的噪声污染，其对海洋鱼类、海洋哺乳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影响如今越来越多受到关注。
鱼类资源枯竭从未达到过今天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程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估算，75%
的鱼类资源正处于充分捕捞或过度捕捞的状态。工业捕捞技术的大规模运用——
为了维持该行业的效率，有时这些捕捞技术的运用甚至可以得到补助——使得一些物种面临生存威胁，导致一些深海栖息地被破坏。数以百万计渔业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未来的命运被蒙上了一层阴影F。那些传统的海上经营活动的持续高速发展本身就已构成了威胁，而一些新的经营活动对海洋环境来说同样十分危险。人们对于深海栖息地在物理和生物机制方面了解的加深，为制药行业开辟了许多良好的前景。然而，相关的生物勘探活动虽然一直在定期举行，但从未考虑对生态系统的尊重。
人类的足迹也延伸到了一些迄今得到完好保存的地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北极地区，而且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是难以想象的。如今的人类能够将捕捞鱼的拖网下潜到1500
米的深海区域进行作业，能在水深达2000 米的海底勘探钻井，也有能力提取深海物种的DNA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人类却无法阻止类似2010
年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并发生漏油的灾难事件。除了对石油泄漏束手无策之外，当人们面对诸如“太平洋垃圾漩涡”这样的“塑料海洋”时，同样也显得无能为力。最后，在这份对海洋环境威胁的清单中，别忘了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重要因素：超过80%
的海洋污染来自陆地的活动。工业、农业、旅游以及城市化等，这些无声污染源所造成的危害却是持久的。仅仅在地中海，超过50%
的城市污水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下便被排入了大海。一些环卫设施不完备的城市将垃圾直接倒入大海，而农业污染最终也会通过河流进入大海。总之，大海之病症主要来自陆地，大海成了地球的一个垃圾场。
海洋污染也使得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逆转。即使是那些利益不同、价值观各异的人们也必须学会分享、共同开发利用海洋。例如，“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漏油事故除了对佛罗里达沼泽地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之外，它还严重影响了美国海岸的地方经济，包括旅游业以及渔业等。在因为分享环境资源而引发冲突方面，港口似乎最具代表性。集中了大量石化设施的港口本身就是污染和危险的象征。无论在北美、欧洲还是在中国，甚至是韩国的釜山，港口所面临的环境压力都在增大。港口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一个战略要地，但它们越来越多地引起当地民众的争议。
争论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环境质量的问题，而且也会涉及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等问题。就港口而言，目前它们脱离所在地政府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十分有限。港口与港口之间或者港口与内地大城市之间的联系，往往比港口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而受港口负面因素所影响的则局限在与其邻近的地区。随着“地主港”（landlord
port
）模式——港口的经营权交给某个私营业主——的盛行，港口所要满足的首先是经营业者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与港口所在地的地方利益通常并不一致。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那些只承担转运业务的枢纽港口，它们与沿海地区的地方经济没有丝毫关系。
一个反常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与海洋的关系日益多元化的同时，这种关系也出现了一种自我封闭的势头。在20
世纪获得大发展之前，海洋曾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而如今它正变得相对封闭起来。在这方面，渔业资源分配的例子最为明显。无论是在西非沿海还是在挪威的海域，工业捕捞的许可证都很难获得，而且捕捞量在相关渔业管理规程中有着明确的限定。这种许可证管理制常常会引发与手工捕捞业界的矛盾，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因为手工捕捞者往往会被国家政策所忽视。于是，地方经济体只能在那些鱼类种群数量较少的地方从事捕捞，因为鱼群丰富的水域已经被他人所把持，这种情况在塞内加尔就可以看到。
长期以来，人们把对海洋的科学研究重点放在了对鱼类种群数量和石油资源的分析上，并据此制定出一些管理计划。这一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种自我封闭的势头。然而，海洋勘探的历史表明，相关的研究渐渐形成了另一门分支学问——在海洋生态系统保护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对海洋活动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的学问。这项研究注意到了一些先前被人所忽视的现象，如船舶的噪音污染、陆地污染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船舶拆解对亚洲工人的健康影响等。
什么样的海洋治理？
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海洋环境所面临的威胁。过去几十年来，国际社会对此十分关注，《国际环境法》就是在充分考虑到海洋所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自格劳秀斯以及海洋自由的原则在17
世纪形成理论以来［1604 年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82
年，国际社会终于拥有了一部“有关海洋的宪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CNUDM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多方谈判的结果，它为和平和持久利用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制定了规则，同时又把很大一部分海洋资源的管辖权划归给了各个国家。
然而，海洋领域里一切发生得都非常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首先，除了保护海洋环境这一总体原则勉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执行之外，《公约》的监管范围只涉及一小部分公海海域，70%
的海域依然保留了自由航行的原则——这种自由是相对的，而且这一原则已基本过时。其次，海洋的一些物理和生物动态变化也超出了这些法律框架的范畴。这些变化往往是跨界的：比如一些陆地上的污染物会跨越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边界进入海洋，被大规模的洋流所席卷，之后又被分解成微小颗粒而进入海洋的各类生态系统或者在海洋中形成了一些规模巨大的“塑料场”。此外，对那些在生物学上被划定为“越区种群”或“跨界种群”的鱼群来说，它们也很容易超出《公约》的监管范畴：鱼群无须“签证”就可以从这个海域进入另一个海域，甚至进入公海，而公海至今仍实行着自由的原则。
《公约》无法发挥作用的另外一个因素与海洋业相关经营业者所采取的战略有关：这些人会根据法律框架的变化及其所存在的漏洞而制定战略。海洋业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经济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迄今为止它在管理上所享有的自由。商业竞争使得轮船的登记注册十分宽松——许多国家有意在该领域疏于监管。同样，那些规避渔业监管的措施所带来经济效益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打击防范。总而言之，从整个行业看，公权机关把资源管理以及行业监管等任务都交给了私营机构，而这显然与《公约》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公约》把主要权力都交给了国家。这种倾向在石油行业尤为明显：公权机关既没有充足的财力也不掌握足够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对这一行业进行监管。
公权机关自己也没有闲着，各国都在不停地推动自身的国家利益，设法扩大本国的版图——北极地区的能源之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样，欧盟与非洲一些沿海国家签订的渔业协定表明，
欧盟的捕捞范围远远超出了欧洲社区本身的海域。相关分析表明，这一做法一方面导致了鱼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也等于说欧洲的船只获得了变相的补贴。一场真正的地缘政治较量正在海洋上展开，各个国家则是各类违规行为的直接参与方。更何况，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至今仍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综上所述，在人类社会与海洋之间的新型关系中，相关海洋事务的参与方正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这无疑会使局势更加复杂，那个旨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框架将更难出台。各国都认同海洋自由的古老原则，各国政府都希望海洋资源开发的收益能得到公平的分配，船东们希望船只能够航行的更加快捷，捕捞者希望通过提高捕捞强度和捕捞深度等方法来弥补鱼类种群数量的不足，科研人员希望有更多的发现，非政府组织希望有更多的海域得到保护——这一切实际上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在各类谈判场合的交锋，而这无疑会增加决策的难度。
当然，一些行业内的协议以及一些区域性的法规可以对总体管理框架文件形成一定的补充，并可以为相关的评估、保护、控制和监管提供更加精细的手段。然而，法律和制度框架的变化速度远远跟不上人类对海洋影响的速度；这些法律法规很难预见到人类的新活动及其带来的风险，如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此外对如此广阔的海洋进行监管，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些困难制约了人们在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努力。最后，海洋保护领域存在着多个国际机构多头管理的问题，科研界所提出的建议很难被决策者所采纳，一些有关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区域性协议很难与一些渔业协定相协调等，这一切都影响了现有法律法规的效率。
这里所勾勒出的画面看起来似乎很灰暗。不过，它的目的正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审视当前的海洋世界：如今的海洋世界正在发展的要求和保护的目标之间苦苦地挣扎，而其背后所体现的正是国际社会的不同利益之争。当前所出现的一些变化给海洋世界造成了一定冲击，本书接下来的一些章节将对当前所出现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对海洋世界造成了一定冲击——进行探讨、分析（第一至第五章）、对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所存在的复杂性做出分析（第六至第十章）并将探讨如何使未来的经济活动能与保护生态系统的目标相协调等问题（第十一至第十四章）。本书将采用一种全面的、跨学科的研究路径，用一种科学的、与政治决策相联系的方式来解析国际社会在海洋生态系统的综合开发利用、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海洋遗传资源的开发以及海洋污染的防控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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