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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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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是“民初四杰”之一，是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政坛核心人物之一。1913年3月在上海火车站，宋教仁即将北上就任总理之际，他被刺杀，这是民国第一血案，轰动了整个社会。1913年开春，新生的中华民国百废待举。新一届国会大选业已结束，国民党大获全胜。此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问鼎总理，势不可挡。恰在宋教仁北上之际，却不幸遇刺于上海沪宁车站。政党领袖身体的消亡，注定演化成政治事件乃至于军事斗争。这看起来像是1913年事变逻辑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民国呈现出一片溃败之势。但问题在于，“刺宋案”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疑问。到底是谁主使刺杀宋教仁，无论是当日还是今天，仍是一个不断被争议的话题。而诡异的局面，却在1913年并不清晰的“事实”上出现了。刑事案件演化为政治攻伐，进而上升为军事斗争，从而改变历史航道。刺宋案案情本身，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种政治力量，究竟是因何种动因汇聚到了宋案之上，并且由此导致了大分裂乃至于大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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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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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为新浪网历史频道主编、著名媒体人，曾策划并撰写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专题，受聘于重庆大学，致力研究中国近代史，著有《辛亥百年：100个人在19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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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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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帮会、政客与民初政治百态
—再探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真相
沪宁车站
谁是刺客？谁是主谋？
“秘电”
“毁宋酬勋位”
政客与政治
“证据一、二”不成立
关于“证据三”
若隐若现袁世凯
宋案中人的结局
第二章 宋教仁早年：1882—1904
晚清湖南之崛起
宋教仁之家世
漳江书院之求学
初历革命风潮
种族革命思想
第三章 同盟会合与分
宋教仁在日本
对日本的观感
成立同盟会
同盟会之纷争
东北之行与间岛问题
第四章 革命内部争夺领导权
缺乏领袖的革命
黎元洪的意外与不意外
中部同盟会的决策与失策
湖北革命与长江革命
武昌，或者南京
宁沪“大元帅”之争
内阁制与总统制
辛亥期间的宪法文本
第五章 惰性军政集团开始形成—北洋军阀的1911—1913
历史的疑问
失去士绅的满洲亲贵
政权让渡
拿共和来交换
惰性军政集团的生成
惰性军政集团的束缚
第六章 民初的政治，难产的平衡
民初的议会与政党政治
民初的政党格局
民初三大党派
难产的平衡：唐绍仪、陆征祥两届短命内阁
尾声：未完成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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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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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革命党人在将政权交付给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之时，似乎同时设下了一个政治圈套——《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集团似乎受制于“临时约法”，无所作为。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似乎“和平”的1912年来临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年仅4月至8月之间，内个就换了三届。根本原因，恰在于政治力量的不平衡。这一年八月，孙中山与黄兴北上，与袁世凯达成同时，赵秉钧内阁总算能安稳出台。宋教仁于是集中精力于年代的国会大选，试图通过胜选控制国会，进而组阁。
1912年年底与次年年初选情，如宋教仁所期待，国民党大胜。政治的天平似乎在向国民党一方倾斜。恰在1913年年初宋教仁北上之际，宋遇刺于上海沪宁车站。
民国的政治，从此开始塌方了。
第一共和国创立，以共和民主制为其国体形式，临时约法在总纲领部分载明“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与之相配合的是议会政治，“临时约法”总纲部分同时阐明，“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临时参议院，是议会（国会）的初级形式，是迫于形势不得已的临时方案。临时约法同时规定，将在约法颁布之后的半年内实施国会选举，国会选举完成之后，即由国会行使参议院之职权，后者即自行解散。
久议不决的总统制与内阁制，是共和政治的两翼。依照临时约法，民初政治，实行内阁制。内阁对议会（参议院）负责，议会享有立法权，从而使得议会在立法权之外又间接获得了施政权。临时约法虽仿效法国第三共和国体制，在对国家元首（总统）的限制上，却远远更甚，约法关涉总统条款，几乎全在限制总统之权，凡总统之政令事务，处处需要国务员之副署。按照临时约法，国家元首（总统）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首脑。
以临时约法确立的政治原则来展开民国的政治，那么，在议会内部为获得政权而展开的政党斗争，就成为了可能。以政党选举获胜，夺取议会议员中的多数，那么，就有权组成政党内阁，实践其政治抱负。
在“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之后，通过议会斗争获得政权，这是民初议会政治为宋教仁等革命者提供的条件。同样，在议会斗争中，不仅宋教仁可以大展手脚，其他政治力量，也有机会获得政权。
议会—内阁制度出台，使得民初政治的走上了政党竞争的道路。在议会中占有多数议席，其政党（或联合政党）首脑即可组阁。从而使得在议会政治中展开政治抱负的第一步，即是政党问题。无论对于宋教仁也好，还是章炳麟亦或梁启超也好，要在民初政治格局中脱颖而出，就必须组织有力量、具有号召力的大政党。那么，如何组建具有号召力、能够在政治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大政党，就摆在了民初一大批政治参与者的面前。
中国现代政治体系产生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制度移植。无论是国会、政党还是内阁，在民初的政治实践中，这些新事物与中国本土的产物，具有很大的区别。这是自戊戌以来十余年间不断对西方制度进行学习、研究以及引介的结果。这一制度移植的过程，本身也表明了现代中国（第一共和国）的创建，它不仅仅是一个内部政治问题（排满革命、驱除鞑虏），同样也是一个应对现代西方政治（创立中华民国）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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