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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毒大米、毒空气、重金属超标的自来水、各种化学项目，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的悖论似乎是从不发达发达的诅咒。环保的进步和成功，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几乎每一个去过日本的人，都觉得那儿的环境优美，其实几十年前，日本同样处于严重污染重。
什邡、启东的环境邻避运动说明，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大家越来越注意这方面，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日本有关环保的斗争为此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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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水俣病发生至今已经过去了50多年，仍是最恐怖的环境事件之一。本书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对当事人的访谈，描述了水俣病发生之后受害方、施害方和政府之间的博弈，着重聚焦于受害者及其支持者为获得赔偿和救助所付出的努力，尤其是草根阶层的运动。作者发现，战后日本民主非常脆弱，并严重依赖于特定的公民活动。而水俣病发生后的维权运动极大地改变了战后日本的民主模式。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民环保意识的提高，中国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环境邻避运动。作者对日本水俣病这一环境公害及相关各方博弈过程的描述，无疑值得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在讨论环境问题时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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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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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乔治，美国桑福德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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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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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前言
第一部分背景，1907～1955年
第一章城下町、工厂和帝国
第二章疾病之前的水俣
第二部分第一阶段的各方应对
第三章发现疾病及其原因
第四章第一轮解决方案，1959年
第三部分“沉默的数年”？
第五章解决方案的维持
第六章各种改变对解决方案的影响
第四部分第二阶段的各方应对，1968~1973年
第七章水俣病得到全日本的重视
第八章法庭内外：第二轮解决方案
第五部分1973年以后
第九章水俣与日本“现代化”悲剧
结论水俣和战后民主
尾声不安的灵魂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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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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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的一天，滨元二德从位于水俣市出月的家中走向坪谷的入口处，他家的渔船停靠在那里。他打算把昨天捕到的乌鱼处理一下，宰杀后拿到市场去。滨元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家人将永远不可能再过上舒适正常的生活了1。
路不好走，旧高速路又浪费时间，所以我几乎每天都沿着铁轨走。以前来往的火车不像现在这么多。一列开过，一般几个小时内都不会再有火车了……
突然有一天，当我走到这里，就是现在的出月汽车站，我被自己的鞋带绊倒了。
“真奇怪，我怎么会被鞋带绊倒？”我想。之后，我又被绊倒了一次。中津芳夫从后面追上我，说“二德，你怎么了？样子这么滑稽”。那就是我第一次感到身体麻木并且双手颤抖得厉害。2
中津说他也有类似的症状，并建议他俩一起去看医生。他们去了一家当地诊所，一位市川医生给他们打了针开了药，说是因为高温下劳累过度所致，要他们吃些有营养的食物并休息一周。当医生要求他们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时，中津发现他已经握不住笔，也不能写字了。滨元几乎也不能写了。他们问医生什么是有营养的食物，“他说有很多种，吃我们自己喜欢的就行了。我是个渔民，我们能打渔，我也喜欢吃鱼，所以回去后我每天都吃很多生鱼片，然后休息”，滨元说。3
一周后，滨元的情况更加恶化，全身麻木。中津的视力下降，他连在公交车上掉的一个10元硬币都无法找到。两个月里，滨元和中津不停地看医生，一家接着一家，最后他们又回到了市川医生那里，市川医生给他们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他们到位于县首府的熊本大学医院，找一位他在战时认识的朋友。
读了市川医生的来信，熊本大学医院的这位医生了解了情况，安排他们俩住进了医院，做了各种检查，那些医疗仪器都是他们在水俣从来没有见过的。在接受了许多药物注射和治疗后，他俩的病情有些好转。中津先出了院，随后滨元也出院了。滨元的姐姐富美子来医院接他，并付了医药费。她从亲戚那借了些钱，因为治疗费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期。
滨元回到了水俣，从熊本大学医生那里带回了一封信给市川医生。信上说因为检查无其他异常，所以市川之前在信中提到的病因猜测一定是正确的，即这两个年轻人是乙炔中毒。乙炔中毒会自然消退，这似乎可以解释病人的好转。但滨元对市川说：
“我并不想质疑您，医生，但是您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奇怪？”
“我的父亲长期使用这种灯（乙炔灯）打渔，他怎么没有得病？自我从学校毕业后，已经有三四年没有用过这种灯了。”
医生摇摇头说：“恩，是很奇怪啊。不过，大学那边写信来说让我给你打这种针，所以咱们还是打针吧。”打了针拿了药之后，我就回家了。4
而事实是，滨元是汞中毒，他吃了被工业废水污染的鱼，这种鱼的体内吸收并聚集了高浓度的有机汞。废水是由窒素株式会社水俣化工厂（以下通称窒素公司）排出的。吃大量的鱼增加了他体内的汞含量，加剧了症状。在熊本的医院，他少吃了很多鱼，所以病情有所好转。
滨元决定不再打渔了，于是就去窒素公司应聘。他通过了初试，并成功通过了体检，体检时他握紧拳头以免被人发现他的颤抖。1955年12月，他开始在那家毒害他的工厂里工作，每天270日元（0?75美元）。5没有人发现其实大家都得了同样的病，而致病根源就是这家工厂——水俣的主要经济支柱。事实上，就在几个月前，由于在半个世纪前致力于把这个化工厂建在水俣的前田永喜，刚刚得到了市里颁发给他的特殊荣誉奖。6
滨元二德不是第一个得水俣病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在水俣海域因环境问题而致病的人（见表2）。1951年左右，滨元就注意到海水开始变脏，但最初只是在百间港附近，工厂的废水从那流入海里。他发现越来越多的死鱼漂浮在海面上，有时候他就把那些还没死的捡回家。滨元的邻居川本辉夫记得，从1952年或者1953年起，青年团就开始抱怨工厂里的“坏水”7。乌鸦和海鸥不断死亡8。再早一些，在小渔村茂道那里，海滨沿岸的松树开始变黄枯萎。9
1952年，在接到水俣地区渔业协会的几起投诉后，熊本县要求窒素公司提交排放数据，然后交给县政府经济部门里负责渔业的主管三宅礼治，检测窒素公司排出的污水及其影响。三宅在报告中说，窒素公司不合作，但很显然其工厂排出的废水已经影响了从百间港到恋路岛的海域，并且造成鱼量的减产。他建议检测该工厂废水成分，并得出结论“必须要考虑废水所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危害”。10但报告提出后，政府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工厂的产量和污染都在上升。第一个阻止悲剧发生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猫身上也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它们常常会疯狂的“跳舞”然后死去。在1953年和1954年，滨元家死了三只猫，还死了几只鸡。11猫对于防止老鼠破坏渔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954年，在一份《熊本日日新闻》的报道中提到，一位茂道村的居民要求该市卫生部门帮助处理鼠患，因为由于猫的死亡，鼠的数量大量增加。在这个有120户住户的小村庄里，两个月内大约死了100只猫。村民们从外面新带回来的猫不久后也开始不停转圈然后死去，就像本地之前的猫一样。第一份关于水俣病的媒体报道，这样写道：“因为附近没有水稻田，所以应该可以排除是农业化肥的污染”，12该报道也揭开了随后大家对于病因争论的序幕。之后熊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报告里说，从1953年到1956年，在患有水俣病的病人家中，61只猫里死了50只。13这种病同样
对人有影响，虽然在1956年前，大家都像滨元一样被误诊。滨元的邻居沟口封子，在1953年出现了走路和说话障碍，死于1956年3月，当时只有8岁。14她绝不是第一个死于或者得此病的人，但当最初的一批病人于1956年12月1日被正式确诊后，她是名单上的第一个，因为她是当时已知的病人中得病最早的。传统观念上人们认为得病是不光彩的，特别是得这种让人越来越虚弱的病，所以沟口和许多早期受害者都被藏在家里。151954年和1955年，就是滨元和中津去熊本大学医院看病的时候，本地的医生也发现了一些病人，他们的病症无法解释。直到1956年4月，两个小姐妹的患病，水俣最好的医生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新的奇怪的流行病。
1956年4月21日，住在坪谷的5岁的田中静子被妈妈带到了窒素公司附属医院儿科。静子出现了走路和语言障碍，4月23日住进了医院。两天后她两岁的妹妹实子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并于29日住进了医院。她们的妈妈告诉医生，一名5岁的名叫江乡下和子的邻居小孩，也有同样的症状。医生去村里进行了检查，不久就有8名病人被安排住进了医院。5月1日，窒素公司医院院长细川一指派野田兼喜医生向水俣市保健所报告，称“发现一种关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疾病”。16
5月4日，市保健所所长伊藤莲雄向县里报告了这一情况，但县政府直到8月3日（此时已经有18名病人确诊，并且3人已死亡）才向厚生省报告。17当年秋天，县公共卫生部主管有田重雄到水俣视察，去病人家里看望了他们，并向市政府官员们询问了情况。后来他回忆说：“我曾向县知事樱井报告过，［海］水可能是致病原因。但之后，我就被禁止［再去水俣了］，副县知事水上对我说，‘有田先生，从现在起你最好不要再去八代［在水俣与熊本之间］以南的地方了’。”18
这种病非常可怕。4月28日左右，江乡下和子的步态和语言都出现了异常，并且她已经不能抓握东西了。19到5月9日，她已经无法喝水，一喝就呛到并且喷出来。5月10日，她完全不能走路。5月17日，她不能吞咽食物，手脚也僵硬了。5月21日，她出现了肺炎症状，抽搐，并失去意识。5月23日，她便去世了。她家的每个成员都得了水俣病，其中有三个是在1956年的5月和6月间发病的。尤金?史密斯和艾琳?史密斯用一段描述和子的父母把她的尸体带回家的情景，作为他们的书《水俣病》的开头：
江乡下夫妇艰难的从水俣市医院走回了家……
他们是沿着铁轨走的，特意避开了公路，他们不想被人发现。江乡下先生走在前面，背上抗着他那已被解剖过的女儿的尸体……女儿死于水俣地区的“怪病”，原因不明，这种病像魔鬼一样散播着传染的恐惧，这些病人和接触过他们的人都变得肮脏、堕落，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
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20
1956年8月17日，滨元二德的爸爸滨元庄八居然睡过了头，他以前从未如此过。二德和他的妈妈很费劲才把爸爸弄醒。爸爸似乎迷糊了，说话不清楚，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想穿上木屐出门去厕所，也费了好大劲儿。他们马上意识到爸爸可能也得病了。当二德说让爸爸在家休息，他们出去打渔时，爸爸坚决拒绝了，口齿不清的说：“如果我不去，你能干嘛？”爸爸一路上像喝醉酒一样走到渔船边，他和妈妈艰难地把他弄到船上。过往的一只船带来的浪使他们的船摇晃了几下，爸爸就掉到了水里。二德把爸爸捞上来，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嘴里含糊不清地对邻居说“我，我也，得了那种，奇怪的，病，我们这，很时髦的，病”。21
几天后，原本就被安排再次住院的二德和他的爸爸一起，住进了熊本大学的隔离医院，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位患上这种“怪病”的人。不久前，他的爸爸就出现了全身颤抖的状况，指甲因为挠墙也流血了。要四五个人才能把他按住，喂他吃饭，但不久他就不能吞咽了。所有记录水俣病人的影片中，庄八的片子是最吓人的几部之一，那里面记录了一个强壮的男人是如何慢慢衰弱，还有他颤抖着想要抽烟喝酒的片段。不久滨元的妻子也出现了症状，和她的丈夫儿子一同住进了医院。庄八死于10月5日，死前他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单间，以免他的妻子看到他的惨状。二德和他的哥哥一德说服了其他家人，允许医院解剖爸爸的尸体，因为解剖结果可能会帮到其他还活着的病人。一德看着尸体解剖，和他的家人说，那就像“切鱼”。22尽管熊本县的医生确定滨元家的病是不传染的，水俣市的官员还是在庄八死后不久就将他们家进行了全部消毒。二德的姐姐富美子，当时29岁，照顾了他们的母亲3年直到她自己身亡，终身未婚。23
本书描述了水俣病的三个应对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6年发现该病，到1959年部分解决方案的出台。关于疾病，潜在的不便和为难的争论被地方精英们压在手里，没有上到法律和国家层面，这种不便和为难，不仅仅针对窒素公司，对于想要庇佑日本战后经济高增长计划的通产省和国家领导们来说，也是一样。结束了第一轮应对的“解决方案”，包括对受害者的“同情”补偿，对渔业协会的少量补偿，以及能够清除汞的污水处理设施的出现。该方案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这一阶段以科学家们查找病因、化工厂隐瞒情况、受害者得到补偿以及政府低调解决为特点。整个事件似乎从未得到国家的重视，在第一阶段后的一段时间里，针对相关研究的唯一资助来自美国。
事实上，所有围绕水俣案例的主题都在第一阶段出现了。水俣病不仅是一种环境病、一种人类在加速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它也是一个无情的、犯有谋杀罪的企业隐藏罪恶的过程；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包括科学团体和媒体互相勾结、混淆视听、容忍悲剧的发生并掩盖事实的过程；是当权者施压，反对说出真相和采取行动的过程；是对地方社会上一个城下町黑暗面的描述；是主流政治和草根行动的博弈；是社会对这些行动和个人的约束；是对“传统的”语言使用、宗教和道德经济概念的坚持和适应。
1959年后，日本和水俣发生的巨大变化——该市对窒素公司忠诚度的降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新左翼势力的增长，公民组织的成熟，以及其他地区出现的污染疾病，瓦解了第一阶段的解决方式并推动成立新形式的组织，采取新行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水俣病和其他一些出现在日本的环境病得到了政府迟到的认定（窒素公司的汞就是造成水俣病的原因），民众的政治参与变成可能并且愈加积极。水俣病事件在没有反对党的利用和官方协助的情况下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支持和重视。在第二阶段中，一些受害者及他们的支持者得到了更加完整和公平的对待。一些人起诉了窒素公司；一些人要求与公司高层直接谈判。总之，他们既赢得了金钱补偿，又使公司承担了应有的法律责任。
但问题依然存在，许多受害者没有得到认定，因此无法得到补偿，政府责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社会对受害者的歧视和迁怒始终存在。第三种“完全解决方案”始于1995年和1996年，许多未确诊的病人得到了补偿，但这一解决方案任然没有涉及政府的法律责任问题，也依然有部分受害者没有得到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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